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中午，我正往麻辣豆腐里撒葱花，锅里冒着滚滚热气，像北城冬天的蒸汽暖气，憋着劲儿要喷出来。窗口前排了一串孩子，书包往肩上一甩，嘴里还念叨着什么课代表、演讲、竞赛。我把饭盒递过去，抬眼一看，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伙子站在队尾，嘴角带着点不耐烦的弧度。

那天中午，我正往麻辣豆腐里撒葱花，锅里冒着滚滚热气，像北城冬天的蒸汽暖气，憋着劲儿要喷出来。窗口前排了一串孩子，书包往肩上一甩，嘴里还念叨着什么课代表、演讲、竞赛。我把饭盒递过去，抬眼一看，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伙子站在队尾，嘴角带着点不耐烦的弧度。

他对前面的同学说：“你那句发音不对，是‘present’，重音问题，你不懂。”

同学笑笑：“行，你厉害。”

我端着勺子，习惯性地看他嘴形，听他把那个词拖得像被人拉着耳朵，觉得别扭。等他轮到窗口时，他说：“要个鸡腿，米饭少点。”

我摇了摇头，忍不住说了句：“同学，刚才你那‘present’，如果是动词，就该prɪˈzent，不是ˈpreznt。”

他愣了一瞬，随即笑了下，笑容薄得像纸：“一个卖饭的懂什么。”

这句话像一支冰凉的签子，从我胸口穿过去。

我没再说话，手上动作不停，给他把鸡腿摆好，顺手又加了一勺青菜。他拿了饭盒，转身时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多给了一勺菜。其实我也不明白，只是这年头，劝一劝人往往会换来别扭，添一勺菜至少不会伤人。

他走后，我背后还有人催：“大叔，能不能快点？”

我应了声：“来了。”蒸汽扑在脸上，眼镜上蒙了一层雾。

午高峰过了，大厅里人潮散去，地面上零零落落的米粒贴着鞋印。我擦了擦台面，坐在凳子上喘气，手边是那本旧旧的英汉词典，封面已经被油花熏得发黄，夹页里是我二十多年前画的符号。每次翻开，词典都带着油盐的味道。

我叫徐平，今年五十三，北城第一职业中学的食堂大叔。孩子们叫我“豆腐大叔”，因为我做的麻辣豆腐入味，辣得恰到好处。我做饭是认真的，像对待每一碗汤，心里都有分寸。

只是偶尔，也会忍不住纠正一两个发音。

我知道这事儿在别人眼里古怪。一个端盘子的，喜欢跟学生说发音，就像个木匠偏要跟医生讨论手术刀怎么握似的。但我有我的缘由。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引子

北城的秋天来得忽冷忽热，校园里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我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进后门，车篮里放着两袋葱、一块豆腐，豆腐是我喜欢的那家店的，豆子磨得细，切起来有韧劲。

灶台上的老陈已经开火，蓝火苗舔着锅底，发出爬行的细响。他汗湿着毛巾，扯着嗓子喊：“老徐，八点半了，快点拌凉菜！”

我把手洗了干净，拿起黄瓜，就着案板的木纹一刀一刀切，刀背敲打的节奏像老家村口的锣鼓。我手腕有些痛，是年轻时拿锤子打铁留下的旧伤。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像老式缝纫机。窗户外面学生跑操的脚步声整齐，口号拉成一条线，我心里忽然浮上那句“present”，抹不开。

我不是爱多管闲事，但耳朵就是爱听这种东西。这习惯，是从香港码头那会儿留下的。

第1章 骨头里的枪炮声

当年我十八，北城钢铁厂刚好开始裁员。父亲躺在家里，咳嗽声像拉风箱。我娘在火盆上烤地瓜，眼角纹像裂开的干地。我那时学徒满三年，还没转正，就被通知“缓聘”，也就是让我回家等消息。倒不是厂里不需要人，是机器换了新的，我这套手艺被淘汰了。

我窝在屋里，心里像掉了个空，床板硬得像铁板。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年冬天特别冷，河面冻了厚厚一层，我们几个年轻人站在冰面上往桥下吐口水，看它结成冰花。有人说：“南方工地缺人，去了能挣六十块一个月。”有人说：“深圳好，包吃包住。”有人又说：“香港，能见识世面。”

最后我们谁也没去南方工地，也没去深圳。我们搭了辆货车，拉到天津港，找了个船，去香港。

那是九零年，东风吹起，潮水涌动。

船上的日子苦，仓库里一股油味儿腥气，辣得人眼睛流泪。我们这些外来人，刚上岸就是搬货、洗地、抹油。每天搬那些铁箱子，肩膀磨破皮，把盐水浸进我的骨头里。

港里的兴旺也是真，不到一周，我就学会了三种骂人的粤语，学会了跟保安打哈哈，学会了站在码头边看那些穿衬衫的男人拿着公文包冲进冲出。

有一天午后，一艘货轮上有个英国人下来了，穿着白衬衫，领口开着扣子，脖子上有一条脖链子。他站在码头上，皱着眉头对着一个港务员说了半天，港务员摇头，他也摇头，最后两个人都摊手，脸上的肌肉在阳光下抽动像鱼。

我站在一旁，看着那英国人的嘴。他说的词我听不懂，但那句“present”我听清了。

那时港口有个香港小伙子，姓梁，大家叫阿梁。他心眼儿好，总带我去吃茶餐厅。他说：“老徐，我教你讲几句，至少买东西找路总得会。”

