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学术气质与科研实力，时不时以"黑马"姿态在特定领域实现突破。

在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上，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长期占据金字塔顶端位置，宛如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然而，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学术气质与科研实力，时不时以"黑马"姿态在特定领域实现突破。

近年来，围绕"中科大是否有机会赶上甚至超越清北"的讨论愈发热烈，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

一派认为依托合肥正在崛起的核聚变研究，新能源国家实验室将成为中科大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

另一派则对核聚变商业化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有建设大型对撞机或培养出泰斗级学者才能真正改变学术格局。

这场争论不仅关乎一所大学的命运，更折射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深层思考——我们究竟应该把有限的科研资源投向何方？

核聚变豪赌：中科大的"人造太阳"能否照亮超越之路？

在合肥西郊的科学岛上，一座外形酷似巨型甜甜圈的装置正在创造历史——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

2025年1月，这台被戏称为"人造太阳"的设备实现了1亿摄氏度下长达1066秒的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一举打破世界纪录。

这一成就如同在科技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弹，让中科大及其合作伙伴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站在了全球核聚变研究的最前沿。

**核聚变研究的"合肥现象"**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回溯历史，中国核聚变研究走过了一条从"穷学徒"到"组局者"的逆袭之路。

1958年，留美归来的孙湘在中科院物理所组建了第一个核聚变研究组，用小型脉冲放电装置制造出高温等离子体，被《人民日报》誉为"人造小太阳"。

然而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让这项研究几乎中断，直到1970年代，中国科学家才在四川乐山和安徽合肥重新搭建起研究平台。

1994年，中国第一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HT-7建成，标志着中国核聚变研究"毫无疑义地处于第三世界领先地位"。而今天，EAST装置的表现已经让中国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

新能源国家实验室的诱惑对中科大而言极具吸引力。可控核聚变物理前沿重点实验室已在合肥成立，2024年6月召开的首届学术委员会阵容豪华，包括詹文龙、赵政国、李建刚等多位院士。

该实验室明确将"实现燃烧等离子体物理国际引领"作为目标，志在成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

如果合肥能以此为基础获批第二个国家实验室（新能源方向），无疑将为中科大带来巨大资源——更多研究经费、更优厚的招贤纳士条件、更高端的国际合作机会。

这种"实验室-大学"共生共荣的模式在国际上屡见不鲜，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关系就是典范。

然而，核聚变乐观派常常低估了工程化难题。尽管科学原理早已明晰（模仿太阳内部的氢核聚变反应），但实现可控、持续、能量净输出的聚变反应却异常艰难。

业内有个经典比喻：核聚变就像试图用薄纱帐幔包裹一团狂暴的火焰——等离子体在亿度高温下极不稳定，需要超强磁场精准约束。

更棘手的是，中子辐照会让反应堆材料迅速老化，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能长期承受这种极端环境。

正因如此，尽管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已推进数十年，投入数百亿美元，商业化的时间表却一再推迟，从最初的"再过30年"变成了如今的"永远还有30年"。

中科大在核聚变领域的优势与局限同样明显。优势在于：依托EAST和大科学装置集群，已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验证的完整链条；

通过参与ITER计划，积累了大型国际合作经验；在高温超导磁体、等离子体控制等细分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

但局限也很突出：核聚变研究高度依赖大装置，而清北通过灵活布局小型化替代方案（如激光惯性约束聚变）可能实现反超；

商业化前景不明朗可能导致国家投入波动；学科单一性较强，难以像清北那样形成多学科交叉互哺的生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核聚变研究员调侃道："我们这行最擅长两件事：一是创造高温纪录，二是推迟商业应用时间表。

每次打破纪录开香槟时，总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发电'，这时候大家就会默契地看向窗外——'看，今天的云彩多像30年后的聚变电厂啊！'"

对撞机之争：粒子物理的"圣杯"还是资金黑洞？

如果核聚变之路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大型粒子对撞机则被另一派视为中科大超越清北的"终南捷径"。支持者描绘的美好图景令人神往：

中国建造全球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吸引全球顶尖物理学家齐聚合肥，诺奖级成果源源不断，中科大自然成为世界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这种"大科学装置驱动学术崛起"的模式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身上已经得到验证——尽管CERN本身不是大学，但它彻底改变了瑞士和法国周边高校的粒子物理研究格局。

