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启动了对AUKUS的审查，目的是评估其是否符合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战略。这项审查由国防部政策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主导，预计于2025年秋季完成。在此背景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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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启动了对AUKUS的审查，目的是评估其是否符合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战略。这项审查由国防部政策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主导，预计于2025年秋季完成。在此背景下，2025年9月2日，美英澳三国前国防系统高官联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强调，美国不应放弃AUKUS，相反应重振这一制度。
作者认为，AUKUS的战略意义远超单一项目，它通过制度化三国数十年来的防务协作，强化互操作性，并推动共同技术创新。随着数字化设计、3D 打印、高超音速武器和自主系统等技术的成熟，AUKUS不仅有助于加速新技术的应用，还能通过建立全球盟友后勤与维护网络，提高三国在印太地区的快速响应能力和战略灵活性。文章特别指出，澳大利亚正在建设的斯特灵海军基地（HMAS Stirling）将显著增强三国在南海、东海等潜在冲突地区的威慑力。与此同时，三国在先进技术上的联合开发，尤其是水下作战、高超音速导弹、无人系统等领域，将在未来重塑军事平衡，并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直接战略压力。
文章呼吁AUKUS必须进一步制度化与精细化管理。特朗普政府与澳英应共同推动改革，简化国防工业合作流程，减少技术转移壁垒，尤其要支持中小型国防企业创新。文章总结认为，放弃AUKUS将等同于削弱西方在印太及更广范围的战略地位，而振兴AUKUS则将是美国及其盟友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关键。
图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简介：
加里·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罗伯特与玛丽安·奥斯特杰出军事研究员。2007年至2011年间，他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并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Joint Chiefs of Staff）。
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胡佛研究所的杰出访问学者。她曾于2018年至2022年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并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国防部长。
尼古拉斯·卡特（Nicholas Carter），胡佛研究所的杰出访问学者。他于2018年至2021年担任英国国防参谋长。
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胡佛研究所戴维斯家族杰出研究员，他曾在2017年至2018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
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利用整个夏季对AUKUS进行审查。AUKUS是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于2021年建立的安全伙伴关系。本次审查旨在判定该协议是否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施政重点相一致，这一决定在三国的相关利益方中引发了不安。毕竟，特朗普政府在重塑华盛顿的主要伙伴关系方面一向毫不避讳。
对一个新上任的政府而言，在执政初期审视重大项目与倡议并不罕见，正如特朗普政府如今对AUKUS所做的那样。我们有理由期待五角大楼的结论会是：这项同盟非常值得投入，且完全契合“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议程。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正牵头对AUKUS合作项目进行审查评估。图源：Getty Imagies
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AUKUS服务于三国各自紧迫的国家安全需要，并推进共同优先事项。它让三国之间形成一个几乎无摩擦的防务环境，并刺激三国那套虽显陈旧但彼此兼容的国防工业基础实施改革。它还能作为样板与激励，去加强与其他盟友和特殊伙伴的关系。一个充满活力的AUKUS，将在印太乃至更广区域形成威慑——它在北极与北大西洋更北海域的意义不亚于在西太平洋的意义。此外，它帮助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的军队采纳那些赢得未来所必需的先进技术。
