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别木山馆追遗踪——忆姜寿民先生二三事

摘要：匆匆一个冬天过去，眼前的绿意一天浓于一天，时光荏苒，先生辞世半年多了。回顾我与他老人家的结识、交往，感觉应该有很久很久的历史，可是，屈指一算，竟还不到十年。

去年，刚刚进入九月，在草木开始变黄的初秋，送走了姜寿民先生。

匆匆一个冬天过去，眼前的绿意一天浓于一天，时光荏苒，先生辞世半年多了。回顾我与他老人家的结识、交往，感觉应该有很久很久的历史，可是，屈指一算，竟还不到十年。

二〇一四年，我在昌乐路文化街的一家裱画店里，见到一组印章，“兴之所至”“吉人辞寡”“其质贞刚”……词好，刻得也非常有水平，我很喜欢，看边款，落着“姜寿民”三个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印章一共十三方，跟老板谈妥了价格，我全要了。

回家钤出印面，把玩石章，愈觉得好！读其“章”想见其为人。不自觉地，我常常由眼前的作品而神往于作者的风采，那段时间跟朋友聊天，“姜寿民”必是主话题。可能是精诚所至，有一回又说到姜先生，一位朋友朗然笑道：“我认识，哪天带你去见见”，我大喜过望，瞅这位朋友方便的时候，他又叫上了两位，我们终于一同去拜访了姜先生。

姜先生住在城市偏北的一个小区里，一九九八年迁过来的。早先这里是乡村，上世纪末，拆村建楼，划归市区。先生已过了花甲之年，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背梳，嘴角两个酒窝，不笑也隐隐地能看出来，一笑更明显，玉面长身，风度是既潇洒又儒雅。同去的一位朋友请先生为他过世的尊人，一位书画家，也是先生的老朋友，写篇文章，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很简单，只是表达了对他的金石艺术的景仰，对人品的渴慕之情，先生笑笑，谦虚了几句。

他的居住环境，我可不敢恭维，虽然居舍的名称很雅：“别木山馆”，房间也不小，南北通透，可是太乱，一个大厅三间房，都堆得满满，倚壁而立的好几个大书橱，里面是纵横枕藉的各种图书，粗粗一看，不下千册，个别地方，见缝插针地放着中草药，两米长的书桌三四个，上面是笔、墨、砚、盘、瓶、盏、刀、石、顔料，等等，一卷一卷的纸，有的写了字，有的没写，书本大小的，钤着印蜕，或者画着印稿，一摞一摞的木板，有的刻了图案，有的还是白茬，阳台上是各种工具、机械。

后来先生告诉我，有印刷机，自己印笺纸，有切割机，自己切石头，还有老虎钳，固定用的。厨房更不像样，仿佛好多年没有开过火了，用句文言，说“釜甑生尘”，也不为过。

归途，我讲了感受，朋友说，老先生早已离异，独自生活多年了。怪不得嘛。我释然，又有些怃然。过了几天，我再次请朋友陪我登门，带着润笔，请先生治印。

先生为我刻了斋舘印、姓名印，可能是感于我的虔诚，取印的时候，又特意给我和朋友一人刻了一方带有姓氏的小玺。朋友说，你面子不小，姜老师很少给人刻姓名印的。这是老派文人的遗风吧，比如民国时有人鬻书鬻画拒绝落上款，有人落上款却坚决不写称呼，我想，姜先生可能也有这种名士气。

前不久整理先生的遗稿，有不太连贯的日记，好几处提到我，记着我们最初的通话是二〇一五年元月。

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非常希望经常去拜晤先生，可既有朋友引见，不好过河拆桥，便老去“磨”这位朋友，相约同去。

后来我放胆独自登门。前后近十年，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我也切实领教了先生的怪脾气。有一回，忘了我顺口说的一句什么话，触动了他的肝火，伸手抓过书桌上的一方石砚，向地上狠狠地摔去——先生一直住在没有装修的素壁石灰地面的屋子里——砚台摔了个粉碎，他的怒气犹未消，抬手指着大门，喝令我出去。如果我像那位朋友一样，我们也就闹翻了，可是不到半分钟，我就平静下来。

“我不出去。”

“这是我家，我叫你走你就得走！”

