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惠啊,”她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嘶哑又微弱,“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有个铁盒子。”
引子
陈玉珍的手,像两截枯老的树枝,搭在我的手背上。
她的皮肤又干又薄,布满了深褐色的斑点,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下面骨头的形状。
“惠啊,”她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嘶哑又微弱,“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有个铁盒子。”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眨眼,怕一眨就掉下来。
“拿出来。”
我转身,从老式的三斗柜里摸出那个红色的马口铁饼干盒,上面印着的大胖娃娃已经褪色得看不清眉眼。这是妈十五年前住进我家时,唯一带来的“家当”。
“打开。”
盒子里没有饼干,只有一张用手帕仔细包着银行卡。
“卡里……有一万块钱。”她喘了口气,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光,“密码……六个八。”
我的心猛地一抽。
一万块。对我们这种月收入加起来不到一万的家庭,不是个小数目。妈平时连买把青菜都要跟人讲价半天,怎么会攒下这么多钱?
“妈,这钱我们不能要……”
“拿着。”她的手突然用了点力,攥住我的手腕,“我……我没别的给你了。养了我十五年,这点钱,就当……就当妈最后的心意。”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眼皮也沉重地耷拉下来。
“别嫌少。”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我的心上。
我握着那张冰凉的卡,点了点头,泪水终于滚落下来,滴在陈旧的铁盒上。
“妈,我不嫌少,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好的……”
她好像没听见,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
那天下午,妈走了。
走得很安详。
我办完丧事,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丈夫张伟拍着我的背,说:“妈走了,可日子还得过。你得打起精神来。”
我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那张银行卡。这张卡,是妈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也是她对我十五年付出的一个交代。
我想,把钱取出来,给儿子交了下学期的辅导班费,剩下的给家里换台新冰箱。妈在的时候,总念叨家里那台冰箱制冷不行,夏天放不住菜。
可当我拿着卡,站在银行柜台前,输入那串烂熟于心的“888888”时,柜员小姑娘却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对不起女士,密码错误。”
我愣住了。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你再试试,六个八。”
“女士,我已经试了。您再输错一次,卡就要被锁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一群蜜蜂在飞。
怎么会错?
这是妈亲口告诉我的。
第1章 那通电话
我举着电话听筒,手心有点冒汗。
“您好,这里是工商银行城西支行。”电话那头是标准的客服声音,客气又疏远。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清了清嗓子,“我有一张卡,密码忘了,卡被锁了,怎么办?”
“请问是您本人的卡吗?”
“是我妈的,她……她刚过世。”我说出“过世”两个字时,喉咙还是紧了一下。
“哦,节哀顺变。这种情况需要您带上您母亲的死亡证明、您的身份证,以及能证明您和持卡人关系的户口本或公证文件,到开户行办理密码挂失和重置业务。”
一连串的“证明”和“文件”砸得我头晕。
我心里一阵烦乱。怎么就这么巧,妈一辈子精明,偏偏在密码这件事上糊涂了?还是她记错了,不是六个八?可她当时说话的语气,那么肯定。
“那……那卡是在你们这里开的吗?”我抱着一丝希望问。
“您把卡号报给我,我帮您查一下。”
我报上卡号,听着那边键盘噼里啪啦的敲击声,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是的女士,开户行就是我们城西支行。”
“好,谢谢,谢谢你。”
挂了电话,我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还好,不用跑远路。
张伟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刚煮好的面,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他把碗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说:“先吃饭,天大的事也得吃饱了再说。”
热气腾腾的面条香味钻进鼻子,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密码不对。”我看着他说。
“不对就不对呗,”张伟坐在我对面,拿起筷子,“老太太临走前,脑子不清楚,记错了也正常。回头带上证件去银行弄一下就好了。”
他说的轻巧,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妈不是那种马虎的人。她有个小本子,家里水电煤气的缴费单、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连我儿子上小学时,每个学期交多少书本费都有记录。这样一个心思缜密的人,怎么会记错银行卡密码?
