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就已经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了欧洲和近东，用于保护本国的安全和遏制德国的扩张，而其广阔的海外利益则仅限于维持现状，没有多余的力量予以保护。因此，辛亥革命以来英国的对华基本政策是强化袁世凯政权对国内的统治，保持中国“统一、稳定”的现状，遏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就已经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了欧洲和近东，用于保护本国的安全和遏制德国的扩张，而其广阔的海外利益则仅限于维持现状，没有多余的力量予以保护。因此，辛亥革命以来英国的对华基本政策是强化袁世凯政权对国内的统治，保持中国“统一、稳定”的现状，遏制日本对华势力扩张，维持英国在华殖民地位与既得利益[1]。但在一战爆发之后，面对德国在远东对英国殖民地和自治领地的持续侵扰与攻击，英国又不得不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来进行防御，所以加重了对英日同盟的依赖。日本则乘机积极实施侵略中国的政策，拓展在华势力，所谓山东问题与“二十一条”的要求即是这一政策的集中反映。同样，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英、日两国也都把它看做是维护或扩大各自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重要事件，力图影响帝制运动的发展和袁世凯政权的走向。本文通过考察英国应对洪宪帝制的基本过程试图探讨其与袁世凯政权覆亡之间的关系[2]。

一 从放任到干涉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等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引用袁世凯宪法顾问古德诺的观点，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得不用君主国体”[3]。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帝制运动进入公开运作阶段[4]。

为争取英国的支持，8月底9月初，袁世凯先后两次派人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征询意见[5]（图一）。但是朱尔典的两次答复都是建议袁世凯“最好把对这一问题（指变更国体）的考虑推迟到欧战结束之后，而在此之内的时间应当用来从事更为紧急的任务，即改革现存之政府”[6]。此种意见也获得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的认可[7]，成为英国初步应对帝制运动的基本态度。英国之所以如此应对，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担心这种变化可能遭到南方的反对并对整个国家产生不稳定的影响[8]；第二，倘若国体变更引发国内动乱，欧洲国家很难给予中国援助。朱尔典坦言，“当下世界面临的混乱和纷扰已经够多，不希望中国加剧这种形势”[8]；第三，担心日本乘机干涉，从中渔利。英国认为，中国刚刚从日本制造的困难（指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摆脱出来，不应当掉以轻心，再次给日本以干涉中国的机会；第四，不希望袁世凯因变更国体而声望受损，妨碍其政权统治[8]。由此来看，英国希望袁世凯推迟实行帝制并不是反对中国实行帝制以及袁世凯称帝[9]，而是认为称帝的时机不当，风险过大。

但对于迫切希望施行帝制的袁世凯来说，这种“温和”的建议似乎并不构成任何阻力。从9月1日起，参政院就开会讨论请愿团希望实行帝制的要求，并于20日决议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25日，袁世凯便迅速发布命令，同意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图一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图片采自张社生：《袁世凯旧影》，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71页。

面对袁世凯决意施行帝制的形势，朱尔典也开始主张英国应当对帝制运动采取不干涉态度。10月2日，为进一步获得英国的谅解和支持，袁世凯亲自约见朱尔典，向其阐述中国改行帝制的必要性。虽然朱尔典再次表达了他对当前变更国体的担忧，但袁世凯却向他表示，运动形势已尽在掌握，预计没有内乱发生[10]。经此密谈，朱尔典认为：“帝制问题实质上已被决定，尽管有反对派的抗议，但袁世凯仍决定成为中国的皇帝并完全相信自己是唯一适合的人。”[10]所以，他向外交大臣格雷这样报告：帝制运动的快速发展已达到这样一种阶段，即任何增加的外部反对都将愈加有害而无益；国民会议将在下月召开讨论此事，作为一种可以预见的结果，新的登基典礼将在来年初举行，而且袁世凯似乎很有信心，认为国内将不会有任何内乱发生；我们应当接受这一必然发生的事情（指变更国体），许诺快速承认将很可能比做任何其他事情更能避免动乱[11]。

