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康熙朝，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清朝国力不断强盛，整个政权统治开始步入稳定和繁荣阶段。与此同时，清朝政权同周围的邻国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凭借富庶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清王朝使周边的小国都把自己置于属国的地位，并定期派使臣到北京朝见纳贡，接受册封

清朝统一全国以后，继续维持着一个强大帝国的形象和地位。

进入康熙朝，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清朝国力不断强盛，整个政权统治开始步入稳定和繁荣阶段。与此同时，清朝政权同周围的邻国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凭借富庶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清王朝使周边的小国都把自己置于属国的地位，并定期派使臣到北京朝见纳贡，接受册封。

据道光时曾任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的龚自珍记载，截止嘉庆时期，定期向清朝纳贡朝见的近邻有朝鲜、越南、缅甸、苏禄（即今菲律宾苏禄）、南掌（老挝）、暹罗等国。这些国家都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和东南部，虽然有各自的语言，但大多使用或通晓汉字，同处于一个汉字文化圈之中。在这些国家与清朝的文化交往活动中，书法与诗文、绘画一样作为主要内容而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以日本、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对书法兴趣最为浓厚。

朝鲜和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逐渐通过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因此，这两个国家也都有着长期的书法传统并紧紧追随着中国书风的演变。隋唐以来，历代凡是能够独创风格、开启流派的著名中国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朝鲜、日本的书坛有所影响。

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初期，实行儒教治国政策，鼓励学习汉文化。其时正值中国的明、清鼎革之际，剧烈的社会动乱使得一些中国文人避乱东渡，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来自福建黄檗山的禅僧隐元、木庵师徒及其他黄檗系僧人。

隐元与木庵等于顺治十一年（1654）渡海来到日本，并在日本创建了新的黄檗山万福寺，隐元任开山住持。黄檗系禅僧以擅长诗词和书法著称，其中隐元（1592-1673）、木庵（1611-？）、独立（1596-1672）等人书名最显。

隐元禅师像

隐元俗名林隆琦，福建福清人，二十八岁剃度于福清县西的黄檗山，四十六岁晋为住持，书法承袭其师费隐。木庵俗名吴性瑫，福建泉州人，出家前即十分仰慕晚明书家张瑞图的书法，并且一直与张瑞图之子张潜夫保持着密切交往。隐元、木庵师徒东渡日本时，带去了大量张瑞图的书画作品，为张氏书风后来在日本的盛行提供了基础条件。独立俗名戴笠（跟那个大特务头子同名同姓），字曼公，杭州人，到日本后更名性易，字独立。他在中国时即以“博学能诗，兼工篆隶”知名。黄檗山系禅僧的到来，对日本的书法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带来的晚明书法风格受到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欢迎，不仅使明代书风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书家的主要学习对象，更对以往日本书家很少涉猎的隶书在日本书坛的兴起具有推动之功。

明末清初，中国书法界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隶书的复兴和流行。此后不久，在日本书家中也渐渐兴起书写隶书的爱好。当时日本书家学写隶书所临习的主要是唐玄宗的《石台孝经》、文徵明等人的《四体干字文》等范本，汉碑则仅能见到《夏承碑》《郭有道碑》及新出土的《曹全碑》等少数几种，这种取法途径与清初擅写隶书的中国书家大致相同。

到乾隆时期，中国书法界在金石考据学风的推动下出现了一大批精研碑版、擅写篆隶的书家，这种现象也在日本书坛有所反映。除汉隶碑拓外，像钱泳临古并摹刻的《问经堂帖》《攀雲阁帖》这样的刻帖纷纷传入日本，成为当地书家学习隶书的依据。不仅如此，日本书家还将宋代娄机的《汉隶字原》、洪适的《隶释》《隶续》及清代顾蔼吉的《隶辨》等著作在日本刊印发行，特别是其中《隶辨》一书被删削缩编，从一部“为解经作”的研究参考著作变成了帮助认识隶书字形的工具书籍。江户时期日本书坛上隶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与中国从清初到乾嘉时期的情形基本相似，只是在时间上稍显滞后。这种情况表明，作为书法母国，中国书坛的动向变化对周围国家的书法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周边国家对中国书家的推崇和仰慕方面。在中国与朝鲜、日本等国家的文化交往中，书法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清朝派出的使臣往往携带着皇帝御书或著名书家的作品当作礼物，而各国派往清朝的纳贡使节来到中国后，也经常四处求购名家翰墨，带回国去宣传、馈赠。康熙十七年（1678），清朝派大臣出使朝鲜，以顺治帝手书“正大光明”及康熙帝手书“清慎勤”颁示，而使臣索要的回礼“惟诗文与书法而已”。

