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09-07 20:01 1

摘要:15岁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时,仲树没想到,这会成为她后来翻译普鲁塔克的引子。初读普鲁塔克时,她是一名语言学习者,像钻研文言文一样,她不带任何目的地钻进了两种语言的时态和变格,并不理解那些文字背后的哲学意涵。

(受访者提供/图)

15岁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时,仲树没想到,这会成为她后来翻译普鲁塔克的引子。初读普鲁塔克时,她是一名语言学习者,像钻研文言文一样,她不带任何目的地钻进了两种语言的时态和变格,并不理解那些文字背后的哲学意涵。

古希腊语学到第四年,有一次在课堂上,仲树照旧和同学们阅读原典,却被老师问道——“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什么?”所有人都语塞了。“那个问题挺震撼的,之前我从没考虑过语言背后的载体可能是整个古典哲学,我们当时只是看到稻草堆里的每一根草,却没退后一步看看整个稻草堆有多宏大。”后来回想,这算是她以哲学为志业的起点。之后,她入读哲学系,现系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哲学博士候选人。

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普鲁塔克是一位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是罗马帝国时代杰出的希腊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在文艺复兴时期重回西方学术视野,成为希腊与罗马文化融合的象征,蒙田、莎士比亚和卢梭更是对他推崇备至。而就像仲树在2025年7月出版的《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一书的译者序中写的一样,“蒙田在书中共83次提及‘普鲁塔克’之名;莎士比亚在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中,提炼出其‘罗马剧’中两个恒久的悲剧母题——英雄性格内在的矛盾与动荡、个体与社会主流之间的激烈冲突;对卢梭而言,普鲁塔克是其童年时阅读的第一位作者,也是暮年不断重读的作者,更是唯一一位每次阅读都带来新启发的作者。”

《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选译自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收录了《如何不令人生厌地自我赞美》《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论心灵的健康》等篇目,共11篇。该书责编廖玉笛初识普鲁塔克也是通过仲树主持的播客“独树不成林”,“普鲁塔克关注的问题偏比较伦理学层面,不那么抽象,他会写如何分辨真朋友,告诉我们如何交友——这些问题亘古不变,现代人也会想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很有当下性。”

“选择翻译普鲁塔克不是因为一时的机缘,我希望这些作品能成为我世界观拼图的一部分——它必须能代表我认同的哲学方式,也正因如此,我拒绝了很多出版商希望我写‘心灵鸡汤式’的哲学书的合作机会。”2025年春天,收到廖玉笛的翻译邀约时,仲树正面临一项抉择。这之前,她因前夫出轨陡然陷入“愤怒前妻”的身份,学术和生活也不得不因接踵而至的麻烦而停摆。

播客“独树不成林”也诞生于那时。“因为我私人生活的全面崩塌,我被迫把思考带入公众生活:录播客,写国际新闻,写小文章,在瑜伽馆擦地赚钱顺便练瑜伽。”时至今日,“独树不成林”收获了逾40万听众,共产出15期与普鲁塔克有关的节目。廖玉笛也是这档播客的忠实听众。

仲树很快答应了廖玉笛的翻译邀约。一个月后,廖玉笛收到仲树发来的译稿,她说这是自己编辑生涯中遇到的行动最快的译者。对仲树而言,阅读和翻译普鲁塔克是她将自己拽回日常生活的具体抓手之一。那阵子她摇摆于是否反诉前夫,“想要正义得到施行、坏人罪有应得是很常见的心理对吧?但现实层面,我已经背负了8万美元的债务(离婚诉讼的律师费),是否能赢、把钱要回来是另一回事。”译稿完成后,仲树放弃了反诉,“所谓的赢,我发现自己并不认可。过好自己一开始选择的生活,是我更加认可的赢的方式。”

《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是一本由古希腊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译著。在仲树原先的计划中,它是一本面向学界的哲学书,她在其中标记了Stephanus number(斯特凡诺数字,古典学里常用的一种文本分段编号系统),希望之后如果出现更精准的译本,读者方便对比阅读。由于出版的现实考虑,这个设置后来被删除了。

翻开《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你或许会震惊于脚注的详实,以及它们与其他哲学作品的联系——这来自仲树自小作为哲学读者的渴慕。我们的采访由这些翻译细节开始,聊到她对普鲁塔克的理解、普鲁塔克哲思的当下性,以及一个女性如何通过模仿成长途中遇到的榜样走上学术道路。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仲树的对话:

哲学书与读者有什么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自己一直想翻译,只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国内出版圈,之前尝试过翻译吗?

