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5年，母亲被人污蔑偷了他家的红薯，大队干部调解不成，两家去土地庙发誓，他家现在荒无人烟我叫王小强，1968年生在湖南中部的王家坳，打小在田埂上滚大的。我们那地方，山多田少，土是红壤，种出来的红薯甜得能流蜜，可在1975年那时候，红薯不是零食，是一家人的口粮，

75年，母亲被人污蔑偷了他家的红薯，大队干部调解不成，两家去土地庙发誓，他家现在荒无人烟
我叫王小强，1968年生在湖南中部的王家坳，打小在田埂上滚大的。我们那地方，山多田少，土是红壤，种出来的红薯甜得能流蜜，可在1975年那时候，红薯不是零食，是一家人的口粮，金贵得很。

那年我刚满7岁，记事记得清楚，因为那年秋天发生的事，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到现在我快60了，一闭眼还能看见当时的场景。

1975年的秋天，比往年冷得早。生产队里的红薯熟了，全队的人都去地里挖红薯，男人们用锄头刨，女人们蹲在地上捡，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就跟在后面，捡那些漏在土里的小红薯，偷偷塞嘴里嚼，甜丝丝的，能解半天饿。

收完红薯的第二天，队长领着人按人头分红薯，我们家四口人，分了一担——就是两个竹箩筐，装满了红薯，我爹用扁担挑着，我跟在后面，一步一挪地往家走。

那时候粮食紧张，红薯能顶饭吃，蒸熟了能当主食，晒成红薯干能存到冬天，所以分完红薯，我娘当天就把红薯倒在堂屋的地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数了好几遍，生怕少了一个。

我们家邻居叫张胜寒，比我爹大五岁，是村里有名的蛮横人。他老婆姓刘，也是个厉害角色，平时就爱东家长西家短，谁要是惹了她，能站在人门口骂上大半天。

他们家跟我们家就隔了一道矮土墙，平时没什么往来，主要是他们家总爱占小便宜，队里分东西的时候总想着多要，跟好几户人家都闹过矛盾。

分红薯的第三天早上，我正蹲在门口啃红薯馍，就听见隔壁张胜寒家传来摔东西的声音，紧接着就听见刘婶尖着嗓子喊：

“哪个遭天杀的偷了我们家红薯！我昨天刚码好的一箩筐，今天少了好几个！”

我娘正在屋里纳鞋底，听见声音就走了出来，往隔壁望了望。这时候刘婶已经走到了两家中间的土墙上，手叉着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家，喊得更响了：

“有些人就是穷疯了！自己家分了红薯还不够，还惦记别人家的！手脚这么不干净，不怕生儿子没屁眼？”

我娘当时脸就白了，她是个要强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更别说被人这么骂。她走过去，压着脾气说：“他刘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偷你家红薯了？你可别乱讲！”

刘婶见我娘搭话，更来劲了，从土墙上跳下来，走到我们家院子门口：“我乱讲？我家红薯就放在堂屋里，除了隔壁，谁能这么方便？你家男人昨天分红薯的时候就盯着我家箩筐看，不是你们偷的是谁？”

“你胡说！”我娘气得手都抖了，“我们家分的红薯够吃，犯不着偷你家的！你把话说清楚，不然我跟你没完！”

两个人越吵越凶，我吓得躲在我娘后面哭，我爹那时候在队里上工，听见消息跑回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围了不少乡亲。

张胜寒也回来了，他没等我爹说话，就指着我爹的鼻子骂：“王老实，我看你平时老实巴交的，没想到教出来的老婆这么不地道！今天你要是不把偷的红薯交出来，这事没完！”

我爹叫王老实，人如其名，一辈子老实巴交，只会埋头干活，没跟人吵过架。

他急得脸通红，拉着张胜寒说：“胜寒，你别听你老婆瞎咧咧，我们家真没偷你家红薯！不信你去我们家搜，搜出来了，你要怎么处置都行！”

张胜寒还真就带着几个人进了我们家堂屋，把我娘摆得整整齐齐的红薯翻了个遍，连灶房、柴房都搜了，也没找出半个能证明是他们家的红薯——那时候红薯都是按大小分的，各家的红薯都差不多，根本没法认。

可张胜寒还是不依不饶：“肯定是你们藏起来了！不然我家红薯怎么会少？”

这时候有人去叫了大队支书。我们大队的支书姓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党员，平时说话很有分量。陈支书来了之后，先让双方都冷静下来，然后问张胜寒：“你家红薯具体少了几个？是怎么放的？”

张胜寒说：“我家分了一担，昨天晚上我老婆把红薯码在箩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今天早上一看，少了五个，都是中等大小的。”

陈支书又问我娘：“你家分的红薯数了没？少没少？”