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朝又遣使赴琉球册封，正使汪楫应其国王之请，以擘窠大字为其题写宫殿匾额，亦深得赞赏。乾隆间梁同书、王文治等人以善书而享誉南北，名声远播海外。日本、琉球、朝鲜等国的贡使、商人及留学生争相以重金求购，且日本王子、琉球国王都派人来求，可见其影响之大。就连当时以狂怪著称的郑燮，也引起外国人的注意，朝鲜丞相李艮曾专门派人持其名刺来求字。据郑燮记述，其名刺“高尺二寸，阔五寸，厚半寸，如金版玉片，可击扑人”，堪称郑重其事。梁同书不仅有许多作品流传到海外，而且还将自己的书论寄往国外。

曾有从日本回来的人将日本书家市河米庵（1779-1857）书写的一部《试毫帖》拿给梁同书看，梁氏在上面题写了跋语，并将自己所著《论书帖》一册寄赠给市河米庵，后者遂将梁氏此书更名为《山舟书论》，与王澍的《论书剩语》、朱履贞的《书学捷要》一起以《清三家书论》为题刊印发行。与梁氏同时的王文治，则更有亲身到过国外的经历。王文治年轻时，曾于乾隆二十年（1755）作为随员参加以全魁、周煌为首的使团到琉球去册封琉球国王。酷好书法的王文治对琉球的书法颇感兴趣，后来他在跋“琉球国书”时写道：

此琉球国国书也，如中国草稿，而其文不可识。余尝有诗云：“蛟龙满纸我不识，但觉体类芝与颠。”观此卷可证余诗非诬矣。

从王文治的跋语及诗句的描写推测，其所谓“琉球国书”，应该就是日本的假名书法。而王文治的这次出国经历，亦成为其日后书名远播海外的重要契机。就当时的条件来讲，能够远游异邦确是不同寻常的经历，这使得他在同外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比他人更容易受到欢迎。

乾嘉时期，中国书坛碑学思潮兴起，不久后也相继波及到朝鲜、日本等国的书法界。嘉庆十四年（1809）冬，二十四岁的朝鲜书家金正喜（字元香，号秋史、阮堂等，1786-1856）跟随父亲一道来北京向清廷朝贡。金正喜在来中国前已对书法下过功夫，在本国颇有书名。到北京后，他在文史和书法方面的知识获得许多清朝学者和文人的称赞，并且得以拜著名学者、书家翁方纲和阮元为师，请教学习。

在中国期间，金正喜接受了乾嘉学派注重考据的治学方法和碑学书法观点，同时搜集了不少金石碑版资料，见解和眼界都得到明显提高，为其以后大半生的学术和书法事业奠定了基础。回朝鲜后，金正喜将在中国学到的治学方法加以发挥运用，致力于对中国和朝鲜古代碑刻的研究考证，著有《阮堂先生集》《金石过眼录》《实事求是说》等著作。书法上，他的主要成就是在隶书书体，主张“正书、草书均源于隶书，学隶必当上学确立波磔之西汉隶书。隶以雄强古拙者为上，汉隶之所长皆在于拙”。毫无疑问，他的这些观点完全是从清朝碑派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

由于在书法领域突出的创作成就和研究水平，金正喜被朝鲜人尊自己民族的“书圣”。回国以后，金正喜继续与中国书法界保持着长期的联系。直到道光十年（1830），阮元的养子阮常生还曾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寄往朝鲜给金正喜。

阮常生《赠金正喜临石鼓文轴》

其时，中国的碑学运动方兴未艾，通过与外国书家之间的交流，也使这股风气的波及范围扩大到海外邻国。据记载，当时到中国来的朝鲜人多有携带其本国古代石刻拓本者，以便在结交清朝士大夫时投其所好，因此，朝鲜碑刻也逐渐受到清朝学者的注意。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与朝鲜学者赵羲卿、赵景宝叔侄为金石交，得赵氏所赠朝鲜碑拓甚多，据此著成《海东金石苑》八卷。另一位著名学者翁方纲亦撰有《海东金石文字记》五卷，其中收录的碑刻资料则多半来自其朝鲜学生金正喜的贡献。