中国对撞机计划已酝酿多年。2018年11月，中国高能物理所就给出了设计蓝图，计划建造周长100公里的环形对撞机，远超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7公里的规模。

这个被称作"CEPC-SPPC"的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专注于精确研究希格斯粒子；第二阶段的质子对撞机（SPPC）则探索更高能区的新物理。

2020年8月，"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关键技术研发和验证"项目中期检查会议召开，显示相关研发工作仍在推进。

对撞机支持者的逻辑链条清晰有力：大科学装置→前沿突破→人才集聚→学术声誉。历史上，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让斯坦福大学在粒子物理领域独步天下；费米实验室带动了美国中西部高校的相关研究。

王贻芳院士曾直言，CEPC将"让中国成为全球高能物理的中心"，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数学家丘成桐也认为这是"中国对国际科研、世界和平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

但反对声音同样振聋发聩，代表人物正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他在2016年发表长文反对建造对撞机，理由包括：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200亿美元的巨额投入会挤压其他基础学科经费；

超对称粒子很可能不存在，对撞机可能徒劳无功；美国曾有对撞机项目因预算失控而夭折的前车之鉴。

杨振宁的质疑直击要害："要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验证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那一定会开启物理学的新篇章。但是...很有可能只验证出超对称理论的不正确性。"

中科大在对撞机博弈中的位置微妙。一方面，该校在粒子物理领域有深厚积累，赵政国院士团队在陶粲物理研究方面成绩斐然；

另一方面，项目主导权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手中，即使对撞机落户合肥，中科大能否成为最大受益者仍存疑问。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国家强调"过紧日子"的背景下，如此庞大的项目能否获批？即便获批，建设周期可能长达20-30年，远水难解近渴。

有意思的是，对撞机争论中双方都爱用历史典故。支持者喜欢提及1984年邓小平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的英明决策——当时中国经济远比现在薄弱，但BEPC让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

反对者则搬出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悲剧——预算从30亿飙升至80亿仍不够，最终项目取消，30亿美元打了水漂。

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像量子物理中的"叠加态"，直到"观测"（国家最终决策）那一刻才会坍缩为确定状态。

一位参与CEPC讨论的物理学家开玩笑说："我们这些搞粒子物理的，整天寻找'上帝粒子'，但最需要的神迹其实是让财政部部长也相信超对称理论！"

学术泰斗假说：哥廷根奇迹能否在合肥复制？

抛开核聚变和对撞机这两种"硬件路径"，第三种超越思路更加"柔软"但也更加难以把控——培养或引进泰斗级学者，通过学术大师的号召力带动整体崛起。

历史上有过成功先例：19世纪到20世纪初，高斯、黎曼、希尔伯特等数学巨匠让德国哥廷根大学成为世界数学中心；

20世纪中叶，费米、杨振宁、李政道等使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物理领域独领风骚。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

一位学术巨人不仅能直接产出突破性成果，更能吸引优秀同行和学生，形成学术传统与学派，影响力延续数十年。

中科大的"大师家底"其实相当丰厚。建校初期就有钱学森、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执教；改革开放后培养了潘建伟（量子信息）、侯建国（纳米科学）等领军人物；

目前仍有包信和（催化化学）、封东来（超导物理）等顶尖学者坐镇。在院士数量上，中科大虽然不及清北，但人均产出相当亮眼。

问题在于：这些优秀学者是否足够"泰斗"到能改变整所大学的学术格局？他们的研究方向是否具备足够辐射力？

当代学术生态使"哥廷根奇迹"更难复制。高斯时代的科学是"小科学"，一位天才凭借个人智慧就能开宗立派；今天的科研则是高度依赖团队协作、设备资源和资金投入的"大科学"。

即使某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没有完善的学科生态支撑，其影响力也会受限。

另一个现实障碍是人才流动性增强——清北凭借地域和资源优势，经常"截胡"其他高校培养的顶尖人才。中科大历史上就有多位杰出校友最终被清北"挖角"。

中科大在人才战略上采取了差异化竞争。一方面继续发挥"精品办学"传统，保持极高的师生比（约1:5）和"千生一院士"的精英培养模式；

另一方面重点布局清北相对薄弱的领域，如量子信息、核聚变、火灾科学等，打造不可替代的"单项冠军"。

在引人政策上也更加灵活——不仅看重"帽子"（院士、长江学者等头衔），更看重实际学术贡献。

例如，2023年公开遴选可控核聚变物理前沿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时，明确要求"在实验室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且"取得过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学术成就"4，这种务实标准有助于发现"潜力股"。

