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李今年六十有八，人瘦得像根竹竿，腰一直弯着，头发却黑得不像话。村里人开玩笑说他那头发怕是和鞋油沾亲带故。老李总是”嘿嘿”一笑，露出参差不齐的牙，手搓着裤腿，也不反驳。

在我们黄土岭这个小地方，村头那三亩薄田的故事被人传了一整个冬天。

老李今年六十有八，人瘦得像根竹竿，腰一直弯着，头发却黑得不像话。村里人开玩笑说他那头发怕是和鞋油沾亲带故。老李总是”嘿嘿”一笑，露出参差不齐的牙，手搓着裤腿，也不反驳。

那三亩薄田是真的薄，年头好的时候亩产六七百斤玉米，年头不好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位置却是绝了——正好卡在村子出口，旁边是条新修的公路，据说再过两年还要接高速。

县城的”兴达房地产”看中了这块宝地，要盖个”龙泉小镇”。村里人听了名字就笑，我们这地方十年九旱，哪来的龙泉？但开发商不管这些，他们计划建六栋洋房，主打”田园养老”。

许多人家都把地卖了，一亩地八万，比平常高出三倍不止。可老李死活不卖那三亩薄田。

村支书老张找他谈了三次，每次都是喝了茶，吃了烟，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老李家的茶，是用晒干的杯底茶叶再泡的，淡得几乎没有颜色，但他总是虔诚地端出来，好像那是什么稀罕物件。

那天我去老李家送农资补贴表，刚好遇上开发商的人。

“李大爷，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您这三亩地，我们给您十万一亩，整整三十万！现金交易，立马到账！”开发商代表坐在老李家堂屋的塑料凳上，凳子被他压得直响。

老李支着拐杖，哆嗦着手给人倒水，用的是那种洗发水瓶子改的水壶，上面”飘柔”两个字还清晰可见。

“不…不卖…”老李结结巴巴地说，眼神飘忽不定。

“李叔，这么好的价钱，卖了吧。”我在一旁劝他，“您儿子在县城买房不也需要钱吗？”

老李的儿子李国强在县城做建筑工，去年娶了媳妇，住在单位宿舍里。宿舍潮湿得厉害，他媳妇经常说腰疼。

“不…不卖…”老李又说，然后突然跟没关系似的问我，“你吃了没？”

我愣了一下，那都下午三点多了。

“吃了啊，李叔。”

“小时候，你最喜欢吃我家的玉米饼子。”老李突然笑了，满脸皱纹堆成一团，“那会你可招人稀罕了，头发黄黄的，像个玉米粒儿。”

开发商代表满脸不耐烦，但还是勉强挤出笑容：“李大爷，咱们村子发展的大好机会啊！您这块地要是不卖，整个项目都没法动工！”

老李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发硬的窝头。他掰了一半给我：“尝尝，昨天蒸的。”

窝头都成石头了，哪还能吃？但我还是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

开发商代表起身告辞：“李大爷，您再好好想想吧，我们最多再等一周。过时不候啊！”

他走后，老李家突然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嗒嗒”响。那是个老式挂钟，时针和分针都掉了一半，黑色的指针在白色表盘上像两片断了的柳叶。

“李叔，那地真不卖啊？”我小心翼翼地问。

老李摇摇头，然后指着院子墙上一条裂缝说：“去年秋天，有只喜鹊在那下了窝，今年应该还会来。”

我心想这话题也跳得太远了，但还是顺着他的话头：“喜鹊好啊，喜鹊是吉祥鸟。”

老李点点头，嘴唇嚅动了半天，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一周后，开发商气冲冲地走了，说是计划变更，改在东边修建。村里人都背地里说老李不识好歹，放着三十万不要，怕是老糊涂了。

李国强回来一趟，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两瓶二锅头，拎着去找他爹。我正好路过，看见父子俩在院子里喝酒。

李国强的声音很大：“爹，您这是何必呢？那地本来就不值钱！”

老李只是默默喝酒，一口闷，然后咳嗽得像要把肺咳出来。他的酒盅是个早已褪色的奥利奥酸奶杯，杯沿有个小缺口。

“县城那套房子首付还差十万呢！您这倔脾气什么时候改改？”李国强又说，眼圈都红了。

老李干完最后一盅，突然说：“明天，帮我把地里的胡萝卜拔了。”

