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一次传播媒介更新，都会做一次信息转录，大部分时候，最重要的文本会获得或忠实或总有点那么不一样的传抄。其他的则命运难料，比如，电视爱好者录下他心爱的节目，积攒了一屋子录像带，但几十年后，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少数，其他没有被数字化的素材很可能永远消失。先秦两汉的一
每一次传播媒介更新，都会做一次信息转录，大部分时候，最重要的文本会获得或忠实或总有点那么不一样的传抄。其他的则命运难料，比如，电视爱好者录下他心爱的节目，积攒了一屋子录像带，但几十年后，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少数，其他没有被数字化的素材很可能永远消失。先秦两汉的一些文献未能得到转录，却意外地在现代出土了。今人要理解这些文献，就有许多要深研的问题，从文献上所书文字的字体字形到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近日，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年之际，《文汇学人》采访了中心主任刘钊教授，请他谈谈数字人文时代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刘钊说，“旧材料的重新整理和新材料的初次整理，是我们的两大工作领域”，并且，因为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可以说“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古文字研究有很强的科学实证特征
文汇报：您近年参与了裘锡圭先生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并主持《马王堆汉墓简帛字词全编》。在大家一般的认知里，古文字学是“认字的”，但它会涉及“文本文字校勘、文本形态复原、文本源流追溯”的工作，需要调动各种知识。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流程？
刘钊：古文字研究，以前主要指从甲骨文到小篆这一段，后来把汉代早期的材料如马王堆帛书，甚至下延到西北汉简也算进来了，因为发现汉代的材料里很多文字也有早期的一些构形或构形因素，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这些古文字材料基本上都是从地下发掘出土的，因此古文字首先是一个和考古学相关的学问。文字资料的埋藏方式、墓葬时代、伴出物、器物组合、器物形制、工艺等，可以解决时代、墓主人身份等问题。这是古文字研究的先决条件。
接下来我们研究上面的字，先是从形入手，认出字相当于后世的什么字，推测它应该读成什么音，再研究它记载的是语言中哪个词，这便是完成了一个语文学的研究过程。语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
此后是与文献学相关的，如文本来源、文本演变、文本性质等等。再从文字和文本出发，来看所记载的内容，能揭示什么历史或文化现象，或是作为一宗史料和语料，提供了什么新知新见，能够揭示什么未知的问题，这又涉及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
对古文字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语文学的研究。
文汇报：哪一段文字最难认？
刘钊：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这一段考字是比较难的。古文字研究有很强的科学实证特征，是先熟悉了相近时代的语言面貌和现象，再进到出土文献里，用已知的去求解未知的一个过程。然而跟甲骨文同时代的文献太少了，传世文献中记载商代的也少得可怜，没法形成固定的、已知的知识体系，所以越早的字越难考。甲骨文现在单字接近4000，认出1200多字，还不到一半。而且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记录语言的文字也会随之发生各种变化。譬如哪个词死掉了，那么记录这个词的字，就很难认识。所谓考释古文字，说到底考的是词，字只是词的记录形式，最终要解决的还是词义问题。
战国文字难认，是因为战国文字区域异写和用字习惯差别太大，纷繁复杂，没有统一标准。等到秦汉之后，尤其像汉代，大部分字都很容易认识，因为有些都变成隶书了，跟现在的文字非常接近。
甲骨是占卜用的，并不是当时主流的书写材料。其实那时候带有思想性的著作，还有文学作品，都写在竹木简上，只是因为时间久烂掉了，我们现在看不到了。甲骨材质硬，能保留下来，但它记载的内容其实是一种特殊文体。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纸，但广泛使用偏晚，可以说一直到魏晋，竹木简都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甲骨文中就有文字比较多、刻有很多竖格的例子，这是仿竹木简的形式，马王堆帛书出土最初是一种很明亮的黄色的绢，上面打上红的竖线，我们叫红丝栏，然后用墨再写上黑字，这个形式也模仿竹木简。