我心里乱糟糟的,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闷。这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蹊跷。妈留下这张卡,是想给我一份心安,一份补偿。可现在,这卡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横在我心里。
“哎,”张伟叹了口气,夹起荷包蛋放到我碗里,“别琢磨了。你就是想太多。妈养了你,你养了妈,这都是情分,跟钱没关系。这一万块钱,有,咱就拿着,给孩子报个好点的班;没有,咱的日子也照样过。”
我看着碗里的荷包蛋,眼眶又热了。张伟就是这样,话糙理不糙,总能说到点子上。
是啊,十五年都过来了,还在乎这一万块钱吗?
可我心里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在问:如果不是记错了,那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妈不希望我拿到这笔钱?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可能。
我端起碗,大口吃着面。面条有点坨了,但很暖和。我必须把这件事弄清楚,不为钱,只为求一个心安。我要知道,妈留给我的,到底是一份坦荡荡的心意,还是一个我看不懂的谜。
吃完饭,我开始翻箱倒柜地找那些“证明”和“文件”。死亡证明在抽屉里,我的身份证在钱包里,可户口本呢?我记得明明就放在书柜上的。
我把书柜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
“张伟,你见咱家户口本了吗?”
“户口本?”张伟正在阳台侍弄他那几盆花,“不是一直你收着吗?”
我也急了:“我记得是放书柜了,怎么就没了呢?”
我们俩一起找,把家里可能放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那股无名火蹭地就上来了。
“真是邪门了!”
第2章 旧箱子里的秘密
户口本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我越找越烦躁,张伟劝我:“别急,明天去派出所补办一个就是了,多大点事。”
我没说话,心里却堵得慌。早不丢晚不丢,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丢。好像冥冥之中有只手,在拦着我,不让我去碰那张卡。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黑暗中,妈临终前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她那双浑浊的眼睛,那句“别嫌少”,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在我脑子里反复播放。
我总觉得,我好像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
妈住的那个房间,还保持着原样。我一直没勇气进去整理。现在,我忽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去看看。
我披上衣服,轻手轻脚地走进妈的房间。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旧衣柜,还有一个床头柜。窗台上摆着一盆吊兰,叶子绿油油的,是我买给她的。空气里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肥皂味。
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空空如也,只有我取走饼干盒时留下的一道划痕。
我又拉开衣柜。妈的衣服不多,都叠得整整齐齐。几件的确良的旧衬衫,两件毛衣,一条洗得发白的棉裤。在衣柜最底下,我看到了一个上了锁的樟木箱子。
这个箱子我见过。妈刚来我家时,就带着这个箱子。她说里面是些不值钱的旧东西,让我别动。十五年来,我真的没动过。
现在,看着这把小小的铜锁,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户口本会不会在里面?妈会不会怕我们乱放,自己收起来了?
我试着找钥匙,但翻遍了整个房间都没有。
我心里像有猫爪在挠,越来越好奇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我回到自己房间,从工具箱里找出一把小螺丝刀和一把锤子。
张伟被我吵醒了,揉着眼睛问:“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妈有个箱子,锁着,我想打开看看。”
“你疯了?”张伟坐起来,“妈不让动的东西,你动它干嘛?让她老人家安生点吧。”
“我怀疑户口本在里面。”我固执地说,“而且,那张卡的密码不对,说不定里面有线索。”
张伟拗不过我,只好披上衣服,说:“我来吧,你别把手伤了。”
他拿着工具,对着那把小铜锁鼓捣了半天,最后只听“咔哒”一声轻响,锁开了。
我凑过去,深吸一口气,掀开了箱盖。
一股樟脑丸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箱子里没有户口本,也没有钱。最上面是一沓用红绳捆着的信。信封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娟秀,但地址和姓名都模糊不清了。
信的下面,是几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工装的年轻姑娘,梳着两条大辫子,笑得灿烂。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年轻时的妈。她站在一个工厂大门前,门楣上写着“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我心里一动。妈是上海人,但她从不提过去的事。我们只知道她无儿无女,老伴走得早,一个人孤苦伶仃,后来通过远房亲戚介绍,才被我们家收养。
我拿起一张照片,照片背后有一行钢笔字: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赠吾友。字迹遒劲有力,完全不像妈的风格。
除了照片和信,箱底还平铺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红纸。我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张奖状。
“奖给先进生产者陈玉珍同志……”
原来,妈也曾有过这样意气风发的岁月。她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那个在菜市场为一毛钱争执的老太太。
我心里五味杂陈。这些东西,她藏了这么多年,连我这个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少秘密?那个密码,会不会和这些过去有关?
