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天快结束那会儿，我骑电动车经过县医院侧门，看见后勤楼边上那个小角落又排起了长队。晨光把人影拉得老长，像是谁家晾的一排湿衣服。
夏天快结束那会儿，我骑电动车经过县医院侧门，看见后勤楼边上那个小角落又排起了长队。晨光把人影拉得老长，像是谁家晾的一排湿衣服。
队伍拐了个弯，弯到了墙角的小卫生室门口。门口的牌子上歪歪扭扭挂着”义诊室”三个字，下面的”每周三、周六上午”被人用记号笔涂黑又重写了好几遍，看起来像是打翻了墨水瓶。
这是我们这儿的李护士——现在应该叫李大姐了，她都退休五年了——每周出诊的日子。
李大姐今年六十有八了。个子不高，走路还有点一瘸一拐的。左边膝盖十年前下夜班时摔了一跤，骨头里面埋了两颗钢钉。县医院的老院长开玩笑说她是医院的”螺丝钉”，这下是真成了带钢钉的人了。
但人们不是为了她的膝盖故事排队的。
我和李大姐熟，是因为我娘。
我娘那会儿得了糖尿病，天天要打胰岛素。我忙着跑运输，没空照顾她。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配药，又怕打针手法不对，我娘那皮肤皱巴巴的，找血管难。
有天我去医院，碰上李护士。她个子小小的，穿着洗得发白的护士服，口袋里塞满了笔和便签纸，还有几块水果糖，糖纸皱皱巴巴的。
“阿姨，您这个不能吃糖啊。”我看她摸出一块糖要给我娘。
“傻孩子，这是给你的。”她把糖塞我手里，“照顾病人的人也得补充能量嘛。”
给我娘打完针，她没走，还教我怎么找血管，说打针时针头要斜着进去，像鱼儿吻水那样轻。
从那以后，我娘的胰岛素都是李护士帮着打。后来才知道，她家就在医院对面那个老旧小区，我娘每次来医院，她都特意过来帮忙，从不收钱。
我娘去世那年，李护士刚好退休。她拎着一袋子橘子来我家吊唁，说是我娘生前最爱吃的。那袋橘子里有一个坏了，散发着酸腐的味道，却莫名让我想起我娘爱吃的陈皮茶。
李护士退休那天，医院里不少护士偷偷抹眼泪。她在县医院干了三十八年，带出来的徒弟都当了主任护师。听说院里给她准备了个欢送会，她说不用那么兴师动众，拿了退休证就回家了。
“回去歇着吧，身体要紧。”院长拍着她的肩膀说。
李护士点点头，结果第二周就跑回医院，在后勤楼角找了间废弃的小办公室，挂了块木牌子，写着”义诊室”。
刚开始没人当回事。一个退休护士，能看什么病？
直到老赵头的事。
老赵是县粮站的退休工人，患糖尿病十多年，脚上的溃疡怎么都不好。县医院建议他截肢，他死活不同意，整天愁眉苦脸地在家躺着。
不知道谁介绍他去找了李护士。
李护士给他换药，用的是医院里常见的药，但她换药的手法特别讲究。每次都用温水先泡，再小心翼翼地处理伤口边缘。
“这手法是我在省城进修时学的，专门治糖尿病足。”李护士边处理边解释，“关键是坚持，别急。”
半年后，老赵的脚居然慢慢好转了。虽然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但总算保住了那条腿。
从那以后，李护士的小诊室门口就再没断过人。
李大姐的诊室里没有电脑，只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笔记本的皮已经起皮了，角被水泡过，像是一块老茧。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个来看病人的情况。
有时候她写字的手会抖，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被蚂蚁爬过。这让我想起我娘晚年写的字，也是这样。
诊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李大姐站在中间，旁边是她老伴和儿子。她老伴三年前走了，得的是肺癌。临走前，她几乎天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
“忙了一辈子，就不能消停会儿？”她儿子经常这么劝她。
李大姐总是笑笑不说话，第二天照样早起出诊。
诊室里最显眼的是一个旧药柜，上面贴着各种便签，有些已经卷边发黄。药柜上放着一个塑料杯子，杯子边缘有个豁口，她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个缺口喝水。
