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获特赦后，到香港看望前妻遭国民党报纸攻击，他转身就回北京

摘要：1981年1月7日凌晨五点，尖沙咀弥敦道的街灯还亮着。沈醉把刚送到门口的《新晚报》摊在床头，一行套红大字刺得他眯起了眼——“前军统大员沈醉抵港”。那一刻，香港的潮湿空气里全是旧时代残余的硝烟味，他明白这趟“低调探亲”已经注定不会低调。

1981年1月7日凌晨五点，尖沙咀弥敦道的街灯还亮着。沈醉把刚送到门口的《新晚报》摊在床头，一行套红大字刺得他眯起了眼——“前军统大员沈醉抵港”。那一刻，香港的潮湿空气里全是旧时代残余的硝烟味，他明白这趟“低调探亲”已经注定不会低调。

十二天前，他与小女儿沈美娟从北京出发时，双方都约定“只见妈妈，不见报人”。可罗湖口岸早就聚满长枪短炮，老同事、老记者、甚至老对手，都在等这个名字重返公众视线。入境章刚落下，电报就飞进各家编辑部，标题满城皆是“军统余孽”“虎口余生”。沈醉苦笑，明白香港舆论场对“脱险”“反水”“回头”这种字眼天然敏感。

表面的目的只是探望前妻粟燕萍，实情却更像一次迟到的告别。三十年前，他在功德林的日记里隔三句就写一个“雪”字——那是他给粟燕萍取的小名。如今两鬓已白，他只想确认对方安好，然后把往日情愫安放进记忆深处。然而计划刚起步便被港媒搅得天翻地覆。

信息泄露后，亲台湾报纸抓住机会猛攻。“戳穿沈某可耻目的”“共匪走狗伪装团聚”之类的大号黑体连着登，甚至有人匿名在社论里写：“望其回头是岸”。港英当局看热闹不嫌事大，签注给了一年，暗示只要留下半年便可申请居留；朋友们出面张罗好几处豪华公寓，期待他留下来“多写点真相”。

第十六天晚上，尖沙咀宾馆的狭小套间里出现了一场“三十年重逢”。粟燕萍携丈夫唐如山推门而入，沈醉起身，一手握一个人的手臂，先声低低一句：“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粟燕萍显然没料到是这样的开场，迟疑片刻才回答：“既然都过去了，就当兄妹吧。”短短两句话，把昔日夫妻、现时亲友的定位都交代清楚，旁观的老记者一时间无话可说。

次日清晨，《香港时报》用整版反击：“一群爱国读者奉劝沈某回头”。有人把报纸塞到沈醉手里，希望他“回敬一稿”。他翻完报纸，轻轻放下，对女儿说：“写什么？最好的回应是行动。”当晚，他收拾行李，只留下一张便条：“岸在北京”。

二十七天，远不及港府许诺的“一百八十天”，却足够让沈醉再次做出抉择。许多人不理解：既然有机会安享天年，为何偏要回北方的冬天？沈醉没有再解释，他记得母亲罗裙当年训过的一句话：“可以不穿军装，但要像个人。”那句家训比任何威逼利诱更管用。

返程途中，他在罗湖留下了一份声明，寥寥十几字：“感谢香港友情，另行稿费不取。”随后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深圳关员翻看通行证时诧异地提醒：“签注期还有十一个月。”沈醉点点头，答得干脆：“北方还有事等我。”

回到北京后，他照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小屋里整理《军统内幕口述》，把自己与戴笠、与毛人凤、与渣滓洞那些黑暗往事一桩桩写成材料。他清楚，这是组织给他的唯一任务，也是他“从鬼变成人”的最终考卷。

细数沈醉的人生轨迹，起点是南社才女之子、少年激进学生；转折是戴笠旧部、血债累累的“军统三剑客”；谷底是歌乐山、功德林、秦城农场十一年；拐点是1960年那纸特赦令；而真正的终点，在1981年1月那张回程车票。火车驶出罗湖，他对身旁的沈美娟低声说：“有人说我是叛徒，有人说我是走狗，其实我只是找路的人。”女儿没有作声，只是把那张车票压进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