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出版了一本名为《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的新书。
2024年,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出版了一本名为《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的新书。
为了完成这本书,于葵常常陪在母亲梁再冰身边,听她讲述那些深藏在岁月里的往事。
一天,95岁的梁再冰坐在家中,指着墙上的照片,自豪地说:
“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她是最好的妈妈。”
只见,照片里林徽因穿着一袭素雅旗袍,怀中是刚满月的梁再冰。
她微微低头,目光温柔似水,仿佛要将全部的爱意倾注在婴儿身上。
如今,照片中的婴儿已经历经人生的春夏秋冬。
耄耋之年的梁再冰,常常翻出旧照片,一看就是很久。
一张照片就是一段往事,她缓缓地向女儿,回忆起母亲林徽因——
“我的妈妈林徽因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母亲。她不仅给予我深厚的母爱,更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我最早和最特殊的朋友。
她只活了51岁,却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她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却受到各种战争的深刻伤害,并且在抗战时期失去了自己的健康。
她受过很好的教育,更有一种难得的艺术天赋,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施展才华。
尽管如此,她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文化建设默默地做奉献。
而我,作为她的女儿,有幸看到了她不止一面的光芒——她是母亲,是诗人,是建筑学者,更是一个在艰难岁月里始终坚持梦想的人。”
01
1929年的夏天,我出生在北京。
我的名字“再冰”,是爹爹妈妈为我起的,用来纪念我那同年去世的爷爷梁启超——“饮冰室”的主人。
25岁的妈妈第一次做母亲,整个人像被光笼罩着,那种喜悦,藏也藏不住。
在我满月时,她抱着我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照片里的她,低头注视着我,眼神专注得像在欣赏她最心爱的艺术品。
那时候,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大大小小有四十多间屋子。
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马樱花树,每到夏末秋初,红色的马樱花便落满石板地。
妈妈常拉着我的小手在院中散步,教我认鸡冠花和喇叭花。
我至今还记得,她教我写“摇曳的树影”这几个字时的情景。
那时的妈妈很年轻,很美,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当她俯身靠近我时,我能闻到淡淡的檀香味。
那是我童年中最安心的气息。
我小时非常依恋她,希望她老在我身边,哪里也不要去。
爹爹那时受朱启钤老先生之邀,去了他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建筑。
每天清早,他就开着一辆旧汽车出门上班,而妈妈常留在家里,伏在书桌前静静地写东西。
我总爱挨在她旁边待着,她写累了,或是看我有些无聊,就拉起我的手,去院子里走一走、说说话。
我的整个童年,几乎都是在这个四合院里度过的。
那么多细碎而温暖的小事,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我仍记得清清楚楚。
每到周末的下午,家里就会热闹起来。
清华、北大、南开、燕京的教授朋友们常来喝“下午茶”,其实呀,就是聚在一起聊天谈笑。
妈妈在这种场合特别健谈,思路快、话语流畅,眼睛亮亮地说个不停;
而爹爹多半是安静地陪在一旁,嘴角带着笑,听得津津有味。
不过只要他一开口,总是妙语连珠,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
这些朋友中的许多人,多半成了爹妈一生的挚友。
02
1932年,妈妈生下了弟弟梁从诫。
家里添了新丁,又凑成了一个“好”字,妈妈满心都是温柔与喜悦。
就在这样明媚的日子里,她写下了那首后来被无数人记住的《你是人间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尤为喜欢妈妈这些开朗、神采焕发的诗句,看了让人感到欣喜和奔放。
那几年,妈妈的心情格外好,身体似乎也跟着轻快了些。
她常常和爹爹一起到华北各地农村,去进行古建筑考察测绘。
可那时候的我,还太小,太黏妈妈。
每次她出门,我总要闹点脾气,舍不得她走。
他们不在的日子,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大院门口,眼巴巴地望着胡同口,等他们的身影出现。
好不容易把他们盼回来了,他们却总是忙得停不下来——
不是忙着晒图绘画,就是埋头于图书文献中。
我从照片里看见过他们工作的样子:
有时站在高高的屋脊上,有时猫着身子钻进斗拱之间,在那些落了千年尘埃的老木头间摸索、测量。
现在回想起来,妈妈那时肺就不好,爹爹有脊椎腿骨之痛,他们攀山越岭,丈量测绘,其实每一程,都比旁人更不容易。
可妈妈从无抱怨。
那几年,她从一个孩子的母亲,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与爹爹一步步拓荒在中国建筑史的路上;
而她自己的笔下,也源源不断地流淌出诗歌、散文、小说——
她正同时成为更好的母亲、学者、作家,像四月春光一样,静默而盛大地点亮着她所热爱的一切。
03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队打到了北平城郊。
当时,爹爹妈妈正在五台山考察测绘。
他们刚刚完成一项重大发现:找到了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熠熠生辉的一刻!