于是我开始捡单词，像捡别人扔下的烟头，捡了掐灭，塞进兜里。阿梁买了一本小词典给我，封皮是蓝的，上面印着“牛津”。我拿着它，像拿着一本圣经，晚上一个人在集装箱背后，借着灯光看书。眼睛红红的，风吹在脸上，皮肤干裂。

每个单词都像一颗石头，砸在脑子里。也有滚烫的。阿梁说：“这个词要注意重音，你讲错别人就听不明白。”

他敲敲桌面，像敲我脑袋：“present，有两个发音。名词的时候，ˈpreznt，礼物；动词的时候，prɪˈzent，呈现。如果你讲错，别人以为你讲礼物。”

他又笑：“等你谈恋爱跟女孩子讲礼物就讲这个。”

我哪有谈恋爱的心。那时候我想的是多挣一点，多寄一点给家里。父亲还在咳，娘还在缝衣裳。我就把每一个“present”都背在心里，像背着一袋袋水泥，往家里扛。

码头风干了人的皮，也磨硬了人的心。我后来进入一个物流公司做搬运，跟着一些外国人走走停停。他们说话时嘴里的“t”弹出来，像小石子弹在玻璃上，“r”卷起来，像舌头在牙齿上游。我就学，没谁教我考试，都是靠耳朵、靠嘴。

有一次，他们要做一个安全培训。我们这些搬运工站成一排，戴着黄色安全帽，汗顺着脖子往下流。一个英国人拿着一本讲稿，讲了半天，我听懂了个大概，知道他在讲“安全第一”，讲“危险品”不能靠近火。

他突然把手一摊，冲我们笑：“Any questions?”

大家看他，又看彼此，没人说话。我心里有个东西往上顶，我想问他那个“flammable”和“inflammable”到底是不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两个看起来相反的词意思一样。可我没敢问。

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最后没发出声。那个“Any questions?”空在空气里，像漂浮的气球，没人伸手去牵。

后来，我一直记得那句“Any questions?”也记得那个“present”的重音，就像记得北城冬天的风和春天的冰融。

在香港待了七年，父亲走了。那一年我三十。娘寄来的信上是两滴泪的痕迹，纸壳都湿透了。她说：“回来吧。”

于是我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北城的厂子已经全倒了，铁锈染黄了河水。旧友散了，阿梁发了短信来说：“老徐，我结婚了。”我回了他一个“祝福”，然后把手机放进裤袋，坐在老房子门口，听娘的缝纫机呼噜响，像以前，但也像不以前。

我没了最初的打铁工作，冯叔把我带进了学校食堂，说：“徐平，你手脚麻利，来帮忙吧。”于是我成了食堂的人。

一锅又一锅，一天又一天，日子就像流水一般往前流。

第2章 孩子和锅边的蒸汽

学校里的午饭时间是一阵风，掀起了锅边的蒸汽。孩子们像水流一样涌来，冲着窗口喊：“大叔，多点菜！”“阿姨，少一点盐！”这声音里有任性的天真，像我在香港码头听过的海风，带着咸味儿。

我开始喜欢这些声音，也开始分得出他们的区别。有个女孩笑起来声音细细的，尾音上扬；有个男孩总是躲在队伍后头，嗓子沙哑；还有那个黑框眼镜的小伙子，语速快，句子里偶尔夹几个英文词，说的时候嘴角会翘一下。

他叫高衡，18岁，高三，英语课代表。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老曹说的。老曹在食堂洗盘子，上下牙齿磕得“哒哒”响，笑起来没牙齿的地方扁下去一块。他爱打听这些孩子，说：“我们做饭的，也要知道吃饭的人是谁。”

老曹还说：“那小子听说要去参加市里英语演讲比赛，准备了半个月，压力挺大。”

我点点头，心里想起那个“present”。也许，他那晚背稿子的地方，就卡在这个词。

我没有什么要帮他的冲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河要过。但那天他对我说了那句“一个卖饭的懂什么”，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同时也凉了一下。这个凉，不是因为他轻视我，是因为我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站在码头边，把想问的话咽回去的自己。

那天晚上我值晚班。食堂的灯有些黄，底下的桌子脱了皮。晚自习前，来吃饭的孩子不多。我正把手洗干净，准备切点葱花，黑框眼镜的小伙子从后门进来，手里拿了个饭盒，估计是前面一窗口没菜了，绕过来找我。

他看着菜单，嘴里念：“鸡腿、红烧茄子、拌黄瓜。”他抬头：“叔，给我来一个鸡腿，一点茄子一点黄瓜。”

我眼睛看着他手里那张稿子，稿子边角起毛，手汗浸了一片。他抬手去擦眼镜，动作有些急。我有点想笑，又忍住了。

我把菜装好，递过去。他说了声“谢谢”，声音比中午柔和一些。我突然说：“你那演讲，主题是什么？”

他愣了下，说：“关于‘科技改变生活’，讲人工智能未来。”

我哦了一声，说：“那你开头怎么讲？”

他皱了下眉头，像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卖饭的要问这个。他说：“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站在时代浪潮的肩膀上，blahblah……书里那套话。”

我点头：“那也不错。只是，开头真诚一点，别人爱听。”

他笑了笑，没接话，转身要走。

我忽然叫住他：“同学。”

他回头。

“present还是present，你自己斟酌。”

他脸上有一瞬的尴尬，眼神有一点倔。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动词还是名词？”

我耸耸肩：“看语境，看句子下一个词怎么接。你刚才那句‘present ourselves to the new challenges’，如果重音放前面，就成了‘礼物我们自己给挑战’，不通。”

