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富苏峰是日本二战时期的一名记者，于1863年3月14日出生在肥后国上益城郡杉堂的母亲府邸，是熊本藩藩主德富一隆的第五个孩子，也是长子。

德富苏峰是日本二战时期的一名记者，于1863年3月14日出生在肥后国上益城郡杉堂的母亲府邸，是熊本藩藩主德富一隆的第五个孩子，也是长子。

苏峰在八岁前一直住在水俣，后来于1870年末搬到了熊本东郊的大江村。

自1871年起，他师从金坂顺次郎。他的读书能力渐渐提高，四书、五经、左传、史记、国策、日本洋史、八大书、通鉴等都读过了。

1872年，他进入熊本西洋学校就读，但因年龄太小而被开除。虽然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莫大的羞辱，但是他却十分的不愉快。

后来，德富苏峰于1875年重新入学。其间，他在肥后实学党旗下的汉学塾学习。

在熊本西洋学校读书期间，他接触到了中文译本的新旧约圣经，并对西学和基督教产生了兴趣。

1876年，他与横井时雄、金森道林、浮田一民等人参与成立熊本藩，从此开始疏远汉学、儒学。

熊本西洋学校关闭后，他于1876年8月移居东京，就读于官办的东京英语学校，但于10月底退学，转入京都的同志社英语学校。同年12月，德富苏峰与金森美知林等人一起在创始人新岛丈的主持下接受洗礼，并加入了西京第二教会。

年轻时，德富苏峰立志以演讲为生，并致力于在人间建立“上帝的王国” 。

后来，由于参与了学生罢课，德富苏峰提前退学。

次年，即1881年，德富苏峰加入了自由党下属的民权团体相爱社，投入了自由民权运动。

此时，他负责编辑相爱社报纸《东肥新报》，并为其撰写文章，主张以民族主义为后盾的自由和公民权利。

1882年3月，在元田永房的斡旋下，与其父亲和隆一起在大江村的家中创办了私立学校“大江义塾”。

直至1886年学校停办为止，德富苏峰一直致力于通过英语、历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启发年轻人。

在大江义塾期间，国富苏峰师从曼彻斯特学派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赖特，同时还受到马场达夫等人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民粹主义思想。

国富苏峰的“民粹主义”强调“生产制度”而非“军事制度”的重要性，以生产制度为中心的自由社会和经济生活为基础，以实现充满尊重个人人权和平等主义的社会为目标。

1886年夏，国富苏峰带着刚刚完成的《日本的未来》手稿，拜访了在高知的板垣退助。

该书是在国富苏峰移居东京后，由田口植吉的“经济杂志公司”出版的。没多久，其优美的文笔俘获了众多年轻人的心，反响十分热烈，他本人因此移居东京，在文坛上初露头角。

1887年2月，在姐夫汤浅二郎的帮助下，国富苏峰在东京赤坂榎坂创立舆论团体“民友社”，并主持月刊《国民之友》。

《国民之友》在宣扬日本近代化必然性的同时，将政府推行的“西化”批判为“贵族西化”，主张平民激进主义。

此外，国富苏峰还一度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起到了进步作用。

与此同时，1888年，国富苏峰与森田师贤、朝比奈智泉等人倡导成立“文学社”。

该协会每月第二个星期六开会，一群崭露头角的作家会一起吃晚餐，但不喝酒。

饭后，一两个人谈一谈文学，然后大家就一起聊天。

1890年2月，国富苏峰设立了与民友社分开的公司“国民新闻社”，并创刊了《国民新闻》报纸。

并逐渐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中，一个比较活跃的舆论意见领袖。

在此期间，国富苏峰主张对那些没有上过中学的年轻人，即那些在乡镇机关担任官僚或在小学担任学生的年轻人，进行专门的商业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参与生产活动。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德富苏峰在《国民之友》上发表文章，主张出兵朝鲜。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富苏峰在《国民之友》撰文称“大好机会到来了”。