翁方纲《跋新罗》（部分）

进入清代后期，随着清朝国门大开，外国势力相继侵入中国，清朝与外国的来往大量增加，官方和民间的文化、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在书法领域，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书法界的相互来往越来越普遍，日本很快成为中国书法向海外拓展影响的主要对象。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在此前的江户时代中后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长达二百余年，其间外来文化的输入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明治时期（1868—1911）以后，日本开始打开国门，广泛接受外来文化。光绪三年（1877），清朝政府在日本设立了公使馆，随后两国书法家交往渐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应该说是中国著名学者和书法家杨守敬的日本之行。

光绪六年（1880）四月，四十二岁的杨守敬在北京参加会试落第，于是他应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邀请携家赴日。由于行期紧迫，无暇回湖北老家，所以将在北京的全部行李都带到日本，其中包括大批图书和一万多件碑刻拓本！在国内，杨守敬即以历史地理学、目录学和金石学的研究著称于时，更是一位知名书家。

他的到来，立即引起一部分日本书法家的注意，当时日本著名的书法家和汉诗人日下部鸣鹤（1838-1921）、岩谷一六（1835-1905）、松田雪柯（1823-1881）等人立即相约来拜访了杨守敬。由于目下部鸣鹤等人既擅书法，又有较深的汉学修养，并以此颇为自负，所以尽管对杨守敬的名声早有所闻，但内心并不以为然，最初的会面带有很大试探摸底的性质。然而通过笔谈交流，杨守敬广博的知识和新颖的观点立即使这三位日本书家大为叹服，尤其是杨氏带来的汉魏六朝碑拓资料，更让日本人眼界大开。其时碑学理论已在中国书坛风靡天下，深入人心，对古代碑版石刻的收集、鉴藏也成为普遍现象。而对日本书法界来说，除了本国的书法传统外，对中国书法的了解还是以明代以前为主，清代的碑学理论及汉魏六朝碑刻书法都是十分陌生的事物。

因此，杨守敬的治学方法和见解将日本书家引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他依靠个人力量收藏的一万多件碑拓，在日本人看来，不仅顿生望洋之感，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之事。由此，日本书家对杨守敬尊敬有加，不断来拜访，请教讨论书法问题，同时借观或购买碑帖拓片资料。这种交往一直保持到杨守敬离开日本回国。

杨守敬在日本停留四年，其间他利用各种场合和方式，与日本的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中与书法家来往最密切。他通过宣传清代的碑学书法理论，介绍中国古代碑刻书法资料，使日本书法界对中国的金石学和碑派书法发生了极大兴趣。杨守敬去日本时，除碑帖拓本外，还携去一批自己在中国刊印的书法和金石著作，其中包括《楷法溯源》《激素飞清阁藏碑》等。到他回国之前，这些书籍及碑帖拓本都已经出售给了日本的书法家和收藏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平碑记》《平帖记》稿本也在日本书家中传抄并在稍后被印刷出版。杨守敬的这些活动及影响，促使日本书法家纷纷接受碑学并到中国学习，最终导致日本的书法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杨守敬也因此而被誉为是“近代日本书道之祖”。

杨守敬在日本赢得巨大声誉和推崇，他于光绪十年（1884）回国后直到民国四年（1915）去世，始终受到日本书法界的关注并保持着密切联系。除书信往来外，日下部鸣鹤的弟子山本竟山（1863-1934）也拜杨守敬为师，常来中国，在杨守敬与日本书家之间传递消息。

杨守敬致山本竟山信札（部分）

山本竟山曾将日下部鸣鹤的照片带来中国，请画家为其画了两张画像，然后再请杨守敬和吴昌硕分别在画像上题赞。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守敬匆忙避居上海，家产尽失，生活窘迫，不得不以出卖所藏碑帖书籍为经济来源。此时，日下部鸣鹤和山本竟山师生二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在日本广泛推荐杨守敬的书法，为杨联系卖字，并负责邮寄、分发及代转润金等具体事项，先后售出作品达七百五十件以上，大大缓解了杨守敬的经济压力。

此外，另有一位来自日本福冈的水野元直到上海，执意要拜杨守敬为师学习书法，杨守敬为其撰写了一本教材，名为《学书迩言》。几个月后，水野元直回国时将此书抄录一本带回日本，随即在日本刊刻印行。

《学书迩言》手迹

在此期间，杨守敬还曾应日本朋友之请，为日下部鸣鹤书丹的两块碑碣题写篆额。1915年杨守敬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其弟子山本竟山立即发起组织了追悼活动，除陈列杨氏生前的著作、墨迹及用品外，还举办了介绍杨氏学术成就和书法艺术的讲演，包括日下部鸣鹤、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人在内的众多日本书法界名流参加了悼念活动。足见其在日本影响之大。