我拿起那张写着日期的照片,1978.6.1。六个数字。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密码……会不会就是这个日期?
第3章 邻居的闲言碎语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心里装着那个“780601”的猜想,既激动又忐忑。
我还没来得及跟张伟说我的发现,门铃就响了。
是住对门的王阿姨。
“小惠啊,我熬了点粥,给你端一碗过来。”王阿姨提着一个保温桶,脸上堆着关切的笑,眼神却不住地往屋里瞟。
王阿姨是我们这栋楼的“消息中心”,谁家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她的眼睛。妈在世时,她倒是经常过来坐坐,陪妈说说话。
“谢谢王阿姨,快请进。”我接过保温桶,把她让进屋。
“哎,看你这脸色,肯定没休息好。”王阿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自来熟地打量着四周,“人死不能复生,你得想开点。你妈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孝顺闺女送终。”
我勉强笑了笑,给她倒了杯水。
“说起来,”王阿E姨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你妈……临走前,没给你留下点啥?”
我心里咯噔一下。来了。
“妈一辈子清苦,能留下什么呀。”我含糊地应付着。
“话不能这么说。”王阿姨撇了撇嘴,“我可听说了,你妈以前在上海是大厂里的工人,工资高着呢。就算后来厂子不行了,多少也该有点积蓄吧?”
我心里一惊。王阿姨怎么会知道妈在上海工厂的事?妈自己都从没提过。
“您听谁说的?”
“哎哟,这楼里谁不知道啊。”王阿姨一脸“你还蒙在鼓里”的表情,“你妈那口上海话,虽然不常说,但一听就是老上海。而且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可别告诉别人。”
她又往前凑了凑,声音更低了:“我好几次看见,邮递员给你妈送信。信封上的邮戳,就是上海的。每年差不多都是秋天那会儿,雷打不动。”
每年都有信?从上海寄来的?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心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妈总说她跟老家那边早就断了联系,一个亲人都没有。那这些信是谁寄的?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麻,感觉自己像个在迷雾里打转的人,看不清方向。妈的世界,对我来说,竟然是全然陌生的。
“小惠啊,不是阿姨多嘴。”王阿姨看我发愣,拍了拍我的手,“你妈这人,心气高,自尊心强。有些事,她可能不好意思跟你们说。她把什么都藏在心里,一辈子苦啊。”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王阿姨的话,虽然带着窥探的意味,却也说中了一部分事实。妈确实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刚来我们家时,她坚持要付房租和饭钱,我们没要,她就包揽了所有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像是在用这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尊严。
我忽然想起妈说过,她不识字。可箱子里那些信,还有奖状,明明……
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圆。妈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
送走王阿姨,我立刻回到房间,拿出那个樟木箱子。我把那沓信拿出来,小心翼翼地解开红绳。
信封上的地址确实是上海的一个老弄堂,但寄信人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了。我拆开其中一封,信纸薄脆,字迹是同一种娟秀的笔迹。
“玉珍姐,见字如面。今年光景不好,囡囡的学费还没着落……”
“……厂里发的退休金,一个月就那么点,买点药就没了。勿要再寄钱来了,侬自己也要过日子……”
“……侬的身体还好伐?我伲都老了,要多保重。上次寄来的腊肉收到了,味道老嗲额……”
我一封封地看下去,手都有些发抖。
这些信,全是同一个人写来的。信里提到了钱,提到了生活拮据,提到了孩子上学,也提到了姐妹般的情谊。
原来,妈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并没有存起来,而是寄给了上海的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是她的亲姐妹吗?可她明明说自己是独生女。
我拿起那张合影,照片上,年轻的妈和一个同样年轻的姑娘亲密地站在一起。那个姑娘,会不会就是写信的人?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着背后的那行字:“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赠吾友。”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我突然明白了。妈给我的密码“六个八”,或许只是一个障眼法,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真正的秘密,藏在这个日期里,藏在这个她牵挂了一辈子的人身上。
第4章 一张褪色的照片
我拿着那张褪色的黑白照片,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看了一下午。
照片上的两个姑娘,笑得那么无忧无虑。阳光洒在她们年轻的脸上,连黑白影像都挡不住那份青春的朝气。妈身边的那个姑娘,眉眼弯弯,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她就是那个给妈写信的人吗?
