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座城市自此肩负起政治、军事、外交等核心重任，川渝地区也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抗战的烽火中，川渝地区以群山为盾，江河为脉，凭借独特的战略地位和川渝人民的无私奉献，化身支撑中国抗战的坚实大后方。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座城市自此肩负起政治、军事、外交等核心重任，川渝地区也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抗战的烽火中，川渝地区以群山为盾，江河为脉，凭借独特的战略地位和川渝人民的无私奉献，化身支撑中国抗战的坚实大后方。

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子芮

日寇轰炸后，重庆人进行自救。

川渝：西南大后方的战略选择

川渝地区能成为支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与这方水土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四川盆地是著名的天府之国。据成都方志记载，1941年至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8000多万石，占当时全国征收谷物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成都、华阳两地在1941年到1944年间就捐出稻谷147.9万石。丰富的矿产资源也便于工厂的发展与扎根。

重庆以东，武陵山、大巴山绵延300多公里，这里峡谷纵横，关隘密布，形成了纵深的天然屏障，阻挡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

“1942年，日军拟定‘五号作战计划’，妄图先攻占西安，再进攻成都和重庆，最终因太平洋战争形势恶化而放弃。川渝地区的山地地形阻碍机械化部队推进，让日军不得不进行渡河与山地作战演练并修改部队编制，最终也成为该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这印证了重庆战时首都的战略价值。”重庆大学教授、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锋告诉记者。

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重庆的雾季，大雾弥漫，形成一层天然的防空网，日军轰炸机多次因能见度不足被迫返航。在轰炸的日子里，山地地形与茂密的植被也让炸弹的命中率降低不少，有效保护了兵工厂、政府机关等核心设施，例如黄山官邸等重要场所多次在轰炸中幸存。

川江航运则是大后方的运输命脉。当时，西南的交通网主要由长江、嘉陵江、岷江、沱江等水系构成，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成为连接长江上下游的枢纽。川江航运成本低、运量大，能够支撑内迁工厂的原料输入与成品输出，以航运效能保障物资周转。民生轮船公司通过宜昌大撤退等行动，以水路网络串联起大后方的物资循环。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集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交部等核心机构。钱锋说，重庆当时的定位是“东方主战场大后方指挥点”。蒋介石的黄山官邸与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虽分处两地，却共同推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转。这里每天发出的电报，指挥着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协同作战，成了全国抗战的战略中枢。

构筑物资生命线

抗战时期，川渝地区艰难拓展着交通网络。日军全面封锁沿海口岸后，当时中国对外交通仅余西南与新疆两条通道。滇缅公路成为维系抗战的生命线，海外援助的物资需经此路，经云南输入四川，再分拨全国，支撑前线作战。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2年，滇缅公路抢运军需约45万吨，输送了全国九成的国际援助。

川江航运让沿海内迁到大后方的工厂、学校、机关扎根于此，构筑起贯通前线与后方的物资生命线。据重庆建川博物馆统计，抗战时期重庆拥有工厂1690家，兵工厂14家，银行和钱庄下设机构233个。由于条件困难，一些从沿海战区抢救出的工业机器，都是由汉口用人力拉到重庆。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硫酸厂、四川水泥有限公司、第一兵工厂……各大轻、重工业工厂源源不断地向前线供应军需，保障民用物资。

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中，有一个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博物馆，是由旧址保护性修复而来。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直逼武汉。当年6月，全厂两万多名职工、家属和全部设备、成品、厂房的材料全部拆卸装船，原厂址被夷为平地。为了保密，兵工署让西迁的兵工厂全部改名，其中汉阳兵工厂改成兵工署第一工厂。

“兵工署第一工厂的搬迁之路充满了血泪。该厂先由湖北汉阳迁到湖南辰溪，后因日机不断轰炸，第一工厂不得不在1940年再次西迁。因陆路交通不便，搬迁只能走水路，先经湖南沅陵到常德，后经民生公司的轮船从宜昌溯长江而上迁往重庆。”上述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抵达重庆时，原来的两万余名职工和家属仅余千人。