德富苏峰认为：“甲午战争的胜利，对于已经存在了300多年的“收缩型日本”来说，是一个可以转变为“扩张型日本”的绝佳时机。”

德富苏峰详细报告了战争情况，亲自前往广岛的帝国总部，并派遣战地记者到现场。

此外，他还对副参谋长川上佐六和海军参谋长桦山佑典进行了深入采访。

同年12月下旬，他发表了《日本大扩张论》，其中包括在《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 上发表的社论。

甲午战争后，32岁的德富苏峰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留在旅顺， 1895年4月，听闻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痛得眼泪都流不出来”。

他一怒之下，批评日本政府是“无角的牛、无爪的鹰、无喙的鹤、无爪的熊”，还表达了对国家的失望。

德富苏峰曾在自传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毫不夸张地说，辽东的收复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听完这句话后，我的精神几乎变了。”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权力不够。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实力，任何正义和公正都是一文不值的。”

总之，德富苏峰对于日本政府归还辽东半岛一事，深感震惊，这使得他不得不在第二年，也就是1896年，开始了环球旅行，了解海外局势。

陪同他的还有《国民新闻》的职员深井英吾。在前往欧洲的船上，德富苏峰在《国民之友》杂志上发表社论，呼吁日本政府“立即组织英日同盟”。

他的欧洲之旅从伦敦开始，途经荷兰、德国、波兰，然后到俄罗斯，在那里他拜访了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

随后，他去了巴黎，返回英国，又去了美国。在伦敦，德富苏峰与《泰晤士报》《每日新闻》等英国报业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幕后致力于建立日本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从此时起，他逐渐由民粹主义转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扩张主义的大力支持。

1897年，德富苏峰回国后，即被任命为第二次松方内阁内务省御用大臣。

此时，他软化了之前对政府的强烈批评，但也遭到了反政府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他是“背叛者”。

不少人就此批评德富苏峰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屈服政府权力。

之后，日本社会还因此发生了《国民之友》抵制事件，销量大幅下滑。这使得德富苏峰一度停刊了《国民之友》。

对于德富苏峰政治立场的转变，也有人持正面评价，认为他试图利用有影响力的报纸作为平台，与政界人士联络，以影响政治，扮演一个在政界和官僚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不管怎样，德富苏峰靠着这样的方式，成功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治家，加深了关系。

1901年6月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成立时，德富苏峰便力挺桂太郎，并继续支持其扩充舰队的计划。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德富苏峰致力于统一国家舆论，并影响国际舆论。

战争一开始，德富苏峰此前支持的扩大日本舰队规模的计划，便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导致《国民新闻》的订户数量一度急剧增加。

不过，1905年日俄和会的报告中，对和约（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却是这样的描述：

“不要得意忘形，成为像拿破仑、今川义元或秀吉那样的人。知道何时退出很重要。”

结果，《国民新闻》被视为政府报纸和叛徒，并在9月5日日比谷暴动期间遭到约5000 名暴徒的袭击。

一群暴徒试图破坏公司的印刷设备，并与员工在大楼入口附近发生扭打。

1910年朝鲜合并后，德富苏峰接受第一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邀请，担任朝鲜总督府机关报《京城日报》的社长。

在朝鲜半岛被吞并后，所有其他报纸和杂志的出版都被暂停，《京城日报》是少数获准在朝鲜出版的日语报纸之一。

隔年8月24日，德富苏峰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

1912年，德富苏峰被任命为政治经济学部部长。

1913年1月，在第一次护宪运动兴起之际，他撰写了桂太郎宪法同志会创立宗旨草案。

《国民新闻》由于在大正政局危机时期支持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因此再次受到群众的攻击，被称为“桂的官报”。

同年10月，桂太郎去世后，德富苏峰退出政坛，此后宣称要“以文报国”，并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