也正因为朱尔典对变更国体表现出了不干涉，乃至于倾向承认的态度，帝制派以及帝制运动再次受到鼓舞。在与朱尔典密谈后，袁世凯也颇为安心，并把此次谈话的中方记录列为绝密文件，印发给高级文武官员传阅，成为帝制派宣传英国支持帝制的重要依据[12]。此后，帝制运动发展极为迅速。10月6日，参议院依据请愿联合会的请求，决议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代之以组织和程序更为简便的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就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到25日，全国各地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并从28日起陆续举行国体投票。

与此同时，帝制运动的快速发展也激起了日本的干涉野心。日本干涉袁世凯称帝，首先是不满于“二十一条”的既得权益与中国官民强烈的排日情绪，认为袁氏政权秉持亲英美政策，是日本扩展在华势力的主要障碍。其次是为了消除德国的威胁。在日本看来，德国抢先承认帝制是要借此建立它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进而巩固其在远东的据点和势力。为了抵御这一潜在威胁，日本就必须干涉帝制运动[13]。在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后，日本便拟定了初步干涉政策。10月15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向袁世凯政权发出劝告的决议。同日，日本政府也向英国表达了它对中国帝制运动的严重担忧，认为帝制运动将会招致内乱，其后果也将严重影响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损害日英两国及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所以日本正式向英国提出：为暂缓变更国体，应当对中国政府进行联合劝告，以排除发生任何不利形势的可能性；如果英国政府予以接受，日本政府将建议邀请俄国、法国、美国共同参与行动[14]。而且，在劝说英国尽早加入联合劝告的过程中，日本还多次故意夸大反帝制情势的严重性，并特别强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强烈的反对情绪已占据主导地位[15]。

由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是英国殖民利益的主要所在地，一旦国体变更引发内乱，最先受到影响并且损失最大的当属英国，况且此时欧战方酣，英国更无多余精力与力量来处理远东事务，所以英国最终决定同意与日本参与联合劝告，干涉帝制运动。此时，朱尔典对延缓帝制也存有希望，认为日本的建议是避免中国南方发生动乱最为稳妥的方法，如果日本所提议的联合劝告能够用一种巧妙而策略的方式提出，那么袁世凯国体变更的安排可以暂时延迟[16]。从这点看，英国政府参与联合劝告，固然是由日本的劝说而起，但其根源还是因为日本的提议切合了英国希望延缓帝制、维持中国现状的初衷。于是，在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17]公使齐至中国外交部，口述各国之劝告，大意为改制时一旦发生内乱，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各国及远东和平，建议袁世凯政府延缓变更国体的计划[18]。但就当时情况来看，列强此次行动，至少从英国方面来讲，已然错过实现延缓帝制的最佳时机。面对似乎已经如箭在弦的帝制运动，英国又不得不转而采取更为现实的政策。

二 筹划迅速承认

其实，在联合劝告之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对劝告能否有效表示过担忧，并且准备在劝告无效后，协调日本快速承认帝制。10月25日，朱尔典就对英日两国先行劝告表示出异议，认为那将极大削弱列强劝说的力度，不利于抑制帝制运动[19]。10月26日，俄国外交事务大臣向英国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听从我们的劝告，而且袁世凯称帝，我们将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将鼓动他称帝[20]，假如我们拒绝承认他，德国人将在北京占据优势。”[21]10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电告英国驻日大使格林（Conyngham Greene）：要为联合劝告由于送达太晚而不起作用或者被拒绝做准备；要与日本就承认帝制的恰当时间达成协议，一旦事与愿违，将面临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同意朱尔典的意见，即许以快速承认是避免内乱的最佳手段；法国和比利时也有类似的观点，而且比利时认为，德国政府已向袁世凯保证，要在其登基当天给予承认[22]。但日本对英国的建议并不认同，而是认为：袁世凯的回复必须提供适当的保证，以使改制不会影响日本及其他大国利益。在此前提下，日本政府才可能考虑承认问题，但立即承认也是不明智的。聪明的做法是保持观望，以验证这些保证到底具有多大的有效性[23]。

10月底，袁世凯政府听闻日本拟联英、俄、法等国劝阻帝制，北京政府外交部于27日始急电各国驻使，设法挽救，但已不及[24]。北京政府接到三国劝告后，迅速于11月1日分别照复英、日、俄三国驻华公使，大意如下：“本国政府对于国体变更并不进而赞成，亦决无急遽措置之意志。但本国约法主权在民，凡事之待国民公决，乃自然之理也。……然则实行改革，断不致发生事端。”[25]这一照文虽然措辞委婉，且有不会发生内乱的保证，但却没有任何延缓帝制的表示，其含义无异于拒绝。

