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集团根据台湾。当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经验不足，第一次武装登陆金门岛的战斗遭到严重挫折，解放台湾的问题拖了下来。

1949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集团根据台湾。当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经验不足，第一次武装登陆金门岛的战斗遭到严重挫折，解放台湾的问题拖了下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力量进驻台湾。这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不可能以更多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后，台湾问题才又被中共中央郑重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考虑到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开始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8月15日，周恩来在宴请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精神：“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9月25日，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方针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来与家属团聚。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缅甸。在与吴努总理会谈中，吴努表示想调解中共与蒋介石的关系。吴努的兴趣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和平解放台湾，特别是怎样对待蒋介石；二是和平解放台湾后，中国是否愿意同美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接受美援。

周恩来回答说，台湾问题总是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这是国内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二者不应混淆起来。中国(大陆)同蒋介石集团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不容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我们欢迎蒋介石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

后来，周恩来在外交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继续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他说，作为中央政府，我们不仅不拒绝而且主动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明确宣布了这一方针。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进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相应地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湾的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从此，中共中央开始将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团结之列了。

为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捎话给海峡对岸的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还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到了6月，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这是他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有关人土，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此后，对台湾的工作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不少著名的国民党要人，或在中共中央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和平统一的支持与向往。蒋介石等人虽然仍是疑心重重，但也通过各种秘密方式试探性地与大陆方面进行接触。不过，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等人立刻就往回缩。

鉴于这种情况，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为把中共的诚意传递到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工作，把抓住机会做国民党元老的工作作为争取台湾人士的一条重要渠道。

1961年3月中旬，曾参加1949年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方面代表章士钊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最近给香港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胡子”就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周恩来建立了比较深的关系。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通知于右任的女婿、中共党员屈武，要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周恩来自己也准备了一些礼物。当时，于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于的家乡陕西的风俗可以补寿。周恩来听说后马上指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夫人补寿。还让人转达他的话：“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屈武后来回忆说：事后，我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辗转告诉于先生。在准备写这封信的时候，思想上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使他知道周恩来对他和他留在大陆的家属的关怀，这就必须在信里写上周总理的名字，那么这封信到台湾，如果被特务们发现，对于先生将产生什么后果呢?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我就到邵力子先生家里向邵老请教。邵先生和于先生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周总理对于先生的关怀也是邵先生所了解的。我把问题向邵先生提出后，邵先生非常机智地想出了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他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总理，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我就照邵先生的说法把信写好，连同给于夫人祝寿时的照片等转交于先生。后来在香港负责联络于先生的吴季玉先生反复地给我来信说，于先生收到我的信和照片等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使他非常感动。他要吴先生告诉我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忱。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濂溪先生，足见邵力子先生的设计和判断是很高明的。就在我接到这封信第二天的一次晚会上，我把吴先生来信的内容报告了总理。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于右任逝世前曾写过一首诗：“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反映了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浓烈情感。屈武说：“这固然与于先生一贯的为人和思想有关，也是周总理长期工作的结果。”

周恩来还嘱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这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经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思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日”。用张治中等给陈诚信中的话来说，“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土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湾政策是不改变的。

这个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去台湾的有关人土，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作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表明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周恩来争取他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片苦心。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思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到：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