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明德，今年五十有四，在省城一所中学教书。那是2008年，父亲周长安从杨家厂子退休的日子。

父亲的尊严

＂杨厂长就给这两万块？四十年啊！＂母亲声音颤抖。

父亲沉默着，拿着手机，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庞滑落。

我叫周明德，今年五十有四，在省城一所中学教书。那是2008年，父亲周长安从杨家厂子退休的日子。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辈子为杨家厂子操劳，从未见他掉过泪，那天却哭了。

我们家住在江北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单元楼灰扑扑的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楼道里还保留着六七十年代的红色标语。

父亲和杨大伯是同村人，我们都喊他杨厂长，他比父亲大五岁，是村里最早办起纺织厂的能人。

1968年，二十出头的父亲被招进杨家的小作坊当学徒，那时候的＂厂子＂不过是几台老旧的纺织机，安在村边一个破旧的草棚里。

＂那时候哪有什么厂啊，就是两间破草房，一台从公社淘汰下来的老式纺纱机，再加上几台手摇织布机。＂父亲常笑着回忆，＂你杨大伯可有胆识，敢在那个年代搞＇生产自救＇。＂

开始，父亲只是个普通的纺织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摸黑去开机器，一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

那时候家家都穿蓝色的确凉，公家的布票紧得很，杨家的粗布虽然比不上国营纺织厂的细，但价钱实惠，供不应求。

父亲从不偷懒，手上的老茧厚得像小山包，手指甲里总是嵌着黑乎乎的棉絮。

母亲有时抱怨：＂老周啊，你这是何必？又不是自家的厂子，累得跟头驴似的。＂

父亲总是摆摆手：＂杨厂长信任我，把我从泥窝窝里拉出来，这份恩情咱得记着。＂

从学徒做起，父亲凭着勤劳和机灵，一步步成了车间主任。

杨厂长待人和气，父亲对他也忠心耿耿。厂子里的人都说：＂周长安这个人，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厂子受半点损失。＂

七十年代初，文革还未结束，杨厂长因＂资本主义苗头＂挨批。那时候，厂子已经扩大到二十多人，生产的布匹远近闻名。

有人眼红，举报杨厂长＂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他剥削工人，还私自改造机器提高产量，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

那天红卫兵来厂里抓人，父亲站出来说：＂机器是我改的，跟杨老板没关系。厂里条件差，我看书学着改的，为的就是多产点布，让乡亲们都有衣穿。＂

父亲被关进牛棚三个月，每天被批斗，回来时头发白了一大片，瘦得脱了形。

母亲埋怨他傻，父亲只说：＂杨老板一家老小靠他，娃娃还小，咱没什么，我扛得住。＂

那三个月，杨厂长偷偷托人给我家送来十斤白面，五斤猪肉，还有两尺布票。那年月，这些东西比金子还贵重。

母亲流着泪收下了，却说：＂老杨家的恩，咱这辈子怕是还不完了。＂

等父亲回来，杨厂长亲自登门，两人促膝长谈一夜，谁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从那以后，杨厂长对父亲更加信任，把厂里大小事务都交给他打理。

一晃十年过去，到了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乡镇企业办得红火，杨家厂子也扩建了。

棚子变成了砖瓦房，老式机器换成了新式的半自动化设备，工人从二十多人增加到一百多人，成了镇上的＂明星企业＂。

父亲的职位虽然还是车间主任，但实际上已经是厂里的二把手，大事小情全靠他张罗。

可到了八七年，全国纺织业不景气，加上杨厂长贷款扩建新厂房，资金链断裂，厂子差点倒闭。

那段日子，杨厂长愁白了头，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一天晚上，父亲回家翻出压箱底的存折，对母亲说：＂老伴，咱家那五千块，得支援一下厂子。＂

那五千块是我们家好几年的积蓄，本来是准备给我上大学用的。母亲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父亲把钱借给了杨厂长。那年我高考落榜，只能复读，父亲跟我说：＂明德，再等一年，爹对不住你。等你明年考上，爹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读完大学。＂

我没怪他，但心里难免有怨。一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外屋父母在低声谈话。

＂老周，你这是何必？咱家就这点积蓄，全给了杨家，明德上学的钱怎么办？＂母亲问。

＂你放心，厂子缓过这阵子，钱肯定能要回来。再说了，没有杨厂长，哪有咱老周今天？当年我被关牛棚，是他冒险照顾咱家。这人情，我得记着。＂父亲声音低沉而坚定。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父亲的为人——他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那份难以割舍的情义。

