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水果的寡妇被美国人杀死，凶手却被判误杀：中西法律之争，从来不只是法律问题

摘要：一七六九年，珠江口的晚风缓缓地吹拂着，却吹不散那弥漫的血腥。葡萄牙水手让呢咕在澳门街头突然拔刀，杜亚明兄弟就这样当场倒在了血泊之中。香山知县一字一顿地郑重宣读《大清律例》——“斗殴杀人者，并绞”。围观的华人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以为天朝律例终能为亡魂主持公道。他

一七六九年，珠江口的晚风缓缓地吹拂着，却吹不散那弥漫的血腥。葡萄牙水手让呢咕在澳门街头突然拔刀，杜亚明兄弟就这样当场倒在了血泊之中。香山知县一字一顿地郑重宣读《大清律例》——“斗殴杀人者，并绞”。围观的华人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以为天朝律例终能为亡魂主持公道。他们忘却了，此时已然是乾隆三十四年，广州府的涉外命案，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乾隆四十九年，黄埔锚地一声炮响，英国“休斯夫人号”误杀两名中国水手。

英方坚称是“礼炮走火”，拒绝交出炮手。

两广总督孙士毅下令，“封舱停市”，广州十三行的丝绸，以及那茶叶，瞬间便堆积如山，仿佛一座座小山般矗立在那里。

三天后炮手被“自愿”交出次日即被绞死。

英国大班在日记里写下“野蛮的东方审判”，而广州百姓却为总督的强硬鼓掌。

掌声背后，司法主权的裂缝已悄然蔓延，

裂缝真正扩大，是在嘉庆十二年。

英国商船“海王星号”的水手于十三行处醉酒并惹是生非，而中国平民廖亚登则横卧街头不幸身亡。

这一次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再轻易地选择退让，他们分别派出了五名大班，参与列席审讯之事，并且还把审判的地点特意设置在了商馆的楼下。

清朝官员，首次让外国人坐在堂上聆听他们高声地质疑那些证据。

最终凶手被定为“误杀”，赔偿十二两四钱二分白银了事。

廖亚登的棺材，尚未被钉牢之际，广州的天平已然开始倾斜。

倾斜到道光元年，美国商船“艾米丽号”的水手德兰诺瓦，用瓦罐砸死了卖水果的郭梁氏。

美国领事拒绝交人，南海知县谢涛干脆利落，带兵登船抓人，当天便将德兰诺瓦绞死于黄埔岸边。

美国商人集体罢市，英美报纸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式的草菅人命”。

他们不提郭粱氏那支离破碎的头颅，只喊“司法文明”。

三个月后，英国商务总监义律，在伶仃洋上竖起了“英国法庭”的旗帜宣布自此往后，英人犯罪只受英国法律来进行审判。

至此广州府的司法主权被撕开一道，这道口子再也缝不上了。回望康熙二十八年，英国船长希恩在黄埔枪杀中国兵丁，广东巡抚石琳只索求五千两白银予以赔偿。那时的清廷尚知“华夷之辨”，却不知“治外法权”这四个字，即将成为百年噩梦的开端。

噩梦的制造者，正是行商与总督之间的合谋。在“土巴资号”事件中十三行的总商一方面为英国商人打通关节，另一方面又劝说总督要“以贸易大局为重”。最终总督阮元接受了英方“下次货船抵达广东时，一定将罪犯押送前来”的空头承诺，就此草率结案。行商们忧虑贸易因此中断，总督则担心引发军事冲突，于是他们便联手将原本属于中国的司法主权，一点一点地让渡给了外国势力。

让到道光十九年，九龙尖沙咀的村民林维喜被英国水手给活活地打死了。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让义律交出凶手，不过义律却开设起了“法庭”判处那三名水手三到六个月的监禁。罪名并非是谋杀，而是“骚乱”。这消息传回广州后，满城都一片哗然。有学子愤怒地写下了《讨英檄》，狠狠地斥责“夷人杀人如同割草一般，而我们的官员却如同木偶一样”。檄文还未张贴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就已经在虎门响起来了。

战争结束后，《南京条约》墨迹未干，英国就在广州沙面设立租界，还明确规定“英国人犯罪，须由英国官员审理”。从此广州府一旦再发生涉及外国人的命案，中国官员只能站在英国领事身旁，无奈地看着凶手被送上返回英国的军舰。当年香山知县许敦元那句“外国人致死中国人，必须依法严惩”，最终也成了无人回应的空话。

绝响背后，是清廷对“华夷秩序”的迷信出现了崩塌。乾隆九年，策楞总督仍在为“一命一抵”之事向上奏给乾隆帝，试图以“怀柔远人”这种老办法来安抚葡萄牙人。他们未曾明白，英国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是恩赏，而是具有制度性的特权。当广州将军将“化外人有犯，照内地律例”写入奏折之时，伦敦的律师们已然在着手起草《治外法权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