“你这么大岁数，一个人住，又刚刚生了气，我走了，你若有个好歹，我怎么交代？要走也得你气消了再走。”

也许是我的理由过于堂皇，先生一时竟无言以对。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他先笑了：“好，好，算你有理吧。”

我也笑了，我们和好如初。

我实在喜欢他的篆刻，有了闲钱便去买他的印章。

在创作上，他是一丝不苟，无论是一方还是一百方，都必须自己满意了才拿出手，所以现在能够见到的他的印作，可以说是件件精品。然而在生活上，他是太不讲究了。一日三餐，不是饭馆就是外卖。我心疼，经常地给他送点东西，或者请同事代转。

我们离得不算远。我亲眼见到的，他几乎门可罗雀，日复一日，就是形影相吊地读书、写字、刻石，再就是自己刻板，印刷大大小小的自用笺，自己制模，浇铸金属的文房清玩。

“太清苦了，连个饭局也没有”，我这样想着，提出请他吃饭。

“我没有时间出去吃饭，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一脸正色，抬手指了指墙上的挂钟，“你看，嘎哒、嘎哒、嘎哒，三秒过去了，我向死亡又接近了三秒，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时间不能浪费。我如果想吃饭，天天都可以有饭局。”

后来我接触到一些他早年的朋友，知道他还真不是吹牛。他出道很早。

十几岁就师从岛上王苍、苏白等名宿，研习经史、文字、训诂、金石诸学，聪敏而勤奋，一九八六年“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一九八七年“首届全国篆刻艺术展”，先生都有作品参展，并收入作品选出版，一九八九年“首届全国印学研讨会”，入选先生的论文《大葆台金代遗址所出石印在篆刻史上的价值》，收入论文专辑《印坛》，他曾是山东省书法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连任青岛市书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是的，凭这些光环，要混社会，混饭局，太容易了。

“我们年轻时熟得很，后来就找不到他了”，他许多老朋友异口同声地，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位远在上海，已成为国家级金石名家的同门师弟，曾在《书法》杂志发表公开信，寻找、慰问这位当年的师兄。

他刻过一方自用印“壬午（二〇〇二）辞客”，那么，应该在世纪之交，他就萌生了引退之意，后来，干脆“万人如海一身藏”，闭门谢客，息交绝游，隐于书籍、笔墨、刀石之中，全部精力都用于读书、著述、创作了。先生也不是那样不近人情。彼此了解、相知后，请他小范围聚聚，还是惠然肯来的，当然，人选一定要他认可，谈得高兴时，情不自禁地会来一段京剧、昆曲。但就是这样的聚会，一共也没超过十次。

二〇一七年，先生做过一个小手术。或许是潜意识里感到了生命的无常，我提出翌年给他出一本书法集的年历，他同意了，亲自遴选作品，亲自为每幅字撰写笺释。我还想多配几张他的照片，但打开他的相册，选来选去，从我这摄影专业出身的眼光看，没有满意的。我开车拉上设备，拉上他，特意让他多带几身衣服，出去拍。照片洗好，我给送去，他高兴得大笑：“没想到我还能照出这么好的相片。”

那本年历，他也很认可。先生五十岁，自己出过一册小小的印谱，手钤的，只打了几本，配着一篇短短的自序。我劝他七十岁正式出一本，他选印，我联系出版。先生也同意了，只是进展非常慢。现在想，那时候他的体力已不是很好，再一个是他太要求完美，选得苛刻。接着就是三年疫情，彼此都很谨慎，我送东西就放在门口，电话告诉他。其间趁形势平稳的时候，见过几面。好容易熬过疫情，我可以去看他了。

二〇二三年七月我发觉他不好，他还未以为意，但一出门，居然没有了下楼的力气。赶紧就医。后面的住院、检查、治疗、出院、再住院，通知他唯一的、已经侨居海外的女儿等等的事，我不忍多写了。总之，不到两个月，我们竟然就永别了。先生有遗嘱：精神遗产都留给我。大量的学术、书法、篆刻作品，有待整理，我，也可以说，是任重道远。我不会辜负先生的这份信任。这里，仅追述我们生命交集里的几个片段，算是送别先生，祭奠先生的一瓣心香吧。

作者王作亮，70后，收藏家&摄影家，青岛大愚美术馆馆主，藏有大量有价值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