黄夏年：佛教中国化不是口号，是关乎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根本大事

摘要：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必须坚持和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政府所提出和倡导的。中国宗教界人士，要认真意识到中国化是大事，因为它是关系到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根本大事。

“佛教中国化究竟如何实现？它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夏年教授在题为“怎样认识‘佛教中国化’”的论文中给出了解答。

论文引用大量历史案例与政策文件，揭示佛教如何从外来宗教转化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当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重要启示。

怎样认识“佛教中国化”

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一、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必须坚持和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政府所提出和倡导的。中国宗教界人士，要认真意识到中国化是大事，因为它是关系到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根本大事。

“宗教中国化”这个题目在中国宗教史上始终是存在的，而且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大地就开始了佛教中国化，虽然规模有大小，层次有高有低，人数有多有少。但是这些不重要，因为它表示的是佛教传播的正能量。很多佛教徒听说古老东方有一个大国，不仅有众多的人、众多的市场、更多的金银财宝，还有古老的伦理文化，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于是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僧人成千上万，因为佛教，丝绸之路进一步增添了文化含量，丰富了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总之，随着中外之间贸易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开始了，这是丝绸商路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外交流的巨大契机。商品是固定的，人员是流动的，观念是交流的，文化是创造的，佛教是信仰的，伴随着各种不同的产品与佛教文化的相互流传，各个地方都在观察与考验这些不同宗教。凡是有正能量、能够让人接受，并认为能提高宗教神圣性，并且带来了历史文化经验知识与有文字的经典，这种宗教就是最受欢迎的、也是大家要研究探讨的素材。

佛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化进程最早、最彻底的宗教，对中国民众生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产生全面影响，中国佛教徒又将中国思想融入其中，例如中国佛教将儒家孝道思想纳入佛教里面，宋代契松和尚就提出佛家五戒与中国儒家五常相通，佛教与儒道二教发生碰撞与互融，中国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2019年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指出：“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关系着我国佛教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前途命运，关系着中国佛教的政治面貌与精神风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强调：“今天，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不是已经完成的历史，而是当前和今后我国佛教传承发展的时代大势与前进方向，是一个伴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汲取我国古代佛教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使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摆在全国佛教界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①

“佛教中国化”是正能量行为。我们不要小看在中国佛教身上发生的“佛教中国化”，以及生成的中国思想界创新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吸收与理解，特别是译经活动，是中国对外文化中交流最重要的文化行为，大量外国文化知识传入我国，给我国知识界增添了丰富学识，中国人也因为有了外来的译经文化，文化更丰富，所以“佛教中国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又是外来的宗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必要措施，佛教所起到“中国化”示范作用的历史经验值得重视，“新时代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培育践行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理念，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传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在保持佛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使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团结我国各民族佛教徒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②

总之，“宗教的中国化”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能只被理解成让外来的宗教成为中国宗教这样简单的问题，它含有很多的意蕴，有很大的范围，对未来的宗教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中国宗教走上现代化的契机。历史证明，中国佛教要发展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二要有自觉的政治认同，三要融入传统文化，有了这三个根本认识，佛教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才能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二、怎样认识“佛教中国化”

“宗教中国化”原义就是要让外来的宗教变成我们中国人的宗教，让外来的宗教彻底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政府提出“宗教中国化”在政治上要自觉认同，这是坚持中国化的前提，主要反映在政教关系方面;在文化上要“自觉融合”，有了文化自觉,外来的宗教就会走向了融合道路，进入新境界;在做法上要自觉适应社会，不断地调整自己，发扬“契理契机”的精神，尽可能走与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佛教协会《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作了很好的说明：

本会要引领全国三大语系各民族佛教徒，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增强政治认同更加自觉、融入中华文化更加自觉、适应社会发展更加自觉，从而真正适应我国社会制度、社会道德和社会文化。

——增强政治认同更加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始终与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