去年夏天特别热，李大姐的小诊室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老旧的电风扇，转起来吱吱呀呀的，像在抱怨什么。
有天早上我路过，看见她儿子提着个纸箱站在诊室门口。
“妈，这么热，你就歇两天吧。”
“不行，今天老陈要来换药，刘婶要来拿药，还有…”
“您这是何必呢？家里空调电视样样俱全，想吃啥有啥，干嘛非得在这受罪？”
李大姐把儿子的纸箱接过来，从里面拿出一个保温杯。杯子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和诊室里褪色的物件格格不入。
“家里太安静了，我坐不住。”她说。
我知道她心里那个”太安静”是啥意思。她老伴走后，那房子里就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了。
李大姐的义诊不收钱，但病人们总想着法子回报她。
老刘头经常带些自家种的蔬菜来；赵婶会带几个刚出炉的菜饼；小李一家送了个电风扇，不过被李大姐婉拒了，说诊室里的那个转起来声音正好，能掩盖她耳朵里的蜂鸣声。
去年冬天，诊室的暖气坏了。几个老病号凑钱要给她修，她摆摆手说不用，家里有个小太阳炉子，她搬来就是。
“你也不嫌累，大冷天的背着那么沉的炉子。”排队的陈大爷说。
“咱年纪大了，要是不动弹，骨头可就生锈了。”李大姐笑着回答。
那个小太阳炉子我见过，红色的，像个不倒翁，底座有些磨损，很旧了。听说是她老伴十多年前买的，一直放在他们卧室。这会儿被她搬到了诊室，放在桌子底下，暖洋洋的。
李大姐看病有个习惯，每次都问病人最近有什么开心事。
王大娘有次抱怨说：“我都高血压了，有啥开心的？”
李大姐不紧不慢地给她测着血压，说：“那今天早上吃啥了？”
“白粥，咸菜，昨晚剩的半个馒头。”
“咸菜是自己腌的吧？味道好。”
王大娘眼睛一亮：“你咋知道？是去年腌的老坛子，放了我家祖传的八角。”
接下来十分钟，诊室里回荡着王大娘讲述她腌咸菜的诀窍。等她讲完，血压已经降了不少。
李大姐冲我眨眨眼：“看，找到开心事了吧？”
有时她会递给病人一颗水果糖，裹着皱巴巴的糖纸，像是兜里揣了很久。那是她从医院时候的习惯，特别是给打针的小孩子。现在打针的小孩没了，但糖果还在发。
“甜的东西能让人心情好，心情好了病就好一半。”她这么说。
“你说她图啥呢？”有次候诊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小声问我。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习惯了吧。”
“哪有这样的习惯，都退休了还天天来受这个罪。”
正说着，诊室门开了，出来一个满脸通红的年轻姑娘，低着头快步走了。
“咋了这是？”有人问。
李大姐从诊室里探出头来：“没事，小姑娘来拿避孕药，害羞呢。”
中年妇女撇撇嘴：“去医院不就行了，非得来这儿。”
“医院里人多眼杂，小姑娘哪好意思啊。”李大姐笑着说，“都是女同志，没啥不好意思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姑娘是附近技校的学生，跟男友闹出了点事，怕家里知道，又不敢去医院。李大姐不但帮她拿了药，还教了她不少保护自己的知识。
李大姐有个徒弟，叫小王，现在是县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每个月来看她两三次，带些医院里的消毒用品和一些常用药。
有次小王来得不是时候，李大姐正在给老张头处理脚上的溃疡。诊室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水味和淡淡的腐臭味。
小王皱着眉头：“师傅，您这是何必呢？您这岁数了，应该享清福。这些病人医院里都能看。”
李大姐手上动作不停：“医院里人多，大夫忙，那些个老毛病谁有工夫慢慢琢磨？”
“可您这样，儿子多担心啊。”
“他懂啥。”李大姐笑了笑，把消毒棉签扔进垃圾桶，“人这辈子啊，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