他看着我，像第一次看见一个陌生人。我笑了笑：“拿走吧，别耽误了。”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转身问：“你学过英语吗？”

我说：“学过一点。”

他点头，嗯了声，走出去时脚步微微快了一点。门板弹回来，发出一声闷响。

晚自习的时候，我坐在烂木椅上，背靠墙，翻着那本旧词典。字母“p”那一页泛黄得厉害，我用铅笔在旁边写过几个音标，歪歪扭扭。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写的。现在看起来，总觉得像另一个人写的，那个另一个人活在码头风里。

脚步声在食堂门外响起来，带着放学后松弛的味道。是孩子们的笑声，低低的。他们没人会把那个“present”记很久，他们也不会会记得一个食堂大叔说过什么。他们记得的是谁给了他们鸡腿，谁多加了一勺菜。

我合上词典，摸了摸封面。那封面凹进去的地方，像我心里那些留下的印子。

第3章 冲撞与过往

所谓“一个卖饭的懂什么”，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话，也是十年前我在北城某条巷子里听到的画外音。

我那时刚回北城，做临工，搬水泥，拎钢筋。一天中午我去工地旁边的小饭馆吃饭，点了一碗面，老板娘手脚麻利，面打得劲道。我和一个年轻人拼桌，他穿着蓝色工作服，啃着大骨头。电视上播新闻，讲某城市请国外专家做城市规划。

我说：“国外专家讲的那个水系断点，我觉得不太对。”

年轻人看我一眼，说：“你是学规划的？”

我摇头，笑笑：“不是，我就是搬砖的。”

他哼了一声，低头接着啃骨头。这种哼声，我后来在不同场合听过很多次。它像一个小槌敲在心上，不疼，但会一下一下，让你知道你的边界在哪儿。

后来我习惯了。习惯别人看我的眼神，习惯别人觉得我的手里除了勺子和锅铲就握不住别的东西。习惯之后，就不再想解释。

但习惯不是麻木。我的世界里也有不服气的时候，只是到后来都化成了清汤里的一层油，我用勺子撇走，浮在嘴边的就只有某个特定词汇的音，或者某一个做肉的火候。

我在食堂看到很多孩子。有人吃得很快，咬东西像打仗；有人吃得慢，把青菜一片片挑出来。偶尔也有孩子会跟我聊两句，问我菜是怎么做的，我会笑着讲点诀窍。也有人问我：“叔，你以前做什么的？”

我有时随口说：“打铁。”他们眼睛会亮起来，觉得那是一种好看的手艺；有时候我说：“拉货。”他们就点点头，像听到一个平凡的词。

那天晚饭后，老陈坐在门口抽烟，他抽烟的时候总眯着眼，好像烟雾里有什么东西。他说：“你是不是又跟学生讲英文了？”

我笑：“你怎么知道的？”

他哼哼：“你那操心劲儿我看了这么多年了。别总想教人，教人难，容易被怼。”

我说：“我知道。”

他抬眼瞥我，咧嘴笑：“不过你总有点怪本事。那些孩子，能听你一句话就少走点弯路，也不坏。”

我不讲话，心里有点温热的东西翻滚。像汤锅里那一小股微微沸腾的泡，冒出来又沉下去。

我想起十年前回来那年，我接老娘去了我住的出租屋。屋里潮湿，墙皮掉了，床铺上铺着一条旧被。娘坐在床边，捏着我买的菊花茶的袋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她说：“外头的世界你看过了，现在也该安生了。”

我说：“嗯。”

她又说：“你小时候老师说你脑子不笨，只是命不在书上。现在有个稳定的，就是安稳。别再跑了。”

我笑，说：“不跑了。”

她拉着我的手，手掌上的茧和我的茧贴在一起，像两块粗糙的布互相摩擦。她说：“你读的那些东西，也别扔了。人这辈子学的，早晚用得上。”

我点头。她不知道我学的是什么，她也不在乎。她只知道她的儿子在晚风里捧过一本书，那就够了。

那晚我回到食堂宿舍的时候，摸出抽屉里的那本词典，翻到“inflammable”的地方，笑了笑。那句“Any questions？”再次在脑海里飘过，我想，如果当初我问出口，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岔路？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人生很少因为一个词变得完全不同。它像烹饪，调料再多，汤的骨子还是那根骨头熬出来的味道。

第4章 冰上的摔跤

几天后，学校举行了一次模拟演讲赛。那天我请了老陈帮我看一下灶台，说我去一趟操场边取个东西。他骂我：“你又要干嘛？”但还是摆摆手：“快去，半个小时回来。”

我过去的时候，演讲已经开始了。我没有进去，就站在礼堂后门，透过半开的门看。光打在台上，像一条白练落下。台下烛光一样的眼睛一片一片，闪烁着。

高衡穿着白衬衣，领带打得有些歪。他站在话筒前，深吸了一口气。我看见他手里那张稿子。我这时候才第一次仔细看他。他有点单薄，肩膀不宽，手指却很长。站在那里，他看上去像一个努力把自己撑起来的少年，随时都可能被风吹弯。

