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文述及，粟特人生活的区域乃是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地带，因此其生活方式既有商贸的一面，也很容易沾染武人的习气。自中亚地区向伊朗高原、印度地区和天山南北的通路上多有天堑阻隔，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商队没有武力上的自保手段，断无条件成行。因此粟特人既是商人，也是武人。早

军事、外交与经济的三重角色

身为“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粟特人对中原政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个人认为意义至少有三方面。

其一，是作为中原政权驱策或雇佣的军事力量。

前文述及，粟特人生活的区域乃是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地带，因此其生活方式既有商贸的一面，也很容易沾染武人的习气。自中亚地区向伊朗高原、印度地区和天山南北的通路上多有天堑阻隔，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商队没有武力上的自保手段，断无条件成行。因此粟特人既是商人，也是武人。早在三国时期，粟特军队就曾为中原政权所看重。蜀汉建兴四年（226），诸葛孔明第一次率军北伐时，后主刘禅的诏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

这说的是，诸葛亮在北伐前对西域进行了外交动员，河西走廊到中亚的部落也派军前来援助蜀军。其中“康居胡侯”指的就是粟特城邦撒马尔罕的贵族，名叫康植的，显然是粟特军团的领袖。

两晋南北朝时期，粟特人持续不断向东方寻找商贸机会，其民族的迁徙和在甘肃、河北一带的定居，使其在形成商贸集团之外，也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军事集团。

例如，2000年在西安出土的粟特人安伽墓，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北周。解读墓志可知，安伽的祖先是布哈拉出身。布哈拉在中国古代称“安国”，来自此地的粟特人以国为姓，故而姓安。安伽的父亲生于凉州，移居关中，曾任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安伽在关中作为粟特人首领之子长大成人，在北周同州任萨宝，就是粟特聚居区的首领。同州自西魏宇文泰时代开始到北周中期一直是军事中枢，当地的粟特语佛经卷轴轴心是用箭杆来代替的，足见此地的粟特群落乃是兼有商业、信仰和军事属性三位一体的集团。

再如，同样来自布哈拉的粟特家族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对唐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安氏兄弟也是凉州姑臧人，隋朝大业年间，薛举在金城（兰州）起兵，凉州震动，当地豪强李轨也认为自己呼应了“李弘”的谶纬，李姓当为天下王，于是他也在凉州谋事，“以观天下变”。安修仁是当地粟特人的领袖，他“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集众应之”，为李轨夺取金城充当先锋，并立下了汗马功劳。李轨封他做了“户部尚书”，但是很快，李轨的“吏部尚书”梁硕忌惮粟特集团的力量，“尝见故西域胡种族盛，劝轨备之”，于是李轨与安修仁之间产生了罅隙。

安伽墓石门门额上的祆教火坛浮雕

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为了进攻薛举，跟李轨修好，称李轨为从弟。后来李轨攻占河西五郡，改称凉帝，李渊大怒。当时安修仁的哥哥安兴贵在长安做官，自荐说“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于是李渊派他到李轨处招降。但是李轨的想法是奉李渊为“东帝”，自立为“西帝”，不愿降服唐政权。

安兴贵没有办法，与安修仁“引诸胡众起兵图轨”，率兵围城，宣称“大唐使我来杀李轨，不从者诛及三族”，结果城中老少都来归附安氏兄弟。李轨见大势已去，没有办法，携妻子上玉女台，饮酒作别之后，被押送大唐，旋被处死。唐帝国授安兴贵右武侯大将军、右柱国，封凉国公；授安修仁左武侯大将军，封申国公。

由这段历史可知，粟特人久居凉州，已经形成相当的豪强实力。在改朝换代之际，粟特集团的力量足以左右地方政权的废立。河西五郡自两汉以来兵马雄壮，当年隗嚣割据此地时，数败公孙述等来犯之敌，也屡次拒绝服从光武帝，使光武帝颇费了一番心思。李轨设想与李渊分立东西二帝，应在硬实力方面有相当的把握，孰料安氏兄弟代表的粟特集团一易帜，李轨政权立刻土崩瓦解，可见粟特人在当地的势力之大。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大唐未必就那么容易定立天下。

