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 要：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编撰发行过程中，不只是右翼倾向的出版社，即使被视作比较客观、中肯的几家主流出版社，其记述内容亦存在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刻意掩盖、极力描述本国受害与尽量简化对他国施害的巨大反差，一言以蔽之，即受害者意识和加害者反省的 “置换”与对基本史实
提 要：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编撰发行过程中，不只是右翼倾向的出版社，即使被视作比较客观、中肯的几家主流出版社，其记述内容亦存在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刻意掩盖、极力描述本国受害与尽量简化对他国施害的巨大反差，一言以蔽之，即受害者意识和加害者反省的 “置换”与对基本史实的“遮掩”乃其根本特质。从出版界总体而言，即便处于中日友好氛围和战争反省意识高涨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南京受害情况的描述也仅仅使用“据说”“被称为”“中国认为”等模糊用词。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则把南京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删掉对死者身份的记述，蓄意淡化和弱化施害程度。关于杀害人数的表述，呈现“许多→大量（两家出版社使用了“巨大数量”一词）→ 20 万→大量→许多”的变化过程。尤其是安倍晋三政权于 2014 年修改教科书审定基准之后，各社的相关记述内容不断被压缩，对所谓疑点、争论倒是废了不少笔墨，强调“死亡人数存在各种说法”，大搞文字游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人数不明”，试图通过所谓的各种见解、争论来掩盖侵略本质和残暴性，这与占据政坛主流的右倾舆论氛围和右倾保守势力所宣扬的“南京事件尚未定论”相契合。
2021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84周年纪念日，亦是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公祭仪式。次日即有网友爆料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质疑南京大屠杀相关数据没有史料支撑。针对该教师的无知无德，人民日报评其“枉为人师、枉为国人”，[ 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人民日报评震旦学院教师错误言论》，https://mil.news.sina.com.cn/dgby/2021-12-16/doc-ikyakumx4550681.shtml，2021年12月16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声“史料支撑在这里，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浪微博：《国家公祭日刚过，要给某些人上一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为30万人以上，史料支撑在这里，铁证如山！》，https://weibo.com/2074685151/4714725601184975，2021年12月15日。]并发布“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的查证资料和判决书等史料原文，原馆长、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说明了30万遇难同胞的数据由来，指出“跟着日本右翼势力起舞，是彻头彻尾的媚日分子。这是对历史和遇难同胞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环球时报—环球网：《30万遇难者没证据？无知！30万数字源自远东法庭历史判决！》，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61jVkEvrJZ，2021年12月17日。]
教育欢迎求真，但打着“质疑”“辨伪”的旗号，为侵略者恶行开脱，抹除民族苦难，此般无德无知怎配指导下一代？就在不久之前，所谓公知和一些媚日精日的网络大V们所言“不要老揪着过去不放”“这是宣扬仇恨”“要有大国风度”之类还曾经颇有市场，类似复旦大学某教授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九一八事变不当言论、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声称侵华日军鼠疫战并非史实、中国科学院大学某硕士生在境外社交平台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不当言论、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等新闻也不时地蹦出来挑战人们的认知下限。我们不竟产生疑问，相关的教育、研究与宣传做到了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学研究成果丰硕。无论是对南京大屠杀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事件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称谓问题研究、死难者人数的研究，还是战后“两个军事法庭”的专案审判研究、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的口述史调查与研究、外籍证人及其相关史料与证物的研究、加害的日军官兵研究等等，[ 朱天乐、朱成山：《70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与传播》，《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3期。]