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寻求解决博士生延期毕业的路径，从国际比较视域切入，对中美博士生延期毕业趋势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博士生应届延期率和累积延期率均缓慢上升，在校博士生中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为延期博士生，预计毕业博士生中超六成为延期博士生。美国博士生修业年限一直高位运行，

感谢您关注“永大英语”！

杨 青唐玉光

摘要：为寻求解决博士生延期毕业的路径，从国际比较视域切入，对中美博士生延期毕业趋势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博士生应届延期率和累积延期率均缓慢上升，在校博士生中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为延期博士生，预计毕业博士生中超六成为延期博士生。美国博士生修业年限一直高位运行，但近年来略有下降。从影响因素看，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博士生培养逻辑的错位、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与院系培养环境的失调形塑了宏观背景，学生与学术文化、关系网络和院系制度的脱嵌构建了微观图景。上述因素共同诱发博士生培养与高深知识生产规律的背离，进而呈现延期率的逐步攀升。为缓解博士生延期毕业现状，我国在学制体系改革、分流机制构建和博士学业支持方面亟待完善。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延期毕业；匹配理论；国际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博士生群体作为学术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后备军，具有不可替代性。从目前看，无论是国外的“回应性的博士计划”（The Responsive Ph.D.）、“重塑博士生教育计划”（The Re-Envisioning the Ph.D. Project），还是我国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都对博士生教育改革提出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为应对美国的科技人才霸权，我国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强调，要锻造高等教育特色优势，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博士生教育是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础，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显著扩大。调查研究指出，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和累计规模每提高1%，头部城市创新水平同步提高0.15%和0.31%。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研究生占比依然低于9%，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占比均在20%以上，其中，OECD国家和欧盟分别高达24.4%和32.7%。我国研究生占比仅高于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研究生培养速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强国。与此同时，大批量的延期博士生却滞留于高等教育系统。据全国高校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大数据显示，2008—2018年我国博士生平均修业年限为3.8年，到2024年，这一数值已上升至4.59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2022年我国博士生延期率分别达到65.4%、63.5和64.1%。博士生“延期潮”“毕业难”成为热议话题。

回顾博士生延期毕业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博士生延期毕业率的讨论。20世纪末，闫俊英就指出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成为常态，高校推迟半年答辩的博士生已经超过50%。随后，盛玲、李海生、杨虎和绳丽惠等利用部分高校的调查数据，证实博士生延期率确实逐年攀升。美国高校虽然没有“延期毕业”的概念，但过长的博士生修业年限也一直被诟病。Berelson于20世纪中期就提出，如果排除延迟入学和中途休学的可能性，博士生从入学至获得学位的时间是3~4年，但获得博士学位的总时间是8~12年。进入21世纪，研究生院理事会声称现在获取博士学位的基本年限已经上浮至5~6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的调查报告指出，博士生平均毕业率为45%，获得学位的中位时间是5.76年。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CGS）的数据也显示：截至博士课程注册10周年，仅有57%的博士生拿到学位。显然，博士生延期毕业已经成为中美高校共同面临的难题。二是关于博士生延期毕业影响因素的讨论。部分研究从宏观层面立足，指出随着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大量资质差的学生进入教育系统，而现有资源无法满足扩招需求，故而造成延期博士生囤积。另有学者认为，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与迭代客观上增加了博士生学习的困难程度。除宏观原因外，延期博士生的专业社会化经历备受学者关注。个体特征方面，Bowen和Rudenstine等认为科研动机、学术基础和时间投入是按时毕业的基本前提。部分实证研究指出，女性、理工科、硕博连读、读博期间出国访学、低学业投入、外部动机驱动的博士生更可能面临学困危机。学术关系方面，导师及同伴的正向反馈是按时毕业的保障，相反，“导学关系的错位匹配”和“低中心度下的同侪弱连接”会造成博士生延期毕业。院系制度方面，Ehrenberg证实课程设置系统性越高、考核制度执行效率越高、学术氛围越开放的院系，博士生按时毕业机率显著越大。Gravois的研究则表明，经济支持对博士生按时完成学业至关重要，尤其是科研资助和奖学金资助。学业压力方面，有研究者指出自我妨碍、过度承诺和学业倦怠会严重阻碍博士生的学业进展。“延期就是失败”的消极心理感知也强化了博士生的心态失衡、自我设限和人际疏离，由此导致博士学业恶性循环。

