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在不少的文艺作品中把父亲描绘成喜欢骂人、喜欢生气的人，其实这 是很片面的。父亲的性格是豪爽、开朗的，十分富于鼓动性。他在家里从来 就没有骂过我，他的愤怒都是政治性的。据我看真正的愤怒有两次。

作者：陈丹淮

愤 怒

现在不少的文艺作品中把父亲描绘成喜欢骂人、喜欢生气的人，其实这 是很片面的。父亲的性格是豪爽、开朗的，十分富于鼓动性。他在家里从来 就没有骂过我，他的愤怒都是政治性的。据我看真正的愤怒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65年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当父亲以平和而简洁的语言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时，记者招待会逐步走向高潮。但是在谈到美国政府粗暴 地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着美国政府的一些极端反华分子狂妄地叫嚣进犯中 国时，他严正警告一切企图玩火的人：“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 一切都报!”

父亲愤怒了，他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 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 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血都凝固了，我心里在喊：“父亲!感谢你 的信任，我会和你一样等下去的，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是谁也不怕的。”

今天，我的头发也等白了，不管是谁，不管是为了什么借口，只要它敢进犯，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国家的统一，我相信我的儿子也会坚决地打下去。

第二次愤怒就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了。

开始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 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 本没有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 的，通过“十六条”、派工作组他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还苦口婆心地与造反 派谈话。但是运动向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 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混乱、最残酷的日子。在中央“文 革” 一小撮人的蛊惑下，十多万人把中南海团团围住，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 高喊着打倒人的名字：在西门、新华门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 平!”在北门和西北门则是打倒一连串的副总理，包括李先念、聂荣臻、余 秋里……当然还有父亲陈毅。高音喇叭通宵达旦地喊着，疯狂的高频振荡刺 激着每个人的身心。

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走到我面前，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 革命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

我知道，父亲的愤怒并不是对我来 的；我更知道，父亲的愤怒将会爆发了，在这个祸从口出的年代，父亲将会 引来什么后果是很明显的，但是我又不敢劝父亲。

1967年元旦刚过，1月3日晚上，我在街上行走，忽然间出现很多学生， 手提着浆糊桶，在墙上刷“打倒陶铸”的大标语，我心里一惊：又一位领导 被点名了，我匆匆赶回家去，进门就碰到母亲。

我说：“陶铸被打倒了。现在街上正在贴标语呢。”

母亲惊讶地说：“不会吧!昨天晚上曾志同志还来问你爸爸，你爸爸还在 安慰曾志说，毛主席刚刚让陶铸写要保的中南干部的名单。”

母亲连忙带我找到父亲，我就把大街上刷“打倒陶铸!打倒刘邓陶”标 语的事告诉父亲。

父亲非常吃惊说：“元旦前毛主席刚找我和陶铸，让我们提出各省要保护 的领导干部的名单，怎么会一周不到就打倒了?这样的政治生活也太混乱了。 一定是红卫兵又在瞎闹。”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上街转了一圈，不但满街的大标语，而且中央“文 革”讲话的小报也出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都讲了话，我回到家里告诉 父亲，打倒陶铸不是红卫兵的胡闹，是中央“文革”明明白白的指挥，秘书 也肯定了陶铸被打倒的事情。

父亲才相信了，他立刻拿起电话，找到当时也 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富春同志询问，打倒陶铸是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决定。

李富春同志回答说：“政治局常委没有讨论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父亲沉重地放下电话，用手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拍，愤慨地说：“党内的第 四把手，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不经中央集体决定，随随便便就点名批判，说打 倒就打倒，还有什么党纪国法?!他们这些人哪，就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 亡。我们的党让这些人把持，如何得了!”

看到父亲愤怒的样子，我预感到不好了，父亲的愤怒就要爆发了，而这 一爆发必然会引来更多的批判。

果然不久，社会上的小报就陆续传来父亲越来越愤怒的声音，越来越尖 端的“黑话”。

其中有这样几段清楚地表达了父亲的愤怒：“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 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不知道晚上怎么样。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 要我顺风倒，我不干!”