我娘说：“我数了，48个，一个都没少。昨天分完我就摆出来了，谁都能看。”

陈支书又问了周围的乡亲，有没有人看见谁去过张胜寒家，大家都说没看见。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晚上黑灯瞎火的，谁也不会半夜出门。

陈支书想了想，说：“胜寒，我看这事可能是个误会，说不定是你家孩子拿了？或者是老鼠拖走了？”

张胜寒家有个儿子，比我大五岁，叫张建军，那时候已经12岁了，平时就爱调皮捣蛋。

可张胜寒一听这话，立马瞪了眼：“不可能！我家建军昨天晚上跟我一起睡的，没出门！老鼠能拖走五个红薯？你别糊弄我！”

陈支书也没辙了，劝了半天，张胜寒夫妻就是不松口，一口咬定是我娘偷的；我娘这边也委屈，非要讨个说法，不然这“贼名”要是背了，以后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

僵持到中午的时候，我娘突然抹了把眼泪，看着张胜寒说：“张胜寒，你不相信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样吧，我们去土地庙发誓，谁拿了你的红薯，谁就不得好死，全家都不得安宁！”

土地庙在村头的山脚下，是个小土庙，里面供着土地公和土地婆，平时乡亲们有个什么解不开的矛盾，就会去那里发誓，大家都觉得土地公灵验，谁要是说了谎，会遭报应的。

我娘一提出去土地庙，周围的乡亲都慌了，纷纷劝：“他婶子，算了算了，几个红薯而已，犯不着去发誓啊！”“胜寒，你也别较真了，说不定真是误会！”

可张胜寒像是被激怒了，梗着脖子说：“去就去！我怕什么？又不是我偷的！今天就让土地公评评理，看看谁是小偷！”

我爹想拉我娘，可我娘已经铁了心，拉着我的手，就往村头走。张胜寒夫妻跟在后面，乡亲们也都跟着去了，想看看这事到底怎么了。

土地庙很小，只有一张桌子大，里面的土地公和土地婆是用木头刻的，身上涂着红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庙门口有个香炉，里面插着几根没烧完的香。

我娘走到香炉前，先跪了下来，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对着土地公说：“土地公在上，我王老实的老婆李秀莲，今天在这里发誓，我要是偷了张胜寒家的红薯，我就不得好死，死后下地狱，我儿子王小强也一辈子抬不起头！要是我没偷，那谁偷了，谁就遭天打雷劈，全家死光！”

我娘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眼泪顺着脸往下流，我拉着她的衣角，吓得直哭。

然后轮到张胜寒夫妻，张胜寒先跪下来，磕了个头，说：“土地公在上，我张胜寒要是冤枉了李秀莲，我就断子绝孙！要是李秀莲真偷了我家红薯，她就不得好死！”

刘婶也跟着跪下来，说了差不多的话，只是比张胜寒更毒，说我娘要是偷了红薯，就让我娘出门被车撞死，让我爹干活摔死。

发誓完了之后，双方都没再说什么，各自回了家。乡亲们也散了，只是从那以后，村里的人看我们家和看张胜寒家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我娘从土地庙回来之后，好几天都没怎么说话，饭也吃得少，总是坐在门口发呆，有时候看着我，就会偷偷抹眼泪。我爹也没敢劝她，只是每天上工回来，都会多砍点柴，把家里的水缸挑满。

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什么是报应，只知道我娘受了委屈，张胜寒家欺负人。可没想到，没过几年，真的出了怪事。

1979年的时候，刘婶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刚开始只是咳嗽，后来越来越严重，吃不下饭，人一天比一天瘦，脸蜡黄蜡黄的。

那时候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只开了点退烧药，不管用。后来张胜寒把她送到县里的医院，住了半个月，也没查出病因，最后只能拉回家。

回家没几天，刘婶就死了，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那时候村里就有人说，是刘婶当初冤枉了我娘，发誓的时候说了狠话，遭了报应。、

张胜寒听见这话，气得拿着棍子追着人家骂，可也没人敢跟他较真。

刘婶死了之后，张胜寒变得更孤僻了，平时不跟人说话，就守着儿子张建军过。

张建军那时候已经十六七岁了，长得人高马大的，可跟他爹一样，爱惹事，在村里跟人打架，偷队里的玉米，没人愿意跟他来往。

1981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热，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去村后的河里游泳。有一天下午，张建军跟几个半大的孩子去河里游泳，一直到天黑都没回来。

张胜寒急了，到处找，最后在河边的芦苇丛里找到了张建军的衣服，人却不见了。

乡亲们都来帮忙找，打着手电筒在河里捞，捞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把张建军的尸体捞上来。

