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璘（1532—1607年），字朝爵，号龙崖，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出生于翁源县，后落籍东安县（今云浮市云安区），官至左都督、特进光禄大夫，卒后赠太子太保。陈璘将军忠勇爱国，一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平定两广匪患，落籍东安；夺取露梁大捷，奠定东亚近三百年和

编前语

陈璘（1532—1607年），字朝爵，号龙崖，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出生于翁源县，后落籍东安县（今云浮市云安区），官至左都督、特进光禄大夫，卒后赠太子太保。陈璘将军忠勇爱国，一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平定两广匪患，落籍东安；夺取露梁大捷，奠定东亚近三百年和平格局；平定播州叛乱，促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龙崖陈公祠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民间故事“陈璘传说”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璘咁大功劳”这句话在三罗地区民间流传了400多年。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擦亮陈璘文化品牌，云安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区融媒体中心、区陈璘文化研究协会共同开设《粤将陈璘》专栏。今天刊发第六篇文章《陈璘生平功绩、境遇及引发的思考》，作者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岭南文化创意产业研发中心主任王明星、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岭南文化创意产业研发中心硕士陈晓文，原文首发于2019年云安区陈璘文化交流会，敬请垂注。

陈璘生平功绩、境遇及引发的思考

作者：王明星、陈晓文

陈璘（1532一1607年），字朝爵，号龙崖，是出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广东农家子弟，去世于明朝万历年间。他原籍广东韶关翁源，后落籍于东安县（今云浮市云城区、云安区）。陈璘自幼习武，膂力绝伦，好任侠，结交多贤豪，相与谈剑术，讲韬略，尽得其秘，弱冠投军，戍边抗倭，屡建功业，是明代杰出的抗倭将领。

一、陈璘之生平功绩

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国家内乱四起，时广东潮州、连江等地区数万人举事，南粤大地大为震动。广东省总督下令招募骁勇，并出示“谙兵法者爵万户”文告，陈璘献计献策，呈与军门（总督或提督之尊称）。军门看其计策后称奇，随后即召见陈璘，让他代理把总（正七品官阶）。陈璘带领兵马平定动乱，首次建立显赫的战功。弱冠之年的陈璘刚刚进入军队，就建功立业，在当时广东地区声名鹊起。后来，又有林朝曦、林朝敬等人聚众举事，陈璘以三国勇将关羽“单骑赴会，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般的气势，兵不血刃，瓦解了聚众叛乱的民众，利用计策一举擒获带头闹事的头目，二次获功。再后，又有南韶人李富卓，在海南文昌起义暴乱，绑架分巡道冯佥事作为人质，并向督府索要赎金，总督茫然不知所措。陈璘听说后，愿以身顶替为人质，赴险救人，并对叛众头目戏言：“你们执冯佥事一介书生有何用，我陈璘乃一方都护，执我可抵万金。”叛众头领信以为真，于是放冯佥事而扣押陈璘为人质。数天过后，陈璘估计冯佥事已走远，与看守谈笑自若，又说得叛众之中周兴为内应，陈璘趁叛众松懈之机连夜逃回。由于他探得对方虚实，遂领兵直捣其巢，生擒李富卓，平定了文昌之乱。陈璘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平定潮州、英德等地的叛乱有功，任指挥佥事，后又屡立战功，官至肇庆游击将军、高州参将，这也为陈璘后面的际遇埋下了伏笔。