近来，日本学者山下将司对天理图书馆所藏的《文馆词林》又作了彻底的梳理，从安修仁墓志铭中进一步发现了重大史实。他明确指出，安修仁家族从北魏到隋初，代代出任凉州萨宝，但是安修仁能出任隋朝武官，并能左右李轨政权兴亡的背后，其实是在凉州存在着以乡兵名义组织起来的粟特人军团。而且当时除凉州安氏之外，还有固原史氏、太原虞弘都是北朝到唐初粟特人统帅府兵制军府的例子。可见粟特人在南北朝—隋唐的军事力量中占据重要地位。

唐代建立以后，粟特军人在唐代军事体系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唐朝把甘肃沙州和西州的粟特人都编入乡里，在沙州为从化乡，在西州为崇化乡，其实就是以编户齐民的方式将粟特人组织为可以动员的部队。除了西北地区，当时河北道（今辽东）的营州也有大量粟特人。武则天时代，因为契丹攻陷营州，武后遂“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高适有一首《营州歌》，写的正是当时东北地区粟特军事聚落的兴盛：

营州少年满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这些粟特部落来自当时已经归附唐帝国的东突厥汗国，武则天发动他们，主要是为了对抗契丹和奚。嗣后起兵反叛的安禄山，正是来自营州柳城的粟特聚落。他的故事我们稍后再行详述。

其二，粟特人因其遍布各个政权的商业、关系与情报网络，在当时的中亚外交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三个人物值得我们稍微聊一下。

第一个人叫作安吐根。《北史》站在传统汉人儒家思想的立场上，把这个人列在《恩幸传》里面，认为是“令色巧言，矫情饰貌”之徒，其实倒反映了儒生并不理解外交复杂性的一面。

安吐根生活在北朝晚期，他们家从曾祖父的时代就定居酒泉，臣服北魏政权。原先他们是商人世家，后来因为粟特人熟悉各族语言的优势而从事了外交工作。北魏末期，安吐根被派遣到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蠕蠕（即柔然）作使节。据日本学者后藤胜的考证，当时柔然可汗阿那瓌想仿照中原政权强化自己的政权建设，因此他很看重熟悉汉人政务的安吐根的文书能力，于是把他延聘到自己的宫廷内。这样说的辅证，是阿那瓌把同一时期从北魏来的使节淳于覃也留下来，做了自己的秘书官（黄门郎）。换句话说，在阿那瓌看来，安吐根的角色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中行说。

柔然与北魏一直处于对峙关系。安吐根留在柔然后过了几年，永熙二年（533），北魏因为河阴之变的爆发而陷入内战。当时柔然为了摸清北魏政局详情，派安吐根返回北魏。安吐根可能是很早就看好了北魏重臣高欢将来会更进一步，于是向他透露了柔然计划攻打北魏的消息。这看起来像是背叛了柔然的利益，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当时高欢权倾朝野，早有自立之心。第二年，他便在北魏的内战中先发制人，立北魏孝文帝曾孙元善见为帝，创立东魏政权。北魏另一权臣宇文泰则立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北魏正式分裂。这正是外交的奇妙之处：安吐根的行为，反倒令柔然和东魏政权的实际支配者高欢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之后，安吐根积极推动东魏与柔然的联姻和亲，在他的促成下，阿那瓌一生中与东魏颇多结亲。他的孙女邻和公主叱地连嫁给东魏高欢的儿子高湛，女儿蠕蠕公主嫁给高欢，儿子庵罗辰娶东魏兰陵公主。借由这些姻亲关系，柔然和东魏在地缘政治上可以说是结成了极其稳固的同盟。但是，6世纪中叶，原先为柔然做锻工的突厥突然崛起，突厥可汗土门向阿那瓌求亲，结果被拒绝。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土门发兵攻击柔然，阿那瓌自杀，柔然瞬时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彼时安吐根已经提前跳离了柔然这艘沉船，转而在东魏任职。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并不知道他此举到底是早有政治预判，还是纯粹的运气使然，总之他在突厥崛起之前，便已归顺高欢。后来东魏被北齐取代，他依旧节节升官，做到假节凉州刺史和开府仪同三司的高阶官位。他最后一次留名历史，乃是与北齐权臣、胡太后的情人和士开之间的对峙，并促进了和士开的下野。照这一点来看，安吐根虽然在北魏、柔然和东魏之间反复跳槽，但他本人倒是一个行事颇为正直的好官，一生也在外交上多有立功。