说回文字。所以研究马王堆简帛，考字就变成一个很不主要的工作。我们的主要工作，一是复原它的文本，包括对文本定名、性质的认定等，还要作出准确的释文，然后对疑难字词、概念加以注释。还要研究文本的流传过程，如其中有《老子》，这个文本跟后来流行的《老子》文本是什么关系，不同的字词反映了哪些思想观念的演化过程。
古文字研究是一个边缘学科，综合了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是对研究者的综合学术背景有较高要求的学科。对于不同时段的古文字材料，主要工作目标和方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新技术会改变研究范式
文汇报：英国学者L.D.雷诺兹与N.G.威尔逊在《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里说：“从卷轴装到册叶装的变化，牵涉古代文学作品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逐渐的、但却是全面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有所减损。”你们处理的这些载体形式之间是否会看到类似的过程？
刘钊：古代最早的知识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语音记忆容易出错，生发歧义，所以古代文本纷繁复杂。从主要文字载体竹木简，间杂其他材质，如金属、玉石、陶土、缣帛等，发展到后来最广泛使用的纸张，文本性质的不同，所依附的材质的不同，刻写方式的不同等，都能造成文本的各种变异。
文本发生变化的最大动因，还是因为语言的变异和时代的推移。人们习惯于用后世的用字用词习惯来改动之前的文本，以适应当时的阅读习惯；而因时代的推移，用后世的思想观念掺杂或修正之前的文本，更是经常发生，这就造成文本发展的复杂性和复原的难度。如《史记》引《尚书》等早期典籍，会把很多词置换成更通俗的词，还如邬可晶先生指出的《老子》文本中，从郭店简的“罪莫重乎甚欲，咎莫佥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到马王堆帛书本和北大汉简本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再到多数今传本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可以看出流传过程中句序和用词在不断被改动，有的改动甚至关系到对老子思想的正确认识。如郭店简本的“绝为弃虑，民复季子”，至马王堆帛书以下各本均作“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把老子对破坏他理想状态的行为的批判改成了对儒墨提倡的“仁义”的反动，严重背离原文，歪曲了老子的本意。
文汇报：研究者做甲骨、简帛的拼缀需要极高的记忆水平和敏感度，今天对这些实物做全息扫描、建立数据库、加上AI辅助，是不是能大大缩短缀合的时间？除了拼缀之外，“AI+古文字”还有哪些适用场景？
刘钊：机器拼缀是大有可为的，不过这是基于数字技术这些年来整体上的加速进步。目前甲骨文缀合方面，机器已经发挥了极大作用，简牍方面的缀合还需加强AI的介入。其他比如红外技术。新出的带简图的书，通常都会附上一套红外照片。因为简上的字一擦就掉了，但墨迹会渗入竹木简里边。红外线照片拍的就是内部的墨迹，对认字很有帮助。另外现在还有3D打印技术。剑桥大学图书馆就作了甲骨的3D打印，效果惊艳，几百层树脂一层层堆垒，看上去形状、颜色跟真的一样，这就很便于观摩、研究、教学。
当然还有很多是需要人去做的，像刚刚说的真正精准的拍摄，还有在AI介入之前涉及的数据标注等基础工作。有很多判断也还是人在做，比如对重复著录的甲骨的校重，对字的图形编码处理，另外，真正成功的甲骨拼缀，还是需要对牛的肩胛骨、龟甲各个部位有实感上的熟悉。
“AI+古文字”还有很多应用场景。如机器自动识别，让机器来做古文字的摹写；还可以打造古文字知识图谱。我相信让机器自我学习，它是可以成为“机器古文字学家”的。它做前期资料处理，我们负责更深度的思考。新技术会改变研究范式，尤其古文字学科对新技术的变化是比较敏感的。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在未来几十年内都将成为学术界热点
文汇报：近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无论在学界和社会都成为一个热点，去年中心推出了第一部研究生综合教材，已经三印。是否可以说，“冷门绝学”并不那么冷了，研究的材料、方法和训练体制，如今都已大有改善？
刘钊：跟其他古老学科相比，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还是相对“冷”、相对“绝”的。所谓“冷”是指从事专业研究的人相对较少，所谓“绝”就是这个学科很特殊，它是难以自学的，一定要有一个学术环境和氛围，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学好。脱离了环境和氛围，就难以为继。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旧材料虽然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研究，但学界还是能不断从中读出新解和新意，而新技术的提升又会不断改变研究范式，提供更完美的资料。每隔一段时间，旧材料都可用最新技术加以重新整理并出版。以前出甲骨，就是黑老虎拓片，后来出现黑白照、彩色照，再后来有六面照、十面照，把所有著录信息都收在里面。再比如青铜器，之前看铭文很模糊，因为器皿内部是不平的，把宣纸铺在里面，有折角的地方字是拓不好的。现在有了X光照相，拍字太清楚了，会发现以前有些字认错了，需要重新考释。