万历四年（1576年），陈璘跟随两广总督凌云翼征剿罗旁地区（今云浮市云城区、云安区、郁南、罗定一带）起义瑶民，成为广东总兵官张元勋麾下得力主将之一，在罗旁战事中骁勇善战，歼敌无数。战事获胜后，朝廷论功行赏，陈璘一哨居十哨之首功，因此被擢升为广东副兵官。罗旁战事完毕后，朝廷在原罗旁地区建置罗定州和东安县、西宁县。陈璘被任命为代理东安县参将，任务是帮助东安县首任知县萧元冈营建东安县城工程。也就是在这时，陈璘举家迁徙，由翁源县到东安县落户生籍，自此以后世代在东安县繁衍生息。当时明朝新置的东安县，可谓百废待兴，而陈璘不辞劳苦，带领士兵在县境内营建一系列利民、便民的工程，招揽不少外地人到此落籍，使得东安县人口迅速增加，陈璘在这方面起到不小作用。陈璘定居后，即精心规划，营建房宇，分田戍兵。几年间，县城建设初具规模，正如史书所载：“山城如画，行者歌，居者宁，缙绅大夫士，东西上下，而夜柝不击”。陈璘平定两广的匪患，并落籍粤西云浮市云安区（时称东安县），为广东当地的社会稳定、保境安民、经济发展做了贡献，在两广地区的发展上起到了拓荒者的作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璘奉命驻守南澳时，他来到当地的第一印象是“金山嶻嶪，云盖插天，屏障迤逦，左右环绕”，而在南澳登陆并巡视一圈之后，他又感叹道：“佳哉风土也，苐惜彼其乏材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大致就是“南澳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可惜树木甚少”。正因如此，到任一个多月后，陈璘萌生了种树的念头：“古人有谓，种树之术，类为政余。”于是，他把三位手下叫来商量如何在南澳实施种树。从碑文内容来看，陈璘清楚，树木“有待而成材者”，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种树无法在短期内见效。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购松苗四万、杉苗三万有奇，命三子督各营卒，分布于城后暨左右各山麓，皆遍植之”。他不仅让手下将士一起在南澳植树，还发动南澳的百姓加入其中，让这七万多株树苗得以在南澳生根发芽。战场上，陈璘英勇杀敌、开疆辟土，成为历史上一位名声显赫的抗倭名将和平叛英雄。战场外，陈璘凭借长远的战略眼光，把植树造林视为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为子孙留存一笔精神财富，也为现代人留下一个绿满山坡的家园。如今，站在陈璘当年植树的深澳镇的山脚下，眼前天然的“绿色屏障”，俨如一道独特的历史人文风景。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大举侵略朝鲜，朝鲜告急，明王朝遂起用陈璘为御倭总兵官，统帅5000名广东兵士北上星驰朝鲜抗倭，开启了陈璘保家卫国外出支援的新征程。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九日，陈璘率领大明水师与倭寇在露梁海面上展开激烈鏖战。就是这场露梁海战，陈璘指挥士兵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倭寇或战死，或坠海而亡，悉数被歼灭。露梁一战，陈璘名震天下，使得倭寇此后不敢再轻易窥视朝鲜半岛，奠定了朝鲜半岛此后数百年的和平局面。这场海战的胜利，在中华民族乃至亚洲海洋战争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朝水师联军在这次海战中，密切配合，善于准确判断情况，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部署，迅速转移兵力，依托岛岸，隐蔽待机，适时出击。陈磷在此战中，战功显赫，为中朝人民共同抗倭效命疆场，身劳心瘁，其忠心报国、热爱友邦的精神感人至深。万历年间的援朝之役，是明朝后期历史中少有的亮色之一，曲折、惨烈处让人动容不已。这场援朝战争（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是中日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战争，时间长达6年多，最终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载入史册。在这场战斗中，陈璘起到了关键作用。《明史》有载，“论功，璘为首”。

明代在与各民族的关系史上，曾盛极一时。明成祖时，北破元裔，南并安南，又招夷于南洋诸国。然而明中期以后，日渐陵替，边疆多事，特别是与西南诸土司的战争更是持久不断。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公开反叛，挑起战端。播州之役爆发，杨应龙和明朝廷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朝廷令文臣王继光，武将刘承嗣、郭成兵分三路，分别行军围剿。杨应龙采用“声东击西”计，以“佯令约降”为幌子，暗中“统兵据关冲杀”，结果“一路明军大败，死伤大半……而他师亦无功”。战争初期，由于明王朝毫无准备，杨应龙占据优势，但随着明王朝平定播州力量的增加，战争态势发生了逆转。神宗皇帝龙颜大怒，起用佥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务，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将士，以围剿杨应龙。此时，恰逢陈璘平定倭寇后由朝鲜归国，于是朝廷又起用陈璘为湖广总兵官，率军前往平叛。陈璘仅用数月时间便平定了杨应龙叛乱，威名远扬，声振朝野。陈璘在播州之役的胜利，大大树立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威风，其功业足以泣鬼神而舒宵旰，也震慑了其他百夷君长，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加强了明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陈璘转移到广东镇守，同年病逝，享年七十五岁。陈璘去世后，朝廷加封其为左都督，追赠太子太保，荫封百户，谕葬于东安县六都南乡莲花山，敕赐在南乡修建陈太保祠，永世祭拜。如今，数百年已经过去，位于南乡陈璘故居的陈太保祠依旧巍然屹立，祠门处有一副表彰陈璘功绩的楹联，相传为万历皇帝所撰：“辟土开疆功盖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由于陈璘有着辉煌的人生历程和卓越的开拓功勋，所以三罗地区的人们在他去世后就开始编造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不断将他神化，最后他竟成了一位能够斩山劈岩、阻河倒流的神奇人物。