不过，培养学术泰斗需要运气与耐心的双重加持。科学史上的大师往往可遇不可求，既需要个人天赋与努力，也需要恰逢其时的学术机遇。

中科大近年来最接近"泰斗"标准的可能是潘建伟院士——他带领中国量子信息研究从跟跑到领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成功将科研成果转化（如"墨子号"量子卫星）。

但单一领域的突破尚不足以带动全校整体跃升，何况量子信息只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分支。

一位中科大老教授对此有精妙比喻："清北像大型超市，商品琳琅满目；我们像精品店，几件镇店之宝令人过目难忘。

但要让顾客专门绕道来合肥'购物'，要么我们的宝贝足够耀眼，要么...把合肥搬到北京旁边！"

超越清北：可能路径与现实策略。

综合核聚变、对撞机和学术泰斗三条路径，中科大要实现对清北的超越，最可能的不是单一突破，而是组合创新。

三种路径并非互斥，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大科学装置吸引顶尖人才，顶尖人才催生重大成果，重大成果反过来为大科学装置争取更多资源。关键在于找到适合中科大的独特组合方式。

务实的发展策略可能包括：

表：中科大超越清北的三种路径比较

路径类型

代表案例

优势

风险

时间跨度

核聚变引领

合肥EAST装置、可控核聚变重点实验室

已有国际领先基础、国家战略需求明确

工程化难度大、商业化周期长

中期(10-20年)

对撞机驱动

CEPC项目、高能环形对撞机关键技术研发

一旦成功将确立全球学术中心地位

投资巨大、科学目标存在不确定性

长期(20-30年)

学术泰斗带动

潘建伟与量子信息、潜在核聚变领域领军者

投入相对较小、见效可能较快

大师可遇不可求、易被清北"截胡"

不确定

从更宏观视角看，中科大与清北的竞争本质上是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清北代表"大而全"的综合型大学路径，依靠规模效应和综合实力；

中科大则走"小而精"的专精特新路线，追求在特定领域的绝对优势。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关键是要与国家的科技战略需求相匹配。

当下中国既需要"全能选手"解决复杂问题，也需要"单项冠军"突破卡脖子技术。中科大不必也不可能在各方面都超越清北，但在核聚变、量子信息等国家急需的战略领域，完全有可能做到"以一当十"。

一位教育观察家的评论颇为中肯："清北像航空母舰，火力全覆盖；中科大像核潜艇，某些领域一击必杀。

现代科技竞争中，我们既需要航母，也需要潜艇。真正的问题是：国家更需要哪种武器？答案可能随时间而变化。"

关于中科大能否超越清北的讨论，表面上看是一所大学的发展战略问题，深层则反映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

核聚变、对撞机与学术泰斗三条路径，本质上对应着三种资源配置哲学：大科学装置导向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自由探索导向的"大师引领"，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重点突破"。

这三种思路没有绝对优劣，关键在于如何根据国家发展阶段和科技规律灵活运用。

对中科大而言，超越清北不应是终极目标，打造不可替代的战略科技力量才是关键。

在核聚变领域，EAST已经让中国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领跑；在量子信息方面，潘建伟团队的工作使中国站在世界最前沿。

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中科大没有简单模仿清北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定力。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期，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竞争加剧，科研资源配置将更加注重效率与实效。

在这种情况下，中科大的"精品路线"可能反而显现出特殊优势——不需要在所有领域与清北全面竞争，而是在国家最需要的几个战略方向上实现不可替代的突破。

正如核聚变研究从"上不了牌桌的穷学徒"到"领跑世界的组局者"的蜕变，真正的超越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

最后，让我们用一位中科大校友的幽默比喻结束本文："清北像微信，功能全面人人必备；中科大像某个专业APP，特定人群离不开。

问题是——当能源危机真的来临，所有人都需要'人造太阳'时，谁会更有存在感呢？"

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科大在未来中国科技版图中的最终位置。

来源：城市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