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个人的这种欲望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一个人为了自己得到好处给别人造成不便时，旁人也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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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期在纽约地下铁道里乘车是一件可和战时在中国火车的三等车厢中旅行媲美的乐事。

我们去潼关的车厢里严严实实地挤满了人。

中国人基本上是个人主义者。

多少世纪的生存斗争已在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里养成了照管自己的习惯。

个人的这种欲望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一个人为了自己得到好处给别人造成不便时，旁人也能容忍。

例如，在车站上一个男人从车窗把一个大木箱搁在乘客的膝盖上，这个乘客反抗着，随后又放上五个包裹。

这件事引起了哄然笑闹，但木箱放进了过道，变成了几个人的坐位，包裹仍在放进来的地方。

在潼关下了车，我们穿过一排流动食品小贩和卖开水的，来到八路军当地办事处的一群泥墙建筑物。

我们得在这里过夜，人们领我看了让我铺开睡袋的长凳。

潼关在高于黄河七、八十英尺的悬崖上。

河对岸的高地上是风陵渡，它在窄轨同蒲路的南端，这条铁路向北延伸二百九十英里到已被日本人占据的山西首府太原。

风陵渡的西面，黄河由北面流来，在这个村子所在的高地脚下急转向东。

在拐弯处附近，渭水和洛河从西面流来注入黄河。

潼关的军事意义是明显的，因为它控制着从北面和东面进入陕西的要道。

几个月后，日本人夺取了风陵渡，这将是他们在这一方面前进的极限。

日本人没有准备过河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第二天，我们走下悬崖，乘帆船行半英里，渡过了激流。

南岸上堆放着匆匆从太原兵工厂运来的机器。

它们将在南方某地重新组装，车床很快就会为中国军队生产军火。

风陵渡有一辆破汽车等着我们。

在山西，夜间火车不开。

我们每人吃了一碗面条，这时周围站着男人、妇女和儿童，好奇地注视着这个笨拙地使用筷子的外国人。

“走吧！”汽车司机喊道。

我们上了汽车，在飞扬的尘土中向北驶去。

我还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哪儿。

确实，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我很少知道我将在哪里过夜。

除了接受他们作出的安排之外，没有什么旁的可能。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座县城的城墙。

负责官员解释说，“这是临汾。”

临汾是该省的新省会，我们到这儿已走了一百三十英里。

年老的统治者阎锡山将军的政府设在此地。

汽车鸣着喇叭开到一个巨大石头建筑物的门口，臂章有传奇的八路军标志的容光焕发的战士们大声地向我们致敬。

显然有几个人是我的警卫人员的老朋友，他们急切地、兄弟般地相互拥抱，喊着“欢迎，同志。”

我受到这个军队供应基地的司令杨立三将军的热情接待。

几分钟以后，我洗漱完毕，享受了一顿有豆芽、鸡和米饭的午餐。

在中国这一地区，这算得上一次宴席了。

这还不是当天旅行的终了。

杨将军询问我想访问八路军的原因。

我是到这里来的头一个外国政府官员，可以看出，对我的动机有些疑虑。

我在中午得知，我将骑骡子去设在汾河对岸西北的干部训练学校。

一小时以后，我就和一个兼作旅伴和向导的战士在骡背上颠簸前进了。

傍晚，我们到达向北延伸的山脉脚下的一个小村子。

这里的气氛是相当热情和同志式的。

除了老人、妇女和儿童，所有的人都穿平纹蓝布军服。

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姑娘们，都有蓝色的军便帽戴在十分朴素的黑色短发上，自由地和同样年龄的男青年混在一起。

城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和其他人有极好的关系。

我被引到校长彭雪枫将军的办公室，他四十五岁，瘦长而结实，精力充沛。

接着是又一次询问。

大概是对我的直率的回答感到满意，彭将军开始解释这所学校的目标。

他说，这些青年男女正被训练去当游击队的领导人。

他把游击队说成是在紧急时期参加军事行动的志愿者。

他们被组织成连和营，大部分在他们被征集的地形十分熟悉的地区活动。

这所学校由四个学生连组成，三个男生连和一个妇女连。

课程用九周时间，学生毕业后到日本人战线后面的地区去组织游击队。

百分之六十的课程是军事战术和技术，特别强调游击战术。

其余的课程是政治课，教给学生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则、组织群众团体的方法和个人及小组的行动准则。