他开口了。第一句没有用那句套话，而是讲了他小时候第一次见到爸爸用按键手机的视频功能看姐姐的视频。他说那时候他觉得世界好大，好神奇。他笑了，两颊有浅浅的梨涡。

他后来讲到了“present ourselves to the new challenges”的那句。我屏住呼吸，像看别人走在冰上。

他把重音放在后面。

那句发音顺滑地从他嘴里流出来，像一条光滑的鱼滑过水面。我心里的那锅汤呲哧了一声。

演讲结束，掌声很多。他的眼睛里有光，是一种只有十八岁才有的光。他鞠了一躬，走下台。台下有人拍他的肩膀，有人给他竖大拇指。他笑得有些傻，像某个春天的午后晒着太阳的小狗。

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我抬头，仿佛灯光刺到眼睛。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我在码头上看夕阳的时候，这种感觉来得频繁。后来进了食堂，日子变成重复的波浪，这种感觉就稀疏了。

走出礼堂，我背着手慢慢往回走。走在校道上，两边梧桐叶子沙沙，地上的落叶被脚扭开，发出一声声干脆的响。

回到灶台，老陈正骂：“你这人，半个小时能变成一个小时？这锅差点糊了！”

我笑着接过勺子：“不是给你凑热闹嘛。”

他翻了个白眼：“拉倒吧。”

晚饭后，老曹蹭过来：“老徐，那小子讲得不错啊。”

我点头，没说别的。他又说：“你心里高兴吧？别装。”

我笑，但没承认也没否认。

夜里宿舍床板咯吱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滚动的是那些词，像锅里滚动的丸子。我想起阿梁，我想起那句“Any questions?”我想起父亲咳嗽声，想起娘捏着我的手。还有一个音在耳边回荡：prɪˈzent。

我忽然很想找一件东西，像当年我记录每一个搬运动作那样，认真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但我手疼，长时间握笔会疼。手机打字也慢。

我最后把手按在胸口，用一点力，像安抚自己。

第二天我还是去切菜，还是按时按点把饭菜上出来。我把葱花撒得均匀，汤勺里是熟悉的重量。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人知道我心里那股小小的欢喜。

一周后，市里的演讲比赛开场。我没去看直播。老陈在手机上看了一会儿，说：“你那个学生拿了三等奖。”

我哦了一声，继续去炸鸡腿。我听到油里发出“滋啦”的声，像掌声。不过很快，油的声音盖过了所有声音。鸡腿一面金黄，我翻了个面。

有人在窗口喊：“大叔，鸡腿。”我笑：“马上好。”

第5章 风波涌起

事情在第一个平静的周末后起了另一番风波。

星期一，午餐时间，我照旧拌好了凉菜，端着勺子，一拨孩子来。一双手把饭盒伸到我的窗口，是高衡。他抬着头，眼睛有点红。他说：“大叔，能多点海带吗？”

我给他多了一勺海带。他拿了饭盒没走，站在那里挤后面的人。他说：“大叔，上次……谢谢。”

我笑笑：“吃饭要紧。”

他“嗯”了一声，刚要走，又像想到什么。回头问：“你以前，是不是在外面待过？”

我说：“嗯，在香港。”

他眼睛亮了一下：“那……你现在怎么在食堂？”

我看着他，想说“生活”，但觉得这两个字太薄了，像纸，扯一下就破。我没有回答，他等了一会儿，见我不说话，尴尬地笑了笑，说：“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说：“没事。”

那日下午，我照常收拾，擦台面。忽然有两个老师从门口走过，一个是教导处的王主任，他一向板着脸；另一个是英语组的李老师，四十多岁，带眼镜，声音有些尖。他们边走边说，声音不高，我却听到了几个词：“食堂”“越界”“学生”“影响”。

我把布拧了又拧，水滴往下滴，滴在脚背上冰凉。

不出所料，傍晚我被叫去办公室。

王主任坐在办公桌后，手指敲着桌面。他的手指很长，有点像指挥棒。他说：“老徐，最近有学生反映，说你在窗口纠正他们的英文发音，还建议他们演讲怎么开头。这样不好。”

我看着桌上的一盆仙人掌。它很小，刺却很扎。我很想问，是谁反映？但我忍住了。出于某种习惯，我先说：“不好意思。”

王主任严肃地说：“不是说你人不好，也不是说你做得不对，但我们学校是有分工的。你是食堂工作人员，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好。不要在学生面前越界发言，容易造成误导，也给老师带来困扰。”

李老师坐在旁边，镜片里反光。他补了一句：“是啊，他们是孩子，容易被外界意见影响。我们讲的也许有整体考虑，你讲一句，他们就会断章取义。再说，发音这个东西，有专业性。”

我听着“专业性”三个字，心里像被牙齿咬了一下。

我郑重地点头，说：“知道。我以后注意。”

李老师点点头，又说：“你也不用太在意，大家都没有恶意。”

会议很快结束。我从办公室出来，走廊里空空的。我走到楼梯口，听到楼下有人在唱歌，调子跑得厉害。我站了一会儿，突然笑了一下。不是苦笑，就是笑。因为这个世界无论哪里都有调子跑的，而有时候跑了也不影响人家高兴。

晚上我回宿舍，老陈问：“怎么了？”我把事情说了。他咂舌：“哎呀，这口气，是不是憋得慌？”

我摇头：“不慌。我本来就不是老师。我只是……听到哪个音不对，会忍不住提醒。”

老陈点点头：“下次少说一点。谁爱听谁不爱听，不是你能管的。”

我说：“嗯。”

他递给我一根烟。我很少抽，也很少拒绝这种时候的烟。我接过，点着，吸了一口，呛得咳嗽。烟雾在胃里打圈，我像被一些旧时的影子围住。

第二天我在窗口把嘴巴紧紧闭着。孩子们喊要辣不辣，要多要少，我就做，手上像机器。有人拿着英语书站着吃，我看也不看。老曹在一旁低声哼歌，洗盘子的声音和他的歌混在一起。