综上，已有研究明确了“博士生延期毕业”的基本概念并初步计算了博士生修业年限和延期毕业率，同时验证了个体特征、学术关系、院系制度和学业压力等因素对博士生延期毕业的显著影响。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我国研究者对博士生延期毕业率的计算缺乏统一标准，计算结果也从11.1%至86.8%不等，难以客观判断博士生延期毕业趋势；其次，已有研究集中探讨了博士生延期毕业的微观因素，但忽略了宏观结构与个体经历的共同作用，对延期原因的解释也缺乏理论视角。鉴于此，本研究从国际比较视域切入，结合官方权威数据和2023年中国研究生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大调查”），在厘清应届延期率、累积延期率和延期生占在校生比等核心概念的前提下，研判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的严峻性。在此基础上，借鉴个人-环境匹配理论，从结构性因素和机制性因素维度系统揭示博士生延期毕业的复杂成因。

二、博士生延期毕业总体情况

呈现博士生延期毕业现状是复杂难题。已有研究尝试采用各种方法，对不同来源、不同时段的数据进行计算。然而，受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的钳制，现有结论并不一致。

（一） 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总体情况

从博士学位设立以来，我国博士学制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早于1984年就出台《关于做好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博士生学习年限为2.5~3年。两年之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建议将博士生学习年限调整为3年，延期时限不超过1年。1995年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博士生在校学习年限为3年。21世纪初，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建议各高校实行弹性学制，将博士生学习年限定为3~4年。与之同步，我国《高等教育法》也明确将博士生学习年限规定为3~4年。直到2013年国家研究生教育收费政策出台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博士学制调整为4年。为直观呈现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现状，本研究利用2012年至2022年的教育部统计数据，估算近十年我国博士生的应届延期率、累积延期率和延期生占在校生比，计算公式分别为：

应届延期率=（4年前入学人数-应届毕业博士生数）/4年前入学人数

累积延期率=（预计毕业博士生数-实际毕业博士生数）/预计毕业博士生数

延期生占在校生比=（预计毕业博士生数-实际毕业博士生数）/在读博士生数

从上述公式看，应届延期率指应届毕业博士生中延期博士生的占比，该指标直观呈现了应届博士生的延期情况。累积延期率指延期博士生占预计毕业博士生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延期博士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滞留情况，因此数值最大。延期生占在校生比指延期博士生占在读博士生的比例，它反映了延期博士生对学校资源的占用情况。现有研究将三种延期率统称为“博士生延期率”，由此造成计算结果偏差较大。如图1所示，博士生累积延期率从2012年的62.9%上升为2016年的66%，随后缓慢降至2022年的64.1%。延期生占在校生比从2012年的30.9%降至2020年的26.6%，随后于2022年回升至29.8%。换言之，我国在校博士生中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为延期毕业博士生。博士生应届延期率从2012年的13.5%缓慢上升为2016年的19.5%，随后出现下滑并于2022年降至15.8%。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教育部仅公示了博士毕（结）业生数（含应届和往届博士生数），因此应届延期率的估算结果低于实际值。

