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县中学教语文已经十三年了。教师这个职业，说累也累，但总比城里那些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自由一些。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赶在学生之前到校，傍晚六点多才回家，这样的生活节奏已经成了习惯。

我在县中学教语文已经十三年了。教师这个职业，说累也累，但总比城里那些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自由一些。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赶在学生之前到校，傍晚六点多才回家，这样的生活节奏已经成了习惯。

爷爷是去年腊月二十三走的。

那天天阴沉沉的，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家里的老旧暖气片发出”咯咯”的响声，仿佛也在为爷爷送行。我请了假赶回老家，村口的老柳树上挂着几个塑料袋，被风吹得”啪啪”作响。

大伯在电话里说爷爷不行了，让我赶紧回来，挂了电话我才想起忘了问他老人家是什么病。

县城到老家的班车只有一趟，早上七点半发车，坐满了回乡置办年货的人和大包小包。司机还是那个留着小平头的中年人，车厢里飘着一股烟味和橘子皮的气息。

“你爷爷瘦了很多。”大伯接我的时候说，他的电动三轮车后座绑着一捆干玉米杆，大概是准备喂羊用的。

爷爷躺在他那张用了三十多年的木板床上，被子是我奶奶生前织的老棉絮，边角已经发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药水和老人特有的气味。我进门时，他正望着窗外发呆，窗台上放着半杯冷掉的中药，旁边是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里面插着几根枯萎的菊花。

“爷爷。”我叫了一声，喉咙有些发紧。

爷爷转过头来，眼神忽然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淡下去。他挣扎着想坐起来，我赶紧过去扶他。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爷爷拍着我的手说，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大伯在旁边叹气：“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扩散了，没治了。”

我想问为什么不早点去检查，但看着爷爷的样子，又咽了回去。乡下老人对医院有种本能的抵触，总觉得小病扛扛就过去了，等真发现不对劲，往往已经晚了。

爷爷的房间几乎没有变过，墙上挂着一张1998年的农历，窗台上摆着几个空花盆，电视机上面压着一沓老报纸。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眼镜盒和几盒药，还有一个褪了色的塑料杯子，杯子里插着一支褪了色的牙刷。

午饭是大伯媳妇做的，一大盆白菜炖豆腐，一盘红烧肉，还有一碗蒸蛋。她端着托盘进来，说：“爸，今天强子回来了，多吃点。”

爷爷却摆摆手：“不饿。”

他确实瘦了很多，脸颊凹陷，颧骨突出，手腕细得像树枝。老人在床上躺久了，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混合着药味、汗味和老人家特有的那种气息。

吃完饭，大伯和二叔去镇上买东西，屋里只剩下我和爷爷。窗外下起了小雪，雪花轻轻地落在窗台上，又很快融化。

爷爷突然说：“床底下有个木盒子，你帮我拿出来。”

我弯腰在床底摸索，摸出一个旧木盒，上面积了一层灰。

“打开看看。”爷爷的声音有些急切。

盒子里面是一些旧物件：一张泛黄的全家福，一块沾着铁锈的怀表，几枚褪了色的勋章，还有一支深蓝色的钢笔。

爷爷指着那支钢笔说：“这个给你。”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钢笔，它比我想象的要沉，笔帽上有几道划痕，笔身上似乎刻着一些花纹，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笔啊？”我问。

爷爷咳嗽了几声，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解放前的事了。”

二婶在门外喊着要给爷爷换药，我把笔装进了口袋。

那天晚上，一家人轮流守在爷爷床前。夜深人静的时候，爷爷突然叫我到跟前，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那支笔，不是普通的东西，你要好好保管，将来有用…”

他的话没说完，就陷入了昏睡。我握着他的手，感受着那微弱的脉搏，想问清楚那支笔的来历，但不忍心打扰他休息。

第二天一早，爷爷就走了，走得很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忙完丧事，我回到县城的小家，才想起那支钢笔。在灯光下仔细端详，发现笔身上刻着一些图案，但实在太模糊了，看不真切。我试着拧开笔帽，但无论怎么用力都拧不动，似乎锈住了。

钢笔看起来很旧，但不像是便宜货，分量很重，手感也很好。可惜笔尖干涸了，试着写字只能划出一道道干涩的痕迹。

想着应该给它修一修，就拿去了县城里唯一的一家钟表修理铺，那里的师傅据说也会修钢笔。

修理铺在一条老街上，门脸很小，门口挂着几块老式挂钟做招牌。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种零件和工具。

我把钢笔递给他：“师傅，这支笔能修吗？”

老人接过钢笔，用放大镜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突然抬起头，表情变得复杂起来：“这支笔我修不了，你从哪弄来的？”