第二个人叫作安诺槃陀。他在历史上虽然留下了姓名，但并未有太多事迹记载。

他的留名，与我们刚才介绍的突厥土门可汗的崛起有关。突厥早先臣服于柔然，只是个非常小的部落。土门做了可汗之后，部落稍微有了点规模，与中原通商。大统十一年（545），宇文泰派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整个突厥部落大为欣喜，说大国的使节到来了，我们突厥要崛起了。其实宇文泰之所以派遣安诺槃陀，可能只是单纯看中了粟特人善于通商和语言的便利条件。因此，粟特人安诺槃陀的名字便随日后崛起为一大强国的突厥一并载入史册。

虞弘墓浮雕《乘象猎狮图》，猎狮是波斯文化中常见仪式行为

第三个人叫作虞弘。这个人并不见于史册，他的名字是随着1999年他的墓葬出土才广为人知的。

此墓位于山西太原，当时一被发掘，就震惊了考古学界——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有准确纪年的西域文化墓葬。墓葬中石棺上刻有象征祆教信仰的圣火，浮雕中的人物高鼻深目、胡须浓密，显然都是高加索人种。不少人物头戴波斯日月冠，画面中出现的衔绶鸟、带绶马、胡腾舞、人物头部的扇形长帔等元素拥有浓郁的波斯、中亚风格。此外，曾在罗马帝国受到崇拜的印度—伊朗神祇密特拉也现身于浮雕中。

虞弘墓出土有内容翔实的墓志铭，从中我们能了解到虞弘此人的生平：

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马城人也。高阳驭运，迁陆海于空桑；虞舜膺箓，徙赤县于蒲坂。弈叶繁昌，派枝西域。倜傥人物，漂注东州。□□奴栖，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陁，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后魏平北将军、朔州刺史。

公承斯庆裔，幼怀劲质。紫唇燕颌，白耳龟行。凤子含龙虎之文，洞闲时务；龙儿带烟霞之气，迥拔枢机。扬乌荷戟之龄，□□□月之岁，以公校德，彼有惭焉。茹茹国王，邻情未协，志崇通药，□□□芥。年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转莫缘，仍使齐国。文宣御极，焕烂披云，拘絷内参，弗令返国。太上控览，砂碛烟尘，授直突都督。来使折旋，歙谐边款，加轻车将军、直斋、直荡都督。寻迁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射声校尉。贾逵专持严毅，未足称优；郭伋垂信里儿，讵应拟媲。简陪阊阖，奋叱惊遒。功振卷舒，理署僚府。除假仪同三司、游击将军。貂珰容良之形，佩山玄玉之势。郑袤加赏，五十万余。张华腹心，同途异世。百员亲信，无所愧也。武平既鹿丧纲颓，建德遂蚕食关左。收珠弃蚌，更悛琴瑟。乃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广兴县开国伯，邑六百户。体饰金章，衔辔簪笏，诏充可比大使，兼领乡团。大象末，左丞相府，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开皇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天道茫昧，灾眚斜流。九转未成，刈兰溘尽。春秋五十有九，薨于并第。以开皇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月皎皎于隧前，风肃肃于松里，镌盛德于长夜，播徽猷于万祀。乃为铭曰：

水行驭历，重瞳号奇。隆基布政，派胤云驰。润光安息，辉临月支。簪缨组绶，冠盖羽仪。桂辛非地，兰馨异土。翱翔数国，勤诚十主。扣响成钟，应声如鼓。蕴怀仁智，纂斯文武。缓步丹墀，陪游紫阁。志闲规矩，心无沟壑。秋夜挥弦，春朝命酌。彩威麟凤，寿非龟鹤。前鸣笳吹，后引旗旌。□□□□,宏奏新声。日昏霜白，云暗松青。□河昏树，永阖台扃。

墓志铭开头说，虞弘来自鱼国尉纥驎城。这个“鱼国”和“尉纥驎城”究竟指的是哪里，学者们至今争论不休，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他的粟特人身份，是墓志铭中说他在隋朝担任过“检校萨保府”而确认的。“检校”是代理的意思，虽为代理，但萨保是粟特聚落领袖，自然应由粟特人担任。而且虞弘的字“莫潘”（Mākhfarn，意为“月神之荣光”）也是一个常见的粟特名字。