第二年，我如愿考上了省城师范学院。临走那天，父亲硬塞给我两百块钱：＂兜里揣点钱，在学校别受委屈。＂

我知道那是他向亲戚借的，心里酸楚，却不好拒绝。上学那几年，每次回家，都能看到父亲越发佝偻的背影和越来越多的白发。

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杨家的厂子也在变革中艰难前行。

厂子渐渐好转，成了县里的明星企业。父亲仍是那个车间主任，不多要，不多拿。工人们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

有人劝他：＂周主任，您跟着杨厂长这么多年，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这年头，不为自己谋点福利，就是傻子！＂

父亲摇摇头：＂我吃的是杨家的饭，就得为杨家看好门。人活一世，名声比钱重要。＂

1996年，杨厂长的儿子杨建国从国外留学回来，带着一身洋气和新点子。他看不上老厂子，嫌＂小打小闹＂，一心想把厂子卖掉搞房地产。

＂卖地皮，搞开发，那才是真赚钱！这破厂子，一年到头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盘出去痛快。＂杨建国在家里大声嚷嚷。

父亲听说后，直接去了杨家。那天晚上，他少有地喝了酒，一进门就对杨建国说：＂小杨啊，厂子是你爹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容不得你胡来！＂

杨建国不服气：＂周叔，您是老一辈，思想保守。现在是市场经济，讲究效益。这厂子每年就那点利润，还不如卖了地皮搞房地产，一年赚的比十年还多！＂

父亲拍案而起：＂几百工人的饭碗，砸不得！你爹创业那会儿，多少人帮衬，多少人支持。现在厂子有了规模，你一句话就要卖掉，对得起那些跟了几十年的老工人吗？＂

杨厂长坐在一旁不说话，只是叹气。杨建国被说得面红耳赤，却仍不服气。

父亲喝干了杯中酒，起身就走：＂老杨，我跟了你一辈子，没要过什么。今天就求你一件事，保住工人们的饭碗。不然，我周长安这把老骨头，就算栽在厂门口，也不会让人拆了那道门！＂

最终，在父亲的据理力争下，杨建国妥协了，保留了纺织部门，只把部分闲置厂房改成了小型商品市场。

那几年，虽然厂子还在运转，但杨建国管理不善，加上外来竞争激烈，效益每况愈下。

父亲更加忙碌了，常常天不亮就去厂里，深夜才回家。母亲心疼他：＂你也六十了，该歇歇了。＂

父亲摇头：＂厂子现在正是难时候，我得撑着。＂

2007年冬天，父亲突发脑梗，住了半个月医院。杨厂长和杨建国都来看过他，带了水果和补品。

出院后，杨厂长劝父亲：＂老周啊，你也退休吧，身体要紧。＂

父亲不肯：＂再干一年，等我六十整，风风光光退休。＂

杨厂长拗不过他，只得叹气作罢。

转眼到了2008年，父亲六十岁，按规定该退休了。全厂开了欢送会，横幅上写着＂感谢周长安同志四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工人们都来送别。

杨厂长却没来，只派秘书送了锦旗和一个红包，说是因为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前来。

父亲回家拆开红包一看，两万块钱，附带一条短信：＂老周，四十年了，就这些。家里困难，见谅。＂

父亲看着短信，眼泪掉下来了。四十年的付出，换来这么个结果。

母亲气得直发抖：＂杨家现在光那小区一年的收入就上千万，给你这两万块钱，还说＇家里困难＇，真是寒了人心！＂

我更加气不过，要去找杨厂长理论：＂这也太不像话了！爸，您这四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帮杨家挡过多少灾，解过多少难，现在就给这两万块打发您，这不是把人当牲口使唤吗？＂

父亲却拦住我：＂算了，人各有难处。杨厂长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不理解父亲的宽容：＂爸，您太老实了！杨家发达了，就把您这个功臣忘了，您还替他们说话？＂

父亲苦笑：＂明德啊，你不懂。我跟杨家的情分，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当晚，我偷偷翻看父亲的老相册，里面有张发黄的照片，是七十年代初的合影。照片上，年轻的父亲和杨厂长并肩而立，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

照片背面，有一行褪色的字迹：＂长安兄弟，同甘共苦，共创未来。——杨守义，1973年5月＂

看着那行字，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眼中的伤感——不是为那两万块钱，而是为那逝去的四十年光阴和渐行渐远的情谊。