在杨守敬赴日本并传播介绍了碑学书法思想以后，日本书家对清朝书法的兴趣大大增加，纷纷来到中国学习和交流。当杨守敬还在目本的时候，日本书家中林梧竹（1827-1913）便已经渡海来到中国，直接向中国书家潘存请教和学习北碑书法，其后又有北方心泉来拜俞樾为师。到了杨守敬回国时，日本书坛崇尚北碑、追求雄浑格调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与中国书法界的交往日益频繁。

光绪十二年（1886）初，日本青年秋山碧城（名纯，字俭为）来到中国，第二年春天，经在上海经商的同胞岸田吟香的介绍，进入著名书法篆刻家徐三庚门下为弟子，并举行了正式的拜师立契仪式。秋山碧城在徐三庚门下学艺近三年，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在其归国前夕，徐三庚又郑重其事地为他书写了一张文凭证明，其中谈到：“日本俭为秋山纯，自丁亥春从予肄业，于今既三年矣。专习篆、隶、六朝，后潜心篆刻，迄无荒谬废弛等情，已上其堂极其奥……予爱其心志之切，嘉其慧学之熟，立此文凭以与焉。”从这个文凭中可以看出，秋山碧城是深得徐三庚赞赏的得意弟子。

此外，在中国期间，秋山碧城还曾向名画家蒲华学习行草书。秋山碧城携带着大量徐三庚、蒲华的书法作品和古代碑帖拓本回到日本，随即开始大力宣传。他与另一位向日本介绍徐三庚的篆刻家圆山大迂一道发起成立“淡泊会”，向同道展示从中国带回来的法书碑帖资料，供人学习临摹。

徐三庚独特新颖的篆书风格立即使向来不擅长写篆隶的日本书家为之倾倒。著名书家西川春洞（1847-1915）很快弃旧法，转而悉心研习徐三庚的篆书。同时西川春洞还把对徐三庚的推崇之情传染给自己的好友著名篆刻家中村兰台（1856-1915），中村兰台很快也被徐三庚所征服，陷入对徐氏印风的痴迷与模仿。

通过秋山碧城的宣传介绍以及西川春洞和中村兰台的成就与影响，徐三庚的书法篆刻在日本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特别是其印章风格，使得日本篆刻界从刻刀的选用到作品的审美追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貌为之一新，以至于徐三庚在日本的名气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内。

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二十一岁的宫岛詠士（1867-1934）渡海来到保定莲池书院，拜著名书家张裕钊为师，学习诗文和书法。此后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张裕钊去世，宫岛詠士在七年里始终追随侍奉张裕钊，从保定莲池书院到武昌江汉书院，然后到襄阳鹿门书院，最后到西安。

张裕钊死后，宫岛詠士携带了一批张氏作品回到日本，一面创建教授汉语的“善邻书院”，一面继续研习张裕钊的书法风格，同时还广收弟子，按照张氏技法教授北碑和唐楷，将张裕钊书风传播发扬。宫岛詠士自己的书法则在张裕钊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锐利和纵肆之气，形成独特面目，并通过众多弟子的继承传习，最终发展成为日本现代书坛上的一个重要派别。

不仅年轻的日本学生纷纷来中国学习，在日本国内已经取得成就并具有一定地位的书家，因被清朝书法风气和成就所吸引而来中国交流考察者也不乏其人。

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曾深受杨守敬指导并成为日本书坛学习北碑带头人的日下部鸣鹤渡海游历中国。他此行虽然没能再次见到杨守敬，却结识了包括俞樾、吴大澂、杨岘及吴昌硕在内的一大批中国著名学者、文人和书法家。

吴大澂致日下部鸣鹤

回国后，日下部鸣鹤仍然与中国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除杨守敬外，其与吴昌硕交谊亦十分深厚。二人不仅互相赠诗，吴昌硕还应日下部鸣鹤所请，为其刻印多方，1922 年日下部鸣鹤去世，其墓碑篆书也是由吴昌硕亲笔题写的。

西泠印社内吴昌硕与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纪念碑

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本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长尾雨山（1864-1942）来到上海，受聘在商务印书馆主管中等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到民国三年（1914）回国为止，他在中国旅居达十二年。在这段时期内，由于长尾雨山同中国文化界人士的广泛交往以及其他中、日两国文化名人的类似活动，中、日两国书法界的交流往来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长尾雨山与当时日本文化界、书法界的名流如内藤湖南、犬养木堂（1855-1932）、副岛苍海（1828-1905）、富冈桃华（1872-1918）等人关系非常密切。在来到中国后，又结识了一大批中国的文人、学者和艺术家，其中交往比较多的有吴昌硕、郑孝胥、罗振玉、吴隐、丁辅之及张元济等人。因此，长尾雨山自然而然的成为中、日两国书家之间交往的中介和联系人。如犬养木堂酷爱吴昌硕的篆刻，但无缘获得，于是曾写信托长尾雨山代为求刻。