许多年后,妈妈仍常常向我们说起那时的兴奋:
“我们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与臭虫堆中摸索测量。我凭借一双远视眼,发现了大梁下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这行字成为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
面对着大殿角落中“女弟子宁公遇”庄严美丽的雕像,妈妈更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
“我恨不得也为自己雕一尊像,让自己陪着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盘腿再坐上他一千年!”
而爹爹也曾对我说,他们在佛光寺勘察测绘时,某日正待结束之时,妈妈要全体人都坐到外面去“野餐”,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映照着雄伟的大殿,他们无不陶醉于眼前这壮丽的美景,享受着最甜美的滋味。
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这一伟大发现的喜悦中时,他们得到了北平陷落的消息。
他们日夜兼程赶回北平,只匆匆安排行装,便带着我们毅然南迁,前往昆明——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大后方。
我们一家,就这样踏上了流亡的长路。
一路上,父母教我识地图、记日记。
可旅途艰难,妈妈在湖南与贵州交界的晃县不幸染上肺炎。
当时缺医少药,幸得同车一位女医生开具中药方,经过两周治疗才逐渐退烧。
1938年初,我们终于抵达昆明。
爹爹后来计算过,这一路整整走了三个月。
然而这仅仅是9年流亡生活的开始。
04
我们先是落脚昆明,后来又迁往四川的李庄。
李庄气候阴冷潮湿,对患有肺病的母亲极为不利。
物价一天天飞涨,饭桌上的饭菜一日不如一日。
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爹爹就带着我去镇上典当衣物。派克钢笔、手表、妈妈舍不得穿的几件好衣裳……就这样一件件被我们“吃”掉了。
爹爹还苦中打趣说:
“今天不如把这只表‘红烧’了吧?”
“这件大衣‘清炖’怎么样?”
妈妈吃得越来越少,人一天天瘦下去,脸色也渐渐失了光彩。
终于,她的身体彻底垮了——
1941年元旦前后,妈妈的肺结核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
偏偏那时爹爹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的经费奔走求助。
李庄没有医院,也没有药。
11岁的我、8岁的弟弟,还有年迈的外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可怜的妈妈只能独自与病魔抗争!
每天清早我起床,总看见她床头搭满了被汗浸透的毛巾。
看到妈妈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真怕会失去妈妈,但又不能给她以任何实际的帮助。
更雪上加霜的是,妈妈最疼爱的三弟林恒在空战中牺牲的噩耗传来!这个打击让妈妈痛不欲生!
这场大病拖了好几个月,她才慢慢退了烧。
可她的身体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从此她只能终日卧床,从卧室的窗户中望望外面的小院。
然而,即便在病榻上,妈妈也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
她开始系统阅读《史记》《汉书》,为研究汉代建筑做准备。
她常说,建筑不只是屋梁架构,更要懂得“人”与建筑的关系。
在李庄那五年半,我和弟弟成了她最好的听众——用她的话说,是“对两只小牛弹琴”。
她读到动人处、想到深刻处,总忍不住拉着我们讲一讲。
因为病痛折磨,妈妈这时已经极为瘦弱,很难再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女”。
但她仍然非常美丽,因为内在精神的美丽有时会使她“容光焕发”!