第二天，彭将军(我发现人们简单地称他为“同志”) 陪我去各个教室和生活区参观。

学生们坐在随身携带的凳子上，课本是油印的小册子。

教学以美国大学里用的启发式进行，学生记大量的笔记，教师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写写画画。

学生的生活区十分整洁。

十一、二个学生一班分住一个房间。

中国北方的居室有一个高起的平台，称为炕，横跨房间的一边，用来当床。

平台的基础是封闭的，里面用砖和泥围起来形成一个炉膛。

睡在炕上就象睡在炉子上一样。

从炕的一端(有时在室外)生火，睡觉的人得到的温暖程度，取决于他距炉膛的距离。

炕的中部是最佳位置。

这些房子里炕的空间分配给班里的每一个成员。

白天，被子整齐地叠在每个学生的铺位前头。

野战的装备整齐地挂在临墙的钉子上，连牙刷和毛巾都有固定的位置。

在外观上任何西方军队的生活区也不比这里更军事化。

晚间，学生们一群群围坐在炭火旁，讨论感兴趣的文化问题。

有一批人是含苞待放的诗人，另一群关心绘画和油画。

其他人是研究音乐、文学或手工工艺的。

十点钟，他们挤着入睡，天亮以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爬山是每个学生训练的重要课程。

第二天早晨，我参加了一个连队的饭前跑步。

天亮前排好队向城后的山坡跑去。

经过十五分钟的攀登，我们来到向山上延伸一英里的梯田。

学生队长让人们组成每人相距五到十步远的战斗队形。

他说，“我发出信号时，看谁最先到达最高的梯田。”

他吹了一声哨子，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喊着，笑着，急奔过狭窄的高地，登上一层层梯田。

几分钟以后，大家都聚集在上面的平地上，一个个气喘吁吁但容光焕发。

他们站成一圈，唱起令人鼓舞的新中国的歌曲，他们的歌声在下面灰色的河谷中回响，汾河象一条细线模糊不清。

我是不是得给他们唱一首美国歌曲？

不，但我得给他们吹一首口琴曲。

把口琴放在唇边，我开始在海军陆战队之歌“从蒙特祖玛大厅到的黎波里海岸”的旋律里旋转。

很快，他们就哼起这支歌的曲子来。

当他们成两路纵队站好队下山时，仍哼着这首美国海军进行曲。

彭同志给我带来了新闻。

南京陷落了，美国炮艇帕奈号被日本炸弹击沉。

由于缺少细节，我思索着这则新闻的意义。

有没有我使馆的朋友在船上？美国有什么反应？

一八九八年梅茵号的沉没触发了一场战争，这次会导致同日本作战吗？

由于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决定继续我的旅行。

“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就可以到八路军总部去。”彭同志通知我说。

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因为我已经耽搁得不耐烦了。

总部位于北面二十英里的地方。

已在一匹俘获的瘦长的日本战马上为我备好了鞍子。

中午时分，我们一行——我的姓刘的年轻警卫员、一个挑夫和一匹驮着我的行装的牲口——上路了。

傍晚，我们进入一个看上去不坏的村子，顺着一捆电话线到达显然是一个大单位的神经中枢的院子。

我把马拴在方便的地方，转身观察四周。

我面前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人，穿着普通战士的平纹蓝布制服。

他那古铜色的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热情欢迎的微笑，他握住了我的手。

我凭直觉认出，这就是著名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慷慨的朋友。

2

没有一张朱德的照片真正地反映了他的特点，因为照片的面部表情没能描绘出他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个性。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我了解到朱德受到他的部队所有人的爱戴。

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就会在他的勇敢的同伴们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

“朱德？啊，朱德！”

他们会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个名字，语调传达出内心的崇敬。

他是一个在成千次战斗中指挥过他们的人。

他分享着他们的艰苦和他们的伙食。

不论环境多么艰难，所有接触他的人都能从他那里听到亲切的话语。

我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因为和他在一起呆了几小时以后，我也意识到了对他信任的感情。

他具有一种崇高的性格。

他绝对地无私、善良、耐心而又判断深刻。

他总是征求别人的批评，对自己的成就则轻描淡写。

他对军事形势的分析是尖锐而又具有启示性的。

正是这个人，曾经在中央政府各路军队的堵截下，领导红军从南方的江西省经过六千英里的长途行军到达西北。

在后来的数星期中，当我和他的士兵行走在山区小路上时，我回忆着这个非凡的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的结论是，他具有三种杰出的特性，我把它们翻译成了美国人个性的术语。