到了下午，老曹把一个手机递给我：“上网看看。”

我不会玩这些。老曹滑给我看，是个学生的朋友圈截屏，上面写：“某食堂大叔教我念present，我冷笑，他却没生气，反而多给我菜。现在想想，有点后悔。”

下面一堆评论，有人说“哈哈哈你也有今天”。也有人说“人家大叔也是好心”。还有人转发了这个，说：“每个岗位都有高手。”

我看着这几个字，心里像被阳光照了一下，又像有人向上一掀，把一点泥土翻出来，露出下面的一点点嫩芽。

事态并没有在此结束。第二天，学校论坛上出现一个帖子，标题是：“我在食堂被纠正英语发音，是越界还是暖心？”

帖子里有人讲了我的事，匿名。底下的回复很多。有人说我多管闲事，说食堂工作人员不该这样；也有人说我难得，说这个社会需要“有心的普通人”。争论你来我往，像两拨人在拔河，绳子中间绑着一块红布。

我看着这些字，有一种奇妙的疏离感。好像他们讨论的不是我，是某个虚构出来的角色。他没有我的骨头，没有我的茧。

王主任后来又找我，说：“先别在窗口讲这些，等风波过了再说。”

我说：“好的。”

接下来几天，我确实一句也没说。孩子们来来往往，他们的喜怒都贴在脸上。我像一座老石头，风吹过，鸟落过。我看着他们，但不发声。

第6章 自尊的边界

那段时间，忙里偷闲的时候，我会把那本词典拿出来，在角落待一会儿。我想起了一个词：“dignity”，尊严。

尊严对我而言是什么呢？是当年码头上，有人叫我“Hey you”而不是喊我名字时心里那一下不舒服；是后来回北城，别人说“你就是做饭的”时我笑而不语的那份平静；也是我在窗口纠正了一个音，却被说“一个卖饭的懂什么”时胸口那一下被刺的痛。

尊严不是外界给我的，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它像我做的鸡汤里的那几片姜，不多，但要紧。

晚饭后，我走在校园的路上。晚风带着树叶的味道，像旧房子的气味。学生三三两两从教室出来，叽叽喳喳。篮球场上有一群孩子在打球，球拍在地上的声音像鼓点，稳稳当当。

有一个男生从我身边跑过去，回头喊：“大叔！麻辣豆腐不要那么辣了，昨天辣哭我了！”

我笑着答：“那你就多喝汤。”

他笑着跑远。笑声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扑棱棱飞走了。

我走到操场边，停下来。操场灰白，跑道红红的。孩子们年轻，汗的味道从远处传来，带着活着的气息。我忽然觉得，我在这里的角色，是一个看护者。像我在香港港口看着那些货从世界上某一个角落来到这里一样，我现在看着这些孩子从这里到更远的地方。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准备回去。背后有人叫：“徐叔。”

我回头，是高衡。他喘了喘，说：“我家长想见你。”

我有点愣。心里第一反应是麻烦到来了。第二反应是，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三反应是，我该去吗？最后我点头，笑了一下：“好。”

我们约在周末下午，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茶馆安静，墙上挂着几幅字，都是些“静心”“修身”的内容。茶汤清亮，像小河的水。

高衡的父母来了。他的父亲四十多岁，做工地的，手掌粗，指节上有老茧。他的母亲瘦瘦的，穿着一件旧毛衣，眼神谦和。他们进门时显得有些拘谨。

高衡先开口：“爸妈，这就是徐叔。”

他父亲立起身，握住我的手，说：“徐师傅，感谢你上次提醒孩子，帮了他。”

我忙摆手：“哪啊，我就是顺口。”

他母亲笑：“孩子说你尽心，给他很大鼓励。我们家里也不是特别懂这个，能遇到您，我们挺安心。”

我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原来是谢谢。原来那个匿名帖子里也许有他的字。原来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我“越界”。

话没说两句，茶还没凉透，一个人推门进来。李老师。他看见我们，微微一愣，但马上笑了，往我们桌上走来。他说：“这么巧。”

我站起来，点头：“李老师。”

他对高衡父母笑：“你好，我是孩子的英语老师。”他又看我：“徐师傅也在啊。”

他在旁边坐下，笑着说：“这件事，挺热闹的。网上也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顿了顿，“但是，规矩还是要有。学校里，老师负责教书，食堂负责做饭。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

高衡父亲听见“规矩”两个字，背挺了一下。他说：“对对对，有规矩好。我们也不是不讲规矩的。”

李老师笑：“嗯。您放心，孩子的发音、演讲，我们会盯着，教好。”

他又看我，眼神里带着一点复杂。我看得出来，他既有职业的谨慎，也有作为一个人那点不能被打动的边界。他大概也在想：一个食堂大叔，怎么会知道这些单词的发音？

我笑：“这些年，学过一点。您别在意。”

他点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互相理解，彼此敬重。”

茶馆的风铃轻轻响了两下，像是谁轻轻敲了一下玻璃。我低头看着茶汤，里面有一片叶子在旋转。

那天散场的时候，李老师站在门口，叫住我。他低声说：“我老婆的表弟在码头干过，他也会讲几个单词。我大概能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愣了下，笑：“我已经很久没在那边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你挺不容易的。”