“高阳驭运”和“虞舜膺箓”两句，是非常漂亮的恭维之辞，不一定有实指。这里引用的典故是三皇五帝中的颛顼生于若水，迁至空桑，舜生于诸冯，迁至蒲坂。翻译成白话其实是在说，虞弘原先是鱼国人，如今来到天朝上国，就像颛顼和虞舜一样，“搬家搬得好”。但是下一段又带出虞弘的家史：他的某位祖先叫奴栖，是鱼国的领民酋长，这是一个北魏设立过的官职，大抵就是承认北方少数民族酋长的治理权；他的父亲叫君陁，可能是个粟特名字kwnt的音译。他在茹茹国担任莫贺去汾、达官，“茹茹”就是“柔然”的意思，“莫贺去汾”在史籍中也作“莫何”“莫贺础”“莫何弗”等，是北亚游牧民族常见的官名，最早是勇武之人的意思，后来成为部落首领的称号。“达官”则是Tarkhan的音译，这是中亚的爵位头衔，在中文史料中也写作“达干”或“答剌汗”。在虞弘的那个年代，“莫贺去汾”这个官职一般是封给外交官的。君陁后来在北魏做了平北将军和朔州刺史，很可能是代表柔然出使北魏的过程中被北魏留下了，跟安吐根的经历类似，只不过是反过来的。虞弘后来也做了莫贺弗，可见这个粟特人家族是个外交官世家。

墓志铭的第二段开头先是一大段溢美之词，实质内容从“茹茹国王，邻情未协”开始。这里的“邻情未协”指的是柔然与东魏交好时，在地缘政治上与西魏、嚈哒和突厥存在矛盾，因此有遣使通好的需求。令人惊异的是，虞弘十三岁竟然就担任外交官（莫贺弗），为柔然国出使波斯和吐谷浑。昔有甘罗十二岁拜为上卿，今有虞弘十三岁出使波斯，相隔八百年，堪称流传千古的两段佳话。他后来做莫缘（官名）出使北齐，因为两国关系恶化，所以北齐皇帝高洋把他留下，高湛又授他做直突都督，仍然从事外交工作，此后一路升官，历仕北齐、北周、隋朝三代。他的晋升轨迹与外交和军事两条线都有关，在北齐时“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射声校尉”，在北周时统领并州、代州、介州三州乡团（地方武装），被比作贾逵、郭伋（二人都曾北御匈奴）一样的一流人才，最后在隋开皇十二年（592）以五十九岁之龄去世。

这段墓志铭不仅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史籍未载的天才少年外交官的生平，还透露出许多历史细节，例如粟特聚落作为军事集团和粟特人作为外交人才在北朝各国（乃至于包括柔然在内）的政治优势。以墓志铭与墓葬反映出的惊人事实来看，当时其实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年代：一个远道而来、信仰拜火教、采纳波斯习俗、会多门语言，还可能使用拜占庭金币的粟特人，为中原政权充当使节，折冲樽俎，实在令人遐想联翩。其实大一统之前的分裂时代并不苍白，反倒是一个世界因素于中华社会无拘无束绽放纷呈的时代。

通过以上三个人物的生平，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粟特人在6世纪前后于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扮演外交官角色的重要性。但是，我本人其实更关注粟特人对当时中原政权的第三个意义，那便是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因为把持商业力量，而对帝国的军事存在产生的隐匿却深远的影响。

受权刊发，本文节选自《世界之中》，张笑宇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贝贝特 2025年3月。

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就得先聊另外一个相关的话题：为什么丝绸之路叫作“丝绸之路”？

你的第一反应，也许是中国产的丝绸精美绝伦，举世无双，成为这条商路上最受欢迎的商品，故而得名“丝绸之路”。但仔细想想，其实这个说法中颇有可思考之处。丝绸的盛行，与19世纪工业化以后棉布的盛行有本质区别，因为丝绸是奢侈品，无论再怎样精美，社会总需求是有限的。而且当时丝绸之路上还有大量其他贸易品，例如麝香、胡椒、贵金属等等。前面我们引述的那你槃陀撰写的古信札中，出现了亚麻布、织品、麝香、金银、酒、胡椒等商品，但是没有丝绸。为什么丝绸的意义却这样重要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隐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经济中。