小王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从包里拿出一盒保健品：“师傅，这是钙片，您记得吃啊。”
李大姐接过来，随手放在旁边的抽屉里。我注意到那个抽屉已经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有些盒子已经落了灰。
去年春节前，李大姐突然没了踪影，小诊室连着三天没开门。
排队的老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她可能回老家过年了，有人猜测她是不是身体不适。
第四天，小王来了，告诉大家李大姐住院了。
“什么病？严重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
“胆囊炎，做了个小手术，没大碍。”小王说，“她让我来告诉大家，过完年她就回来。”
我去医院看她，她正坐在病床上写着什么。床头柜上放着一束有点蔫的康乃馨，花瓶是医院的输液瓶，瓶口被剪开了。
“哎呦，你咋来了。”她看见我，赶紧合上本子。
我瞟了一眼，是她那本老笔记本。
“大过年的，您还记病号呢？”
“习惯了嘛。”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在家躺着也是躺着，记记这个打发时间。”
病房里有暖气，热得很，她的被子只盖到腰间。病号服大了一号，显得她更瘦小了。头发有些凌乱，没精神地贴在额头上。
她的儿子买了一堆水果回来，看见我们聊得火热，也不打扰，只是在旁边的沙发上玩手机。
“您儿子挺孝顺啊。”我小声说。
“是啊，就是太惯着我了。”她笑着看了儿子一眼，“非要我住院，我说没事，他不听。”
“这不是关心您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知道为啥我退休了还要出诊吗？”
我摇摇头。
“我老伴在世的时候，总说我太拼命，说等我退休了，要带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顿了顿，“结果他走了，那些计划也就没了。”
窗外响起了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像是谁家在庆祝什么。
“开始那会儿，我整天坐在家里不知道干啥好。电视看腻了，针线活也做够了。后来想起还有那么多老病号需要人照顾，就…”
她没往下说，只是摆摆手：“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
出院那天，我去接她。她穿着儿子买的新棉袄，红色的，很喜庆。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戴了个毛线帽子。
“回家过年去喽。”她笑着对护士说，一点不像个病人。
护士们都来送她，叫她李老师。她一个个拉着手叮嘱：“过年多吃点好的，别太辛苦。”
护士小张小声对我说：“李老师退休前带过我们医院一半的护士，现在还惦记着大家。”
她儿子开车来接，一辆新能源SUV，挺气派的。李大姐坐在副驾驶，系好安全带，冲我们挥挥手。
车开动前，她突然摇下车窗：“初六见啊，给大家带糖！”
护士们笑着点头：“李老师慢走，别急着回来，好好休息。”
车子驶出医院大门，消失在飘着雪花的街道尽头。
正月初六那天，我骑车经过医院侧门，远远就看见小诊室门口排起了长队。
李大姐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红棉袄，戴着毛线帽，手里拿着个塑料袋，正往每个人手里塞糖。
“慢点来，别挤，人人有份。”她的声音清脆，像是年轻了十岁。
我走近了才发现，塑料袋里装的是各种水果糖，五颜六色的，阳光照过来，亮闪闪的。
“过年好啊！”她看见我，冲我招招手，“来，尝个糖，今年的新糖，甜！”
我接过糖，剥开皱巴巴的糖纸，含在嘴里。
真的很甜。
今年夏天，县里给医院批了经费，要扩建门诊部。李大姐的小诊室在规划范围内，要拆掉。
院长亲自来通知她：“李大姐，您这个地方要拆了，要不您干脆回家休息吧，这么些年，也该歇歇了。”
旁边的病人急了：“那怎么行？李护士这是在做好事！”
院长为难地看着大家：“这是上头的规划，我也没办法。”