我觉得他有罗伯特·E·李（一八O七——一八七O年美国将军，内战时的南军司令）的仁慈，阿伯拉罕. 林肯的谦恭和U.S·格兰特（一八六九——一八七七年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的坚强。

这次第一回会面时，他领我穿过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住宅(房子围着中心场地)的院子来到他的总部。

那是一个摆设简朴的房间，在一端的耳室里有一铺炕。

各面墙上挂满了山西、河北地区的地图。

翻译到来之前，我们用中国话交谈了一会儿。

翻译是一个老相识，周立波。

立波，我马上就认出来了。

他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毕业于一所上海大学。

我在西安遇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去部队收集写书用的材料的路上。

他是一个敏感的人，热心而又正直。

我们之间有很强的依恋之情，十天后，当我出发去战区旅行时，立波做为翻译陪同我。

“你是访问我军的头一个外国军官，”朱德说，“你来这儿我们很高兴，你究竟想看什么呢？”

我充满希望地回答说:“我想和你在战区行动的部队一起生活。”

朱德宽厚地微笑着，我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我听说过你的军队有效地用于抗日的许多所谓游击战术的故事。我作为一个军人，很想了解构成这些战术的方法。我还想知道一些指导你们士兵行为的准则。”

我说话的时候，朱德一直仔细审视着我的脸。

现在，他以决定的手势把他的军帽从前额推向后去。

“好的，”他柔和地说道，“明天我将召集参谋会议，你可以向他们提出所有你想问的问题。随后我们将讨论你的随军旅行。现在咱们吃饭吧。"

他领路穿过院子，院子里四个警卫员悠闲地站着，大拇指插在挂着毛瑟枪的宽皮带里，每个人的背后都斜插着两掌宽的刺刀。

我们进去的房间放着一张圆桌，桌子的一边站着三个人在谈话。

“这是政委任弼时同志，”朱德说着，介绍了一位清瘦的矮个男人，他的脸上露出鸟一般的机警。

第二个人虽然受过长期的军事训练，我看他约有三十岁。

“左权同志，代参谋长，”朱德解释说。

第三个是一位高个子的强壮的汉子，据介绍是敌工部长蔡前。

热烈握手之后，我们坐在无靠背的凳子上，开始吃米饭、白菜汤和鸡蛋。

任同志劝说道，“不要客气，我们不能隆重地招待你，但欢迎你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

这些人的态度是友好的，无拘束的，我感到象在家里一样。

“不要客气”似乎是这支军队的格言。

它意味着要直接了当地说话和行动，要避免从孔夫子时代起就成为中国官方礼仪一个重要部分的表面上的礼貌。

例如，绝不会有正统的中国官员会以朱德那样的自然的方式出来见我。

相反，我得由讲究礼节的秘书们接待，用华丽的美言把我引去见伟人。

跟着而来的，当我们拘谨地坐在椅子边上交换毫无意思的老生常谈时，一定是二十分钟的饮茶。

而这里却是一种轻松的没有拘束的方式，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真诚。

我们吃完饭时，朱德问道:“你想看篮球赛吗？”

他领路来到村外的场地上，那儿两个战士队正在激战。

这里是一幅可能在任何美国村庄出现的景象。

每个球队都有自己的啦啦队，当球在场上上下飞舞时，叫喊声响彻云霄。

这时，一个穿着橄榄色呢制服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惊奇地认出在那漂亮的束腰外衣上的是一张西方人的脸。

“这是你的同胞，参赞。她是史沫特莱同志。”朱德说。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我听说这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亚洲被压迫人民事业的勇敢的妇女已多年了。

我读过她的自传《大地的女儿》，我还知道，在红军正遭受中央政府军队的追击时，她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红军。

我思忖，她对我在这儿出现会怎么看呢？

“见到你很高兴，史沫特莱小姐。”我诚心诚意地对她说。

她说，“好的，你曾见过我。”

