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国民党军统上海情报站覆灭记（四）

摘要：于是专案组从副组长曾振环到十七名侦查员，再到程博安等三名内勤，全员出动前往满福里调查。专案组已制定方案是：对 1 月 23 日、24 日女子打电话前后半小时内，在满福里弄堂口电话亭逗留过或进出弄堂的居民逐一询问，方案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十分繁琐，因此专案组还

书接上回。

于是专案组从副组长曾振环到十七名侦查员，再到程博安等三名内勤，全员出动前往满福里调查。专案组已制定方案是：对 1 月 23 日、24 日女子打电话前后半小时内，在满福里弄堂口电话亭逗留过或进出弄堂的居民逐一询问，方案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十分繁琐，因此专案组还请了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协助，分成多个小组分头行动。

没承想，行动刚开展不到半小时，就有了突破，而这突破就是那个 “木讷” 的电话员。因为电话员是最可能接触到打电话女子的人，曾振环亲自和她聊天。一见面，阿姨就有些不耐烦：“你们怎么又来问了？昨天我不是说过记不清了吗？”

曾振环耐心解释，“我们想知道，在那两个时段，到底有没有一个女人在你这里打过电话。”

阿姨叹了口气：“我是真没留心啊！我一天看着好几十个打电话的，你们还不如去问问当时在电话亭附近的人？他们要么在等电话，要么在排队，有空也有心思留意旁人，说不定能记得。”

曾振环一听就赶紧问：“您还记得当时有哪些居民在电话亭附近吗？”

阿姨指着桌上的传呼单道：“这还不简单，你们翻一下传呼单的底根就知道了呀！”

警察立刻翻查底根，发现那两个时段共有八位居民在电话亭附近逗留过。曾振环当即让人去把这八位居民请来问询。其中有一个姓汪的老人，是江南造船厂退休的钳工。他是在 23 日下午五时左右，接到传呼单后到电话亭给女儿回电的，而最终的线索，正是这位汪老爷子提供的。

听警察说明来意后，汪老爷子说道：那天他接到传呼单后，怕女儿在曹家渡的传呼电话亭久等，一路快步赶到满福里弄堂口。当时电话亭里有两部电话，正好有一部空着，他正高兴，身后突然闪过一条白影，再看，电话亭的话筒已经被人拿在手里了。耳边传来女人嗲嗲的声音：“爷叔，你挪两步好吗？我有急事让我先拨个号。”

汪老爷子回忆道：“那女人三十岁上下，穿一件白色呢子长风衣，脖子上围一条白色兔毛围巾，烫着短波浪卷发，一张脸白得吓人，鼻梁上还架着副银丝眼镜，皮鞋也是白色的，胳膊上还挎着个小小的坤包，上面印着洋文，是‘PRADA’的字样。”老爷子笑着补充：“我当了一辈子‘外国铜匠’，洋文还知道一点，知道那是意大利的名牌包，叫‘普拉达’。最后，汪老爷子笃定地说：“我敢肯定，你们要找的就是这个女人！”

为了确认老爷子的说法，警察立刻给邮电局打电话，请他们查询 1 月 23 日满福里传呼电话亭在拨打市局总机后的下一个被叫号码。片刻后，邮电局回电 —— 报来的号码，正是汪老爷子女儿所在的曹家渡传呼电话亭的号码。至此，拨打神秘电话的女子，其形貌特征终于清晰了。

曾振环于是就去户籍科调查，户籍警表示，如果该女子在当地肯定有，如果她是寄住的，那多半是上海户口，因为如果是外地来沪人员，收留她的那户居民按照规定必须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专案组为了方便起见，就给她起了一个代号：X。这个X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呢，还是正好经过满福里的路人？警察不得要领。警察在居委会问询一番，几个居委会干部没有一个开口，这说明她们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等打扮的超时尚女郎。

不过，从这个电话亭的服务范围来分析的。满福里不单单指的是一条弄堂，还有周边地带，据户籍警说这将涉及三个居委会的管区。于是专案组决定先对这三个区域挨家逐户进行访查，看是否有这么一个对象。如果访查下来没有这样一个对象，那就再扩大访查范围，把方圆一公里之内的居民都——访查到。若再没打听到，那就只好另作计议了。