卢作孚旧照。

在这次大迁徙中，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武汉沦陷，宜昌亦成危城。卢作孚不惧危险，从长沙飞赴宜昌，于飞机上鸟瞰，宜昌人员、物资大量滞留，其场面之混乱，令他极度震惊。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卢作孚沉着镇定地指挥24艘轮船，组织大家用40天时间将数万名人员和代表当时国家工业精华的近10万吨物资和设备，从宜昌码头经川江抢运到重庆及四川后方，缔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到了重庆后，日寇的飞机紧随其后，为躲避轰炸，西迁的工人一边生产，一边以人力开凿防空洞。迁到重庆三年后，兵工署第一工厂的工人们一共开凿了107个生产洞和9个装备车间。如今，有的岩洞已经变成了展厅的一部分，走在其中仍能见到当年的痕迹。当年的兵工署第一工厂，如今发展为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直属骨干企业之一，继续为国防工业作贡献。

抗战时期迁到重庆的兵工厂并不止汉阳兵工厂一个，据统计，兵工署17家工厂中有11家迁至重庆。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一纸西迁命令送达金陵兵工厂。面对日军铁蹄逼近，厂长李承干力排众议，决意将全厂迁往重庆江北。李承干亲率迁运团队昼夜奔忙于厂房、码头与火车站之间，将设备拆解为可运输单元。没有起重机械，工人便以滚木、绳索和扁担肩扛手抬，将精密机床捆扎入箱。12月6日，最后一批留守人员将兵工厂库存的钢材和半成品等装上雇来的两只木船，沿江而上，此时距日寇破城仅余几天。

抵达重庆江北后，金陵兵工厂更名为“第21兵工厂”并正式复工，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职工吃的住的问题都没解决。李承干带着工人在簸箕石江边搭建了个席棚作为职工食堂，单身职工则挤住在江边原丝厂的旧仓库楼上，同为单身的李承干和大家同吃同住，垫谷草、睡地板。第21兵工厂复工一个月后，就赶制出40挺重机枪，同时，李承干对马克沁高射机枪进行了改良，并设计和制造12厘米迫击炮和炮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据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副处长唐润明讲述，第21兵工厂在大轰炸期间成为重要的轰炸目标，该厂遭到日机14次轰炸，员工死亡10人，伤数十人。面对日寇暴行，李承干极度愤慨地说：“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总会有办法来复工。”每当轰炸结束，空袭警报尚未完全解除，他便率先冲出防空洞，奋不顾身地抢救人和机器设备。

第21兵工厂并没有修建防空洞，而是调整了工厂布局，坚持地面生产。据铣工胡学佑回忆，那些重要设备被独立放置，间隔很远，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每当日军轰炸结束，他们就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

“钢铁产业和武器生产工人多为男性职工，为平衡性别结构，当时在军工厂附近建立了纺织厂和食品厂，大部分是女性员工，形成了安家乐业的环境。”钱锋介绍，这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配套产业也随军工内迁在川渝落地，重庆从战前的轻工业城市快速转型为西南重工业中心，逐渐形成军工加民用的完整工业体系。

重要的兵员补充源

“出川抗战，失土不复，誓不返川。”这是1937年成都少城公园的欢送川军出川抗战万人大会上，川军将士代表的庄重誓言。他们穿着单衣，踏着草鞋，背着“老套筒”步枪徒步奔赴东部战场。

“传统意义上，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的6个集团军被称为‘川军’。另外还有很多四川籍兵员补充到中央军和各个部队中。因此目前川军的总量没有精确的数字，但加上西康征兵等数据，可知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四川实征壮丁达300多万人，其中重庆输送了大概96万名战士。”钱锋说。

四川省北川县王者成赠给即将出征的儿子的“死”字旗。

这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自愿应征，成为各战场最重要的兵员补充源。川军先后有6个集团军另有2个军1个独立旅出川抗战，约占全国出兵抗战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是除中央军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装，几乎参加了抗战中的所有大型战役。

1943年，中国派往印缅战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的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四川在一个月内就征召了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飞赴印缅。这在川渝地区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热潮，并促进了全国“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顺利开展。

随着机构、学校内迁，莘莘学子来到川渝，并非享受这“偏安一隅”的安逸和宁静，他们与热血的川渝儿女一起发起各种抗日救亡运动，不少学生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积极从军。