旧材料的重新整理和新材料的初次整理，是我们的两大工作领域。新材料如湖北、湖南、安徽、甘肃这些文物大省，不断在出。有材料就有研究，所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会持续增加热度，同时它对很多领域都有带动：强基计划需要老师，各级各类项目的比重逐年增加，出版社围绕这个方向确立选题或招聘有相关专业素养的编辑等等。总之国家重视，地下不断出土，新科技介入，这三股合力促成了我们的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在未来几十年内都将成为学术界热点。
文汇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对各学科都有倚靠，那么反过来，新出材料对先秦秦汉相关学科又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刘钊：新材料强到什么程度？当年李学勤先生说，新出土的材料迫使很多学科要进行重新改写，要重写经学史，重写文学史等。新出土材料中大量新鲜的史料和语料为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带来一定的冲击，不得不在一些方面作出新的解释和调整。
古文字研究所涉及的时段，即从甲骨文到汉代，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童年期，是最有活力，生命力最蓬勃旺盛的年华。新出材料除了颠覆了一些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外，重要的还能颠覆我们的既定思维。
技术加持下的新材料，是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大问题”的。比如，跟考古学相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老大难的纪年问题，如武王伐纣之年等，二十年来测年技术已有极大的提升，有望出现新观点和新结论。再如青铜器，今天可以做非常细腻的金相分析，对失蜡法等已湮灭的工艺提出新的推想。另外，我们研究的出土文献很多是数术、方技类的，中国古代许多实用技术有太多都湮灭了，如果能复原这些知识，在可能的实用价值之外，也能拓展今人对世界的认知。
- 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
21世纪初开始，裘锡圭先生多次谈到古典学重建的问题，如今复旦大学“中国古典学”学科已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今后将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古典学是跟西方古典学相对应的概念。西方古典学最早主要是关于希腊和罗马经典文本的语文学研究，后来内容不断丰富。德国的新古典学将考古和历史乃至哲学都加入其中，也即根据早期经典文本为材料的相关人文诸学科研究都算在内，变成了一种丰富立体的古典学。我们现在的中国古典学也应如此，从专门研究早期的经典，发展到以早期经典为材料进行的语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代哲学等研究。但无论如何，中国古典学必须以早期经典为根本，不能漫无边际，那就脱离了“古典”两字。我们今天要致力于文明交流互鉴，就要把我们的古典学问所包含的内容与西方古典学进行对标，否则很难对话。中国的古文字和出土文献就是古代的经典，正是中国古典学主要内容的一部分。
中国古典学的重建是历史上一个持续的过程。第一次是汉晋时期对古文经学的整理，“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壁中书”和西晋年间汲冢竹书的面世，让古文字书写的经典重见天日，这是一次出土文献的大发现。第二次是宋代求变和疑古思潮的兴起。19世纪末开始，又经历了一个出土文献大发现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事业发展迅猛，迎来了古典学重建的良好机遇，这是第三次重建。当前我觉得可以算作是中国古典学的第四次重建，主要契机就是新技术的带动。如今是AI技术介入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新起点，有些问题和今后的发展前景可能一时还看不清，相信几十年之后会有一个清晰的面目呈现。中国古典学的根本，是立足于对中国早期经典的整理、复原、解读和阐发，这项工作几乎是永无止境的。随着新技术的介入，相信中国古典学一定会插上翅膀，迎来一次全面的飞升和重建。
来源：文汇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