——融入中华文化更加自觉。自觉传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在佛教思想、制度、文化、活动等方面体现中国风格，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中华文化。

——适应社会发展更加自觉。自觉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遵守和维护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主动服务社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履行社会责任，坚决抵制违规违法宗教活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

“宗教中国化”是宗教发展的问题，现代中国，宗教也是组成社会的重要部分之一，宗教的发展必然会牵涉到当代中国佛教发展问题。印度佛教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衰亡了，佛教在中国则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虽然佛教在中国诸宗教里是“中国化”程度较高的宗教，但是由于佛教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宗族社会的传统理念使中国佛教能够保持超稳定结构，到现在中国佛教宗脉传承与寺院管理传统等还没有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佛教毕竟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其对社会起到最大影响仍然是对信徒精神信仰与心理的影响。佛教即使已拥有很高程度的中国化元素，但是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社会里面，变化进程缓慢，与正在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保持了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二十年左右，新时代的中国佛教所要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儒道文化、礼乐制度、宗法社会，也不是太虚大师所面临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袭，而是高科技时代、互联网时代、后工业时代、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文明也开始向东方文明寻求智慧启迪。佛教怎样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怎样回应世界文明重构的人类诉求?这些重大时代命题要求中国佛教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展开新一轮的中国化进程，让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保持同步，助力中华民族早日圆成中国梦、启迪人类文明走向新格局。

“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佛教中国化的命题。政治认同是佛教坚持中国化的前提，主要反映在政教关系方面。政教关系是世界宗教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调整世俗社会与出世宗教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将宗教教职人员纳入政府体制下进行管理，这是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创造，对中国政教关系的定位起到保障作用，影响了后来千余年的佛教发展。

佛教从进入中国那一刻开始，就与中国政治发生密切互动关系。东晋道安法师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③的主张，明确宣称佛法要依靠世法才能传布。后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凉州被阻，进不了内地，只好替统治者算命。北魏法果法师每言太祖拓跋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又对人说：“能鸿(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④将统治者看作是佛(如来)，这是对神权与皇权作了统一的调适，也是佛教“烦恼即菩提”理论的灵活运用。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前提，政治认同对于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土壤中生存尤其重要。东晋道安法师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早就阐明了中国佛教界要自觉努力地主动与政府对接，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历代大多数佛教界人士都主张佛教可以与国家政治保持一致，可以为国家的安定与民族团结做出应有贡献。太虚大师特别注意到佛教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适应关系，认为佛教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都要进行不同形式的适应，具体地说，就是“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依止，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⑤在这个思维下，中国佛教界一直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运和民族的未来紧紧地绑在一起，每逢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受到威胁的时候，佛教徒都要主动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与民族。例如，明代少林寺组成僧兵，击退进犯的倭寇，保卫海疆平安。当代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到挽救国家危机的正义斗争，太虚大师号召全国佛教徒，“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平和。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⑥上海“八一三”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打响，佛教界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当然爱中国，所以中国佛教徒，不论僧俗，都爱中国。”⑦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僧人指出：“时至今日，多难兴邦，中国国民已能深知自己民族的本身之最后危险，故今日中国不仅政治上统一，一切都要统一化，最可宝贵者，为各界同胞之精神上的统一，故今日中国政府之巩固与权威，乃空前之所不能有，此皆全国国民心理统一之所铸成也。”⑧许多僧人已经看出，日本侵略中国，是“按其有预定之步骤，施其有组织之计划，意图鲸吞华北，进而蚕食东南。实行其大陆政策，完成其整个侵略，其心可诛，其肉可食。榆关既陷，平津危殆，民族存亡，系于一发。凡我中华民族，应奋起而执戈或杀身以成仁，或舍生而取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保领土，此其时也”。⑨为了国土的完整，在民族危亡之际，佛教提出：“我们现在有个口号：‘汉贼不两立!’‘汉’就是我们中国，‘贼’就是日本，这口号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与日本永远万世子孙都不能站在一起的。因为日本在近百年来，压逼我中国、逼害我同胞的事件太多了，我们中国人民蒙受的奇耻大辱太深了，这种仇恨，永远不会忘失......”⑩