二、陈璘之生平境遇

万历十一年（1583年）发生了东山营兵哗变事件，此事在《明神宗实录》中这样记载；万历十一年四月，巡按广东御史罗应鹤题：“分守东山副总兵管参将事陈璘扣减兵饷三个月，又调兵三百名抬木起盖庙寺，众兵怨恨激变，劫掠四五州县之间。罗定兵备佥事侯应爵、东安知县陈公大玩寇遗患，并宜加惩。”上谓：“陈璘虐军致变，革了职，戴罪管事，立功自赎。侯应爵降一级调用，陈公大罚俸半年。”此记载相对粗疏，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当时朝廷看来，陈璘对士兵哗变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文中仅提到了巡按御史罗应鹤的题本，实际上，真正对此事定性有决定影响的是郭应聘的奏报。

根据郭应聘的奏疏，在其到任之前的二月二十四日，广东罗定州东安县带管巡捕罗苛、巡检司巡检韦朂已经上报当月“二十日申时，有东山营兵出于长春寺墟，因酒，乘机将墟上菜、米、布、货等物抢去”，引发骚乱，“有哨官刘一鸾前去禁制，被各兵殴打，扬言激变。口称本管抽扣钱粮，不得给用”。罗定兵备道佥事侯应爵也有类似的报告。郭应聘到任后，又陆续接到岭西兵巡道佥事徐汝翼、游击叶欢、西宁知县吴道远、肇庆府推官唐民敏等人的上报。根据这些报告，郭应聘先入为主形成自己的判断，其急功近利，想向朝廷邀功，便奏报朝廷。郭应聘认定是由于陈璘克扣军饷、发放高利贷及属下军官欺压士兵，致使以黄玉为首的一百余营兵发动兵变。变乱发生后，陈璘虽然领兵追剿，“并在二十三日，追杀叛徒六十四人，召回三十二人”，但残余叛兵流散在附近地区，并于闰二月初十日，伙同中路守备欧泮所在部队二百余人，劫掠了西山一带，并一度进入广西境内，酿成更大祸端。陈璘因此被认定为“贪残激变”，受到革职，“充为事官”的处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史籍的记载都和郭应聘的一致，在地方史志中就有别样的记载。如雍正《罗定州志》记载：“总督凌云翼以为山林方启，宜畀璘世守以镇压之，因奏陈璘，而分设西山参将一员受其节制。璘既任，经略善后，招流亡，辟草莱，抚瑶壮，无不畏威怀德者。时浙兵久戍骄恣，璘以法绳之，有悍弁黄玉等百余人叛去，将合广西瑶为乱。璘闻变，度道由富霖、天当、曙光，先取间道至富霖，令居民尽杀雄鸡，击柝者勿报五鼓。俄叛者至，闻鸡未鸣，漏方四下，稍憩以待曙。璘驰至，遂一歼无遗。”如果他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贪黩成性”，他早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可见其实《明史·陈璘传》涉“贪”的记载，与前面所讲的巡按广东御史歪曲事实诬告陈璘是一回事，事实已证明兵变真相与涉贪无关，一年后即已还陈璘清白。

《明史·陈璘传》同样有陈璘涉“贿”的记录，这也与陈璘即将援朝抗倭时，受到朝廷主和派的排斥有关。万历“二十年，朝鲜用兵，以璘熟倭情，命添注神机七营参将，至则改神枢右副将。无何，擢署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官，协守蓟镇。明年正月诏以本官统蓟、辽、保定、山东军，御倭防海。会有封贡之议，暂休兵，改璘协守漳、潮。坐贿石星，为所奏，复罢归”。到北京的时候，兵部尚书石星又借机打击陈璘，明确告诫他到了朝鲜不得肆意妄为，倚老卖老，话语里全是不信任和威胁警告。