张伟下班回来,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
“怎么了这是?又跟谁吵架了?”
我把信和照片递给他,把王阿姨的话和我的猜测都说了一遍。
张伟一张张地翻看那些信,眉头越皱越紧。他是个实在人,脑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看了半天,他憋出一句:“这不就是说,妈一直在接济一个上海的朋友?”
“可她从来没跟我们提过。”我闷声说,“她连自己会写字都瞒着我们。”
“那说明这个朋友对她很重要,重要到她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帮人家。”张伟把信和照片放回茶几上,看着我,“你想想,妈是什么脾气?要强了一辈子。她不想让我们知道,大概是不想我们觉得她是个累赘,还要额外背上别人的包袱。”
我心里一酸。是啊,妈就是这样的人。她总怕麻烦我们。十五年来,她在我家,与其说是被收养,不如说是换个地方继续操劳。她把我们一家三口照顾得无微不至,仿佛只有不停地付出,才能让她安心住在这里。
我一直以为,我足够了解她。我了解她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了解她喜欢看哪个台的戏曲节目;了解她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可到头来,我连她识字都不知道,连她心里藏着一个这么重要的人都不知道。
我这个养女,当得真失败。
“别胡思乱想了。”张伟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掌宽厚而温暖,“现在不是弄清楚了吗?妈不是糊涂了,她是把真正的密码藏起来了。这个‘780601’,八成就是了。”
“明天……我去银行试试。”我下定了决心。
“去吧。”张伟站起身,“我去派出所问问补办户口本的事。不管那卡里还有没有钱,总得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也算是了了妈一个心愿。”
晚上,儿子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嚷嚷着:“妈,我们班主任说,下学期要开个奥数兴趣班,我想报!”
我心里一沉。奥数班,一学期就要三千多。以前,这笔钱挤一挤总能拿出来。可现在,张伟的厂子效益不好,几个月没发奖金了,我的工资也就将将够日常开销。
我看着儿子那张充满期盼的脸,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知道了,这事我跟你爸商量一下。”我摸了摸他的头。
儿子欢呼一声,跑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那份对一万块钱的渴望,又重新燃了起来。如果……如果那张卡里还有钱,哪怕只剩下一半,儿子的补习费也就解决了。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羞愧。我怎么能惦记妈留给那个朋友的钱?
可现实的压力就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身上。中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到处都是窟窿,等着你去填。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妈的房间。我需要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我把樟木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一件件仔细地看。在箱子最底层,我发现了一个用布包着的小本子。
本子很旧了,封面是深蓝色的硬壳。我翻开来,里面是妈娟秀的字迹。
这不是日记,更像一个账本。
“一九八零年三月,寄二十元。”
“一九八五年十月,寄五十元,布料两尺。”
“一九九二年六月,寄二百元。”
……
“二零一零年八月,寄五百元。”
一笔一笔,记录得清清楚楚。从几十块,到几百块。时间跨越了三十多年。每一笔钱,对当时的妈来说,恐怕都不是个小数目。
在账本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行字,是去年写的。
“存一万元。为桂英养老。”
桂英。
我拿起那张合影,照片上的两个姑娘笑靥如花。妈叫陈玉珍,那另一个……是不是就叫桂英?