此外他还曾经于民国二年（1913）组织来华的日本人在吴隐陪同下游览绍兴兰亭，祭奠“书圣”王羲之，然后参加西冷印社组织的纪念活动。

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西冷印社成立时，初期社员中有两位日本人，一位是河井荃庐（1871-1945），另一位就是长尾雨山。作为西冷印社的外籍社员，长尾雨山与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的交谊十分深厚。长尾雨山以擅长汉诗著称于日本，因而与吴昌硕诗咏往还颇多，长尾雨山回国后，仍然与吴昌硕保持着互相通信和寄赠诗作的关系。在吴昌硕给长尾雨山的信中，甚至有“自先生返櫂后，而诗兴为之一沮……明春拟发豪兴作东瀛游，藉观上国，乃与先生短檠谈艺孜孜三昼夜，是亦缶之老年一快乐境地”的表白，思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当时吴昌硕的书画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大阪的高岛屋美术部曾两次举办吴昌硕书画展，这两次展览以及吴去世后日本举办的吴昌硕遗墨展的图录序言，都出自长尾雨山之手。

另一位西泠印社的初期日籍社员河井荃庐，在将清朝碑学书风导入日本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河井荃庐年轻时学习篆刻，深受徐三庚影响，后写信拜吴昌硕师，多次赴上海当面向吴求教。在师事吴昌硕的同时，河井荃庐又倾心服膺赵之谦印风，遂悉心模仿，进而大量收集赵之谦的墨迹和印章带回日本，宣传鼓吹。

与秋山碧城从师于徐三庚，并将其书法篆刻引入日本，和宫岛泳士在日本发扬光大张裕钊书风一样，河井荃庐对赵之谦书法篆刻的介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亦成为日本近代书风追随清代碑派书法这一过程中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河井荃庐以其通过与吴昌硕等中国书画家的密切交往而获得的深厚金石学修养和对中国文物的鉴赏力，尤其是对赵之谦艺术风格的继承和传播，在日本书法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成为日本近代书坛上最重要的篆刻家之一。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艺术家最集中的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同道。除上述日本书家外，当时朝鲜著名的书画家闵泳翊（字立羽，号园丁、竹楣、石尊、竹洞农、千寻竹斋等，1860-1914）亦因躲避围内战乱而寓居上海直到去世。他与吴昌硕等人来往密切，吴昌硕为其镌刻自用印数量甚多（吴昌硕印作大凡印面中有“园丁”二字者，印主皆是闵泳翊）。

闵泳翊像

作为与中国书法界交流最多、受清代碑学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在有关中国的书法资料和书学著作的印刷出版方面，也十分引人注目。

早在江户时代中期（清朝康熙末到嘉庆末），日本书家就已经大量翻刻印行了中国的《夏承碑》《曹全碑》《郭有道碑》等汉碑以及各种四体、五体、六体乃至十体《千字文》，杨守敬到日本后，又利用摄影石印技术，将一批中国历代碑刻拓本缩印，编成《寰宇贞石图》出版，其中大部分碑刻对一般日本书家来说，都是第一次见到，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此后，罗振玉和王国维于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也编辑印刷了多种中国古代书迹。罗、王所刊印的重点在于当时新发现的各种古代书迹资料，如《流沙坠简》《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汉晋石刻墨影》《六朝墓志菁英》，以及《墨林星风》（收人敦煌石室所出唐拓本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碑》、柳公权《金刚经》）等，都是在日本编辑出版的。这些材料不仅对日本书家，对中国书法界同样是陌生和崭新的，因而具有极高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在书学论著方面，继杨守敬的《激素飞清阁平碑记》《激素飞清阁平帖记》及《学书迩言》在日本出版并形成广泛影响后，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中国的出版，不仅引起中国书坛的强烈反响，同样也引起日本书法界的极大重视，随即出版了以《六朝书道论》名的译本。仅在康有为生前，此书在日本就被翻印达六版之多，反映出日本书家对清代碑学思潮如饥似渴的倾倒和欢迎程度。事实证明，清代碑学理论的出现，不但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促成日本近代书风转变的主要动力。

来源：谈艺录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