当时的主和派不惜以诬陷的方式打击主战派，陈璘空有一颗为国捐躯的拳拳之心，却不料成了代罪羔羊。这也说明当时官场险恶，贪官佞臣当道，歪曲事实，迫害忠良。万历皇帝怠政，官员们也个个尸位素餐，但样子总要摆好。一篇“奇葩”奏折写好，就是“辛勤工作”的遮羞布，里面几句云山雾罩的段落流传起来，还能给自己刷知名度，等于是合理合法地偷懒。于是大明朝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效率可想而知。这坑国的效果，正如近代学者许同莘一针见血之言：“历代文章公牍之弊，及国家受士大夫之害，无过于明人者。”确实，打着冠冕堂皇名义的懒政，后果，往往与贪腐一样可怕。

抗倭英雄陈璘也像戚继光一样，背后并不是万人之上的风光，而是为了自己的抱负不断拼搏奋斗，保家卫国的辛酸，明朝的官场复杂险恶是有名的，明代“官场病”的形成，起源于弘治年间，至嘉靖、隆庆以后更是病入膏肓。

三、盖棺后引发的思考

第一，战功赫赫的陈璘却蒙受“贪黩”之冤。

立下赫赫战功的统帅陈璘，并不是单纯的水军将帅，其还是明朝戍边名将，除了朝鲜战争以外，在那之前、之后，因当时广东盗匪纵横，倭寇来袭之前，陈璘主要坐镇南方的边疆。陈璘在历史典籍里面记载和讲述并不是很多，清人所编写的《明史》里，还对他有一个负面的记载和评价。《明史》里说：“璘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意思说他有贪污行为。此外，陈璘的后代因为不想投降清朝，移居到了他们祖上曾经奋战的朝鲜。起初，朝鲜人对陈璘的后代都是感恩戴德的，毕竟陈璘和朝鲜将领李舜臣一起在露梁海战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来朝鲜被日本统治很多年，陈璘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大敌，因为他让日本的海军水师损失惨重，所以日本在统治朝鲜这段时间尽量丑化或贬低陈璘，这就造成陈璘在朝鲜史料记载中被贬低了。

第二，起起落落的陈璘惨遭“罢官”之屈。

为了表彰陈璘的赫赫战功，万历皇帝曾亲撰匾额“开拓第一功”，并称赞陈璘“辟土开疆功盖古今人第一”。陈璘打仗时候屡立战功，但在他不打仗时候很多史料记载说他贪钱，比如说他在罗旁战乱平定之后大兴土木、营建寺庙并示意部下勒索士兵钱财。士兵被激怒引发暴乱，抢劫州县，就被御史上报弹劾，朝廷下诏剥夺了陈璘官职，很快暴乱平定，他又被提拔为副总兵，然后很快又被罢官。陈璘的军旅官宦生涯总是起起伏伏：在不打仗的和平时期，他时常遭贬而罢官；而到打仗的时候朝廷又想起他。

陈璘是勇武忠义之人，而此类人在明朝的武将里往往充当的是悲剧的角色。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政治生态，它的政治架构里面文官就是压了武官一头，对于武官而言，服从命令的就很好了，但是像陈璘这样勇武忠义的武官总是不服，就不免陷入朝堂之上的文武争斗之中，所以陈璘屡次被言官、御史弹劾。我们不要苛责明朝的武将们，就连我们上面提到的戚继光将军一样得给朝堂上的文官送礼，这是明朝武官们的悲哀。陈璘被罢官在家休养多年之后，日本人侵略了朝鲜半岛，明朝派陈璘去抵抗倭寇。可就在陈璘满腔热血，准备出国作战的时候，有人为了打击政敌又拿陈璘做文章，诬陷陈璘求军功行贿，于是陈璘又一次被罢官，回了广东老家。这时，广东又有土匪聚众闹事，陈璘便自己出钱作饷拉起队伍，很快就把匪乱给消除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朝鲜和日本和谈破裂，战事再起，明朝第二次派大军到朝鲜与日寇作战，这次，陈璘终于得偿所愿，升任御倭总兵官，统领大规模水师浩浩荡荡前往朝鲜。朝鲜国王以最高规格的礼遇接待了陈璘，并准备了一批礼物送给陈璘。当时，陈璘拒收朝鲜国王的礼物，还铿锵有力地对朝鲜国王道：“永绝争桑之患，肃清瀚海之波。”他到朝鲜就是来驱逐倭寇的。