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从战时直至今日，人们关于此事件的历史记忆也经历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再从城市记忆到国家民族记忆，直至向人类共同记忆迈进等几个阶段，此演变过程反映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 王卫星：《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但是，从该课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来看，其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与运用方面，尤其是对国外档案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存在不足；在研究视角和方法方面，尤其是跨学科、多领域、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上需要加强力度。[ 张连红、许书宏：《近几年来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综述》，《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另外，毋庸赘言，在教育宣传方面，尤其是在各级学校中开展的课程思政教育必须进一步强化。
本稿本着开拓研究视野、发掘国外文献史料的原则，拟从加害国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相关记述内容的研究视角，对二战后至今各版本历史教科书中的记述和历史记忆的流变过程进行梳理和解读，以厘清日本社会的历史观形成与历史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及历史教科书问题
（一）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世界各国的初、中等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大致可分为国定教科书（即统编教科书）、审定教科书、自由制教科书（无需审定）三类，中国和日本、德国等国目前都采用审定制。
日本现行的教科书制度主要包括编写、审定、选用、发行和供给等几个环节。在其中的审定环节，为了判断提交上来的样书作为教科书是否合适，首先由文部科学大臣向其下属的咨询机关“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进行咨问，同时由文部科学省任命的教科书调查官对该书进行调查。审议会经过专业的审议之后向文部科学大臣提交报告，大臣依据此报告做出最终审定。以上所有审查都按照“教科书审定基准”进行。
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的审定一般情况下于第一年审定小学教科书，次年审定初中，第三及第四年审定高中，之后又从小学开始，如此循环往复。一本教科书从审定到进入学校被使用通常需要三到四年，其大致流程为：审定合格→次年度开始选用与发行→再次年度交付到学校使用。因此，日本的教科书每隔三年左右就可能有所调整，但在“课程标准”未进行较大内容变动的情况下，一般也只在更新数据、改变封面和插页设计等方面做些微调或者根本就不调整。[ 柯劲松：《二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基于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的实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年，第19页。]
1951年，日本首相的咨询机构“政令修改咨询委员会”提交《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报告》，其中专门提到教科书审定的必要性，即，国定教科书极易成为掌权者的政治工具被利用，而教科书应当避免整齐划一的内容，以保持教育的灵活性与个性，故教科书审定是推进教育民主化和根除教育体系中极端国家主义思想的必要手段。[ 参见（日）政令改正諮問委員会，『教育制度の改革に関する答申』、1951年11月16日。]不过在审定过程中，涉及到究竟应该如何限制国家介入，即教育行政参与度的问题。在审定制度之下，采取委托出版社编写和发行的形式，强调的是执笔者及出版社的自由度，并标榜政府无法插手其中。但果真如此吗？现状似乎不尽其然。君岛和彦指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即使有多个版本，并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各出版社为了审定合格而做出努力的结果就是不得不（在记述中）反映出日本政府的历史观。[ 君島和彦：『日韓歴史教科書の軌跡――歴史の共通認識を求めて』、東京：すずさわ書店、2009年、第20頁。]换言之，出版社和执笔者由于在意能否审定合格、销售额与被选用数量等因素而无形中被施加了压力，其结果就必然会向文部科学省等政府机关所希望的记述内容进行调整和转变。
（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所谓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主要是指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记述和历史认识受到中、韩等国的指责和批判。中国将此称作历史认识问题，在韩国被称为歪曲历史问题。二战后该问题主要表现在“家永教科书诉讼”“第一次教科书问题”“第二次教科书问题”“新历史教科书”等事件上。