对此，英国作出反应，澄清联合劝告并非干涉，并表达了它对袁世凯政权的支持。11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表示：“英国参与劝告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担心国体变化将导致内乱。变更国体是中国内政，我无权干涉。更不必说，我不反对中国实行帝制以及袁世凯即位。”[26]与英国的回应不同，日本则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态度颇为强硬的警告。11月6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告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中国政府的态度仍不明确，没有清楚地回答是否延迟帝制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对可能产生的任何突发事件负全责。一旦国体发生变更，而中国政府又否认具有实施这一变更的意图，那么日本政府将把此种情况视为中国政府对它的欺辱。”[27]

为消除各国的异议与担心，保证帝制的顺利实现，袁世凯政府决定延缓变更国体的日期。11月11日，外交部邀请英、日、法、俄四国公使面谈，以国体投票结果为证，力陈中国大多数国民已经赞成改制的实情，并强调北京政府有足够能力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但“国民解决国体之后，应行各事，头绪纷繁，必须筹办，择一合宜时间，方可举行大典，同有不得不稍缓之势，特为密告”[28]。这一举动的主要目的是想表明北京政府业已遵循各国延缓帝制的劝告，以求消除当前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变更国体的干涉。实际上，此时的袁世凯称帝之心极为迫切，已丧失对日本干涉中国野心的清醒认识，自认为在英国不反对帝制运动，德、奥均表示支持的情况下，只要延缓变更国体的日期并保证不发生内乱就可以暂时应对列强的干涉。所以，在答复四国公使后，帝制运动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加速进行。

在袁世凯和帝制派的积极运作下，自10月底开始的国体投票，在原定的11月20日之前，就已全部告竣，不仅完成“神速”，而且全国1993张选票无一反对，均赞成帝制[29]。12月11日，参政院依据“国民代表大会”的委托，向袁世凯呈上一篇歌功颂德的推戴书。袁世凯佯装退让，却于翌日（12日）第二次呈送时，以“无以自解，无可诿避”为由，承认帝位。朱尔典认为，袁世凯迫切实施这些步骤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日本进一步采取措施阻止帝制运动之前，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30]。

面对帝制运动的快速发展以及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英国决定协调日本，采取从速承认帝制的方针。12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朱尔典，认为：“如果登基典礼加速实行，协约国应当就承认的时间和条件进行协商。……延迟承认可能会鼓舞革命党人，最好是尽量减少他们组织叛乱的时间。”[31]而此时，袁世凯政府也积极展开帝制外交，力图显示帝制实行已经不可避免，以促成英、日等列强尽早承认。12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召见英、日公使，向他们解释了长期延迟帝制的困难和危险，并表示登基典礼将在中国新年即2月3日举行[32]。同日，再次向英、日公使表示：德、奥两国公使已于16、17日分别拜访外交部，表达他们对恢复帝制的祝贺，并提出要面见总统，亲自恭祝他当选皇帝。中国政府对奥、德公使将先于英、日公使祝贺总统感到尴尬，但认为总统又不能推迟接见，英、日公使能否提供一些建议[33]。在这种情况下，格雷立即召见日本驻英公使，表示英国和日本应尽快行动，就袁世凯登基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从而不让德国人的阴谋得逞或陷入因为延迟承认而引发的内乱危险之中[34]。

然而，英国有关迅速承认帝制的建议很快被日本拒绝。12月28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回复英国：登基典礼应当与承认问题相区别，希望正式的承认能够依赖登基典礼之后的一段时间而确定，在这期间就能知道袁世凯有关保持秩序的承诺可以履行到何种程度；正式承认不会使德国和奥地利获得先人一步的优势，协约国反而可以利用延迟承认来提升自己的威望[35]。

三 转向“观望”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人通电全国，号召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并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随之而起。为尽快平息中国“内乱”，获得袁世凯对协约国的支持，限制德国对中国施加影响，英国联合俄国、法国再次协调日本，以求尽快达成有关迅速承认帝制的一致意见。