李大姐倒是很平静：“拆就拆呗，反正我这也不是正经诊室。”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有人提议去找县长反映，有人说可以签名请愿。李大姐摆摆手：“别折腾了，医院发展是好事。”
第二天，院长又来了，还带着几个医务人员。
“李大姐，是这样的，医院研究决定，在新门诊楼里给您腾个屋子，专门做义诊。每周三、周六上午，您看行吗？”
李大姐愣住了：“这…这不好吧？我又不是医院的人了。”
“您永远是我们医院的人。”院长拍拍她的肩膀，“这是大家的意思，您就别推辞了。”
旁边一个年轻医生接过话：“李阿姨，您教过我妈妈。她说您是医院的一面旗帜，不能倒。”
“瞧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好好的嘛。”李大姐笑骂道，眼圈却有些红了。
新门诊楼于盛夏开始动工，地基挖了一个大坑。李大姐的小诊室也拆了，她临时在家看病，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找上门去。
听说新门诊楼明年春天能完工，到时候会有个专门的”义诊室”，挂着李大姐的名字。
李大姐的儿子对此又高兴又担心：“妈，您都快七十了，别太累着自己。”
“七十不算啥，咱们村老赵头八十多了还下地干活呢。”
“那能一样吗？您这是给人看病，责任重大。”
李大姐叹口气：“儿子，你不明白。我这不是非要给人看病，是…是不想自己也成为病人。”
她儿子愣了一下，许久没说话。
前两天，我去李大姐家送水果。她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腿上放着那本老笔记本，还是在记录什么。
阳台上摆着几盆花，长势喜人。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台收音机，正播着戏曲。
“坐坐坐。”她招呼我，把收音机关小了一点，“今天没出诊，在家歇着呢。”
我把水果放在桌子上，她起身要给我倒水。
“别忙，我自己来。”我拦住她，走向厨房。
厨房里很干净，碗筷摆放整齐。水壶在灶台上，还是热的。我给自己倒了杯水，顺手拿了两个杯垫。
回到阳台，看见李大姐正对着笔记本发呆。
“想啥呢这么入神？”我问。
“想我老伴。”她合上笔记本，“今天是他的生日。”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收音机里传来的丝竹声。
“这本子是他送我的。”她轻轻抚摸着笔记本发黄的封面，“说是让我记病例用。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天天手忙脚乱的，老忘事。”
我注意到笔记本的角上有一小块污渍，像是茶渍。
“这么多年了，本子都快写满了吧？”
“嗯，前几页已经看不清了，字迹模糊了。”她翻开笔记本，给我看第一页，上面的字已经褪色，只能依稀看出几个数字和药名。
“您有没有想过，换本新的？”
她笑了：“新的哪有这个好用啊。这本子记着多少人的病情，多少人的故事。”
“可这毕竟是…”
“我知道你要说啥。”她打断我，“这毕竟是旧的，迟早要换。就像我这把老骨头，迟早也得歇。”
她把笔记本放在膝上，手指轻轻敲打着封面：“但只要还能用，就别急着扔，是不是？”
窗外，一阵风吹过，院子里的银杏树叶子哗啦啦地响。树下有几个小孩在玩耍，笑声清脆。
李大姐看了看表：“哎呀，都这点了。”她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袋，往里面装了些药品和纱布。
“您这是要出门？”
“嗯，老刘头今天该换药了。他腿脚不方便，我去他家看看。”
我赶紧站起来：“那我送您吧。”
“不用，就在小区对面，我走走就到了。”她换上外套，把笔记本和笔小心地放进包里，“走路对膝盖好。”
我送她到楼下，看着她慢慢走远。她个子不高，背有些驼了，但步伐很稳。走到小区门口，她回头冲我挥挥手，像个执勤的交警。
阳光照在她身上，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马路对面。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