为进一步验证博士生延期情况，研究梳理了近十年与博士生延期毕业有关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样本延期率的平均值为26.4%，与延期生占在校生比基本一致。累积延期率的平均值为60.6%，与教育部统计数据基本一致。从修业年限看，2022—2024年我国博士生的平均修业年限为4.52年、4.55年和4.59年，比十年前增长了近0.7年。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学校类型看，“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显著较高。从学科差异看，自然科学博士生的延期率高于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博士生的学业未完成率为43.6%，比人文社科高出15.7%。人文社科博士生的延期毕业发生比仅为理工科的39.1%。另有研究表明，以工科为主的院校博士生延期情况最突出。有学者统计了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清退预警文本，发现工学学科出现频次为51.8%，远高于其他学科。总体而言，我国博士生延期率近十年保持稳定状态，但应届延期率和累积延期率呈缓慢上升趋势，博士生的平均修业年限接近4.6年。延期生占在校生比有所下降的可能原因是，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博士生基本学制延长至4年并将最长学制缩短为6年，大量超期博士生被迫清退。

（二） 美国博士生延期毕业总体情况

美国博士生延期毕业情况不容乐观，马里兰大学的Frasier指出：“如果撰写学位论文是永恒过程，那学生和院系投入再多都无济于事。”这番指责并非毫无根据，从欧美国家博士生修业年限看，学生需花费5~8年才能毕业。Hoffer指出，近几年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为8.2年，但研究生院委员会却声称仅需5~6年。官方声明和现实数据的脱节引起公众质疑。正如Muszynski所料，政策标准中的“建议时间”是最小值，而“最长时间”更接近平均值。总之，上述争论的核心是：博士生的修业年限究竟是多少。自1957年以来，“博士学位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 SED）课题组每年都对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主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教育部和国家人文基金会联合赞助。SED主要负责收集博士生的教育背景信息、人口特征信息和毕业计划信息等，调查结果用于评估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趋势。SED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博士生的修业年限为7.3年，比2012年减少0.2年，比2002年减少0.9年。不同学科博士生的修业年限差异较大，其中，非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社会科学和健康科学博士生的修业年限较长，均超过8年，而农业科学与自然资源，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心理学，地球科学、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等领域博士生的修业年限均为7年左右，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博士生的修业年限最短，仅为6年。（见图2）由此可见，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生的修业年限远高于理工学科。

然而，有学者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夸大现实。在学术研究领域，博士学位获得时间的计算方式有三种：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总时间（Total Time to Degree, TTD），指学生从完成学士学位到完成博士学位所需的时间；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时间（Elapsed Time to Degree, ETD），指学生从正式开始博士课程到完成博士学位所需的时间；博士学位注册时间（Registered Time to Degree, RTD），指学生从注册入学到结束注册的时间。在美国的博士生教育体系中，高校允许学生在完成学士学位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特殊情况下则需要优先取得硕士学位。上述三种计算方式中，TTD和RTD包含获得硕士学位所耗费的时间，但RTD不包含学生中途休学的时间。Bowen和Rudenstine结合多种算法，得出非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生获得学位所需的总时间为9.9年，而博士学位注册时间为8.7年。SED遵循前者，因此数值偏大。但不可否认，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美国博士生的修业年限都在全球名列前茅。

三、博士生延期毕业影响因素

国内外统计结果均显示，相当比例的博士生无法按时毕业，他们为什么延期了？为揭示博士生延期毕业的复杂成因，研究引入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匹配理论”或称“契合度理论”是组织研究中的一种理想构型，它推断当个人的价值观与个人所在组织、任务或社会结构的价值观一致时，个人的表现力会显著提升。就其动态性而言，Baker和Pifer视匹配理论为“受环境、关系和个人特征的影响”，并将其引入博士生学业表现的分析。但Wright和Cochrane指出，他们的理论框架缺少对院系环境作用机制的解释，并且忽视了博士生教育中的细微因素。对此，Ward和Brennan构建了包含“学生-博士环境”“学生-博士文化”“学生-学术职业”在内的博士生学业未完成原因分析模型。本研究结合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的特殊性及大调查结果，拓展了该理论的应用范围，将博士生延期毕业视为博士生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博士生个人与研究生院需求失配的结果，并将其归为结构性因素和机制性因素两类。其中，结构性因素包含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与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机制性因素包含“学生-学术失配”“学生-关系失配”和“学生-制度失配”三类。（见图3）