1916年1月6日，俄国向英国表达了关于日本延缓承认帝制的意见，认为：日本的政策给协约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袁世凯不仅将获得德国和奥匈的承认，而且还将获得中立国的承认，包括美国；革命的因素将从这种拒绝承认中获得道义上的支持，我们解决国内混乱和重建秩序的目标也将因此而变得遥不可及；如果袁世凯在对自己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被协约国轻视，那么他只能更加感激德国人，因为德国人从未在他登基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其结果将使协约国对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和阴谋而进行的斗争大受危害[36]。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十分认同俄国的观点，而且相信起义不久便能平定，所以建议日本认真考虑由英、俄提出的有关要求承认的诸项理由[37]。1月12日，英国驻日公使格林也向石井菊次郎表示：“不管怎样，袁世凯都计划在下个月初称帝。……这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刻。如果我们轻视他，我们将永远失去他的友谊；如果我们设法去承认，则将巩固这种友谊。如此道义上的支持既可以挫败敌方先发制人的计划，又可以打乱革命者的图谋。”[38]此时，袁世凯也进一步向英国说明帝制实行的紧迫性，以求获得协约国的支持和承认（图二）。1月13日，袁世凯委托莫理循39(George Morrison）告诉朱尔典：帝制将于2月9日宣布实行；他已经获得美国和许多中立国家的非官方保证，而且德国和奥地利也有类似的表示；不仅他自己认为而且所有大臣也都提议，进一步的延迟将在这个国家造成十分严峻的形势[40]。1月19日，法国也向英国提出承认问题，认为列强的立即承认将有助于帝制被接受并避免动乱[41]。据此，格雷建议协约国驻东京代表应当立即与日本政府讨论有关迅速承认的问题，尽快于1月底之前作出决定；不过，格雷也向法国表示，协约国应与日本保持行动一致，不与日本协商，将不作出任何决定[41]。

图二1916年新年伊始，袁世凯为实现帝制，改元“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图为新华宫袁世凯接待外宾处。图片采自张社生著《袁世凯旧影》，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305页。

云南起义之后，日本对华政策日渐强硬，先是辞退了袁世凯派出的赴日特使，之后又再次拒绝了英、法、俄有关讨论迅速承认帝制问题的提议，竭力主张观望政策。1月初，袁世凯为争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开始准备以祝贺日本天皇加冕为名，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密谈承认帝制的条件[13]。但当一切安排就绪，周自齐抵达东京后，日本政府突然又以接受特使暗示承认帝制为由，于15日提出拒绝接见[42]。1月21日，日本政府再次回复英国，认为协约国当前唯一明智的方针就是保持观望，并建议通过私下渠道告知袁世凯：五大国鉴于云南和邻近各省的不安定形势，不同意在当前施行帝制；国体变更应当继续推迟，直到国家处于总体的和平状态[43]。实际上，中国特使被拒与英国协调日本的失败都显示出日本对袁世凯称帝的强烈抵制，这给本处于内乱困扰中的袁世凯政权以极大的外交压力。所谓“观望”，也只不过是日本静待反袁势力发展，准备趁乱干涉的借口而已。而且，此时袁世凯业已收到驻日公使陆宗舆极力主张延缓帝制的报告，深察日本已有鼓煽内乱、颠覆政权的阴谋[44]。在此形势下，袁世凯于1916年1月21日作出延缓帝制的决定，以缓解各方压力。

对于袁世凯延缓帝制的举动，朱尔典认为“这是最为明智的决定”[45]，因为它暂时满足了日本的要求，缓解了英、日之间在承认问题上的矛盾，而且有利于遏制革命形势的蔓延。格雷在感到极大欣慰的同时，还向日本提出了列强应当对帝制延缓表示满意的建议[46]，希望给袁世凯政权以外交上的肯定与支持。但是日本方面再次回绝了英国的提议，认为当下最为适当的做法仍然是拒绝给予任何满意的表达，保持观望的态度[47]。1月31日，在日本的坚持下，格雷最终同意由石井菊次郎提出的“继续保持观望”政策[48]。