商品经济得以长期运行的一大前提是有稳定的货币。在古代社会的技术条件下，货币价值的稳定一般体现为所铸硬币中贵金属量的稳定。但是在古代中国，铸币长期采取的是浇铸法而不是压制法，因此所铸硬币的重量很不稳定，成色也很悬殊。有人曾称量过十八枚面值相同的11世纪的中国铜币，最轻的2.70克，最重的4.08克，这样的铜币自然得不到市场的信任。相比同一时期的欧洲，同一地区、同一年代发行的同一批货币，误差大的也只是离标准货币重量差0.3克不到。因此，中国商品经济的运行受制于铸币技术条件，是存在先天不足的。

因为这个原因，纺织品在古代中国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这首先是因为，纺织品在古代社会是必备的军需物资。古代士卒衣粮官给，自先秦以来已成惯例。以汉代为例，据居延汉简的记录，汉代士卒衣物的供给，冬夏衣物分仓储存，夏衣有袭、单衣、单绔，冬衣有复袍、复绔，日用品有巾、袜、履等项。单衣物供给，汉代三十万边防军一年衣物供给费用就有大约七亿钱。这些物资当然不是由国家采购来的，而是国家向民众直接征收麻布、棉布与丝绢等纺织品，用于制衣。既然国家收税时一定要用，纺织品又有便于携带、便于分割等特点，因此它在古代中国长期被当作货币使用。

在早期帝国时代，丝绸是被当作外交礼物使用的。张骞出使西域时，便“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这种产品最初因为外交行为而流通，后来成为商人们追逐的对象。历史学家认为，丝绸制品在公元前1世纪时已经形成一个高需求市场，中亚商人为了控制货源，必须旅行到黄河流域，这便是粟特商人赖以崛起的秘密。他们的发家，从道理上跟汉萨商人控制鲭鱼贸易是一致的。

而对于中原政权之经营西域来说，纺织品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自长安至西域，路途遥远，补给困难，丝绸这种商品价值既大，重量又轻，特别适合在长途商贸中充当货币，因此为粟特商人所喜爱。有一组数字可以让我们了解这种需求的规模：7—8世纪以来，唐王朝为了支持帝国向西拓张，投入了巨额预算。到天宝九载（750），丝绸和麻织品占国家收入的55%，谷物占35%，货币只占9%。而8世纪前半叶，唐帝国生产的纺织物，20%的用途是控制西部地区，每年所耗费的数量达五百万匹以上。

敦煌出土的一批文书能够证明纺织物对于唐帝国控制边疆的重要性。唐代有一支驻扎在沙州城（今甘肃省敦煌西）的边军，名为豆卢军，这批文书便是豆卢军军仓在向民间收购谷物时的账册。据该账册的记录，天宝四载（745）的头六个月，一位敦煌高级军官遭军队欠饷，价值120担的谷粮，总计超过8吨。如果换算成铜币，那就需要将160公斤铜运到敦煌，而这只是一位军官的工资。因此，实际采取的办法，是军队向当地民众征购所需的物资，而用丝绸支付给民众。这就意味着，当从敦煌到碎叶的各个乡镇遍布着士兵和汉人官吏的时候，当帝国为了把触角伸向西域而必须使用丝绸作为薪俸和各类政府开支的时候，丝绸就会大量涌入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成为粟特商人追逐的利物。

而反过来说，丝绸在这些地区能够当作货币来使用，当然也要多亏这些逐利的商人。试想，如果当地没有广泛的贸易网络存在，即便你将丝绸运到甘肃，空值千金，也不能换来一斗米、一间屋，再精巧的丝绸也没有任何用处。领取丝绸作薪俸的官兵们也无法在当地长期生存。所以，粟特商人在当地铺开的大规模商贸网络，对于唐帝国经营西域，其实是提供了一种“基础设施”。没有商贸网络提供的基础设施，帝国也就没有办法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这才是丝绸之路的真相：所谓“丝绸之路”，其实是古代帝国为了维系在西域的长期存在，不得不从中原调集大量纺织品，最初是作为官兵的军需物资，时间一长，丝绸这类高端纺织品因为轻便、易分割等优势，自然演化成当地通用的货币。而丝绸作为商品的价值是把持当地商贸网络的粟特商人们所追逐的对象，丝绸作为货币的价值又有赖于粟特商人在当地广泛提供的贸易服务。总结起来就是丝绸之路的成功，是汉唐帝国区域经济与粟特商贸网络相结合的成果。

