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大赦天下”的做法啊，对于很多古人来说，有点像冬天来了一场义务“送温暖”。咱们从电视古装剧也能见到，有了新皇上登基、改年号，官府就宣通知：能赎罪的赎罪，甚至连关着的杀人犯也“沾了光”。可大赦又不是一般的宽容，它是标准的大手笔——皇帝亲笔一道文书，直接放掉一
这个“大赦天下”的做法啊，对于很多古人来说，有点像冬天来了一场义务“送温暖”。咱们从电视古装剧也能见到，有了新皇上登基、改年号，官府就宣通知：能赎罪的赎罪，甚至连关着的杀人犯也“沾了光”。可大赦又不是一般的宽容，它是标准的大手笔——皇帝亲笔一道文书，直接放掉一大批百姓、军人、罪犯。这和简单减刑那是两回事。好多人一夜之间不仅不用挨鞭子、免受刑罚，还能带着光明正大的身份走出牢门，有点像人生给了重启键。
其实咱们小时候在村里看过犯人放出来的样子，满脸都是暗红色的激动与不可思议。有时候朝廷的法令太突然，大伙都不相信，跑去官府门前探了探——“你说真赦免了？不会明天再抓回去吧？”这种不安全感古今都一样。可为什么皇帝非得来这一出？大赦听起来好像很仁慈，其实也是“人算计人”的一环——不仅能表现皇帝胸怀，还凑巧能让民心顺手归到他这边。一块石头砸下去，溅得官府、百姓都挺乐呵。
但唐太宗李世民玩的那次“放死囚回家”，说实话，要是放在现代社会，也肯定能上热搜。咱们不妨岔开聊聊，换个角度看看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很多人只记得他玄武门那一天血流成河，却忽略了，他后来治国玩的是“信人”那一套。比如李世民刚刚做皇帝那会儿，朝堂上已经坐着好多各路豪杰，凭本事吃饭。有一次，有个叫萧瑀的官员犯了点事，按律应下大狱。结果李世民直接拍板，说："他是老臣，功勋不小，先让他去家里反省反省，再看怎么处理。"大家都觉得犯嘀咕，心说皇帝是不是太松了。可萧瑀三天后亲自回宫请罪，没有躲，反而说自己不该辜负皇上的信任。李世民啥反应？他一笑，说：“得用人者宽以待人，不用一板一眼。”这事后来被朝廷里传作是宽政的典型。
但你要真以为他没底线也不对。有一年，西域打仗回来的兵士，因为触犯禁令进了刑部的牢房，按惯例要重判。有个老兵当时就哭了：“我们打仗流了血，却因细节之错要戴枷跪地，这心里不服气。”消息传到李世民耳朵里，他并没直接放人，先叫来左仆射房玄龄问：“这些人真心悔过没有？如果是贪功自傲，不能姑息。”房玄龄实话实说：“有几人其实只是失足，不是本心坏。”李世民于是让这些人家属来见面，先免去枷锁，让他们当众道歉，然后裁定部分人免死，余下流放边地。朝里有些官员反对，说这么一来后患无穷。但李世民不听，拍桌道：“轻信小恶可鼓励大善。”
和唐太宗同类的放囚案例，往往发生在节气、祭祖或者朝政大变的时候。其实在唐朝之前，隋文帝曾有一回更极端，在寒食祭时允许犯人全部离牢七天回家。这些犯人，大多数都如约返狱。有人说，这到底是法制的进步，还是侥幸心理作祟？没人能说死，毕竟那会儿逃走就是全家一起掉脑袋。
但李世民真敢这么大手笔一次性放掉几百死刑犯，这背后光是胆识还不够。他其实看中的，是把“大唐信用”当成国策推行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贞观六年那回“放死囚回家后又全员返狱”，史书惊讶之余，不少百姓心里其实并不放心。邻居说：“今天他们没闯祸，万一明天呢？”相当于一根悬着的线，大家不敢断言后果。
换做别的朝代，可没几个人真敢这样做。宋仁宗有一回章惇因谋反被关押，最后放出来，规定只能在城里活动不得离京。章惇真就没跑，后来还成了朝堂“讲道理”的代表人物。仁宗见他还老实，直接让他复职。朝中不少大员都说，这说明皇帝用人有度，才让天下能安。其实，这种放宽政策，有时是赌，有时是用一颗心试探另一颗心。
而官场里的观念分歧，比咱们茶馆里聊天还要热闹。有官员主张，百姓靠打压，防着他们出乱子；也有像魏征一派坚信，“民为本”，愿意多给点信任、多留点人情口子。魏征有好几个辩论，故意用西汉文帝“少杀多宽”的例子，李世民就爱听这种。后来朝政也渐渐转为“宽以治国”的主流，比如考课、六典里的量刑方法都变得缓和。
但社会气氛变好了，就真能杜绝犯罪吗？有一回，京师南郊农村出了一桩命案，县令怕是“大赦效应”，亲自走访被害人家属，问是不是老犯人闹事。家属倒说：“不是，是庄头争地。”县令心里才宽了半口气，回来报告朝廷，“老死囚们没惹事，大赦那套其实挺灵”。但也始终有人心里打鼓，说，兴许这些人只是暂时惧怕，要真放宽常态，后患未可知。
对李世民呢，他其实也是时时纠结。史书后来记载，他曾经在惩处大案后跟长孙皇后说过：“人心隔肚皮，有些事不能全信。”长孙反而劝他：“既然做了皇帝，总要有点依仗人性的爱。”有人问，这算不算人道主义？但从我的理解来说，在古代，这种举动根子里有一半是智慧，一半是无奈。李世民能凭一纸政令让三百九十死囚如数返狱，这种威望，不是一朝一夕积累来的。
可这事大家并不是一致叫好。欧阳修、王夫之之后甚至专门写文章分析，说这些犯人不过权衡利弊，衡量家人受牵才返狱，不是什么君臣间的真情流露。王夫之甚至大胆推测，刑部私下通知死囚：如期回来，说不定免你死罪。这种推断，看似冷漠，却很生活化——谁不想多活一年？但你要问我，李世民这种做法，不管背后到底是真是假，能让贞观一朝民心稳定、人心向善，就是本事。
贞观之治以后，唐朝的气氛越来越松弛，老百姓敢说话、敢干事，官员敢犯颜直谏，有错能悔改，不必一条道走到黑。有功能赏、有罪能赎，全社会像是通了水管，流动起来。有人说那是一段最像人间的治世，我觉得，说不定还真没夸张。
最后，李世民的“大赦”，究竟是高明的治国策略还是一场人性实验？没人能给定论。但他留下的是一种气度，一种相互信赖的国风。大赦也许不是每次都能善终，但偶尔的一回，恰好让无数人相信，皇帝也是人，也会拿自己的赌注换百姓的自由。这种微妙，恐怕比刑书上的一条条律文更能让人记住。你说，要是今天再来一次这样的“宽政”，会不会换来同样的回归？说不定，咱们也愿意赌上一把——只要信得过，谁还舍得一直逃呢？
来源：灿烂橘子Sj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