这句话像冬天里的一杯热水。我点头，目送他离开。太阳从窗外斜斜下来，照到桌面上，茶杯边有一圈光。

第7章 玻璃后的风景

风波过后，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除了偶尔有孩子会拿英语问题来问我，我都笑着摆摆手：“问你们老师。”他们会失望地嘟嘴，我就给他们多盛一勺汤。后来他们学会了套路，会先问：“大叔，这汤还能再来一勺吗？”我装作不知道，给他们加了一勺，然后说：“下回别总喝汤，菜也要吃。”

人活到我这个年纪，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时候说，怎么说。换句话说，就是“分寸”。

有一天午后，我把窗户擦干净。玻璃擦净了后，我看到自己在玻璃里的倒影。额头多了几条纹，眼睛的角落有细细的鱼尾。玻璃后面，是操场，是梧桐，是孩子们。我突然觉得自己像这块玻璃。透明，隔着，把里面的热气挡住，让外面的风从小小的缝里钻进去。

我喜欢在下午远一点的操场边看书。看什么书？不限。有人送我一本旧版的鲁迅，我翻了翻；有时候我会拿出那本小词典，随便翻到某一页，读几个单词。读完之后，不见得会用，但那几个刻过口腔的音，会落在心里很久，像雨落地。

我还会去听英语组的公开课。站在门口，不进。听那些年轻老师，用自信的声音讲“how are you”，讲“be动词”。他们的发音有时也会带点口音，但流畅，年轻。孩子们跟着念，一起喊：“present！”我忍不住笑，想：重音，重音。这时候我不会再讲。我收回我的声音，站在门口当一棵树。

这一段时间，老陈常看着我笑。他问：“你是不是看开了？”

我说：“可能吧。”

他“嘿嘿”笑一声：“人这一辈子，有时候看明白就好。”

我想起我父亲看天的时候。他坐在门口抽旱烟，眼睛眯成一条缝，说：“天要下雨了。”过一会儿果然落下两滴。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看云。”人老了，眼睛里的东西多，心里的字也就多了。

晚上我走过教学楼，听到音乐教室里有钢琴声。那一刻我忽然有点想哭。我很久没有这种不由自主的流泪欲望了。谱子落在空中，像蒲公英，飘啊飘，落在每一个人不经意的肩头。

一个人一辈子，有多少个不经意呢？在香港码头我不经意从一个英国人那儿捡起了“present”的重音，在北城食堂我不经意对一个孩子说了一句，在学校办公室我不经意收下了一个规矩。在这所有不经意的夹缝里，日子长成了今天的样子。

第8章 拨开的雾

冬天来了，北城的风变得硬了。我去菜市场买菜，摊贩的手冻得红红的。菜价涨了，蒜涨得夸张，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拉长。我拿着财务给的那本账本翻了翻，眉头皱起来。得想办法，省一点。

回到食堂，我把大骨汤熬得久一些，用骨头熬出更多的味道，这样盐就不用放太多了。孩子们喝的时候会觉得鲜，不会觉得口重。老陈说：“你啊，这一辈子就把这汤熬好了。”

我笑：“熬汤也是本事。”

再过几天，学校里要举办一个冬季趣味运动会。孩子们在操场上练习，有一个项目叫“你说我猜”，一个人比划，另一个猜词。英语组也参赛。我在旁边看了看，他们比“present”，比“future”，比“robot”。我看着他们的年轻，笑着把帽子扣紧。

运动会那天，我被安排去负责补给，给各个班级送热水和姜汤。孩子们围着我，接水时手伸出来，冻得红透。我说：“慢点，烫。”他们说：“谢谢大叔。”有的孩子还说：“大叔你辛苦了。”

我摇头：“不辛苦。”

体育老师夹着哨子从我面前走过，冲我点点头。我心里有些感动。从那天办公室的一句“规矩”，到现在运动会的一句“辛苦”，这中间不见得有因果，但我的心里，总算轻了一些。

运动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英语组的“你说我猜”，开场前他们来到我的窗口，递了一杯姜汤给我，说：“徐师傅，喝一口。”我愣了一下，接过，喝了一口，胃里暖了起来。李老师站在后面，冲我点点头。

比赛开始，孩子们一阵狂欢。我在群众里站着看。有一个词出现，屏幕上打出来：dignity。比划的女孩先是直起腰，双手放在胸口，然后手往外摊，像在推开什么，再把头高高抬起。我看着那个动作，鼻子又酸了一下。猜的男孩迟疑了一下，大声说：“尊严！”下面一片叫好。

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东西：我父亲临走时抓着我的手，我母亲在我回家的那一天煮的糖水，我在码头上听到的“Any questions”，我在食堂被说“一个卖饭的懂什么”，我在办公室听到的“规矩”，我在茶馆里喝的那杯茶，以及所有锅里的蒸汽。

我突然觉得，我终于拨开了一层雾。不是因为谁给了我什么，而是因为我穿过了一段路，路上有风，有雨，有冷，有暖。到最后，我还是我，手里还是那把勺子。

有人会说：你就这样了吗？你就甘心了？我想：而甘心不是放弃，是承认自己力量的边界，同时守住自己的灯。我的灯不大，但能照亮这一方灶台，照亮这几张孩子们的脸。

我看着孩子们，轻声给自己说了一句：“prɪˈzent。”

第9章 春天的英语角

冬天的尾巴还没完全过去，新学期来了。校门口的标语换了，写着“扬帆起航”。孩子们长高了半块砖，声音也慢慢变粗了。

有人提议办一个英语角。地方在图书馆后面的花坛边。星期四下午，老师带着学生们在那边围成一圈，交换他们的“hello”和“how are you”，讨论“AI”“未来”。我远远看了一眼，又走了，回厨房和土豆较劲。我把土豆切成薄片，放在锅里和肉片翻炒，撒上葱段，香味沾满了蒸汽。