（一）博士生延期毕业的结构性因素

1. 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伯顿·克拉克曾指出，大学是控制高深知识的社会机构，不仅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深受高深知识影响，博士生教育活动也遵从知识生产逻辑。21世纪以来，以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为显著特征的知识创新生态给博士生教育改革带来巨大挑战：第一，博士生的培养目标需要从学术“守门人”变为行业领导者；第二，博士生的科研成果既要遵循学科标准，又要纳入跨学科的元素；第三，博士生必须平衡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难题”成为评价博士论文的硬指标；第四，知识生产打破大学“围墙”，非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精英学术岗位的开放对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可迁移能力和合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面对知识生产方式的迅速迭代，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上升为博士生培养的新逻辑。然而，现代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分科设学”的属性，高校的科学研究乃至资源分配均以学系为单位，科研要素的自由流动无法摆脱学院束缚，高校中人才选拔、人才培养和人才评价均出现紊乱。

在人才选拔环节，我国博士生招生制度主要采用公开招考和申请考核的录取方式，考查内容仍以论文发表、英语能力和知识记忆为主，陈旧的考核内容和简短的面试环节较难挖掘具有学术志趣和跨学科潜力的博士候选人。在人才培养环节，博士生的跨学科培育仍缺乏明确的培养目标和系统的课程设置，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的情况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大调查显示我国以单一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仍然占主导地位（占比63.9%）。在科层制管理背景下，单一导师指导确实有利于质量问责，但受学科范式的限制，师生之间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诉求也容易出现破裂。在人才评价方面，目前博士生学术成果的认定内容较为局限，专利发明、标准制定、文艺作品及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等尚未纳入博士生学位申请的考核指标。此外，单一的学术成果认定方式和认定标准也导致博士生难以与学术共同体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加剧了博士生的自我孤立。

2. 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受亚洲金融危机波及，20世纪末我国经济增幅放缓。为此，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高速增长。从博士招生和在校生规模看，博士招生数在2013—2023年以12%的速率快速增长，在校生规模也以11%的速率迅速扩张。显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补偿性，体现了博士生教育对政府需求的有力回应。然而，博士生教育的规模扩张仅仅是一种数量表达，并非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必然表征。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博士生教育与既定目标还存有不小差距，尤其在国家重点领域及关键技术方面，博士生培养质量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水平依然很低。众多研究也表明，我国博士生的学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如创新精神弱、创新参与度低、创新成果少等问题已经成为博士生教育质量的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受科研绩效管理模式兴起和博士生持续扩招叠加效应的影响，高校师生论文发表竞争日益激烈。大调查指出，许多博士生无法达到论文发表要求而延期毕业，这成为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的首要原因。

与我国情况相似，美国博士生扩招始于20世纪末。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师就出现大量空缺。1983年，《处于危险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更是明确了数学、科学、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残疾学生教育等领域的师资匮乏。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PS）甚至将教师队伍短缺视为一场国家危机。在博士生教育领域，为应对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灵活多变的博士生计划”“重构博士计划”“卡内基博士生调查行动”“研究生教育改革”“未来师资培训计划”纷纷出台，大量博士生涌入研究生院。然而，有调查证实扩招后生源的科研基础、学术志趣和实践能力显著更差。扩招也通过院系制度、学术资源和教师指导影响就读时间。Locke的调查研究指出，现有的硬件设施、图书资料和师资数量都无法满足学生需求。不仅如此，州政府也减少了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支持，博士生学费不断上涨，联邦赠款却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学生必须通过助教和校外兼职赚取学费。