专案组几番折腾下来，预先划定的范围内没有X这样一个对象。倒是有两个小学六年级的女生说她们在24日下午一时许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打扮得很另类的阿姨。当时，学校已经放寒假，这两个女生结伴出去玩，两个小孩走出满福里弄堂口时，正好跟X迎面相遇。六年级的女生对“美”已经颇有感觉了，看见有人这等打扮，肯定要留心一下的。

次日，专案组决定扩大走访范围，对以满福里传呼电话亭为中心方圆一公里之内的居民分头进行了走访。大家讨论下来认为，既然排查结果可以排除X是满福里区域的住户，那就可能她是特地到满福里来故意打电话的“外来户”。全上海的这样的电话有上千部，她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满福里的传呼电话呢，而且连续两次？在这看似随意中有着必然的因素。

这很有可能就是，X对满福里弄堂口的这个电话亭是有比较深刻印象的，而且，她在这个电话亭打电话很方便。因此警方分析得出结论：X很有可能是每天乘坐21路电车的上班族，每天上下班两次经过满福里，弄堂口既有车站要停车上下客，又有一个电话亭，那对于车上的乘客来说，肯定是会留下印象的。一般乘客对这种印象熟视无睹，估计X也是这样，可是现在她想打特殊电话了，于是脑子里就浮现出满福里弄堂口的电话亭。

大伙儿这么一分析，心里就有了底。曾振环就就想起一个笨办法：“从明天起，上午六点半到九点，下午三点半到六点半，全体出动，分头去21路电车的每个车站守候！21路电车的线路连同两头的终点站一共有二十一个车站。所有站点都派人守护。

这事有个叫韩芒的警察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有人发现了X，应该怎么处理？”

后来的事实证明，韩芒的这个问题提的很好。“1·15”案件破获后，专案组开会总结经验时，曾振环为此还作了检讨，说自己虑事欠周，竟然忘记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没作布置。所以得当曾振环听韩芒这么一问，随即下令：“一旦发现目标，暂不惊动，悄然跟踪，把她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都查摸清楚。”

任务布置之后，各个警察化装后分别到21路电车的各个车站上去守候，看X是否现身。尽管她不一定每天都是“白无常”打扮，可是汪老爷子所说的几点特征是改变不了的，比如肤色白、体态瘦，比如戴眼镜，比如锥子脸，比如身高。因此只要一露脸就会被发现的。为防止警察在一个车站待的时间长了被人觉出异样，曾振环规定各人在每个车站只待一个岗，下一班就调到另一个车站去。全组人马一连守了三天，包括除夕也是坚持守到末车下班，却一点儿效果也没见到。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所有警察依旧去蹲守，让所有警察不曾料到的是，在大年初一竟然真的发现了X，当时专案组警察程博安负责去21路电车终点站守候。他新手上路，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公安侦查工作训练，更不会化装，就穿着便衣肩上挎了个书包在那里站着佯装候车。车还没到，X却出现了。这天是大年初一，她改变了装束，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织锦缎丝棉袄和黑色毛呢裤，脖子上围着一条墨绿色羊毛围巾，短波浪也吹直了。如果不是那无法改变的细白肤色和那副银丝框架的眼镜，以及她随身带着的那个白色PRADA坤包，没准儿程博安也认不出她来。

程博安认定这个女人就是X后，二话不说立刻跟着上了电车。大年初一乘客少，程博安特地挑选了右侧靠窗的一个座位，以便暗示其他车站上的战友目标已经出现，好上车配合他跟踪一—这是专案组会议上预先定下的方案。

下一站守候着的侦查员韩芒一看小程在车上，立刻上车。然后，下面两站又有两个侦查员陆续上车来。到第四站，程博安下车了，换上了侦查员孙玮钧。就这样，这趟车上始终有三个侦查员待着，一直到北京东路站X下车。X根本没有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最后走进了“上海市公私合营正大棉纺厂”。

曾振环当即决定与该厂保卫科取得联系，如果X是该单位的工作人员，即通过市纺织局调出该女子的档案。又派人把汪老爷子请来与警察一起进入该厂近距离观察。中午，汪老爷子在该厂食堂打饭，专案组特地将其位置安排在食堂进门左侧的一个角落里，要求他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对每一个进食堂吃饭的女性员工进行辨认。老爷子眼力很好，一便认出了X。下午，应专案组之约， “正大棉纺厂”保卫股股长裘云阳带着 X想的档案袋来到了专案组驻地，介绍了X的一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