万历皇帝统治时期就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可他在位时间过长并没有给明朝带来什么富强和万世太平，而是加快了明朝的衰败和落后。明朝的经济开始下落，社会开始衰败，与万历皇帝在统治中后期的长期懒政不无关系。由于制度的影响，明朝文官权力极大，这在各朝都极为少见，而皇帝为对抗文官集团，就给予宦官极大的权利，先后诞生了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太监，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几乎成了明朝中后期的主旋律。在这种斗争之下，武将显然更加没了地位，话语权更低。纵观明中后期，武将大多只能做到总兵的位置，却经常有文官担任一方统帅的现象。而功勋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存在新旧交替，除了明初勋贵大多出于武将，中后期的勋贵除了继承父祖余荫的，新贵族除了两京之外，多出于文臣。所以，明中后期的勋贵也大多是文臣。纵观有明一代，武将集团虽然是利益共同体，但除了明初或是由于袍泽纽带，或是由于提拔之恩，大家关系较为亲近，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也就淡了，很难将力量集合起来。反观文官集团，由于师生情谊、同窗友谊、提拔举荐之恩、同僚之谊等等，大家关系极为密切，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到明朝中后期，虽然思想界也出现了文人结社与言论时事的新气象，也出现了诸如认为“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并创立了“阳明心学”的王守仁、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而求真证伪的李贽等人，但是，与此同时也不乏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甚嚣尘上的攻讦不仅使文人学士之间形成学派党争，“广布流言，倾危宿硕”,其间发生的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杀戮开国元勋数万，这恐怖的一页，给后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像陈璘这样的武官也遭人妒忌，官宦生涯几起几落，这深刻说整个明朝的官僚体制已经非常严重影响国家政治、军事的正常管理。它既是陈璘个人的不幸，更是民族之灾难。

写史，难就难在“写实”并不是摹写经验事实。它不仅要记录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且要记录历史脉动的“表情”。而无论“真相”还是“表情”，都不是固定的存在物，它们不但因观察者而异，而且总与不可视的“意义”缠绕不清。

今年，201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中华民族走向近代的历史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非常值得我们民族记忆和纪念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最重要的遗产是科学与民主。那么100年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又真正做得怎么样呢？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的先驱与闯将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本特殊的文学作品《野草》，它的《题辞》中明确宣布：“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如果把《野草》视为一个时代的证言，那么，我们能从中读取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有学者称：鲁迅先生撰写《野草》之作，正是他登上文坛伊始。当时他并没有与最新的思潮同步，而是想成为与历史共生见证者。这个重任并非直接改变历史，而是要为中国的历史做证。为什么这样说呢？

鲁迅先生一生都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健忘，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健忘的习性，就没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健忘正符合“造物主”的意图，造物主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鲁迅在《野草》的《淡淡的血痕中》一篇中，揭露健忘的怯弱者“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的苟活状态，同时呼唤着叛逆的勇士。他“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鲁迅先生知道，为历史做证绝非易事，但历史也绝非只由枪炮与权势构成。在真伪的问题上，文人之间的较量不亚于残酷的战争，然而却远比现实中的两军对垒更难于辨认。为历史做证，因此也就意味着在文字的世界里留住真言，揭露伪证。

其实，“留住真言，揭露伪证”，又谈何容易？!