1962年，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编写的《新日本史》在教科书审定中被判定为不合格，对此不服的家永指出审定制度是违宪、违法，教科书应自由发行和选用，对国家先后提起三次诉讼。第一次针对1962年“不合格”审定结果和1963年“附带条件合格”审定结果，于1965年提出赔偿要求；第二次是1967年，要求对1966年“不合格”审定结果予以取消；第三次则针对1980年审定和1983年审定，于1984年提起赔偿要求。自1965年至终审的1997年共耗时32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最长的民事诉讼。[ 参见维基（日文版）的“家永教科書裁判”词条，http://ja.wikipedia.org/wiki/家永教科書裁判，访问日期：2014年5月19日。]该诉讼围绕法律的争论焦点为：审定是否侵犯学问自由及表达自由、是否属于对教育的不当支配、教育行政能否插手教育内容等。虽然在第一、第三次诉讼中，法院认为国家裁量有不当之处，但家永的大部分主张均被驳回。而第二次诉讼，东京地方法院于1970年判决“教科书审定结果违法”，国家一方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后，1989年东京高等法院的重审判决以原告败诉而终结。
“第一次教科书问题”是指文部省审定高中历史教科书时，将日军“侵略华北”的记述修改为“进入华北”，1982年6月，中、韩两国外交抗议此举为歪曲和篡改史实、美化侵略。日本政府随后发表了官房长官谈话，指出“在推进与亚洲近邻各国的友好亲善方面为了使教科书记述更为合适，政府将在审定制度框架内负起对其纠正的责任”。[ 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123頁。]文部省为此还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加入一条“近邻诸国条款”，即，在对待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事项上，应该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立场出发予以必要的考虑。[ 朝日新聞社会部：『「政治」の風景』、東京：すずさわ書店、1982年、第220頁。]
“第二次教科书问题”指的是1986年日本的右翼组织编写的高中《新编日本史》在接受审定过程当中其内容被媒体披露，再次引发中、韩及东南亚各国的批判与强烈不满，中曾根首相遂要求文部省对此进行讨论，之后该教材经过修改后被审定合格。
“新历史教科书”事件则指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联合“扶桑社”共同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在2001年审定合格后，中、韩等国再度表达抗议和强烈不满，日本国内则有沟口雄三、大江健三郎、小森阳一等17名学者联名，批判该书删掉慰安妇、731部队、三光作战等内容，将日本侵略中国、殖民统治朝鲜等进行正当化，对该书在记述日本加害亚洲各国的史实方面开倒车的行为表示担忧，并向政府提交了修改希望函。[ 坂本義和：『人間と国家（下）――ある政治学徒の回想』、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第208頁。]
综上可以看出，在美其名曰“教育民主化和出版自由”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之下，政府的行政干预和介入始终存在，并利用审定大权在握而主导着各级学校的历史教育的方向。近年，此风尤甚。安倍晋三政权于2014年修改教科书审定基准，要求涉及近现代历史的内容在记述时要基于政府的统一见解，对没有定论的数字等事项如要记述则必须标明尚无定论。但是显而易见，在政坛主导势力不断保守右倾的背景之下，所谓基于政府立场，其实质就是导致历史教育方向的右倾化，此举使常被冠以“顾及邻国感情”美名的“近邻诸国条款”变得名存实亡。
二、主要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记述内容
本研究选定的对象是历史教科书发行方面最具代表性的4家出版社（东京书籍、教育出版、清水书院、帝国书院），同时还把发行量虽低但比较典型的两家右翼出版社（扶桑社、自由社）亦纳入研究范围——虽然选用其教材的学校较少，但其对日本社会右倾化“功不可没”，如同右翼势力一样能量不可小觑。
所用史料为1951年版（战后教科书审定制度下的最初版）至2020年版（现行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共18—19个版本（扶桑社和自由社除外，分别自2001年版、2009年版开始发行），均为日语原版教材，力求保证研究的原创性与客观性。
各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内容及其演变过程如下。
（一）“东京书籍”
1961版首次提及“日军攻陷南京”。
1974版首次记录“攻取南京，给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损害”。
1977版首次出现“南京屠杀”字样，并估测有4万人以上死伤（包含扔掉武器的士兵在内）。其相关记述内容为：日军攻取南京，在各地夺去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生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损害。（注：日军进入南京城之后，打死打伤据估计在4万人以上的中国人，其中包含扔掉武器的士兵和穿平民服装的士兵，此事件被称为南京屠杀，遭到各国的谴责，但日本的普通国民未被告知事实）。
1980版相较前版，删掉了数字“4万人以上”，死伤者中去除“穿平民服装的士兵”、增加了“妇女儿童”。