英国之所以同意采取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遵循英、日同盟在华行动一致原则的需要。虽然“观望政策”限制了英国对袁世凯政权进行外交上的支持，但保持与日本在“观望政策”上的一致性，同样可以降低日本借机单独干涉中国的可能性。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英国相信袁世凯有能力平定“内乱”，恢复国内秩序。基于这样的认识，英国甚至还向日本建议，如果袁世凯政府重新提及帝制施行问题，协约国在东京的代表应与日本继续讨论有关承认的问题[48]。但实际上，无论是日本干涉中国的决心，还是中国政治和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远超英国的估计，这使英国很快陷入到挽救袁世凯政权的被动局面中。

四 挽救袁氏政权的失败

自反帝制革命运动兴起以来，英国表面上采取所谓的“中立”态度，但在实际过程中却无不体现出干涉与破坏的企图。护国军崛起后，朱尔典就指示英国驻云南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承认政权更迭的行动[49]，试图在外交上孤立革命政权。同时，他还让葛福警告蔡锷和李烈钧：“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愚蠢的事业，而且不会从英国或其他大国得到任何的支持和同情。”[50]此外，朱尔典还授权葛福，让他与云南起义的领导者进行非官方地接触，希望劝说他们不再坚持这样的冒险行动[51]，妄图向革命者施压，助袁世凯消融“内乱”。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却超出英国和袁世凯意料。虽然护国军人数不多，无法与兵力强大的北洋军相匹敌，但他们上下一心，意志坚定，体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相比之下，参加镇压起义的北洋军则人心涣散，内部矛盾重重，空有数万优势兵力，却无法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相持的局势使护国军有机会继续发动起义并获得响应。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革命形势为之一振。对此，朱尔典认为，革命的蔓延不仅使袁世凯的地位受损，还使恢复秩序变得更加困难[52]。袁世凯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于2月23日正式宣布延缓帝制，以求获得更多支持，稳固政权。

为助袁稳固政权，朱尔典还建议他加紧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在朱尔典看来，“成功地镇压反叛将毫无疑问地恢复袁世凯的信誉，并足够使他度过当前的困难；而镇压失败或革命运动的进一步蔓延可能对袁世凯产生致命的影响。”2月底，袁世凯通过莫理循向朱尔典询问，是否应当进一步发布命令，放弃帝制[53]。朱尔典认为：“假如现在采取这一步骤，可能只会进一步削弱他（袁世凯）的地位。如果可能，最好在此之前获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53]

3月15日，广西宣布响应护国独立，护国运动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袁世凯面临的内外压力也逐渐增大，帝制运动走向终结。3月21日，江苏将军、袁氏嫡系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长江巡阅使张勋，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致电袁世凯，请其取消帝制。面对如此窘境，袁世凯不得已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希望以此来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保全其既有的统治地位。对此，朱尔典表示赞同，认为这一行动至少可以重新获得许多高官的支持，大大加强袁世凯应对叛乱的能力[54]。

不过，朱尔典的想法显然已不切实际，因为日本在进入3月以后就制订出了倒袁的政策，认定袁世凯获取最高权力将是日本确立在华势力的最大障碍，决定全面干涉并以实力支持反袁力量，袁世凯及其政权已陷入穷途末路的阶段。3月7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要求：在中国确立优势地位，使袁氏退出中国政治权力舞台；等待适当机会，承认南方军为交战团体；默认“民间有志者”资助各派反袁势力[55]。3月31日，日本向英国提出：鉴于中国目前形势极为严重以及袁世凯业已失去人民信任的事实，无论未来局势发展如何，日本政府将不再考虑与英国进行意见上的交换[56]。这意味着日本已试图摆脱日、英两国针对中国问题共同协商与行动的约定，准备单方面采取措施干涉中国政局的发展。

为避免袁氏政权的倒台，英国又提出保留袁世凯为大总统，促成南北之间达成妥协的主张。4月3日，朱尔典就向格雷强烈表示：“袁世凯固然已丧失大部分人心，但他的离任可能使中国北方出现严重的危机，并使整个中国出现混乱。绝大部分外国人和本国的冷静意见倾向于达成妥协，即袁世凯最大限度的缩减权力，但仍担任总统。……坚持让他引退辞职很可能导致日本的干涉并加重未来的混乱。”[57]4月5日，格雷向日本表达了留任袁世凯的愿望，指出：“英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中国看到某种妥协的达成，不要出现混乱，而且现在很难找到一位南北双方都能同意的袁的继任者。”但日本外相当日就回复电文称：中国的混乱正在扩大。除了袁世凯下台之外，他看不到任何出路，而且他不认为袁的下台将扩大混乱，并确信可以找到替代袁世凯的人[58]。4月8日，日本进一步向英国表达要袁世凯下台的意见，认为南方将不会与袁世凯达成妥协，统一南北的唯一选择是共同商定袁的继任者，如副总统黎元洪[59]。