退休后的父亲，每天早起晚归的习惯没变，只是去处换成了小区的棋牌室。他很少提起厂子的事，似乎要把那段记忆深深埋藏。

三个月后，传来杨厂长病重的消息。父亲放下棋盘，立刻往医院赶。

我不情愿地陪着父亲去了医院。病房外，杨建国正在打电话，见到父亲，匆匆挂断，脸上带着几分愧疚。

＂周叔，我爸一直惦记着您，这些天总喊您的名字。＂杨建国说着，递给父亲一个旧笔记本，＂这是我爸的日记，他说让您看看。＂

父亲接过笔记本，手微微发抖。日记本很旧，封面已经磨损，边角泛黄。

我和父亲一起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厂子的点点滴滴，还有杨厂长的心路历程。

＂1987年5月15日，厂里资金链断裂，眼看要倒闭。长安拿出全部积蓄五千元支援，这是他儿子上大学的钱啊！我这辈子欠他太多...＂

＂1996年8月3日，建国要卖厂子搞房地产，被长安一顿臭骂。这老哥们儿心里装的全是工人，比我这个老板还像老板。要不是他，厂子早就没了...＂

＂2006年12月10日，厂子效益不好，建国想把长安调去物业当经理，被我否了。长安这辈子就是做纺织的料，离了车间，他会难受的...＂

一页页翻过去，杨厂长的日记里处处提到父亲，字里行间满是敬重和感激。

最后一页写道：＂2008年1月2日，长安要退休了，我心里不是滋味。这么多年，亏欠他太多。厂子现在困难，拿不出多少钱。他只要了两万，说够给老伴治病了。这老伙计，还是这么倔，这么硬气...＂

父亲合上日记，眼睛湿润了。他走到病床前，看着憔悴的杨厂长。

杨厂长艰难地抬起手：＂老周，对不住...厂子这些年不景气，给不了你应得的...＂

＂四十年，值！＂父亲握住杨厂长的手，声音哽咽，＂咱们这辈子，没白活。＂

两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汉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相视而泣。

杨建国站在一旁，递给父亲一个信封：＂周叔，这是厂里职工集资的退休金，一共二十万。之前那两万是我爸坚持先给的，说是您老伴看病用。＂

父亲愣住了，把信封推了回去：＂不用了，我不缺这个。＂

杨建国红了眼圈：＂周叔，您就收下吧。这些年，要不是您，厂子早就没了。那些老工人都说，这钱给您，是他们的心意。＂

回家路上，夕阳西下，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

＂爸，您为什么不肯收那二十万？＂我不解地问。

父亲缓缓地说：＂明德，咱们那代人，守的是一份情义。钱再多，也换不来心安。我跟你杨大伯之间，早就不是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了。＂

＂那是什么关系？＂我追问。

＂是兄弟，是知己。＂父亲望着远处，眼里闪烁着回忆的光芒，＂年轻时，我们一起扛过批斗，一起熬过困难，一起把小作坊办成了大厂子。那种过命的交情，是钱买不来的。＂

我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终于明白了他眼中的尊严。那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价值，而是在贫瘠的岁月里，用汗水和坚守浇灌出的生命之花。

一个月后，杨厂长去世了。葬礼上，父亲作为长辈，帮杨家操办了一切。他坚持亲自为杨厂长整理遗容，那一刻，他的手稳如泰山，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送别了挚友，父亲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老物件，翻出了当年的工作证、奖状和发黄的照片。

有一天，他递给我一个布包：＂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不多，你替我交给杨建国。就说，那两万块，我早就花在你妈治病上了。这些钱，是老杨生前说要帮厂里困难职工的，我替他完成心愿。＂

我打开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万块钱，全是父亲这些年的养老金一点点攒下的。

我哽咽着问：＂爸，您留点养老钱吧？＂

父亲摆摆手：＂我和你妈不缺钱花。你杨大伯生前最牵挂厂里那些老工人，我替他了却这个心愿。＂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父亲的脊梁依然挺拔，他的尊严和骄傲从未被岁月磨灭。

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与老友的约定，守护着那份跨越四十年的情谊。

如今，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常常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望着远处杨家厂的烟囱发呆。

那里已经不再生产纺织品，而是变成了一个小型工业园。但每年春节，杨建国都会来看望父亲，带着厂里的老工人，一起吃顿团圆饭。

父亲常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赚多少钱，而在乎活得有没有尊严。＂

我终于读懂了父亲的人生哲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比金钱更珍贵；而守护这份情谊的坚持，正是他一生的尊严所在。

来源：悬浮的枸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