换言之，这条商路的运作模型，是东端的庞大帝国为了维系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费尔干纳的军事存在，采取政府手段，直接调配绢丝作为当地开支，而这种开支方式恰好匹配了“自生自发秩序”中商人网络的需求，两相配合，帝国的军事存在才能得到支撑，商人的贸易网络也才能顺利运转，共同造就了丝绸之路的千古佳话。

当然，这种合作关系一旦破裂，也会带来双输的局面：商人网络可能会被连根拔起，帝国的军事存在也会遭到破坏。

扰乱两大帝国

这就要说到8世纪中叶粟特人在东西方两大帝国掀起的叛乱。这两场叛乱的背景，是粟特人的商业网络空间受到了帝国扩张的挤压。这种挤压是同时来自两个方向的：西方的阿拉伯帝国和东方的唐帝国。

7世纪晚期—8世纪初期，阿拉伯帝国负责进攻粟特方向的总督名叫屈底波·伊本·穆斯林。在阿拉伯帝国战胜波斯萨珊王朝后，他就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他于706—709年对粟特诸国展开了血腥的进攻，并且热衷于将当地人转化为穆斯林。

当屈底波攻下贝坎德城（Baykand）后，他残酷镇压了当地居民的反抗，处死全部成年男子，将妇女儿童卖为奴隶。此举震惊了当地所有的粟特城邦，他们联合起来与阿拉伯人对抗，但因为力量悬殊而失败。709年，屈底波攻占昭武九姓中的安国（布哈拉），并迫使康居（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附庸。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反过来又刺激了唐帝国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一开始是应当地政权请求而发起的。开元三年（715），阿拉伯帝国与吐蕃联手征服了费尔干纳，立了一个傀儡君主叫阿了达。原先的君主则逃往安西都护府向唐朝求救。唐玄宗派监察御史张孝嵩率附近各戎族部落兵马一万人向西挺进，攻克了阿了达三座城池，斩首、俘虏千余人，助原费尔干纳王复国。张孝嵩传檄诸国，唐军声威震动西域。

为报复唐军的行动，开元五年（717），阿拉伯帝国欲联合吐蕃与突骑施策划袭取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副大都护汤嘉惠调集周边的突厥部队抗击阿拉伯军队，将其击退。这就是拔换城大捷。然而不幸的是，唐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因为数十年后另外一场战役的失败而黯淡无光。

另外一场战役的名字，叫作怛罗斯之战。怛罗斯战役的直接负责人是唐军中的高句丽裔将领高仙芝。高仙芝的父亲叫高舍鸡，高句丽灭亡后被唐军带到中原，从河西四镇的一名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四镇十将，当上了将军，可以说是个勤勤恳恳的军人。

高仙芝小时候体格并不强壮，他父亲一度担心他状况不佳。然而，高舍鸡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辈子兢兢业业，累功晋爵，却培养出一个与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冒险分子。这个年轻人升任安西副都护后，每次出军，随从都有三十余人，鲜衣怒马，排场做足，跟父亲的行事风格完全相反。

可高仙芝怎知，他的胆大妄为将给这个帝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高仙芝崭露头角，是在收复小勃律国的战争中。小勃律国原来是大唐的属国，但是后来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就是迎娶了金城公主的那位赞普）跟小勃律国联姻后，小勃律国就倒向了吐蕃，进而成为吐蕃控制西北的门户。

天宝六载（747）三月，唐玄宗敕令高仙芝率一万名士兵征讨吐蕃。高仙芝兵分三路，马不停蹄，神速行军深入敌境，大破吐蕃主力，杀五千人，生擒千人，又俘虏小勃律王夫妇。西域各国遂再度归附唐朝。

高仙芝的这场军事冒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性格中的激进主义也暴露无遗。战役结束后，他越过上司节度使夫蒙灵察直接向皇帝汇报战果，令夫蒙灵察大怒，骂他“啖狗肠高丽奴”。但唐玄宗很喜爱激进有为的高仙芝，提拔他接替夫蒙灵察担任节度使。

高仙芝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后，更加肆意妄为。接下来，他将犯下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天宝九载（750），因唐朝得知石国与黄姓突骑施（突厥的一支）相互勾结，触动了自己在碎叶的利益，因此派遣高仙芝征讨突骑施与石国。高仙芝击败突骑施后，再度暴露了胆大妄为的性格缺陷，骗石国国王，只要投降，和平就可以实现。然而，当石国士兵放下武器后，高仙芝却“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他还将石国国君俘虏，解送长安处决。