她的声音里有一点好战的味道。

然而她的声调也有深沉感情的色彩。

我后来发现，这种色彩支配着她的性格。

苦难深深地触动了她，她一直在努力减轻痛苦。

当苦难是源于统治或剥削时，她的愤怒是无止境的，作恶者会遭到她的嘴和笔的辛辣讽刺。

穿着那身军装，她看上去有点严厉，脸上留下了受苦的印迹。

但，那是一张坚强的脸，有着坚决的下巴和深陷的充满智慧的眼睛。

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剪得很短。

我想，这位女士绝没有虚荣心，全然是思想和言行的绝对忠诚。

她随朱德和我走回安排在一个商人住宅里的我的居室。

这里已为我派了一个警卫员和一名勤务兵。

警卫员姓罗，十八岁，身材高大匀称，八年前在湖北家乡参加红军。

勤务兵姓张，十三岁，来自四川。

我们围坐在炉火边聊天，这时张端来了花生、炒栗子和茶。

“请告诉我有关你的组织的一些情况，总司令。”我提议说。

朱德说:“我们共产主义者，绝不象有时被描绘的那样野蛮。过去，我们的目的是解放中国农民，农民欠地主的债，陷于绝望，他们的生活不比牲畜强多少。中国自然资源丰富，如果国家的产品公平地分配的话，有足够的东西让所有的人过体面的生活。我们要求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的党和国民党共同参与建立真正的民主的事业。目前，国家的全部力量必须集中在打败日本的任务上，因为日本人要使我们沦为附属国。”

“请告诉他八路军是怎样来到山西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议说。

朱德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笑容。

“红军参加中央政府军，编成八路军的安排，到八月下旬才完成。我们行动迅速，到九月一日，我们的一一五师已在河津附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一二O师和一二九师很快也跟了上来。

“日本人已占领了山西北部的大同，正沿同蒲路南进。另一个纵队，包括日军第五师的一部，正由山西东北部边界向长城的平型关移动。山西的地方武装抵抗着由大同向南下来的敌人，所以决定把一一五师派往东北部的五台山区。在一个村庄建立了我的总部，一一五师移到了平型关南面，没有被察觉。聂荣臻副司令员负责这一行动。

“那个地区的地形极为复杂。日军纵队的来路必须位于山谷底部的一条小路。两侧是中等大小的山。

“孙楚将军指挥的八个山西的团也在这里。按照决定，等到日本人进入关内，山西的团从西面袭击敌人，而我们的部队则从南翼和背面接敌。

“九月二十五日早七点，日本人的旅进入了平型关。一小时以后，山西部队仍没有进击，聂送了一封信去询问是否改变了计划。孙楚的回答是否定的。聂决定如要发挥出其不意和位置的优势就必须立即行动。两个团打击敌人的侧翼，两个营在敌人后面包抄。日本人掉进了陷阱，有一千人被消灭在谷底的路上。最重要的是，袭击敌人背后的营俘虏了该旅的指挥部，缴获了敌人的野战命令和记录，但指挥的将军逃跑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缴获了部队急需的毛毯、大衣、弹药和粮食。日本官员一直轻视我们的军事能力，否则不会被突然抓住的。”

讲完朱德悄声笑了起来。

“他还没有把全部都告诉你，”艾格尼丝补充说，“他没有告诉你从五台到这儿的行军。我随部队一起行军来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另一支日本纵队已从东面沿正太路突入正西。我们从北边下来，每天跑四、五十英里路，要赶在日本人之前穿过正太路。我们的后卫部队和敌人接上了火，把他们挡了回去，直到我们最后的驮畜队通过了铁路。我们不能携带足够的粮食，而我们行军穿过的地区已被在我们之前经过的部队洗劫一空。我们的战士勒一勒腰带，迈着沉重的步子，一天又走了五十英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憔悴而又充满决心的面孔。”

她的声音充满了同情说，“伤员们没有麻醉剂，绷带也很少。农民临时用毯子和旧门板制做了担架，抬着伤员跟上部队一起行军。”

天色晚了，客人们起身要走。

“明天十一点左右我派人来接你，”朱德告别时对我说。

“我送你一点咖啡早饭时喝，”艾格尼丝补充说，“我就住在街上，隔一条巷子。”

姓张的勤务兵和姓罗的警卫员在警惕地巡逻。

他们集中体现了这支军队的精神:

友好、自力更生和民主。

“去睡觉吧，同志们，”我劝说他们，“别为我耽心。我能够照顾自己。”

我使用“同志”一词，他们愉快地笑了。

在这种同志式的气氛中，没有人能抵挡这个称呼的感染力。

“明天见，同志。”

他们高兴地答道，“祝你睡个好觉。”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