“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 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这是父亲的宣言，他已经考 虑到后果，但是仍然不能阻止他斗争。

“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 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公开斥之为亡党亡 国，也只有父亲这样性格的人才会公开说出来，但这一句“快要亡党亡国了 ”, 已经把父亲的愤怒表露无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 不要拿着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 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愤怒的父亲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位居高位的林 彪、江青集团，毫不留情地揭穿他们的阴谋伎俩。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 很长的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公开 批评“文化大革命”,是父亲认真思考的结果。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 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 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 净!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 一个铜板也不值!”

这是父亲的最后的宣言，他公开宣布站在被诬陷被打倒的老干部一边，他公开宣布不屑与林彪、江青之流野心家、阴 谋家为伍，甚至为此得罪毛主席也不顾。

“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这是何等 悲壮的宣言，这又是何等无畏的决裂。

我想起了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名言：“我不入地狱，谁 入地狱!”他给人以催人泪下的震撼。这是一种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鞠躬尽 瘁的大无私又大无畏的精神，而父亲“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的怒吼则给人 以惊泣鬼神的震撼，这同样是一种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誓死抗争的大无畏又 大无私的精神。

他们都是我们党内的英雄，国家的忠臣。

父亲的愤怒在1967年2月16日的政治局碰头会上爆发，与中央“文革” 一伙发生了直接的抗争。“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为 所欲为，从来没有人敢得罪他们。可是在2月16日怀仁堂内，他们遭到了以 谭震林、陈毅为代表的老干部的怒斥。这就是有名的“大闹怀仁堂”。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主席告了状，毛主席发怒了，批示政治 局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从2月16日以后，政治局开了十几次的批判会，父亲 和几位副总理被迫做检讨，被批判。批判会一直开到3月18日才停止。最后 定性为“二月逆流”。

这天父亲回到家激动地说：“四十年前(指1926年)3 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四十年后，又 被批斗，三一八真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父亲的愤怒和抗争没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反而使他被剥夺了 发言权。但是他的愤怒像一颗火种，被人民保存下来。他的“黑话”也被人 民斗士所传播。

正如父亲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孤 独

1967年3月政治局批判“二月逆流”之后，父亲就慢慢地脱离了领导工 作，按照中央的安排，他去了南口机车车辆厂调查研究。

从1967年开始，我们兄妹也陆续离开家，我分到了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到 广西作战值班，昊苏下放五七干校，珊珊参军，小鲁更是在周总理安排下到 沈阳军区的农场锻炼，父亲和母亲开始了最后的孤独的日子。

1970年10月，我回家探亲，原先热闹的大房子，空空荡荡地住着父母两 个人，我很伤感，但见了父母也只能讲些在部队的趣闻，如广西的老百姓对当兵的特别好，在清晨常常会发现蔬菜、瓜果堆在伙房的门口，这都是当地群 众自发拥军的做法。

广西的蛇特别多，不时还光顾我们的帐篷，甚至会爬到 床板上和人蜷卧在一起，听得母亲紧张地问：“蛇咬过你吗?”父亲则是笑笑 催着往下讲。我就说夏天广西下过一场大雨，公路的水都半腰深了，结果把 所有的蛇从蛇窝里冲了出来，公路两边的树枝上都爬满了蛇，每棵树足有十 几条，想想广西的蛇有多少吧。

父亲津津有味地听着，有时还会插一句话，说 在三年游击战战争时，多亏了蛇和笋才让他们活过来了。

我又讲宁明是个雷 区，经常打雷，有一次，一个落地雷把帐篷里的床板打了个洞，幸而没有伤 人。还有一次，营篮球队练球，忽然下起了大雨，天立马就暗下来了，闪电 和炸雷从半空直打到地上，我们赶快躲进一间房子。正在议论纷纷，只见一 道金光，一个篮球大的金色火球从门口滚进来，从我们站着的中间， 一直冲 到墙边的桌子下面，接着一声巨大的炸雷声，真让人感到恐怖。如果这个雷稍 偏一下，我们十个人总有一个要倒霉了。