李桂英。
我突然想起,在其中一封信的末尾,好像看到过这个名字。我赶紧翻出那封信,在落款处,找到了那三个字,虽然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
李桂英。
原来,妈一辈子的牵挂,叫李桂英。那一万元,不是给我的,是给她的。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第5章 密码的真相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就是那几个字:“存一万元。为桂英养老。”
原来,我从一开始就想错了。妈不是给我留了一笔钱,她是把一份责任,托付给了我。
张伟也醒了,翻了个身问我:“怎么了?想什么呢?”
“我在想,如果卡里的钱真是给那个李桂英的,我们该怎么办?”
张伟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取出来,想办法交给人家。”
“可我们连她在哪都不知道。”
“总有办法的。”张伟说,“先去银行把密码解了,看看卡里到底什么情况再说。”
他的话让我心里安定了一些。是啊,一步一步来。
派出所那边,张伟托了熟人,加急补办户口本,说最快下午就能拿到。
我揣着那张银行卡,和妈的死亡证明,还有我自己的身份证,心里揣着那个“780601”的密码,又一次走向了城西支行。
银行里的人不多。我取了号,坐在等候区,手心里全是汗。
我既希望那个密码是对的,又害怕它是对的。如果对了,就证明妈真的对我隐瞒了一切。如果错了,那所有的线索就都断了。
“请A07号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走向柜台。还是上次那个小姑娘。她看到我,似乎也认出来了。
“女士,您好。”
“你好,”我把所有的证件都递进去,“我来办密码挂失。”
她接过证件,熟练地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按照规定,直系亲属办理密码重置,需要提供户口本或者公证处的亲属关系证明。”她公式化地说。
“户口本正在补办,下午才能拿到。”我急忙说,“能不能……能不能让我先试一次密码?我就试一次。我想起一个可能的密码。”
小姑娘面露难色:“女士,这不合规矩。卡已经被锁了,必须先解锁。”
“求求你了,就一次。”我几乎是在恳求她,“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也许是我的表情太凄惶,也许是她动了恻隐之心。她犹豫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大堂经理的方向,然后压低声音说:“好吧,就一次。您说,我来输。”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780601。”我报出这六个数字,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的手。
她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
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绿色的对话框。
她抬起头,对我点了一下头:“对了。”
对了。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里所有的迷雾。
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哭什么。是为解开了谜题而释然,还是为母亲的隐瞒而心酸?或许,都有吧。
那个柜员小姑娘显然被我吓到了,她递给我一张纸巾,小声说:“女士,您没事吧?”
我摇摇头,擦干眼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想……查一下这张卡的余额和交易明细。”
“好的,请您稍等。”
她再次操作电脑,很快,一张凭条从打印机里“滋滋”地吐了出来。
她把凭条递给我。
我接过来,手都在抖。我看到余额那一栏,上面的数字让我再次愣住了。
不是一万。
也不是我想象中被取走了一部分的几千。
余额是:9500元。
我往下看交易明细。最近的一笔交易,是五天前,也就是妈去世的第二天。
交易类型:自动转账。
金额:500元。
收款人姓名:李桂英。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敲了一下。
自动转账。
原来是这样。妈早就设置好了,每个月固定的一天,会自动从这张卡里划走500元,给那个叫李桂英的人。
她留下一万块钱,不是一笔整数的馈赠,而是这个“养老计划”的启动资金。她算好了,一万块,一个月五百,能撑一年零八个月。
她怕自己哪天突然走了,这个承诺就断了。所以她用了这种最稳妥,也最决绝的方式。
而我,只是这个计划的执行人,或者说,是一个毫不知情的保管员。
她算好了一切,却没算到,我会因为一个错误的密码,撬开她尘封了几十年的秘密。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凭条,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终于明白了。妈临终前那句“别嫌少”,不是怕我嫌钱少,她是怕我嫌这个责任太重。
第6章 一万元的去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银行的。
初冬的阳光照在身上,没有一丝暖意。我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交易明细,纸张的边缘都被我捏得卷了起来。
脑子里乱极了。
妈,陈玉珍,我叫了十五年“妈”的这个女人,她的形象在我心中彻底颠覆,然后又以一种更复杂、更清晰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来。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老太太。她是一个背负着沉重承诺,靠着强大的意志和惊人的精明,独自履行了几十年诺言的战士。
她瞒着我,不是不信任我,恰恰是太“在乎”我了。她怕这个承诺会成为我的负担。她想用一种最不打扰我的方式,完成她最后的使命。
她甚至算好了,等我发现密码不对,再去银行办手续,一来一回,可能一个月就过去了。到时候,这笔钱的去向,可能就更难追查了。她想把这个秘密,永远地带进坟墓里。
可她低估了我这个养女的执拗。
回到家,张伟已经把补办好的户口本拿回来了。他看我脸色不对,紧张地问:“怎么了?密码不对?”