高仙芝此举很可能只是为了迎合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的心境，为他营造一种“虽远必诛”的强盛氛围。但高仙芝没想到的是，石国王子竟然从屠城中逃脱，身怀国仇家恨，向阿拉伯帝国求援。

高仙芝得知此消息后，反而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如果能一举战胜大食（阿拉伯帝国），自己必然会出将入相，名垂青史。于是，他伪称石国王子与大食共谋进攻安西四镇，以此为由，率军西进。

收到石国王子的求助后，阿拉伯帝国随即派兵东进，与高仙芝交战。双方于天宝十载（751）在怛罗斯展开决战。唐军与阿拉伯精锐激战五日，不分胜负。最后，原先隶属于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很可能是在粟特间谍的煽动下）背叛唐军，突然发难，切断唐军步兵与主力的联系，而阿拉伯帝国趁机以重骑兵猛攻唐军，击败高仙芝。此战以高仙芝所率七万唐军伤亡殆尽而告终。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军事冲突，也画上了句号。

有人说此役是大唐王朝在中亚地区扩张进程的终结，但这种说法并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至少，在天宝十二载（753），唐将封常清再次破大勃律，说明这场失败并未打断唐军在中亚的步伐。而且，西域各国在战后仍然忠诚于大唐。但是，怛罗斯之战本身所体现的中亚地缘格局，又的确从另外一个层面深刻影响了唐朝在中亚的进军。因为，它与接下来唐朝内部的巨大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

回顾8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局势，我们就会发现，怛罗斯之战，不过是东西方两大玩家——阿拉伯和大唐一系列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环。问题在于，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都不理解中亚地区的本质局面：这里离长安和巴格达都太远，又太碎片化，任何一方想要完全控制这个地方，一来代价太大，二来对当地百姓的生活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任由当地的小城邦保持中立自治，作为两大帝国的缓冲带，做点中介生意赚钱。然而，阿拉伯人不理解这一点，并在当地强力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反过来刺激了唐帝国对此地安全的担忧。而一旦东西方两大帝国在焦虑中走向“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两者的碰撞，就会很快将当地弱小的中亚民族碾碎。

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辗转求生存的粟特人，是当时最快理解这一处境的民族。粟特人的国力虽然无法与两大帝国相比，但其军事力量、外交情报网络和通过商业网络积累下的巨大财富，也确实让人不可小觑。从8世纪中叶起，粟特人实际上利用了自己的商业资源与地下网络，在东西方两大帝国间掀起了两场巨大的政治事变。

在阿拉伯帝国，这场事变主要是粟特商人利用财富和间谍网支持萨曼波斯发动叛乱，成立萨曼王朝。而此举又迫使哈里发设立以马穆鲁克为名的奴隶兵役制予以回应，从而永久地改变了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结构。这一系列变化并非本书关注的主题，在此就不详述了。

但是粟特人在唐帝国掀起的事变，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永久地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这场事变，史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史思明实际上都是粟特人出身。这一点早已为历史学家的考据所确认。唐朝人姚汝能编纂的《安禄山事迹》记载：

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时张韩公使人搜其庐，不获，长幼并杀之。禄山为人藏匿，得免。）怪兆奇异不可悉数，其母以为神，遂命名轧荦山焉。（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

姚汝能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以为安禄山的名字是从突厥语“斗战神”借来的。而根据伊朗语专家恒宁（W.B.Henning）的考释，“禄山”其实是粟特语roxsan的汉语音译。我们前文讲过，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粟特后，娶了一个粟特妻子叫罗克珊娜，罗克珊娜跟安禄山，其实是一个意思：光明。

《安禄山事迹》继续记载了安禄山成长的经历：

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

我们前面介绍过，汉语文献在提到粟特人时，往往形容他们“通六蕃语”“通九蕃语”，而“牙”在中国古代就是中介商的意思。所以，安禄山的成长轨迹是一个典型的粟特人成长轨迹。

安史之乱的另一主角史思明，与安禄山一样，也是“营州杂种胡”。他有一个来自粟特语的名字“窣干”，意思是燃烧发光，“思明”则是唐玄宗赐给他的名字，可能就与这个粟特语名字的原意有关。而且他年轻时也是“通六蕃语，为牙郎”。