（二）博士生延期毕业的机制性因素

1. 学生-学术失配。“学术适配”或称“学术融合”在博士生专业社会化中至关重要，它是博士生跻身学术职业的核心依据。为深入分析学术融合对修业年限的影响，Seagram调查了约克大学154名博士生，结果显示与较短学业完成时间显著相关的因素有系统的专业课程、优质的项目资源、扎实的学术基础和纯粹的科研动机。博士课程是储备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大调查表明课程结构合理性与博士生毕业时间具有强关联性，课程结构合理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博士生延期毕业发生概率降低30%。其中，课程教学对人文社科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增值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课题参与则对理工科博士生的作用更强，该结论与已有调查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参与高水平科研项目有助于博士生按时毕业，但过多参与科研项目会削弱学习兴趣，进而延缓博士论文的完成时间。个体特征方面，大调查指出缺少学术基础、无法独立研究、写作能力差是博士生按时毕业的核心障碍。Hughes和Pace的研究也表明，科研基础越差的学生越容易中途退学。学术创新具有历险性，只有具备求知意愿和良好态度的博士生才能坚持到博士毕业。学习动机通过自我效能影响学业拖延，学习动机越强的博士生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业拖延的发生概率也显著更低。最后，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近些年引起了学界关注。大调查发现，由于论文压力、时间匮乏和动机缺乏等原因，博士生持续处于高压力水平和亚健康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反噬博士生的学术志趣并干扰学业进度。有研究也指出，自我认知消极和应答能力不足是博士生延期毕业的根源，它将博士生引入“延期即失败”的道德漩涡，进而诱发心理疾病。

2. 学生-关系失配。为获取学术资源，博士生必须主动建立关系网络。学术社交是一种科研资源，博士生与教师或同龄人的关系是解决社会、情感和学术问题的关键。大调查显示，导师指导质量和指导频率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了博士生延期毕业，其中，导学关系错位匹配和中途更换导师显著预测了博士生延期毕业。Heath指出导师对修业年限起决定作用，导师的学术资源、时间投入及情感支持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Hattie也指出导学互动能显著预测博士生的生产力、持久性和满意度。在美国，导学矛盾不仅制约学业进度，更是博士生退学的主要原因。我国的调查研究也证实，师生交流方式、交流频次和交流深度取决于导师意愿，博士生经常感觉“游离”在学系之外，与导师保持“相安而疏离”的状态是无奈之举。疏离性导学关系不仅造成博士生学术训练不足，还会引发博士生的“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降低学业完成质量。此外，同侪与导师一样重要。马克思·韦伯曾将学术生涯喻为一场“赌博”，原因不仅在于学术探索的风险性，更在于科研过程的模糊性。Gardner的一项质性研究指出，在充满风险的研究生院，博士生必须利用同侪关系获取“小道消息”（Grapevine），并借此了解学科规训、院系期待和行为准则。那些缺少同辈社交的博士生，往往较早离开研究生院。大调查显示，与按期毕业博士生相比，延期毕业博士生对同伴支持的满意度显著更低。不仅如此，随着博士生就读时间的增加，同伴支持满意度逐渐下降。

3. 学生-制度失配。院系环境（Department Environment）或学院氛围（Department Climate）是博士生赖以生存的空间。在大学场域，院系享有学位授予、课程设置和学业资助的权力。国外关于院系制度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经济支持，Mendoza等考察了各类财政支持对博士生按期毕业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学业奖学金、科研助理奖学金与更高的学业完成率和更短的修业年限显著相关，但助教奖学金却延长了学习时间。关于经济支持与博士生延期毕业的关系，大调查并未给出直接证据，但已有研究指出科研资助能通过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间接提高博士生的高水平科研产出。在考核制度方面，资格考试、论文开题和正式答辩是博士生的“通关挑战”。资格考试承担“过滤器”的作用，他将资质薄弱的学生拦截在选题之前，降低延期毕业发生率。论文选题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第一步，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指出“如何平衡选题难度、创新性和完成时间？”是博士生必须考虑的问题。论文开题的作用是阻止博士生选择难度较大、耗时较长的研究选题。大调查结果表明，延期博士生群体中论文选题偏难、偏大并因此中途更换选题的可能性显著更高。此外，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变革，跨学科培养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在学位论文选题方面，选择跨学科选题的博士生有可能面临延期风险。正式答辩是保障论文质量的最后关卡。严苛的资格考试和论文开题能够降低延期率，正式答辩反而会提高延期率。大调查显示，分别有68%和79%的博士生认为我国开题答辩制度和中期考核制度执行效率较低，对博士生的帮助也极为有限。由此观之，我国博士生的学业考核明显存在“中间松-毕业严”的问题，这是延期率无法“降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博士生延期毕业改善举措