我摇摇头,把那张交易明死递给他。
“密码对了。但是……钱不是给我们的。”
张伟接过凭条,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他的表情从疑惑,到惊讶,最后变成了长久的沉默。
他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原来是这样……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是啊,都安排好了。”我苦笑一声,“我们倒像个傻子,还为那一万块钱琢磨半天。”
“别这么说自己。”张伟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妈这是信得过我们。她把最重要的事,放在了我们家。她知道,就算她走了,这事也断不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张伟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个钱,我们得继续给她寄过去。一个月五百,直到这张卡里的钱用完为止。”
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这一次,是感动的泪水。
我以为他会抱怨,会觉得这是个麻烦。毕竟,我们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可他没有。他想的,是完成妈的遗愿。
“可是……我们上哪找这个李桂英?”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交易明死上,只有一个名字,没有地址,没有联系方式。
“银行肯定有收款方的账号信息。”张伟说,“我们再去一趟银行,就说要核对收款人信息,看能不能套出点线索来。哪怕只是一个开户行的地址,也比现在强。”
对,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我们俩立刻又赶回银行。
还是那个柜员小姑娘。她看到我们去而复返,有点惊讶。
“你好,我们想确认一下这个自动转账的收款人信息,怕搞错了。”张伟找了个借口。
小姑娘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对不起先生,我们不能透露客户的隐私信息。”
“我们不是要她的隐私,”我急忙解释,“我妈跟这位李阿姨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我妈去世了,我们想继续替她完成心愿,但是断了联系。你能不能……就告诉我们,收款账户的开户行在哪个城市?哪个区?”
我把妈和李桂英的故事,简略地说了一遍。我说到妈怎么省吃俭用,怎么把钱一笔笔寄过去,说到那个尘封的樟木箱子和那张泛黄的照片。
小姑娘静静地听着,眼圈慢慢红了。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转头看了看四周,飞快地在键盘上敲了几下。
“上海市,虹口区,鲁迅路支行。”她几乎是用唇语对我们说。
然后,她迅速关掉页面,拿起一张业务单,假装在上面写着什么,低声说:“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了。别的,真的不能说。”
“谢谢!太谢谢你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走出银行,我和张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希望。
上海,虹口区。范围缩小了很多。
“我们……要去一趟上海吗?”我问。
张伟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说:“去。必须去。我们得亲手把这个承诺交到李阿姨手上。这也是替妈,走完这最后一程。”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跟妈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近。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从我决定接下这个承诺开始,我就真正成了她的女儿。
这个承诺,比任何血缘,都更深刻,更沉重,也更温暖。
第7章 最后的心愿
去上海的决定,下得很快。
我们跟单位请了三天假,给儿子留了足够的生活费,叮嘱他按时吃饭写作业。临走前,我把那张银行卡和那本旧账本都带上了。
坐了一夜的硬卧,第二天早上,火车抵达了上海站。
走出车站,一股湿冷又带着繁华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看着眼前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景象,心里有些茫然。
我们按照手机导航,坐地铁,换公交,几经周折,终于在中午时分找到了鲁迅路上的那家银行。
我们向大堂经理说明了来意。他听完我们的讲述,也被这个跨越了几十年的承诺深深打动。但他还是抱歉地表示,出于规定,他不能直接提供李桂英的住址和电话。