由于日本与中国南方革命阵营都在迫袁下台上采取了不妥协立场，英国不得不制订了新的应对政策：如果南方可以接受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并选举黎元洪为总统来处理国家事务，那么这是确保南北双方达成协定并避免分裂与内战的最好选择；同意日本的主张，即只要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受到威胁，明智的政策应当是避免任何干涉，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在目前环境下我们唯一可能采取的政策[60]。显然，英国的“不干涉”政策就是准备放弃对袁世凯的支持和挽救，承认新的政权。

至此，袁世凯已完全失去列强对他的庇护和支持，对国内局势亦不能掌控。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英、日、法、俄、意、比六国驻华公使因袁世凯病危，齐集日本使馆谋划对策，认为宜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位。当日，袁世凯病逝，洪宪帝制运动及袁氏政权随之而终。

五 结语

洪宪帝制的运作，其根源在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但这种野心和权力欲望的膨胀以及帝制运动的持续发展却与英国的支持与利用有着极大的关系。辛亥革命后，英国就确立了通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来维持中国安定与在华既得利益的政策，而袁世凯也依恃英国的外力支持，逐步稳固了政权，建立起对国内的专制统治，其原有的封建帝制思想因此得以发展。一战爆发后，英国因参战而鞭长莫及，虽然对洪宪帝制有所异议，且迁就日本而参加了“联合劝说”，但实质上却并未强加反对，继续保持对袁氏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为对抗德国，挫败其凭借支持帝制运动而获得中国同情与外交优势的图谋，英国也加紧了筹划快速承认帝制的步伐，这给迫切希望施行帝制的袁世凯以极大地鼓舞。当然，英国在洪宪帝制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实为一种无奈之举，明知帝制运动存在风险，却又不得不去推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且不提英国有无能力阻止帝制，仅是反对帝制就有可能恶化袁世凯政权与英国的关系，把其推向德国一方，更何况强烈反对帝制将对袁氏政权本身造成不利影响，助长反袁势力并引发国内混乱。相比较而言，在袁世凯决意帝制的形势下，放任帝制发展并快速承认帝制是更为现实的选择，有利于对抗德国，助袁及时巩固政权，避免或尽快平定“内乱”。但事实证明，英国的“现实选择”并不现实，洪宪帝制终结后，中国陷入到军阀割据混战的阶段，日本趁机加速对华扩张，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洪宪帝制的施行不但没有巩固袁氏政权，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英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袁世凯及其政权也由最初英国对华政策实现的借力最终演变成反作用力。

英国在应对洪宪帝制运动的问题上采取了迁就日本的立场，试图在稳固袁世凯政权与杜绝日本干涉之间保持平衡。然而这种迁就并未阻止日本干涉中国政局的野心，反而使日本以“保持观望政策”为由，削弱了英国对袁世凯政权的支持，加快了它秘密反袁倒袁的步伐。应当说，英国对日本的迁就最终造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帝制问题上表现出不承认和“观望”的态度，给帝制运动和袁世凯政权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外交形势。这不但使革命党人和护国军坚定了反袁的决心，而且加剧了袁世凯集团内部的分歧和分裂，致使帝制运动迅速走向终结。最终，英国也不得不为避免南北战争、维护它在长江流域的核心利益而再次迁就日本，放弃袁世凯政权，从而达到与日本保持协调关系，并实现它在中国既得利益不变的目的。由此来看，洪宪帝制的终结与袁世凯政权的覆亡，只不过是英国最大程度上保护在华利益，保持英日同盟，服务欧洲大战略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而已。虽然这出乎英国预料并极不情愿，但也只能选择等到欧战结束之后再作计议，而在此期间，英日之间因为洪宪帝制等问题所产生的不信任却在逐步加深，成为此后英日同盟瓦解的重要原因。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