那天下午，李老师来食堂找水。他看见我，把杯子递过来，说：“来点热水。”

我接过，给他倒满。他说：“我们在办英语角。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我怔了一下，笑：“我不去，免得越界。”

他也笑，说：“不是课堂，谁都可以来。你去也可以不说话，就站着听，像一棵树。”

他用了我曾经自己对自己说过的话。我点头：“那我去看看。”

英语角里，孩子们围着，拿着课本，也拿着生活。一个女孩谈她看的一本英文小说，另一个男孩说他喜欢的美国歌手。李老师不管他们怎么跑，只把方向掌握在一个宽的范围里。我的心放开了一圈。

过了一会儿，有个小男孩举手说：“我总是记不住这个词‘carry on’，一紧张就讲‘carry in’。”

几个孩子笑起来。李老师笑：“紧张正常。你们可以互相纠正。”

那个男孩望向我，突然问：“徐叔，这个‘carry on’你怎么记？”

我愣了愣，孩子们的眼睛都看过来。我看了一眼李老师，他微微点头。我说：“我在码头的时候，有个英国人在海关大厅被拦下，他对着对讲机说：carry on。他手指指前方，意思是‘继续’。他用手比了一个往前的动作。那次之后我就记住了这个词。因为有了画面。他嘴里的‘on’很短，像一个跳板，跳过去就过去了。”

孩子们笑起来，眼睛亮了，像星星。那个男孩学着我比划的动作，对着旁边人说“carry on”，说完自己也笑。笑起来像夏天的风，一口气吹散了花坛边的枯叶。

英语角结束时，有个孩子走过来，悄悄对我说：“大叔，我以前也以为你就是做饭的。现在觉得你厉害。你知道好多。”

我摆摆手：“我没厉害。我只是看得多一点，记得慢一点。”

他笑：“记得慢一点？”

我说：“对，人老了，记东西慢了，但记下的就不会太快忘。”

他点点头，像懂又像不懂。无妨，有些话要很多年后才会明白。

从那天起，英语角成了我每周的一个小小期待。我站在树荫下，听孩子们说话，看他们用舌头拐弯，绕过那些拗口的音。我不主动说什么，但有人问，我就用我的方式说一两句。不多，刚刚好。李老师笑我：“你现在很有分寸。”

我也笑：“做饭的人最讲分寸。”

第10章 老人的信与年轻人的路

春天，万物发芽。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从香港寄来的。邮票上的天星小轮斑驳。我摸着那个小船，心里翻起一阵旧浪。

信是阿梁写的。他在信里说：“老徐，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短视频，是你们学校的一个孩子写的，说一个食堂大叔教他发音。我一看那背影，像你。你过得怎么样？如果是你，我一点都不奇怪。你以前就是那样的人。”

他还说，他现在在深圳做物流，搬运工转做主管，孩子上小学了。他说他偶尔会想起那年在码头背光站着背单词的年轻人。他说那个人有点笨，也有点倔。他说他很怀念。

我坐在厨房的台阶上，看完信，手心有点湿。我给他写了回信，说：“我不好也不坏。每天掂着勺子，量盐的分寸。偶尔听听孩子们说英语，偶尔纠正一两个音。你儿子几岁了？喜欢吃什么菜？我这里麻辣豆腐不错。”

信封贴好，我拍了拍，像拍一个孩子的头。

那年春天，学校里有很多事。高衡准备高考。他路过食堂时会跟我打招呼，有时会站一会儿，聊两句。说他想去的大学，说他不想去的城市，说他最近练习了口语。偶尔他会拿着一句话来问我：“大叔，‘stand up for’和‘stand for’怎么区分？”

我笑：“哪个是为某个东西站起来，哪个是代表。你站不站，心里都有数。”

他说：“你老爱说这种话。”

我说：“多想想，你就知道了。”

他对我说的时候很随意，但转身走的时候，我看到他背挺得直。我知道他很努力。他的自制力像一条绷紧的弦，细细的，但有韧性。

高考前一天，很多孩子来食堂吃面。我们定的是汤面，清淡，易消化。孩子们坐在一起，面条裹着一层白白的热。有人说笑，有人不说话，想自己。面条滑进嘴里，仿佛滑过他们的青春。

高衡坐在角落里，吃得很慢。他吃完了走到窗口，跟我说：“大叔，明天。”

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carry on。”

他笑：“你也会开玩笑。”

我说：“一点点。”

第二天，太阳好的过分。基建工地早上就开工，嗡嗡声从远处传来。我在食堂整理碗筷，看着校门口的孩子们背着卡包，走进考场。

我没有去怎么祝福。不需要。祝福这个东西，轻，说多了像风，吹散了。你不如站在原地，等他们回来，给他们一碗热汤。

考完的那天，下午就下了雨。雨打在窗台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站在窗前，看着雨线把操场切成一格一格。孩子们在雨里笑着跑，雨水把他们的头发压得湿，贴在额头上。有人用肩膀顶着朋友的肩膀，往前凑。

我想起那些年我在码头的雨。那里的雨比这里猛，海风混着雨，像有人拿着绳子在抽你。我们就那样依然干活，背着箱子，滑着脚。滑倒了，又爬起来。谁也不让谁。谁也不看不起谁。