人们常常从AUKUS的“支柱”（pillars）和“项目”（programs）来理解它，但如果只关注这些组成部分，视角就过于表面和狭隘。它的重要性，如同所有伟大同盟一样，在于它将数十年来相互交织的举措与持久利益的制度化。
在如今这个流行质疑伙伴关系的意义、价值与义务、并对美国可靠性充满疑虑的时代，AUKUS能够证明华盛顿依然值得信赖，并且能够证明民主制度的政府——尤其在携手合作时——能够孕育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它还能展示，民主国家也能够建立起坚固的同盟。因此，华盛顿不应仅仅是重申对AUKUS的承诺，而应当为未来几十年振兴这一协定。
携手并进
在防务事务上，AUKUS能帮助三国迅速采用新技术。它可协助三方制定一致的科研计划，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并在投资上做到协调而非重复，从而能将改变博弈规则的创新快速应用到诸多领域——例如水下作战、高超音速武器、网络能力与无人系统。这些进展对现代战争至关重要，且均已被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领导人反复强调。AUKUS还可以充当一种倒逼机制与召集机制，从而加快新技术的交付流程。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016年签署了一项潜艇协议。图源：Getty Imagies
国防制造就是一个例子。过去30年里，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都出现了萎缩。原因见仁见智，但事实是三国的工业基础都必须振兴。这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合力推进；但若各自为战，代价更高且更碎片化。相反，若合力推进，则可以打造一体化的劳动力与供应链，并在更多地点为三国部队提供共通保障，从而在战时提升互操作性。随着数字化设计与复杂零部件的3D打印使军队能更快速地修复平台与系统，合力所带来的收益将愈发重要。AUKUS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全球盟友的后勤与维护网络，让工程师、技术人员与技工跨时区协作，从而帮助其成员抓住这些进步。
这种共享体系将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它们一直认为，美国盟国与潜在冲突地区和战略利益区域的距离是一个不利因素，而这本是有利于中俄的。然而，在这一经AUKUS升级后的新模式下，冗长的供应线“枷锁”将被彻底打破。各类防务平台将不再受制于各国各自的特定保障设施和体系，从而大幅提高三国的作战灵活性与快速响应能力。
以核潜艇为例。澳大利亚对其海军工业基础的投资，将首次使AUKUS伙伴在印度洋拥有一个现代化、规模可观的核潜艇基地与维护修理设施。该基地名为“斯特灵海军基地”（HMAS Stirling），将赋予三国进入印度洋关键航道的能力。对三国的核潜艇而言，它将是距离印太关键咽喉最近的设施，在东海或南海发生危机之际尤为重要。
例如，斯特灵基地距离马六甲海峡约2750英里；该海峡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最短的航运通道，承载着非洲、欧洲与中东同亚太之间的大量全球贸易与能源流动。
图源：澳大利亚皇家海军（Royal Australian Navy, RAN）官方网站
目前，距离这一天险最近的同类基地与具备核潜艇维护修理能力的综合设施在夏威夷，距马六甲海峡有7800英里。待斯特灵基地完全建成后，它将具备广泛的修理能力，从而让澳、英、美的潜艇将更多时间用于执行任务，而非往返于维护与补给之途。
即便不考虑缩短航程，仅仅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各设一处完善的核潜艇修理设施，也要优于仅有一处。毫无疑问，建设斯特灵基地成本高昂，但将其打造为完全具备作战与修理能力的设施，必须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首要任务。即使称其为“改变游戏规则”，都不足以概括其战略意义。
过去与未来
AUKUS有两个支柱。支柱一是三方合力为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能力，并提升英国与美国的相关能力。支柱二是合作研发新兴技术。
这两项目标看似分立，但在今后岁月里将日益相互交织。具备高度隐蔽性的核潜艇拥有极端的续航能力——它们可长时间潜航，且速度远快于常规潜艇——因此对威慑至关重要。随着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兴技术的成熟与列装，它们会变得更加多能且更具价值。由于核潜艇能够快速、隐秘地重新部署，且可长时待机而不被发现，搭载高超音速导弹的潜艇将成为实施迅即打击的首选平台。核潜艇还将成为先进无人水下系统以及（潜在的）空中系统的“静默母舰”。当核潜艇与支柱二所催生的那些能力相结合，它们将发生变革性的叠加效应，从而扰乱并侵蚀对手的信心。