当时，李庄参军学子在同济本部禹王宫集体宣誓后慷概出发，全校实际从军人数达364人，是当时国内参军人数最多的高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战地记者海明威在华西坝五校发表演说后，很多学子受其影响，投笔从戎，还有许多学生报名入伍担当随军翻译；不少重庆学子加入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从这里走上沙场。迁到宜宾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员们也纷纷请缨。傅斯年的侄子傅乐德也投笔从戎，远征印度。当时傅斯年写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

在民族危亡之际，出家人并未置身事外。四川省佛教会组织了僧伽救护训练班，这些僧兵训练后成为战地救护员，一同随川军出征。

没能上前线的人，在大后方也积极地加入了训练。党、政、军干部及青年学生、普通百姓先后被纳入战时训练制度，重庆南岸、璧山等地都建立了培训基地。特种教育培训班开展了警卫纠察、救护慰劳、防控消防等各项工作，这不仅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还提高了西南地区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

“捐不完的爱国钱”

川军在前线浴血奋战，而川渝地区的群众则在后方全力提供保障。面对艰苦的境遇，他们节衣缩食，踊跃捐款献金，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宁可自己碗中无米，也要让前方将士有粮。

当时，战区不断扩大，政府的税源逐渐枯竭，而军资耗费益繁。四川丰富的农业资源为持久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全省承担战时粮食供给重任，通过田赋征实、粮食统购等措施保障军需民食。在财政领域，四川更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税收支柱，众多金融机构扎根于此，以稳健的运转为战时经济注入活力。那些泛黄的存折与取款印鉴票，如今静静陈列在重庆建川博物馆，人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当年的温度和热情。

随着节储运动的开展，川渝各界群众纷纷捐款献金，极力支持抗战。在全国劝储总会发起的抗战建国储蓄竞赛中，到1942年1月底全国储蓄达72540万元，重庆市占13046万元，为全国最多的地区。1943年7月7日，重庆开展陪都各界七七劳军献金活动，献金总数达8500余万元。重庆企业家刘子如在抗战爆发后，积极筹集物资，自费率百余人前往前线服务，时间长达三年。

民间组织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全国征募寒衣总会为前线战士募捐了上百万件衣装，还在重庆创办了抗属工厂，为军属创造工作岗位。

由于沿海海盐产区沦陷，川南盐都自贡的战略地位变得愈发重要。1939年正式设市后，作为全国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自贡顶住了日军7次“盐遮断”轰炸，坚持在硝烟中抢修井架，在废墟上重启灶火，以赤诚的救国之心诠释了何为“盐都儿女多壮志”。

1941年前后，自贡盐工响应《新华日报》发出的“献机运动”倡议，先后捐款购买了两架飞机“盐工号”“盐船号”。1944年的“爱国献金”运动中，盐商余述怀一人捐出1000万元，盐业巨子王德谦累计捐献约1400万元，罗从修等77名盐商组建“七七献金团”，每人每月献金77元直至抗战胜利，带动整个盐场掀起捐献热潮。

据史料记载，截至1944年11月，全国献金运动总共募得法币约5亿元，其中自贡献金高达1.2亿余元，创下了多项全国第一，包括捐款总额全国最多、人均献金最多等记录。1939年10月至1941年8月，日寇对自贡地区进行了7次“盐遮断”大轰炸，妄图摧毁自贡盐场、切断军民食盐供给。1940年8月12日的大轰炸中，自流井上桥石滩坝钟森荣家族三代13人被炸死，钟森荣孙女钟泽云遇难时出生仅3个月。自贡盐工在轰炸中坚持生产，紧急警报时方进入掩体，熬盐岗位不熄火，1941年产盐518万担，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当时人们编出顺口溜说，“炸不断的自贡盐，捐不完的爱国钱”。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文中对川渝地区的抗战作出了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川渝地区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不仅是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川渝人民展现出了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

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的观众留言簿上，一位小朋友写道：“和平从不是理所当然，是数不尽的先辈们用热血与坚守铸成。铭记历史，爱好和平，忠于祖国！”这句留言正是对川渝地区抗战历史的最好诠释，也是对所有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先辈们的最高敬意。

来源：廉政瞭望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