就在我们失望之际,他说:“不过,我有个办法。我们银行跟周边的居委会有合作。李桂英阿姨既然在这里开户,很有可能就住在这附近。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一下附近几个居委会的主任,让他们帮忙查一查。”
这真是柳暗花明。
我们在银行等了大约一个小时。那位大堂经理走过来,递给我们一张纸条。
“找到了。”他说,“李桂英阿姨住在山阴路的一个老弄堂里。这是具体地址。居委会主任说,她一个人住,身体不太好,你们过去的时候,最好先跟居委会联系一下,他们可以派个社工陪你们去。”
我们千恩万谢地接过了地址。
山阴路离这里不远。那是一片保存得很好的老式里弄,红砖墙,老虎窗,狭窄的巷子里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我们在居委会见到了那位热心的社工小张。她带着我们,穿过迷宫一样的弄堂,最终在一个挂着“山阴路XX弄37号”门牌的小门前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了。”小张说。
她上前敲了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一张苍老而警惕的脸从门后探出来。
“寻啥人啊?”她开口,是纯正的上海口音。
她的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但那双眼睛,那嘴角的轮廓,依稀还能看出照片上那个年轻姑娘的影子。
“请问……您是李桂英阿姨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们,点了点头。
“我是陈玉珍的女儿,林惠。”我说出这句话时,声音都在颤抖。
听到“陈玉珍”三个字,李桂英的身体明显震了一下。她猛地把门拉开,抓住我的胳膊,急切地问:“玉珍?玉珍伊哪能了?伊还好伐?”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妈……她走了。”
李桂英的手松开了,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靠在了门框上。她的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无声地滑落。
我们扶着她进屋。屋子很小,光线昏暗,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正是那张我和张伟在箱子里发现的合影的放大版。
等她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把那个旧账本和那张银行卡拿了出来,放在她面前。
“我妈走了,但她没忘掉对您的承诺。”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她说了一遍。
李桂英抚摸着那个旧账本,就像抚摸着最珍贵的宝贝。她给我们讲起了过去的故事。
原来,当年在纺织厂,妈不小心操作失误,损坏了一台进口机器。在那个年代,这是天大的事。是李桂英,这个跟妈情同姐妹的好朋友,站出来替她顶了罪。
李桂英因此被开除,档案上留下了污点,一辈子没能再进国营单位,只能打零工,生活过得很清苦。而妈,虽然保住了工作,但心里一直背负着巨大的愧疚。
她从那天起就发誓,要照顾李桂英一辈子。
“伊就是噶倔的脾气。”李桂英擦着眼泪,笑着说,“我跟伊讲了多少趟,让伊勿要再寄钱了。伊就是不听。伊自己过得也不好,还要接济我……我欠伊的,下辈子都还不清啊。”
我这才明白,妈为什么那么要强,为什么对钱那么计较。她不是吝啬,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赎一辈子的罪,守一辈子的情。
这份情义,比金钱重,比生命重。
我对李桂英说:“阿姨,我妈的承诺,就是我的承诺。以后,每个月五百块钱,我会按时给您打过来。只要我还有一口饭吃,就饿不着您。”
李桂英拉着我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从上海回来的火车上,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
我心里很平静。那张一万元的银行卡,最终没有解决我儿子奥数班的费用,也没有给我家换来新冰箱。但它给我的,是比一万块钱珍贵千倍、万倍的东西。
它让我真正读懂了我的母亲。
我明白了她的沉默,她的要强,她的“吝啬”,和她深藏心底的、比金子还贵重的情义。
我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养育的“养女”,我成了一个承诺的继承者。我身上,流淌着陈玉珍的血脉,不是生物学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这份传承,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作为她女儿的踏实和骄傲。
我想,这才是妈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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