然而，相比于面向澳大利亚核潜艇的AUKUS规划，伙伴关系在支柱二新兴技术方面的推进则欠缺一致性。坦率地说，这项工作在运作层面上有些迷航；我们希望这次国防部审查能推动改变。AUKUS的确已经催化了一些久拖不决的改革，触及那些限制新兴军用与军民两用技术对外转移的出口管制规定，也在部分技术研发上促进了协作。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帮助那些缺乏庞大合规团队、却希望拓展客户基础的中小型国防企业方面。
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明尼苏达”号。图源：路透社
一个被振兴的AUKUS理应志存高远：三方应就支柱二的技术优先序达成一致——例如优先发展能够增强水下作战与自主系统的技术——并迅速清除美国技术对外转移与共享的剩余障碍。其中一个发力点，应当是对“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MTCR）中过时的参数与限制进行更新；该制度原为遏制导弹技术扩散而设立，远早于当今无人机广泛应用的时代。
政府与产业界领导人必须走到一起，实现协同发力——而不是各说各话，或把关键战略决策搁置一旁。华盛顿需要一种工具去打破国防工业体系中的官僚惰性；换言之，即便世上没有AUKUS，美国也必须另起炉灶创建一个类似的安排。
支持AUKUS的最有力论据在于：中国与俄罗斯反对它。当你的对手不喜欢你在做的事情时，通常意味着你应该坚持做下去。中国与俄罗斯之所以反感AUKUS，是有道理的。三国拥有数量更多、性能更强的核潜艇，并且从距离更近的基地出动，将使它们的核战略更加复杂化。即便这些攻击核潜艇不携带核弹头，它们在太平洋的增多也会威胁中国的海基核威慑力量，同时威胁中国的舰船与军事设施——包括近年来在南海建设的设施。
在大西洋、北极以及俄罗斯远东方向，俄罗斯的算计亦然。尽管莫斯科已与在大西洋与太平洋行动的美英潜艇周旋了数十年，但把澳大利亚核潜艇也纳入其中，将使AUKUS的潜艇数量更大、可调配性更强。澳大利亚核潜艇在太平洋的加入，将使美英潜艇能够依情势所需转赴其他海域执行巡逻。至于支柱二中的先进技术，莫斯科与北京本就各自取得了显著进展，它们不希望看到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把各自的创新引擎对准共同的军事目标，而AUKUS恰恰应该这样做。
流程决定成效
特朗普政府若能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协同推进，便可对AUKUS加以精炼，使其契合当下之需，并有力兑现这一同盟的潜能。事实上，AUKUS还可成为该政府推动政府流程精简的一个载体。这样做既能强化“美国优先”的议程，也能同时增进三方的共同利益。
例如，AUKUS可以成为简化流程、清除繁琐官僚障碍、精简围绕技术与国防制造规制的动力源。美国的投资者、企业，以及同样重要的，它们的劳动力与供应商，都需要这样的变革，以更好地支援军队。三国的国家安全领导人必须承诺更多的多年期采购合同，并为前沿国防技术给予更多授权与拨款。他们必须愿意押注——没错，就是押注——更快地引入新兴技术。否则，新的创新将难以扎根成长。如果订单无法获得保障，或只限于单一财年的小额订单，官员就不能指望中小企业及其投资人会参与其中。
三国防务部门、政府与立法机构中的一些官员，已就AUKUS与美国潜艇部队结构提出了合理关切。一种观点认为，核潜艇比常规替代方案更昂贵——这的确属实。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美国国内工业基础尚不能满足美国自身需求之时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会使美国可用潜艇数量减少。然而，这些成本与风险值得承担。三国实质上将操作共同型号的潜艇，这将为产业提供更长的前景与更稳的预期，从而带来必要的产能可预期性与产量提升。这将为潜艇项目、潜艇劳动力以及无数供应商带来稳定。随着时间推移，它还将形成一支更可互换、可调配的盟军潜艇力量，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因此也会增强威慑。
图源：路透社
最后，AUKUS伙伴必须建立一种更为果断的领导与协调机制。将统筹权主要赋予国防部和国防部委，这是传统的选择。但鉴于AUKUS的广度——尤其是涉及军民两用的新兴技术——其领导层应由国防、外交和商务等部门/部委组成的“联合领导机构”来承担。三国各自代表的负责人，应被赋予“大使”级别的身份，或拥有与这一任务的规模与复杂性相称的头衔与组织地位。这些领导者必须拥有有效协调的权力，并在必要时能够推动落实。同时，AUKUS应设立一个三方秘书处，由来自相关机构和产业、具备足够经验与能力的人员组成，以抵消部门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封闭性的倾向。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同寻常、且会引发潜在部门摩擦的方案。但旧有做事方式已无法在速度与效果上匹配中国与俄罗斯的雄心、投入与进展。放弃AUKUS，无异于替华盛顿的对手做了他们想做的事。现在是改变办事秩序的时候了。正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言：共同前进。
编译｜张乐词 IPP特约编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周浩锴
审阅｜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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