在封建社会，不管是“佛”还是“天”，都是人为设置的尊上神，佛教徒既为佛的弟子、天的子民，就要发挥“佛天慈好之心”，为民祈祷，变祸为福。在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佛教中国化”在“政治上的自觉认同”，就是要佛教界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配合政府的工作，带领广大信众建设美好的国家，完成“佛教中国化”，真正做到“政治上的自觉认同”。

宗教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人类精神活动最早的形式之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一直不能穷尽，许多民族都以宗教文化作为本民族的精神所依之一，并发展成民族文化。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说：“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⑪佛教是印度传来的外来宗教文化，传入中国，首先是以宗教文化为载体而开始立足，当时人们并没有看重佛教的神祇造像，而是对它的清净无欲思想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将佛教看作是道家无为方术之一，愿意加以研习。东汉楚王刘英是最早接受佛教的信徒，在他的眼里佛教是黄老术中的一种，以清虚无为、不杀去欲为特点，可见佛教最初进入中国就是以文化的面貌而被人们接受，显示出佛教的中国化首先是文化的吸收，然后再是宗教的崇拜之特点。

赵朴初会长说过：“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⑫中国是一个开放国家，从汉代开始就已经与域外发生密切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带动了文化交流的全面开展，通过陆路和海路两大丝路，世界主要宗教与文化形态都先后传入过我国，其中佛教占有绝对的优势。从东汉到唐代的六百余年的时间，印度来华传送佛教文化的僧人达一百七十多位，他们在中国翻译了五千多卷佛经，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翻译印度佛教的经典中，中国佛教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参正润色，说明分析，使经文达到上乘水平。中国佛教徒自觉地将印度佛教的理论教义与中国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选择那些对中国文化有帮助，能够提升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些思想理论和教义，又将这些教义理论做进一步的改造，让它们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传播到域外，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挖掘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因素，挖掘宗教思想文化里有益于当代社会的教义理论和宗教道德，发扬创新文化的理念，将两千年来佛教的精髓，通过文化更新的手段，让传统佛教思想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新的光芒，自觉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佛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化进程最早、最彻底的宗教，对中国民众生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立足于区域佛教历史及文化，以点带面地剖析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及特点，为佛教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社会提供资鉴，是佛教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信教的民族地区，宗教对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更是显而易见。中国宗教之所以能够长期发展不衰，其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有这个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宗教能够始终不断地调整自己，尽可能走与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品质。佛教是中国化进程最早、最彻底的中国宗教，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其最重要的就是佛教始终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与社会发生相适应的互动，最后与整个社会相融。佛教强调契机契理，“契机”是要善于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契理”是要让佛教的义理适应社会，进入人心，中国的佛教徒继承佛陀的“契理契机”的精神，把它发扬光大，自觉适应社会，与社会发展同步，为当代中国佛教做出新的贡献。

原标题丨怎样认识“佛教中国化”

本文初发表于2022年“佛教中国化与当代寺院建设”学术研讨会，收录于《佛教中国化与当代寺院建设》（觉群文库·觉群人间佛教丛书），15-21页。

参考文献

① 2019 年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

② 2019 年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

③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大正藏》第 55 卷，第 108 页。

④ 魏收：《魏书》卷 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31 页。

⑤ 太虚：《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太虚大师全集》第十篇“学行”。

⑥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即由庐山发出电文，呼吁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此为电文之主要内容。

⑦ 《我们对于日本佛教的态度》，《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十二号，1936 年 12 月 15 日出版。

⑧ 法舫：《我们对于日本佛教的态度》《法舫文集》第五集，第 31-33 页。

⑨ 谛闻：《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谛闻影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