为解决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中美两国都从政府、高校和院系层面采取了诸多改革举措。

（一） 官方持续追踪博士生延期毕业动态

从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看，不仅SED持续关注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研究生院理事会也开展了为期3年的“博士学位完成情况项目”（Ph.D. Completion Project）,旨在提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博士生的学业完成率，由此确定哪些因素造成博士生无法按时获得学位。与此同时，它们还主导了“少数群体博士生流失率和完成率调查项目”（The Doctoral Initiative on Minority Attrition and Completion），对少数群体博士生的学业完成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卡内基博士生调查行动”（Carnegie Doctoral Research Operation）也在持续追踪博士生获得学位的用时、毕业率和退学率等信息。从我国官方统计数据看，教育部定期公布博士生毕（结）业生数、授予学位数和招生数等信息，便于公众持续监测延期博士生的滞留情况。在学术领域，研究者多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案例高校展开定量分析。近年来，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等学术组织逐渐重视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并定期发布研究成果，吸引了许多学者和社会媒体的关注。

（二） 高校成立博士支持中心并提供专项服务

为缩短修业年限，美国高校在开设入学指导课、研讨会/座谈会制度化、定期评估课程前沿性、编写资格考试指南和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做出有益尝试。为帮助陷入写作困境的博士生，美国南加州大学、卡佩拉大学等高校还专门成立了博士生支持中心（Doctoral Support Center, DSC），为博士生提供有关课程作业、论文选题和论文写作的一对一服务。我国高校则在导师责任强化、资源经费支持、学业压力纾解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如在导师责任强化方面，四川大学将博士生延期率纳入导师招生指标核定参考，延期超30%的导师次年减招1名。天津大学则要求延期博士生组建“3人指导小组”，避免单一导师指导不足。在资源经费支持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对非主观原因延期者提供每月2000元基本助研津贴（最长1年）。浙江大学则为延期博士生保留宿舍申请资格，但需按在校生标准缴纳费用。在学业压力纾解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博士生心理健康工作站”，针对延期生提供压力疏导。西安交通大学则开设“论文写作训练营”，帮助博士生突破方法论瓶颈。

（三） 院系构建博士生培养质量监管体系

从美国SED结果看，近些年不少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时间开始回落，这得益于美国高校对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持续投入。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课程作业、一系列考试和博士论文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必然要求。博士生培养的标准首先是两年的正式课程，课程内容涵盖特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课程作业之后即预考和综合考试/资格考试，没能通过综合考试的博士生将退出博士项目并被授予硕士学位。统计调查显示，博士生综合考试的淘汰率为5%~20%。到论文答辩时，40%~50%的学生已经主动或被动分流。关于博士生培养的过程监管，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尝试引入“分流淘汰”制度，并在实践中形成多元化治理模式。例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通过“资格考试+开题报告”双重考核，对未达标者分流至硕士或结业，减少后期被动延期。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建立“博士生培养进度管理系统”，对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等环节设置自动提醒和预警。中国人民大学则要求博士生在正式答辩前至少完成2轮预答辩，未通过者需延期修改。此外，西南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定期清理超最长年限未毕业学生，近三年清退超期博士生比例达5%~10%。