第11章 归位与出发

高考结束后，孩子们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走廊里有哭有笑，喜报贴在墙上，红的。名字一个一个，像一串串葡萄。有人举着手机拍照，发朋友圈。下面是“恭喜”“牛”。

高衡来了，他拿着一封信，邮局的黄信封。他把信递给我，说：“大叔，我被录取了。”

我接过，看到上面写着“外国语大学”。我笑了，心里一个声音说：好。正好。

他说：“我想去学翻译。”

我说：“翻译好。翻译难。”

他点头：“我知道。”

我又说：“你会发现，发音只是一个门，进去后还有很多房间。语言这个东西，有时候像汤，里面要有骨头、有肉、有菜，才有味。你要把你的骨头熬出来。”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光，但我知道那光不小。

他对我鞠了一躬，说：“谢谢你。”

我摆手：“你除了‘谢谢’，还有很多可以说的话。”

他笑：“比如？”

我说：“比如说‘see you’。”

他笑得更大声：“see you。”

那天夜里，宿舍里有几个师傅打牌，笑声尘土飞扬。我不爱打，我把手放在被子上，感觉关节里有小小的痛。老陈挑起一张牌，看着我：“你这两年，变了。”

我问：“哪儿？”

他说：“你以前是个硬骨头，现在变成了……骨头上有点肉。”

我笑：“你这人。”

他又说：“那小子去了外国语，讲起你要排队的。你以后就是故事了。”

我说：“别。我就是做饭的。”

他笑：“对。你就是做饭的。”

窗外的树影在墙上晃，像水波。我闭上眼睛，听到远处汽车的喇叭声。城市在旁边呼吸，我在这深处呼吸。这呼吸安稳，也浅浅的。心里很平。我知道我归位了。

所谓归位，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站稳。不是被别人按在那儿，而是自己用脚去找那块地，踩住。

第二天，早晨第一锅汤开了。我舀了一勺，喝了一口。是熟悉的味道，肉里的鲜，骨里的甘，葱的辣，姜的温。我把它捧给了这个城市的孩子。

这些年，我纠正过的单词不多，也不会多。我一个人能做的也不多。但那几次，那几个音，落进某些人的心里，也有了回响。就像我年轻时在码头，叼着一支烟，眼睛盯着海平线，暗暗在心里说的那句“carry on”。

第12章 最后的present

八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个快递。包裹不大，寄件人地址是外地。我拆开，是一本装订得很好的薄册子，封面上写着：“献给徐平大叔”。下面是“present”的音标，被写得很大。

我翻开，里面是几篇小文章，是几位毕业生写的。他们写他们在食堂的故事，写他们障碍时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写他们在英语角里学会的一个词，写他们从发音到做人之间的桥。在第二篇文章的末尾，有几行字：“谢谢你在我们说‘一个卖饭的懂什么’的时候仍然多添了一勺菜。”

我看着这些字，心里有一个东西落了地。落地那一瞬间，声音不大，却清晰，像一粒玻璃珠掉在木地板上。

在册子的最后一页，是几位孩子在学校英语角的合影。他们举着写有“carry on”的牌子，笑得像太阳。背后是梧桐，叶子起风。角落里有人用铅笔写了一个音标：“prɪˈzent”，旁边画了一个小礼物盒。我笑了：present的名词也可爱。

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的床上，把那册子翻了两遍，终于合上。手指摸着封面上那个词。我想起一件事：语言的用途，最终不是显示你厉害，而是让你们心意相通。

我也想起了一件更早的事：我父亲在我离开的前一年给我说：“你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我那时候以为他在说“不要做坏事”，现在我明白他在说“守住你心内的灯”。

第二天，午餐时间，我照旧站在窗口。队伍里一个新生躲在最后，拿着饭卡的手发抖。我说：“要什么？”他轻声说：“随便。”

我笑了：“我们这里没有随便。你要说具体一点。”

他低头，声音更小：“鸡腿。”

我把鸡腿放在他的饭盒里，放得正，放得稳。我又加了一勺青菜。他抬头看我，眼睛里带着茫然。他接过饭盒，我说：“carry on。”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一下，像是虽然不懂，但被感染。他说：“carry on。”

他走了，我把勺子放进锅里，锅里的汤继续翻滚，蒸汽继续升腾。窗外是梧桐，叶子渐黄。孩子们的声音像小河在流。我的心里很静。我把那句“present”放在心里，又把它轻轻放下。

人到最后，把手里所有的词变成手里的菜，把口里的语言变成眼里的光，把脑里的记忆变成手上的温度。为谁做？为他们，也为自己。

某一天，英语角有人问：“徐叔，present怎么讲才对？”

我笑着说：“想想你想把什么呈现给这个世界，用力、认真地把它交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重心在哪。”

他们笑。我也笑。但我心里知道，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我太多的解释。它需要我把汤熬好，把菜炒好，把该说的话在该说的时候说。

孩子们换了一拨又一拨。我站在同一个窗口，见证无数个生命的present。

一天，又一个黑框眼镜的男孩站在窗口前，嚼着字说：“要个鸡腿，米饭少点。”我把鸡腿放下，轻声说：“carry on。”

他抬头看我，似懂非懂。我微微点头。他笑了笑，拿着饭走开。

而我，把手里的勺子握了握，感受它的重量。这个重量，不轻也不重，像我这些年为自己找到的位置。

煮饭、说话、沉默。

这是我能给出的present。也是我一直想要呈现的present。

来源：朝雾拂面去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