1914年，德富苏峰发表了《时事与观点》和《大正青年与帝国的未来》。

在该书中，德富苏峰评价了“大正青年”的五种特征：模范青年、成功青年、问题青年、放纵青年、无趣青年，并称他们就像“豪门三代少爷”。

德富苏峰指出：“日本已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尚无必要为独立本身操心，因此不能指望年轻人会像其建国者（明治维新时期的年轻人）那样，他们“无忧无虑”也是必然的。”

1915年11月，第二次大隈内阁史无前例地宣布向记者颁发奖章。

此时，德富苏峰与黑岩泪光、村山隆平、本山彦一等人一同荣获三等勋章。

1918年5月，德富苏峰撰写了《修改历史回忆录》，公开表达了自己长期以来想要修改历史的愿望。

同年7月，已届55岁的德富苏峰开始撰写《近代日本国史》并发表在《国民新闻》上，8月辞去京城日报理事长职务。

《近代日本史》是德富苏峰毕生的事业，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记录下正确的日本历史。 他最初计划涵盖明治初期以来的历史，但他认为，为了了解明治时代，需要涵盖江户时代末期，而为了了解江户时代末期，他需要涵盖江户时代。

所以他最终写了织田信长时代以来的历史。

1925年6月，德富苏峰被推举为翰林院侍讲，并出任这一职务。

作为一名记者和评论家，德富苏峰针对大正民主主义的兴起，对外提倡“帝国主义”，对内提倡“民粹主义”，并主张将二者融为一体的“皇室中心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德富苏峰以日本民族主义和天皇主义思想，配合军方，大力推行“打倒白系”“建设亚细亚”“民族统一”等主张。

1940年9月，德富苏峰向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提交了要求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的请愿书。

1941年12月，应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的请求，德富苏峰编撰了大东亚战争爆发时的天皇诏书。

1942年5月创立日本文学爱国协会并任会长，同年12月在内阁新闻局的指导下，创立大日本媒体与传播学会并被推选为会长。

前者是一个全面的、几乎是强制性的成员组织，成员范围涵盖了大批文艺界人士；而后者则是由特别支持战争的公众人物组成，由内阁情报官员选出。

1943年4月，德富苏峰与三宅雪岭等人一同荣获东条内阁文化勋章。

这一年，他已年满80岁，并开始罹患三叉神经痛和眼疾，但他不顾病痛，坚持撰写《日本近代国史》。

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发表，但德富苏峰反对接受。他们试图行使昭和天皇的紧急权力，但未能实现。

德富苏峰是战前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故而在当年的12月2日，他也被列入盟军最高司令部逮捕名单，但因他年事已高，又患有三叉神经痛，所以被软禁，后来并未受到指控。

由于被禁止担任公职，他于1946年2月23日辞去包括天皇任命的贵族院议员在内的公职，并隐居在静冈县热海市。

同年，他放弃了文化勋章和二级旭日大绶带勋章，理由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因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负有道义责任。

战争结束后，德富苏峰仍然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昭和天皇：“作为天皇，他的纪律性相当差”，并且“我希望他不要只关注麦克阿瑟占领军的反应，而要考虑一下日本人民的精神”。

1951年2月，德富苏峰重新开始撰写战争结束后中断的《日本近代国史》，并于1952年4月20日完成全卷。

《日本近现代国史》是一部充分利用史料，叙述从织田信长时代到萨摩叛乱时期的100卷巨著。

从1918年开始，历时34年才完成捐献。由于年事已高，第98卷及以后的卷均由口述完成。

该书由时事通讯社出版，并由平泉清修订，但共100卷，其中24卷并未在他生前出版。全集于1963年由其孙子德富景太郎出版。

德富苏峰于1957年11月2日在热海市万盛草堂逝世，享年95岁。他最后一部作品上的题词是“我全心全意地忘记了自己”。

作为一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在战前的民族主义演说声誉不佳，战后日本史界有一种著名观点认为，他对形势的评估，即上述所谓的“日本国民的生存纲领”，是近代日本向亚洲扩张、军国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

来源：浅谈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