五、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结论

第一，我国博士生延期情况的严峻程度不及美国高校，但应届延期率和累积延期率呈缓慢上升趋势。在校博士生中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为延期毕业博士生，预计毕业博士生中超六成为延期毕业博士生，博士生的平均修业年限逐年攀升，上述现象需引起高校重视。美国博士生的修业年限一直高位运行，修业年限的计算通常包含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从学科差异看，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的延期率最高，其次是理工类学科。我国工科博士生的延期率最高，其次才是理科和人文社科。大调查表明，我国理工科博士生更可能因为课题组需要而申请延期。其中，工科博士生承担最多的横向课题，并容易引发研究方向冲突和时间竞争等问题。美国博士生拥有较强的经济自立意识，但难以获得经济资助是人文社科博士生延期的主要原因。

第二，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视角切入，博士生延期毕业原因分为结构性因素和机制性因素两类，其中，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博士生培养逻辑的错位、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与院系培养环境的失调共同形塑了延期毕业的宏观背景，学生与学术文化、关系网络和院系制度的脱嵌构建了延期毕业的微观图景。上述因素共同诱发博士生培养与高深知识生产规律的背离，进而呈现延期率的逐步攀升。中美博士生延期原因高度相似，但我国的实证调查并未验证经费资助对博士生延期毕业的显著影响。此外，我国博士生考核制度对延期毕业具有差异化作用，其中，开题答辩制度和中期考核制度的严格执行能显著降低延期率，论文答辩制度的严格执行会提高延期率。

第三，为缓解博士生延期毕业现状，中美两国构建了“政府-高校-院系”三级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政府层面，美国“博士生毕业调查”“博士生完成率项目”等旨在缩短博士生修业年限的项目获批资助，我国则定期公布博士生延期毕业相关数据并资助成立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等学术组织，持续追踪博士生延期毕业动态。高校层面，两国都为处于专业社会化早期、中期、后期的博士生提供了包含入学指导、学术研讨、课程评估、考试指南、写作训练、资金支持、心理疏导等服务。院系层面，各基层培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构建了严苛的分流淘汰制度，有效提高了博士生培养效率。

（二） 研究反思

首先，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率处于上升趋势，但总体保持稳定状态，博士生平均修业年限4.6年略低于美国高校7.3年（包含1~2年的硕士学习阶段）。为了降低博士生滞留率，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从8年缩短至6年。作为博士生培养效率的重要指标，一定的修业年限是必要的，但缩短修业年限的前提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不同学科的知识生产逻辑。简单采用硬性缩短和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可能会牺牲博士生教育质量。对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弹性学制，为确有科研项目需求、跨学科培养和出国访学的博士生适当延长学制，并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校舍资源，保证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其次，为避免延期博士生囤积，建立博士生培养的分流机制是国际趋势。目前，极少数高校在最新出台的《博士学位授予标准》中规定了资格考试的淘汰细则。我国在直博生或（本）硕博连读学生群体中也采取了降级培育举措。尽管如此，现行的分流制度仍局限于“中期考核”单一环节、“遴选淘汰”单一功能、“被动退学”单一渠道，难以充分发挥其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保障作用。有鉴于此，我国高校应重点关注博士生的学业发展诉求，针对部分考核未达标但仍有继续深造意愿的学生，可采取以下措施：①设置合理的学业缓冲期以促进科研能力提升；②提供多次重新参加考核的机会；③建立灵活的校内分流机制，包括学术型与专业型博士互转、跨学科调整、导师更换以及博士转硕士等多种途径，从而更好地满足分流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最后，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也反映出我国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资源缺陷，尤其未建立起针对学困博士生的帮扶制度。导师作为博士生学业生涯的主要责任人，本应肩负着博士生的学术指导、科研训练、学业监督等重要责任，但随着博士扩招和绩效文化的兴盛，许多博导感觉“力不从心”。对此，在博士生教育由“单一导师制”向“多导师制”转变的改革背景下，由3~5名教师组建导师组，集体承担博士生的培育职责是一项可行举措。实践证明，导师联合指导能促进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增值，并且多学科导师联合指导能显著提升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创新水平。除此之外，导师组也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博士生的学业表现，为博士生分流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首次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8期）

来源：永大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