妈妈那时尤爱读杜甫,尤其是他在离乱年间写下的诗。
她曾一字一句为我们讲解《北征》,把我们带进那个风雨飘摇的唐朝,让我们触摸到战火中的忧患与坚韧。
其实,妈妈爱读杜甫的诗词,不是偶然的。
在她和父亲身上,常表现出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传统的“气节”心理——
记得1944年,日军攻至贵州独山,逼近重庆,我们曾问妈妈:
“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
妈妈若有所思地说:
“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她语气很静,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凛冽之气。
那一刻,她好像不只是我们的妈妈,更成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别人”。
05
1943年之后,妈妈的病情虽未根本好转,但总算稍稍稳定。
爹爹的脊椎病却更重了,背完全僵硬,行动越发不便。
尽管身体如此,他们却决定做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将营造学社积攒多年的古建测绘与调查报告亲手整理成册,设法出版。
那时学社经费断绝、人员星散,所有工作几乎只靠他们两人。
爹爹负责重新绘制图纸,妈妈则编写英文注释、整理文稿。
工作量极大,他们常常连夜赶工。
李庄没有电灯,全家唯一那盏煤油“马灯”,成为父母夜间绘图的照明工具。
我就多少次在半夜醒来,仍看见那盏灯在桌前摇晃,灯下是两个俯身工作的身影——
一个脊背僵硬却握笔如刻,一个频频低咳却不肯放下纸笔。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图稿和文稿。
现在重看这本书中的精美绘图和文字解说,我不禁想起了爹爹妈妈和我们在李庄的日子,觉得那真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06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爹爹和弟弟还在重庆,而妈妈、外婆和我仍在李庄。
我们一家人在两地分别庆祝了这等待了八年的胜利。
不久后,爹爹赶回李庄,接妈妈去重庆做了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
诊断结果令人沉重:
结核菌很可能已经从她的双肺扩散到了肾脏。
医生私下告诉爹爹,妈妈也许只能再活“五年”!
爹爹默默咽下这个消息,没有对妈妈吐露一个字。
1946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9年的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
作为建筑师,他们终于有机会施展抱负。
我们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作间”,建筑系的师生们川流不息。
父母全心投入国徽设计工作,金色与红色的搭配既体现传统文化,又象征新时代的辉煌。
那时,妈妈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
当国徽最终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我感到那红色中有父母的心血,金色中有他们心中的辉煌。
而母亲终于以独立的社会身份获得认可,而不再是“梁思成太太”:
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
她常说,新社会给了她新的生命。
“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之后,她又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负责碑座装饰浮雕的创作。
可惜,她未能亲眼见到纪念碑落成……
07
1955年的春天,母亲住进了同仁医院。
那时,爹爹也因病住在这个医院,两人的病房相邻。
当时我已结婚即将生产,未能时常陪伴在他们身边。
孩子满月后,我立即赶往医院。
一个多月未见,妈妈的变化让我心惊!
我从她的脸色上感到,她快要离开我们远行了!这种感觉使我战栗!
但妈妈见到我时却露出欣慰的笑容,对护士说:
“你们快看我的女儿,她的身体和脸色多好啊!”
这时,她似乎忘了自己的病痛。
3月31日晚,医院通知我母亲病危!
我赶到时,她已经昏迷。
护士问我要不要叫住在隔壁病室的爹爹过来。
我像疯了似地喊道:
“要,要啊!快叫他过来呀!”
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爹爹哭。
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
“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我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母亲走后,长眠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将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图样刻作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爹爹亲自设计。
而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所题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成为对母亲一生的最佳诠释。
08
母亲离世后,我和弟弟各自以不同方式传承她的精神。
弟弟从诫从北大历史系毕业之后,先是在大学教书,后来投身环保事业,成为国内环保事业的先驱;
而我北大西语系读书期间就参军,后来走进新华社,做了一名记者。
母亲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她写下的诗,画过的图,更是一种活法——
她教我们如何在风雨中依旧从容,在苦难里保持体面。
她和父亲总说“最难为名父子”。
这句话从小听到大,我们懂:要做自己,不活在任何人的名字后面。
如今我已90多岁了,儿孙绕膝。
每当生日时,看着烛光闪烁,我总会想起母亲。
她的爱与智慧,如四月春风,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她虽早逝,但她的精神通过我们得以延续,通过她的作品得以永恒。
母亲林徽因用她短暂而精彩的一生证明:
爱是最伟大的力量,它能跨越时空,永驻人间。
来源:不惧孤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