“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老人摘下眼镜，把笔还给我：“年轻人，这笔我不敢动。看这做工，不是普通货色。你该去城里的专业笔店看看，说不定是把好笔。”

回家后，我不禁好奇，爷爷一辈子种田，从哪里得到这样一支看起来不普通的钢笔？

第二天是周六，我决定到市里去找专业的钢笔店。

春城是省会，从县城坐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通过网上查询，我找到了一家专门修复老式钢笔的店铺。

店铺隐藏在一栋老式公寓的一楼，门头不大，招牌很简单，就写着”老物件修复”几个字。推门进去，里面的空间却出乎意料的大，四周的柜子里陈列着各种古董钢笔和墨水瓶。

店主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看起来很斯文。我把钢笔递给他：“能帮我看看这支笔吗？”

他接过钢笔，脸上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戴上一副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拿着笔观察，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查看笔身上的花纹。

“这是一支派克(Parker)的’51’型号钢笔，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产的。”他说，“但这不是普通的’51’，你看这笔帽上的花纹和材质…”

他给我指出了一些细节，我只能似懂非懂地点头。

“这支笔保存得不错，但确实需要专业修复。”他说，“修复费大概需要三百元，考虑到它的年代和稀有程度，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修复它：“好的，麻烦您了。”

他让我留下联系方式，说大概需要一周时间。

一周后，我接到了店主的电话，说笔已经修好了，让我过去取。

当我赶到店里时，却发现店里多了一个陌生人，看起来五十多岁，穿着考究的西装，正和店主交谈。

店主看到我，立刻介绍道：“这位是李教授，春城大学历史系的，也是古董钢笔收藏家。”

李教授对我点点头，眼睛盯着柜台上的那支钢笔——我的钢笔。

“这位小伙子，你的这支钢笔不一般啊。”李教授说，语气中带着一丝激动，“这是派克51，民国时期的限量版，笔帽上的徽记是当时只有高级定制才有的。”

“限量版？”我有些惊讶。

“是的。”李教授说，“更特别的是，你的这支笔帽上刻有篆体’赠师’二字，从款式和做工来看，应该是民国时期某位名人的私人定制品，这在收藏界是非常罕见的孤品。”

店主接过话头：“我修好它的时候发现，笔帽内侧还刻有一组数字，很可能是生产编号。”

李教授拿起笔，轻轻转动笔帽，指给我看那微小的刻字：“你看，这里。”

我凑近看了看，确实有一行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字。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出售？”李教授突然问道，“像这样的历史文物，在我的收藏中会得到很好的保存和研究。”

“多少钱？”这个问题脱口而出，我立刻后悔了，感觉有些俗气。

李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这支笔是怎么来的？”

“我爷爷留给我的。”我说。

“你爷爷是？”

“一个普通农民，前年去世了。”

李教授思考了一会儿，说：“如果你愿意出售，我可以出二十万。”

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二十万？对我这个普通中学教师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的月薪才六千多，存了十年也就攒了不到二十万。

店主看出了我的震惊，笑着说：“李教授是有名的收藏家，出价从来都很大方。”

我缓过神来，想起爷爷临终前的嘱托：“那支笔，不是普通的东西，你要好好保管，将来有用…”

“对不起，我暂时不想卖。”我说。

李教授似乎早有预料，递给我一张名片：“如果改变主意，随时联系我。这支笔的价值可能会随着时间增长，前提是你能好好保存。”

我付了修理费，小心翼翼地把钢笔装进随身带的笔盒里。

离开前，李教授问了一个问题：“你爷爷有没有提过这支笔的来历？”

我摇摇头：“没有，他只说是解放前的事了。”

李教授若有所思：“有意思。这支笔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教育家或者学者，从’赠师’二字来看。”

回县城的高铁上，我一直在想爷爷和这支钢笔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个普通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据说只读过几年私塾。他一辈子勤勤恳恳种地，从没提过任何关于这支钢笔的事情。

当晚，我给父亲打了电话，问他是否知道爷爷年轻时的事情。

“爸爸年轻时候的事？”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的不多，他不爱说过去的事。不过我记得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爸爸解放前好像在一个学堂里当过杂役。”

“杂役？”

“就是打杂的，扫地啊，烧火啊什么的。”父亲说，“那时候能进学堂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顶多去当个杂役，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

我又问：“那他有没有提过一支钢笔？”

“钢笔？没有啊。”父亲顿了顿，“不过我倒是记得，小时候爸爸虽然不识多少字，但总是很强调我们要好好读书。他还珍藏着一本线装的《论语》，说是以前一位先生给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桌前，看着那支修复一新的钢笔。现在，笔身的深蓝色光泽重新显现出来，笔帽上的花纹清晰可见，确实精美非凡。