仲树:我有把古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经历,但没翻译过中文,特别是这种面向大众的读物。但我并不把这次普鲁塔克的翻译当成“通俗读物”,想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文的语气和难度。很多中文古典译本读起来很“古雅”,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译者个人的中文使用习惯,而非原文的风格。比如普鲁塔克写信给一位刚成年的王子,内容是大白话,如果翻译得文绉绉,就背离了他原本的语气。相反,塞内卡的文字则像一个中年政治家的演讲,庄重甚至带着“爹味”。准确的翻译应该能让读者读出这种语气的差异,而不是把所有古典作家都翻译成一种古板的腔调。

很多中文译本存在的问题还在于,它们并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而是转译自英文。一些译本往往夹带了中国传统概念,比如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的“贵族”翻译成“乡绅”——这或许能拉近文本与中国读者的距离,但不利于理解,因为它把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混在了一起。

我很尊敬上一代译者。他们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甚至有人在“文革”时只靠一本字典、在牛棚里对照翻译,却依然贡献出了权威的中文译本。但今天的条件完全不同了。我能接触到最新的西方学界成果——大家对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共识、对某些译本的抱怨,甚至可以与美国那些把拉丁语当“活语言”交流的学者对话,这让我在翻译时有更直接的判断。

南方人物周刊:听说编辑联系你时,你已经在翻译普鲁塔克了?

仲树:是的。我平日里为了维持已有语言的水平,通常会和朋友们组成语言小组,拿一本尼采的文本坐在一起,一人读一句,再当场翻译。我们这样坚持了好几年。编辑联系我之前的那段时间,我正在处理离婚诉讼官司,每个月要付高昂的律师费,压力很大,谁都不想见,所以靠翻译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来保持语感。等到编辑找到我时,我其实已经积累了一些初稿,后面的工作就是更严谨地推敲文本,补充脚注。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的脚注让我印象很深,就像你说的,一些中文译本的注释会让读者有距离感,不知道它们与正文的关系,但你把这些联系都梳理清楚了。

仲树:对我来说,翻译的过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勾连的工作。我在美国接受的学术训练,那里的环境与国内有很大差别:中国人整体上很尊重知识,认为学习本身就有价值,但美国是属于顶尖的学者研究得非常深入,而大多数人是完全不阅读的。

这种差异让我在翻译时,带着一种不预设大家“自然”地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心态,我需要非常努力地把文本与读者的生活勾连起来。比如我在美国学校教书时,如果直接说“今天我们来读普鲁塔克”,没人会买账。但如果把课程题目设置为“如何统治世界”,再告诉他们我们要读《君主论》、读居鲁士大帝的教育,学生才愿意跟着读下去。这种训练也逼着我养成一种习惯:无论是讲课还是翻译,我都要不断去思考——怎么让读者觉得这本书与他们真正相关。

南方人物周刊:选普鲁塔克文本作为练习是巧合还是跟你彼时的心境有关?

仲树:普鲁塔克在学界不算主流,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目标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最多加上色诺芬)。我当时选择普鲁塔克,一是他的文字更像一场娓娓道来的对话,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主张通过“典范”来教育人,并不强调抽象理论——他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就是勾勒出一个个具体人物的美德和恶习来展示什么是可模仿的榜样。

相比于通过理解理论来学习,我更认同通过模仿一个典范来学习。我出生成长于一个小县城,从小身边有很多值得模仿的人——比如我卖菜的大姨的勤劳,我母亲的干净整洁——这些都与学历或学识无关,而是真实的人格品质。普鲁塔克、蒙田、卢梭之所以吸引我,也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教育范式是真人而不是抽象的体系。

1584年,普鲁塔克的木刻版画,出自安德烈·泰韦的《名人真像与生平》(视觉中国/图)

反对我的人,并不是“真理的敌人”

南方人物周刊: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有78个章节,《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分为三个部分:关于社交、友谊和美德,总共11篇。选篇翻译时,你有哪些考虑?