1983版首次使用“入侵南京”“南京大屠杀”字样，对死者身份、死亡人数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其相关表述内容为：日军在数周内，将市区内外的许多中国人杀害。关于死亡人数，据说仅仅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市民就有7-8万，加上扔掉武器的士兵则有20万以上。另外，中国认为包含战死者在内，此次杀害的牺牲者有30万以上。此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遭到各国的谴责，但日本的普通国民未被告知事实。
1986版针对被杀害者，首次使用“巨大数量”一词。将“20万以上”改为“达20万”，但删除了中国主张“30万以上”牺牲者的记述内容。
1996版开始缩减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述（数周内、普通市民7—8万、包含扔掉武器的士兵、遭到各国谴责、日本国民未被告知事实等），“巨大数量”字样也被删除，但保留“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约20万人被杀害”。另外，新增了“日本国内报纸竞相报道攻陷南京、全国举行狂热庆祝”的照片。
2001版将“20万”的具体数字改为“大量”。虽然在注释中引用国际上的称谓“南京大屠杀”，并指出受到国际上的谴责，但在正文中改称“南京事件”。
2005版将日本为攻陷南京而举国欢腾的照片内容记述改为“人们提着灯笼游行庆祝”。
2011版将“大量”杀害改成“许多”。在注释中增加说明“受害者人数尚未确定”，越来越淡化和弱化南京被害情况。其具体记述内容为：此事件作为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但日本国民未被告知，此后在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中得以事实明确。关于被害者人数，有各种调查和研究正在进行，但至今仍未确定。另外，删掉了日本举国欢庆攻陷南京的照片。
2015版中，“遭到世界谴责”“在东京审判中得以事实明确”等内容均被删掉，仅剩“被害者人数至今仍未确定”。
（二）“教育出版”
1961版首次提及“日军攻陷南京”。
1974版首次记述日军占领南京时杀害许多民众，并注明“发生了日军杀害约4万2千名中国居民的事件”。
1977版中，被杀害的人数由具体的4万2千被修改为“许多”，增加了“遭到世界的谴责”。
1980版首次出现“南京屠杀”字样。首次出现“据说日军被卷进混乱中”的说法，补充了被害者包括“妇女儿童、扔掉武器的士兵等”。
1983版首次使用“巨大数量”字样来表述被杀害居民。删掉“据说日军被卷进混乱”“包含扔掉武器的士兵”等内容。
1986版将“巨大数量”改成“大量”。增加日军“实施抢掠和暴行”、遭到世界“强烈”谴责等内容，并首次出现“20万、30万”的数字。其相关记述内容为：据说此事件的牺牲者为20万人，中国指出与战死者合计30万人以上。日军的此种行径遭到世界的强烈谴责，但日本的普通国民直到战败后才知晓此事件。
2001版将“大量”杀害改成“许多”，并删除“20万、30万”的数字。增加了图片“因攻陷南京而沸腾的东京街头”。
2005版删掉了“杀害妇女儿童”“实施抢掠和暴行”等内容，改称南京事件。继1980版之后再次提及日军在混乱之中杀人。
2011版删掉“在混乱之中杀人”。
2015版将“杀害”改成“将俘虏和居民卷入其中，造成许多人死伤”。增加了“在东京审判中得以明晰”“牺牲者人数存在各种说法”。
（三）“清水书院”
1961版首次提及“日军攻陷南京”。
1983版首次出现“南京屠杀”字样，并使用了“杀害许多”“妇女儿童”“扔掉武器的士兵”等关键词。
1986版首次记述“十数万人以上”的数字。增加了“各国表达强烈谴责”。
1992版将“南京屠杀”改为“南京大屠杀”。首次使用“无差别杀害”“老人”字样，增加“十余日之间”等词。其具体记述内容为：十余日之间，将扔掉武器的士兵和包含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民众予以无差别杀害。
1996版增加了“中国推算有30万人以上”的记述。
2011版将“无差别杀害”改为“无差别屠杀”进行强调，但删掉了关于受害人数（十数万、30万）的记述内容。增加了“新闻报道受到军方管制”。
（四）“帝国书院”
1954版首次提及“日军攻陷南京”。
1989版首次出现“南京大屠杀”字样，并首次提及“日军暴行”“包含妇女儿童”等。其具体记述内容为：杀害了许多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中国人，遭到各国谴责，称之为“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
2011版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屠杀”。
2015版中，“南京屠杀”被改成“南京事件”“妇女儿童”和“日军暴行”的用词消失。增加了“对死者人数的调查研究”，具体记述为：关于包括死者人数在内的事件全貌，相关调查和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
（五）“扶桑社”及“育鹏社”
扶桑社先后推出并发行了“新历史教科书”2001版、2005版之后退出竞标，由其子公司“育鹏社”接手，继续发行了2011版、2015版和2020版。因为此二社及其5个版本的内容具有延续性，故本文将其视作同一出版社的教材。
2001版首次出现“南京事件”字样，提及“东京审判”认定日军杀害许多中国民众。但指出存在各种见解和争论，具体记述为：关于此事件的真实情况被指出资料方面有疑点，存在各种见解，至今争论仍在持续中。
2005版针对所谓“真实情况”，补充说明为“牺牲者人数等”。并删掉东京审判对此事件的定性。
2011版删掉“被指出资料方面的疑点”，但保留“关于此事件的牺牲者人数等真实情况，存在各种见解，至今争论仍在持续中。”
2020版，由于选用该社教材的主要地区横滨市、大阪市等地的教育委员会纷纷改选其他出版社教材，使得“育鹏社”在上一周期的四年中好不容易提升上来的全国市场占有率（2020年度达到6.4%）大幅下降约8成，2021年度缩水至1.1%。[ 産経新聞：「育鵬社、冊数前年比９～８割減 ３年度の中学校教科書」、2020年11月18日。]