据跟他一起去游泳的孩子说，张建军下水之后，突然喊了一声“脚抽筋了”，然后就沉下去了，他们吓得赶紧上岸，不敢下去救。

张建军死的时候才十八岁，是张胜寒唯一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张胜寒一下子就垮了，头发几天就全白了，整天坐在门口发呆，有时候会对着空气说话，像是疯了一样。

那时候村里的人更确定了，是张胜寒家当初冤枉人，遭了报应，先是老婆死，再是儿子死，这是老天在惩罚他们。
我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听见乡亲们这么说，心里也有点害怕，可更多的是觉得解气——他们当初那么欺负我娘，现在遭了报应，是活该。

我娘听见张建军死的消息，只是叹了口气，说：“造孽啊，孩子是无辜的。”

张建军死了之后，张胜寒就更可怜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没人照顾。后来他女儿张娟嫁去了邻村，偶尔会回来看看他，给他带点吃的。

张娟比张建军小五岁，性格跟她娘和她哥不一样，老实本分，只是嫁的人家条件也不好，帮不了张胜寒多少。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考上了大学，在城里工作了，把我爹我娘也接到了城里。那时候我很少回村里，只是偶尔跟老家的亲戚打电话，问问村里的情况。

有一天，我接到村里堂叔的电话，说张胜寒死了。我问怎么死的，堂叔说，张胜寒那天从女儿家拿了点零用钱，往村里走，走到村头的山坡下的时候，山上突然滚下来一块小石头。

石头不大，也就拳头大小，正好砸在他的头上。他当时就倒在地上，流了一地血，后来被路过的人发现，送到县里的医院，没抢救过来，死了。

堂叔还说，张胜寒死了之后，村里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枕头底下有一本日记，是他老婆刘婶活着的时候写的。
日记里有一篇写的是1975年分红薯的事，说那天晚上，张建军偷偷拿了家里的五个红薯，跟几个孩子在外面烤着吃了。

刘婶发现后，怕张胜寒打儿子，就没敢说，后来看见我家分的红薯多，就想栽赃给我娘，让我家赔他们红薯。张胜寒一开始不知道，被刘婶一撺掇，就信了，跟着一起冤枉我娘。

原来当初偷红薯的，根本不是我娘，是张胜寒自己的儿子！我拿着电话，手都在抖，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我娘当初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被人骂是小偷，被逼着去土地庙发誓，竟然只是因为张胜寒家想栽赃！

我赶紧把这事告诉了我娘，我娘听了之后，愣了半天，然后哭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嘴里念叨着：“我就说我没偷，我就说我没偷……”

我爹在旁边，也红了眼，拍着我娘的背，说：“没事了，没事了，现在真相大白了，你没受冤枉。”
张胜寒死了之后，他女儿张娟把他的后事办了，然后就把他家的房子锁了，回了婆家，再也没回来过。王家坳的人，也渐渐忘了张胜寒家，只是偶尔提起的时候，会说一句“造孽啊”。

2018年的时候，我娘已经快八十了，身体不太好，总想着回老家看看。我就请了假，带着我爹我娘回了王家坳。
村里变化很大，以前的土坯房都变成了砖瓦房，路也修宽了。

可村头的土地庙还在，只是比以前更破旧了，香炉里长满了杂草。我们家以前的老房子，被堂叔家买了，重新翻修了，堂叔看见我们回来，热情得很，拉着我们吃饭。

吃完饭，我娘说想去张胜寒家看看，我就陪着她去了。张胜寒家的房子早就塌了，只剩下一个空坪，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里面还长了几棵小树。以前的矮土墙，也只剩下半截，歪歪扭扭地立在那里。

我娘站在空坪前，看了半天，叹了口气，说：“要是当初不那么较真，也不会这样啊……”

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山上的草木气息，空坪里的杂草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几十年前的事。我看着我娘花白的头发，心里酸酸的——

75年的那场风波，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我们家因为我娘的要强，讨回了清白，后来我考上大学，一家人在城里过着安稳的日子；而张胜寒家，因为一时的贪念和蛮横，家破人亡，最后只剩下一片荒地。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当初张胜寒夫妻能冷静一点，要是刘婶能早点说出真相，是不是就不会有后来的报应？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现在我爹我娘都老了，我也快退休了，可每次想起1975年的那场红薯风波，想起我娘在土地庙前发誓的样子，我还是会忍不住红眼眶。那不仅仅是几个红薯的事，更是一个老实人对清白的坚守，是一个母亲对尊严的维护。

王家坳的土地庙还在，张胜寒家的空坪还在，那些往事也还在，提醒着我，做人要老实，要善良，不能随便冤枉别人，更不能说狠话、做恶事——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来源：农一代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