看到父亲和母亲很紧张，我就赶忙再 讲些轻松的。我告诉父母，我已经很能吃辣椒了，因为连队的主菜是冬瓜、空 心菜和辣椒。广西的气候湿热，辣椒倒在地上很快就会发芽、长大，而且广西 的辣椒是长年生的，杆都是木质的，我们都称之为辣椒树，常年结着辣椒，住 的时间长了，连队都不用去买辣椒了，要炒菜，就去辣椒树上摘一盆下来。

父 亲很高兴地说：“你终于学会吃辣椒了，这才是真正的四川人。”

我和父母就在 这样轻松的聊天中，开心地过了几天，但从不谈政治上的问题。

身为一个政治家，却回避政治，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一天晚上，父 亲被请去看节目，我和母亲就在家里聊天等他，一直到十点钟父亲才回来。父 亲脸色很凝重地告诉我们，中央已决定把老同志疏散到各地，他被安排到石 家庄，这个消息使我和母亲大吃一惊，可是我们都习惯服从组织安排，谁都 没有说一句话，就默默地收拾起东西来。

一会儿，我部队的电话催我赶快归 队，这就是当时林彪搞的“战备令”,使我和父亲只相聚了几天，就分离了。 我回到部队一直心神不宁，几天后，母亲从石家庄来了封信，介绍父亲住的地方，我才平静下来。

半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春天，我随部队的刘参谋长到易县选取备份阵 地。我们乘吉普车在易县农村转了好几天，看了好几个点。终于看中了两个 高地，我利用在学校学的几何和制图的知识，画了几张地貌图，刘参谋长看 了很高兴，觉得这样回去汇报可以更形象些。看完地形回到县城，我就提出 请几天假回去看看父亲。刘参谋长不懂为什么在这儿请假，我就把父亲已到 石家庄的事告诉了他。

刘参谋长人很爽快，就问：“你母亲是不是到了柬埔寨?”当时社会上传 的小报，都写我母亲逃到柬埔寨，所以有刘参谋长这样一问。

我笑了：“怎么会呢?我母亲就在石家庄陪父亲；前几天还来了封信，社 会上的小报你怎么能信呢?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此事。”

刘参谋长说：“我相信你。给你三天假，从明天开始放假，到时按时回来， 我们还要汇报呢。”

我高兴地拿起挂包就直奔火车站，当天下午到了石家庄， 可是不知道地址，就打个电话过去，司机李继元同志就开着“红旗”来接我。

车开到父母住的地方，父亲、母亲都在门外等我，我一下车，他们就激动地 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我顿时觉得有些哽咽，草草地把到易县看地形、请假 的过程说了一遍，母亲这次反而没生气，只是无奈地说：“那些小报真是无 聊。”

我在石家庄的第一天，父亲照样去铁路工厂活动。母亲原来要去华北制 药厂劳动，她不去了，专门陪我。告诉我在石家庄的生活，告诉昊苏、珊珊 的近况，又说到小鲁一直没有音信，忍不住流下眼泪，我赶快讲这次看地形 的一些趣事，还是讲在部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第二天，我陪父亲去石家庄郊外的南滚龙沟大队参观了一天，南滚龙沟 大队是河北农村学大寨的一个典型。一个穷山沟里，治山、治水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村里的李支书还是“九大”的代表。父亲早就想参观一下，正好我 又来了，就要我陪他一同前往。

李支书很热情地接待了父亲，一口一个陈老总，领着父亲在村里田里看看。父亲的腿受过伤，活动不便，李支书就扶着 他，中午还用红薯、小米招待了一顿。

父亲看来很开心，临走时很诚挚地对李支书说：“很感谢你，我是犯错误 的人，要向你学习。”