（六）“自由社”
1996年成立的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攻击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受到“自虐史观”的强烈影响，认为在近现代史记述中，日本人被描述成如罪人一般、子子孙孙都被强加上不断谢罪的命运，从而发起了编制新教科书的运动。[ 参照维基（日文版）的「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词条，https://ja.wikipedia.org/wiki/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访问日期：2022年2月22日。]该会与“扶桑社”合作，出版发行了“新历史教科书”2001版、2005版之后，组织内部出现权利争斗和分裂，“扶桑社”于2007年5月宣布同该会脱离关系。同年9月，编撰会开始与“自由社”合作，发行了2009版、2011版、2015版。不过，各出版社的现行2020版中，由于“自由社”的历史教科书未能审定合格，因此至少在本周期的4年（2021—2024）中将不会看到该教材的身影。
2009版，基本上延续了“扶桑社”2005版内容。不过，删掉了“存在各种见解”，将“争论”改为“研究”。
2011版将“牺牲者人数等真实情况被指出资料方面有疑点，至今研究仍在持续中”也予以删除，仅保留“日军造成中国军民中出现许多死伤者（南京事件）”。
2015版中连“南京事件”字样都没有出现，也未提及“日军造成许多死伤”，仅剩一句“日军占领南京”。
三、教科书记述与历史教育
（一）各出版社的不同之处
1.教育出版（1974版）最早记述日军占领南京时杀害许多民众，并注明约4万2千名中国居民被杀害。但东京书籍（1977版）最早使用“南京屠杀”字样，其中也出现“4万人以上”的数字，不过说的是“死伤”加在一起。后者比前者更详细之处在于，说明了“包含扔掉武器和穿平民服装的士兵在内”，并指出“遭到各国谴责，日本国民未被告知事实”。另外，最早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的是东京书籍1983版。
2.针对被杀害者最早使用“巨大数量”一词：教育出版1983版。同样也使用了该词的另一家是东京书籍（1986版），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仅使用了一次，在下一版本中立即修改成“大量”，而后者则坚持了3期，直到1996版该词才被删掉。
3.最早记述“中国主张牺牲者30万以上”：东京书籍1983版。各社基本上从1983版至1996版均记述了杀害“20万以上”“十数万以上”的内容，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社会的基本共识。另外，东京书籍1983版详细记录了死者身份、死亡人数、被称作南京大屠杀、遭到世界谴责、日本国民未被告知事实等内容，可以说是各社所有版本中记述最为详尽、最中肯的一版。
4.最早提及被害者中包含妇女儿童：东京书籍1980版、教育出版1980版。最早提及包含扔掉武器的士兵：东京书籍1977版。最早提及包含老人：清水书院1992版。最早指出该事件遭到世界各国谴责：东京书籍1977版、教育出版1977版。
5.独家使用“无差别杀害”一词：清水书院。该社自1992版一直使用该词，并从2011版开始改为“无差别屠杀”，予以进一步强调。
6.独家使用“举国欢庆攻陷南京”照片：东京书籍。该社自1996版至2005版一直使用。
7.独家出现“日军被卷进混乱中”的说法：教育出版（1980版）。之后该社在2005版和2015版中再次提及日军在混乱中杀人。
（二）各出版社的相似或相同之处
1.大多数教科书在战后直至1970年代初期均未记述南京大屠杀，或仅寥寥一句“日军攻陷南京”。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许多中国居民” “日军的侵犯”“杀害4.2万人”等内容，之后东京书籍（1977版）率先使用“南京屠杀事件”一词，各社亦自1980版开始逐渐使用“屠杀”字样，并指出“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扔掉武器的士兵”“遭到世界谴责”等，针对遇难人数分别采用了“十数万以上”“据说20万以上”“中国主张30万以上”等记述。此类内容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期。
2.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扶桑社为宣扬其扭曲的“历史观”而进入历史教科书出版发行领域。其教材虽承认日军在南京杀害许多民众（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认定），但使用称谓“南京事件”，并妄言“关于死亡人数等真实情况存在资料方面的疑点，各种观点的争论仍在持续”。该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虽然一直不高，但右翼势力的能量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就此在出版界搅起一股浊流。受其负面影响及在中日关系进入结构转型期的背景下，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和帝国书院均先后改称“南京事件”，删除“20万以上”“30万”“大量”等字样，改成“许多”，并补充“关于牺牲者人数等仍在研究调查中”的记述。清水书院虽始终坚持使用“大屠杀”一词，但在其现行版中，遇害人数方面的内容也已被抹去。至于另一家右翼倾向的“自由社”，其现行版中则几乎不提此事，仅用一句“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来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此手法与战后初期大多数出版社的记述毫无二致，“完美地”实现了冷战时代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的复辟与回归。