安史之乱中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李怀仙，是“柳城胡人”。柳城位于今天辽宁省朝阳市，当时是营州下辖的一座城镇。我们前文介绍过，武则天时代，大量粟特人迁往营州，这便是安史之乱的粟特军事聚落形成的背景。

当代学者考证，在安史阵营中，有大量出身粟特的将官，包括安庆绪、安忠臣、安忠顺、何千年、何思德、史定方、安思义、安岱、康杰、康阿义屈达干、康节、曹闰国、何元辿、安神威、安太清、安武臣、安雄俊、史朝义、康没野波、康文景、何数、何令璋、石帝廷、康孝忠等。这些都是唐朝史官在记录唐军战功时偶尔提及的安史叛军将领，足可证明，粟特武人是安禄山叛乱的主力。

而在资金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安禄山的叛乱，既利用了粟特聚落的商贸资金，又利用了粟特聚落的祆教网络。《安禄山事迹》中记载：

（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

“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潜市罗帛”，已明确说明安禄山有意识地利用粟特商人的地下贸易网络，筹措“逆叛之资”。而“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则说明安禄山有意识地利用祆教，在粟特商人面前强调自己的信徒属性，增强其凝聚力。事实上，安禄山在粟特人中间，被视为“光明之神”。他死后，史思明就追谥他为“光烈皇帝”。这些事实都说明，安禄山是有意识地利用粟特人的祆教信仰，将自己打扮成为半人半神的粟特英雄，以增强叛军的凝聚力。

安史之乱前后历时八年，造成数十万士兵伤亡，影响人口数千万，将原本富饶的华北、关中地区变成“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的荒野。司马光更称“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令唐王朝彻底退出了中亚博弈，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地缘政治格局。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精神气质为之一变。初唐以来，自李唐皇室以下，人人皆能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面对西北诸异族，接纳周边各邦人士之精英豪杰，担任高官，驰骋天下。安史之乱以后，唐人的“信人不疑”因粟特人的背叛而受伤，开阔的胸襟气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韩愈“复古运动”为代表的保守思潮，一直延续到两宋。如此造成的代价，也是汉人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掌控权，更令少数民族政权坐大，使东亚进入长期分裂的时期。

结语：中亚的漫长诅咒

唐帝国与粟特人都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我以为，这段故事背后折射出的历史经验，直至今天仍值得我们反思。

用中国古代历史中常有的“忠奸之辨”的思维方式是无法分析这个故事的。在这个思维框架之下，我们无非是对安禄山、史思明的背景摸得更清楚一些，细节搞得更明白一些。如果安禄山和史思明是汉人，我们当然可以谴责他们背叛自己的同胞同族。然而，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粟特人，他们的起兵，实际上是作为中亚“犹太人”的粟特商人面对两大帝国的倾轧侵略，最终走上了反抗之路。如果不分析这背后折射出的中亚地缘政治境况，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动机。

中亚地区地形支离破碎，民族关系复杂多变，虽然不一定总能形成统一的稳定帝国，但那些城邦和部落一样有悠久的文化与牢固的社会结构，有庞大的商贸网络和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也有扎根当地的领主/军事集团。这正属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易于征服而难于统治”的地带。照唐帝国那样实施松散的羁縻政策，满足于离岸平衡，本来是最好的生态。但是阿拉伯帝国不明白这个道理，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挤压了粟特人的生存空间，也反噬了两个帝国自身的政治命运。

在中原帝国强盛的时代，汉人政权也须知中亚而用中亚，利用粟特人在当地的族群优势，鼓励自治的同时利用他们羁縻地方，在各大中亚政权中实施离岸平衡。但是，采取这条路线的前提，是中原帝国真正了解世界，真正了解异域民族。知之，才能用之。

而一旦中原帝国放弃了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仅从自身习惯的暴力经验来看待这些地域，比如像高仙芝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引发的激烈反弹，也将使中原帝国丧失在此地的羁縻能力，从而不利于中原帝国大一统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一个朝代的中期，中原帝国越快转向纯粹的汉人文明叙事，就可能越快丧失对异域经验的利用和对异域地缘政治的捭阖能力。

没有对世界的了解，就没有大一统政权。我想这正是中亚政治博弈反复传递给中原文明的一大经验与教训。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