第三，客家文化塑造文化基因。

客家文化、客家精神是陈璘走上尚武报国之路的潜在文化基因，关于陈璘的家族起源，从《陈氏族谱》中可知：“从翁源县周陂镇龙田村陈氏开基始祖万三郎为一世算起，陈璘为第六世。”而陈璘祖上并非翁源本地人，其先祖从福建龙岩上杭县迁至广东翁源县：“明朝初年由福建迁徙而来，定居在翁源境内青云山南麓的龙田。”翁源客家民系是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据现今翁源大量族谱记载，最早迁至此的客家人多来自福建，时间大多是明中叶时期。客家民系原本生活在中原，为躲避战乱和外族入侵而南下迁徙。研究客家文化的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绪论中，引用英国教士艮贝尔氏的话语：“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确替他们养成一种爱种爱家的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他们在后来教育子女要么耕读科考，要么从军报国。这些优秀的品德是客家人在不断辗转开拓的历史过程中养成的。关于中原的家国记忆，早已深深植根在客家人的基因中。所以客家人在面对外敌入侵时表现出忠义爱国与民族大义精神。对此，国内外学者也颇为赞同，日本学者矢吹晋、藤野彰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中写道：“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的气质，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到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陈璘身为客家人，这些宝贵的精神自然也融入他的骨髓里。

忠义祠对陈璘在少年时期塑立人格、培养德行有着重要的影响，故有陈璘的“好任侠，结交多贤杰，相与谈剑术，讲韬略”，为陈璘走上尚武报国之路提供了文化氛围。自秦代立“岭南三郡”始，虽经北人三次大规模南迁，而使岭南地区有所发展，但政治、经济、文化仍相对落后于发达的中原地区，故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推崇“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规范的忠义祠，能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塑造陈璘的忠义精神。陈璘后来走上尚武御敌报国的道路，形成忠肝义胆、崇尚教化的思想，原因之一正是受到官家立祠塑像表彰忠义的影响。

人类是当今地球上最复杂高级的动物，其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他有复杂的思维和行为。而人类的行为又是如何发生和控制的呢？其实，人类行为最简单的定义是人类作为主体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对社会环境的反应，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学术界将人类行为定义为人类为满足其自身需要，采取某种方式去适应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活动或方式。人类行为可以是生理的也可以是社会的，可以是外显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可以是正常的也可以是非正常。人类行为是整合的过程。

分析人类行为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通常采用的是多元分析框架，这个多元分析框架包括社会维度、心理维度和生物维度。从社会维度分析人类行为，应该将人的行为放入社会环境系统中，人不断地在和社会环境系统互动。社会环境系统包括社会结构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社会结构环境中有家庭、群体、组织、单位、社区、国家等内容，还包括各种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社会价值、社会规范、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等内容。从心理维度分析人类行为及其环境的关系，将讨论个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人在成长阶段中的心理特征、形成和影响心理活动过程的社会环境因素、人类在行为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认知发展、人类的态度和情感、社会认知和心理危机等。从生物维度分析人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将讨论人类的生化系统、细胞系统、器官系统及人的生理成长阶段和外界环境变化对人类生理的影响等。一些理论和研究中采用狭义的人类行为概念，通常只包括外显的活动，如心理学中行为主义学派重视研究由外界刺激引起的可观察和测量的人的外在反应。实际上人类的外显行为和内在行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可分割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类行为是由本能所引起的一种结果；认知成熟论者认为，人类行为是人的认知能力成熟之后对环境所产生的反应；社会学家认为，人类行为是其价值观点及态度的表现；社会工作者认为，人类行为发生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及物理力量的整体性相互作用。在人类行为的不同阶段，人类可能面对社会、心理、生理等不同问题与危机，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对策和答案。

我们这里阐述了这些心理学、行为学的基本知识之后，认为：身处岭南大地，思想深受客家文化影响，这应该是陈璘的人格形成和行为发生的主体要素，当然绝非全部要素，他的文化基因和一生重大行为也绝非本文一篇小文可以透彻分析的。有人说：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偏爱一部分人；所有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风景。在朝堂上得不到肯定的陈璘，一再遭遣受贬，数度起落，人生也堪为一段传奇。陈璘的历史评价更像是元朝诗人赵孟頫的一首七律所言：“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陈璘深受王阳明“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人爱物，即仁人爱物便是一物”思想的影响，对于官场几度沉浮起落的陈璘而言，理解并深入浅出地实践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理念，恐怕也是他戎马一生，战功显赫而屡贬屡起，不计名利，而甘愿为国尽忠，献出自己一生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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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云安区委宣传部

来源：云安融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