仲树:普鲁塔克50岁后在神庙做大祭司,写了很多纯哲学类的文章,所以《道德论丛》里确实有一些更形而上学的文章,尤其是关于神学的部分。但我希望这本书面向大众,你能看得出书中的话题都比较通俗。一个原本不关心哲学的人,可能会从与现实相关的话题入手,慢慢对古典哲学产生兴趣,或者说意识到生活困境的源泉不一定只来自于现代理论,也可以从古典理论中找到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一个好的选译比一本平庸的全集更重要。

柏拉图说过,哲学的第一步是thaumazein(古希腊语,惊奇),也就是说,它先要魅惑到你,让人产生奇妙的赞叹。翻译这本书就是我的一次尝试。至于未来是否会有更完整的古希腊语翻译,那是下一步。实际上我翻译的篇目比书里呈现的多,但编辑说超过400页就卖不出去了,只能妥协。

南方人物周刊:先从书名那篇聊起吧,你怎么理解普鲁塔克笔下的“敌人”?

仲树:这是个好问题,我又忍不住抱怨: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有个错误观念,就是把不赞同自己(或跟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人当作“真理的敌人”。比如自由派会觉得“五毛”是敌人,保守派会觉得自由派是敌人,女权主义者会觉得反对自己的人是“女性的敌人”。结果就是,对话根本没法继续。

但普鲁塔克的态度很不一样,他从不把敌人抽象化。他写的“敌人”只是“我的敌人”,不是“真理的敌人”,更不是“人民的敌人”或“女性的敌人”。在这种认识下,你仍然可以跟对方吵架,也仍然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这种观念在今天的公共语境中特别稀缺。比如我之前看到有人因为不满罗永浩的一些言论,就在网上喊“我们要努力把他骂到关评论”。可问题是,他可能只是一个烦人的大叔,不必上升为“全体女性的公敌”。

政治层面也是如此。很多人习惯把意见不同的人上纲上线,变成“抽象的敌人”,于是对话完全中断。而普鲁塔克提醒我们:敌人只是你个人的敌人,这样的人可以存在,甚至能让你获益。

南方人物周刊:这点如何被你应用在公共表达上?比如你做播客一定也遇到许多意见不一致的声音甚至辱骂。

仲树:对我来说,这些批评非常有启发。通常愿意花时间来反驳的人,很多都是“真诚的不同意”,而非单纯的恶意攻击,只是在网络语境下,看不到眼神和语气,话才显得像在攻击。

最近在新书活动上,我都鼓励大家问最尖锐的问题。有人当场站起来说:“你为什么要维护卢梭这个抛弃妻子的渣男?你还能算是女权主义者吗?”如果这句话出现在网上,可能会被当作辱骂。但当面听到时,我能感受到对方的真诚,所以不会生气,反而在这种带着火药味的提问中学到更多。

我唯一有点抱怨的是,中文语境下大家对尖锐对话还不太适应。有时候我认真回复长篇的质疑评论,对方却惊讶地说“我也配收到你这么长的回复吗”。这种妄自菲薄让我觉得遗憾,没有谁“低到”不配被认真回应。

做播客以来,我收到过六万多条评论,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无数我原本不可能接触到的样本:有“硬生生把自己掰成女同”的2003年生的女孩,有讽刺我的中年男性,也有自诩进步、骂我“恶臭中年男”的上海年轻人。他们的反应有时让我一瞬间很烦躁,但更多时候,我觉得这是一次宝贵的折射——它未必能呈现世界的全貌,但至少让我窥见了许多不同的生命经验。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年后重读普鲁塔克感慨万千。抛开译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这一年来,你的感受和认识有哪些变化?