我慢慢拧开笔帽，取出一支墨水笔囊，小心地安装进去。然后在一张白纸上试写，钢笔划过纸面，墨水流畅地留下一行字迹，笔触柔和而有弹性，写感极佳。

夜深了，窗外传来几声狗叫。县城的夜晚比城市要安静得多，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想起小时候，爷爷虽然不识字，却总是喜欢翻看我的课本，还会指着一些简单的字问我念什么。每当我取得好成绩，他总是比谁都高兴，虽然他并不真正懂得那些奖状上写的是什么。

第二天是周日，我决定去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爷爷的房间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但那个旧木盒还放在床底下。我把盒子拖出来，仔细翻看里面的物品。除了那张全家福、怀表和勋章外，还有一个发黄的布包，里面包着一本破旧的线装书——《论语》。

书的扉页上有一行字：“赠予王小海，望勤学不辍，终成大器。庚辰年冬月，恩师陈济民。”

王小海是爷爷的名字，但我从未听说过爷爷有恩师。

几天后，我专门请了假，去了趟省博物馆。那里有一个民国文物展，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关于陈济民的线索。

在展览的一角，我竟然真的看到了这个名字——陈济民(1898-1947)，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曾任江浙一带多所学校校长，致力于平民教育。展柜里还有一张陈济民的黑白照片，是一位面容和蔼的中年人，戴着眼镜，身着长衫。

我的心跳加速起来，这个陈济民，难道就是爷爷口中的”先生”？

我咨询了展览的讲解员，她告诉我省档案馆可能有更多关于陈济民的资料。

第二天，我来到省档案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翻阅了有关陈济民的档案。陈济民确实曾在我爷爷的老家附近办过一所平民学校，专门为贫困农民子女提供免费教育。

在一份学校名册中，我惊讶地发现了爷爷的名字——王小海，标注为”校工”。

更让我震惊的是，在一份1945年的学校运动会照片中，我认出了年轻时的爷爷，站在一群学生后面，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

原来，爷爷年轻时真的在陈济民的学校里当过杂役。

这时，我想起李教授说过的话：“这支笔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教育家或者学者。”

我立刻给李教授打了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陈济民这个名字。

“陈济民？”李教授似乎很惊讶，“当然知道，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特别是在平民教育方面有很大贡献。据说他1947年不幸去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手稿和物品。”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李教授，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你的爷爷真的是陈济民的学生或者助手，那么这支钢笔的来历就更有意义了。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高级钢笔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陈济民会把它送给一个学校杂役，说明你爷爷对他来说一定很特别。”

两周后，我再次去了省档案馆，这次我找到了一份更重要的资料——陈济民的日记摘抄。在1945年11月的一篇日记中，他写道：

“今有校工小海，虽不识字，但勤学好问，每日清扫教室之余，必站于窗外，侧耳倾听。余甚奇之，赠以《论语》一册，教其认字。不想数月有成，已能识百余字，诵读简单文章。此子若非生于贫寒，必成大器。”

1946年9月的日记中又写道：

“小海习字大有进步，每日勤勉不辍。今收到海外友人赠予之Parker钢笔一支，甚为珍贵。然物之贵不在价，而在用。观小海用功之勤，决意将此笔相赠，以资鼓励。笔非贵重，情则难忘。”

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原来，爷爷年轻时不仅在学校当杂役，还曾经偷偷跟着学习，甚至得到了校长的赏识和教导。

爷爷从不提这段往事，也许是因为后来的岁月太过艰难，或者是那个年代有些事情不便多说。但他一直珍藏着那支钢笔，直到生命的最后，才郑重地交给了我。

我想起爷爷一生对我们教育的重视，尽管家里条件不好，但从不允许我们辍学。他常说：“咱家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的脑袋。”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来源。

那天晚上，我用爷爷的钢笔给我的学生们写了一封信，讲述了爷爷和那位陈校长的故事。我想让他们知道，教育的力量可以超越时代和阶层，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写完信，我小心地擦拭着钢笔，看着窗外的月光。这支经历了近八十年风雨的钢笔，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师生情谊，现在它有了新的使命——继续传递知识和希望。

我决定不卖这支钢笔，无论它值多少钱。因为对我来说，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金钱能衡量的范围。

每当我用这支钢笔批改学生的作业时，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力量，仿佛爷爷和那位素未谋面的陈校长都在鼓励我：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点燃希望。

后来，我在学校里创办了一个”小海读书会”，专门为那些家境贫困但渴望知识的孩子提供帮助。我想，这大概是对爷爷和陈校长最好的纪念吧。

爷爷的钢笔，现在就放在我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每天都用。李教授说这样会降低它的收藏价值，但我觉得，让它继续书写知识和希望，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有时候，走在放学的路上，望着远处的落日和归家的孩子们，我会想：也许在某个地方，爷爷和陈校长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吧。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