（三）教科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
各版本教科书中虽然有部分内容能较客观地记述南京大屠杀历史，但从总体而言，出版界在对一些基本史实的态度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即便在邦交正常化之后，处于中日友好氛围和战争反省意识高涨的时期，对南京受害情况的描述也仅仅使用“据说”“被称为”“据估计”“中国认为”等模糊用词。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则把南京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删掉对死者身份的记述，蓄意淡化和弱化施害程度。关于杀害人数的表述，呈现“许多→大量（两家出版社使用了“巨大数量”一词）→20万→大量→许多”的变化过程。尤其是如前文所述，安倍晋三政权于2014年修改教科书审定基准之后，各社的相关记述内容不断被压缩，对所谓疑点、争论倒是废了不少笔墨，强调“死亡人数存在各种说法”，大搞文字游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人数不明”，试图通过所谓的各种见解、争论来掩盖侵略本质和残暴性，这与占据政坛主流的右倾舆论氛围和右倾保守势力所宣扬的“南京事件尚未定论”相契合。
从文部科学省对右翼势力歪曲史实的教科书予以审定放行，在学校课程设置上忽视近代日本史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来看，日本政府借助审定制度对教科书编写的干预和诱导，以及其错误的历史教育指导方针，均对造成国民缺乏了解侵略史实、回避战争责任等现状负有直接责任，此种历史教育带给日本社会以巨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战后出生者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日本缺失近现代史教育的恶果不断显现，社会当中主张忘掉历史、摆脱战败国阴影、回归意识形态的新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具有不小的市场，缺乏对战争责任的历史担当和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亦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可以说，战后的历史教育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日本民众的日趋保守右转与历史修正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
四、结束语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不只是右翼倾向的出版社，即使被视作比较公正、中肯的几家主流出版社，其记述内容亦存在对战争责任的刻意掩盖、极力描述本国受害与尽量简化对他国施害的巨大反差，一言以蔽之，即受害者意识和加害者反省的“置换”与对基本史实的“遮掩”乃其根本特质。这些无疑是对历史记忆的无视和漠视，仿佛把人们又带回到中日恢复邦交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彼时与如今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当下日本的主流社会中已没有了当年亲历过战争、深知其残酷和可怕、对中国抱有原罪意识（即承认侵华战争的罪恶）与谢恩意识（即感谢中国放弃战争索赔的宽容）的一众亲华派人士，他们被称作促成中日友好、复交的“挖井人”。2022年和2023年相继迈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本应是值得纪念的重要节点，但从其实际过程和当下现实来看，中日关系持续温吞不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两国如何迎来新的机遇、实现破局？在美国主导的日益加剧的打压遏制中国战略之中，日本想要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考验着日本政治家的执政能力和智慧。期待出现一批新的“挖井人”，能够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并重塑中日关系新形象。
南京大屠杀至今已87年，幸存者仅剩20余人，但我们的国家公祭日才仅是第11年。因为我们曾经淡化这段历史，我们宽宏大量过，我们说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我们从未“宣扬仇恨”。但是，当曾经的侵略国在其政界主流及所谓精英们的主导下，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开始百般抵赖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让自己的国民铭记历史。保护历史记忆、防止历史被改写、铭记受害者、防止美化侵略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任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迎接2025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撞响了和平大钟，以此缅怀同胞、祈愿和平，但我们永远不会忘掉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劫难。
本文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秋之卷，请以正式刊出版本为准。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