仲树:一年前由于前夫出轨,我被迫卷入两场诉讼和一场大学调查,每月都要积累近万美元的民事诉讼债务。这些事情像癌症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仿佛一切都破裂了,我内心很不甘,每天大哭到抽搐,当时阅读普鲁塔克可以说是带着一种急切想要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觉。

一年后重读普鲁塔克,这些事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非生即死的问题,我明显感觉自己退了一步,能用更平和的心态体会他究竟在说什么,纯粹享受智识上的理解。

南方人物周刊:你当时有被抚慰到吗?

仲树:他的文字不仅在那时抚慰了我,后来收到出版社编辑的邀约,阅读和翻译他的过程重新唤起了我做学术的快乐,也让我意识到,与其把生命耗在报复和恶意上——比如为了打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官司,要花时间搜集证据,再背上更多债务,耗费数年。到最后,我不得不自问:这样的赢,真的是赢吗?后来我放弃了反诉。

2025年8月3日,仲树在杭州萧山普通读者书店的新书活动上(受访者提供/图)

古代哲学回答“什么是人”时,对应拥有最高范式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普鲁塔克说,“若我们将这些嫉妒或愤怒的情感消耗在敌人身上,它们对朋友的影响就会减少。”面对敌人,他主张我们应当以荣誉、权利或获取正当的财富为目的与敌人展开竞争,而不仅仅因他们比我们拥有更多而痛苦,但这不反而让自己的注意力被敌人占据?

仲树:这个问题其实是两回事。普鲁塔克的思想有一部分与斯多葛学派很像,比如普鲁塔克也强调专注于自我修养,不要被外界扰乱,这点在《论心灵的平静》中体现得很明显。

你提问的后半句正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像塞内卡这样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主张不要在乎外界处境,比如即便你是奴隶,也可以凭借学习哲学达到心灵的平静。

普鲁塔克则更现实,他并不否认荣誉、财富、社会地位这些“俗世”的东西,而是认为它们值得关注,只是不能让这种关注失控。他的立场是,人既有灵魂也有肉体,肉体带来的欲望和激情无法被彻底抹去,关键是如何控制和引导。换句话说,普鲁塔克并没有给出一个“干净利落”的教诲,而是提供了一种更复杂、更接近现实生活的处世智慧。

南方人物周刊:普鲁塔克的思想对人的道德要求极高,比如他说,“若你想让憎恨你的人感到痛苦,不要辱骂他是淫荡、软弱、放纵、粗俗或吝啬之人,而是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君子,节制克己,言行诚实,并以仁爱与正义对待你所遇上的人。如果你被激怒而忍不住辱骂对方,那么就应当使自己远离那些让你想要破口大骂的恶行。”他勾勒的似乎是一个理想世界,比如在当下的互联网上,恶意和“取消文化”盛行,你认为普鲁塔克的哲思依旧有效吗?

仲树:这是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最大的差别。古代哲学在回答“什么是人”时,设定的对象是典范——拥有最高范式的人,因此他们提出的要求自然极高;而现代哲学更多是以“普通人”为参照,要求就低得多。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古代哲学时容易感受到“爹味”的原因:他们说的是理想状态下的“人”。

普鲁塔克比很多古代哲人更有“人味”。他的文章往往写给具体的人,比如写给刚成年的年轻人、王子或朋友。他的语气也会因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分:对年轻人的要求可能更宽松,鼓励他们多聆听少说话;而谈到“我”时,要求就会更高。这种因人而异的写作方式,让他比纯粹抽象化的说教更易于被现代人接受。

时代变差的时候,哲学的土壤就会变得肥沃。历史上也是如此:苏格拉底活跃的时期,正是雅典民主制度崩溃的时代;法国小说兴盛的时候,也是在其霸主地位衰落之际。社会现实变得艰难,人们才更会去寻求哲学,反思自身。他的文字未必直接提供答案,但依然能启发我们思考。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责编 周建平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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