话声未落，李支书马上就打断了：“老总快不要这么说，我是个老粗，我 不知道犯不犯错误。我从儿童团就知道你们陈毅将军、聂荣臻将军的名字。聂 荣臻是我们晋察冀的司令，你是我们新四军的司令、华东的司令，你们都是 有大功的人。”

听了这句话，我浑身一震，这就是人民的心声，老百姓没有忘记父亲。我 看着父亲和李支书紧握双手道别，我知道这次南滚龙沟之行，对父亲是如此 重要，他不会再感到孤独了。

第三天，上午父母带我到旁边的烈士陵园里散步，我看到公园里到处都 种着麦子。我很奇怪：“怎么公园要成农田了?”

父亲调侃着说：“花和草都成了修正主义，那当然只能种麦子了。”下午 我告别父母，赶回部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能给孤独的父亲三天快乐， 我已经很满足了。

过了一周，接到母亲的来信，说珊珊被选到石家庄的白求 恩军医学校学习，每周可以来看看，父亲十分高兴。我真为父亲高兴，在最 孤寂的时候，有个女儿经常来陪伴，这可以说是上天的一种安排。

1970年夏，父亲肚子痛加剧，母亲写信给中央，才得批准回京，父亲到 三O 一医院检查了一个月，没有诊断出原因。1971年元月我又回家探亲，仍 然是和父亲、母亲山南海北地聊天。

最后，父亲被诊断为阑尾炎，三0 一医 院给周总理打了个报告，建议做切除手术。周总理还担心父亲的年岁大了，提 出能否采用保守疗法，医院坚持要动手术，认为这样治疗可以彻底些。

于是 决定1月16日动手术，专门请三O 一医院最好的消化外科主任陆维善教授主 刀，周总理还派中央保健办的卞主任参加手术，随时报告情况。因为是个小 手术，全家都没当大事，父亲拿个洗漱袋子，很轻松地告别母亲和我就去了三O 一医院，母亲和我就在家里等消息。

手术才开始，医院就急要母亲速去 医院，我们感到问题严重了，赶到手术室，卞大夫已经在手术室外等着了，他 告诉母亲情况有了变化，也已经报告周总理了，请她进去一下。

过一会儿母 亲就出来了，脸色十分凝重，她说父亲不是阑尾炎，是肠梗阻，虽然病理解 剖还出不来，但手术组决定按癌症手术进行处理。结果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 术变成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大手术。

几天后，病理解剖的结果是直肠癌，已转 移到淋巴，父亲的刀口正在愈合，我的假期已到，在医院匆匆告别，他仍然 是那样豁达地说：“不要担心，我身体好得很，回去好好工作。”

回部队不久接到母亲的来信， 一面讲父亲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很快就要 做放射治疗，然后是化学治疗，另一面又高兴地写到昊苏从五七农场回京了， 又有一个人去看父亲了。

父亲的病逐渐平稳下来，全家人逐渐高兴起来，在这年我和海军总医院 的鲍燕燕认识了，父亲还把鲍燕燕接到家里来， 一起吃饭，不断地给她夹菜， 鲍燕燕感到非常幸福。

10月，父亲的病情恶化了，住进了日坛肿瘤医院。这 年的12月9日我和昊苏同时办了喜事，这是一个十分简单和朴素的婚礼，鲍 燕燕的母亲赶来了，秦昭的父母也来了，三家在一起吃了顿饭，就把事办了。

父亲病在病床上没有参加，亲友也都没有告诉。饭后，王震叔叔夫妇赶来了， 聂荣臻夫人张瑞华阿姨赶来了，表示祝贺，全家才增加了一些喜庆的气氛。

第 二天，昊苏和秦昭，我和鲍燕燕到病房看父亲。父亲很高兴，握着我们两人 的手祝贺我们，父亲终于有机会把祝福留给他的儿子。

但是任何努力都没有能阻止绝症的发展。1972年1月6日父亲离我们而去，他最后的四年是那样地孤独。

1967年的陈毅。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