李国强一拍桌子站起来，椅子翻倒在地，吓得院子角落的老母鸡”咯咯”叫着跑开，扑棱起一地灰尘。

我没听见后面的谈话，匆匆走了。第二天早上，看见李国强一个人在地里拔胡萝卜，动作粗暴，像在和土地赌气。

那块地长得都是细长瘦小的胡萝卜，弯弯曲曲的，像老人的手指。李国强拔完，装了两麻袋，骑着他那辆破三轮车回了县城。听说他们家晒了一冬天的胡萝卜干，全让他媳妇拿去送同事了。

春天来了，老李的地里种上了玉米。开发商真的在东边动工了，挖地基、打桩，热火朝天。我有时会骑着电动车去看看，毕竟这是我们村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工程。

一个阴雨天的下午，我在工地边上听见一阵喧哗，工人们围成一圈。我凑过去，看见他们挖出了一块石碑，有半人高。

石碑上的字被磨得差不多了，但依稀能辨认出”恩荣”二字。工地负责人皱着眉头打电话，说是挖到文物了，得停工等专家来鉴定。

村支书老张很快赶到了，看了石碑，突然问：“这碑上刻的，是不是’杨恩荣’三个字？”

有人拿水冲洗了一下碑面，果然，模糊的”杨”字显现出来。

“杨恩荣？谁啊？”年轻工人问。

老张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解放前，这村子有个大善人，姓杨，叫恩荣。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带着村民打游击，后来牺牲了。”

我突然想起什么，问道：“老张，当年杨恩荣的地是在哪块？”

老张吸了口烟，眯着眼睛想了想：“好像是…老李家那三亩地的位置。”

当晚，我忍不住去了老李家。

雨下得更大了，老李家的屋顶漏了，他搬了三个洗脸盆接水，“滴答滴答”的水声在屋里回荡。电视里正播着今年的春晚重播，声音开得很大，但老李似乎并不在看，只是呆呆地坐着，一条腿搭在小板凳上。

“李叔，东边工地挖出个石碑，听说是杨恩荣的。”我坐下，直接说道。

老李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但很快又黯淡下去。他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墙角的箱子前，掏出一个铁盒子。盒子很旧，上面还贴着”大前门”香烟的标签。

“这是…”我问。

老李慢慢打开盒子，里面是几张泛黄的纸和一块绣着花的手帕。

“杨恩荣…是我爷爷的结拜兄弟。”老李声音有些颤抖，“日本人抓人的时候，是杨叔公挡在前面，我爷爷才逃出来。”

我拿起那几张纸，是手写的契约，上面写着杨恩荣把一块良田赠予李家，日期是1944年。

“杨叔公牺牲后，村里给他立了碑，就在他的地里。后来闹革命，石碑被埋了。我爹临死前交代我，说这地无论如何都不能卖，是杨叔公用命换来的。”

老李小心翼翼地摸着那块手帕：“这是杨叔公媳妇的，她逃难的时候把这个留给了我娘。”

我突然明白了老李为什么不卖地。

“那…李叔，您怎么不早说呢？”

老李苦笑：“谁信啊？现在人都说我糊涂。再说，杨叔公的碑被埋在哪，我也不知道。”

窗外雨声渐大，电视里的笑声格外刺耳。老李的老母鸡不知何时窝在了门槛边，湿漉漉的，看起来可怜巴巴的。

第二天，县里的文物部门来人了，证实那确实是抗日英雄杨恩荣的纪念碑。消息很快传开，县电视台都来采访了。

我把老李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文物部门的人。他们很惊讶，要带老李去辨认那些文物。

老李穿上他唯一一件像样的中山装，还是他六十大寿时儿子买的。衣服明显大了一号，袖子盖住了半个手掌。他站在石碑前，颤抖着手抚摸那模糊的字迹，眼泪止不住地流。

“杨叔公…我…我没有…辜负你…”他喃喃自语。

文物部门决定把这块地和石碑一起保护起来，作为抗战纪念地。老李的三亩薄田，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开发商灰溜溜地回来了，负责人笑得比哭还难看：“李大爷，真不好意思，咱们有缘再合作。”

老李没理他，只是站在地头，望着那片瘦弱的玉米苗发呆。

一个月后，县里决定建一个”杨恩荣抗日纪念馆”，地点就在老李的三亩地上。征地补偿款是每亩十五万，总共四十五万。老李把契约和手帕都捐给了纪念馆。

李国强接到钱的当天，跑来找我，眼睛红红的：“我爹早就知道那碑在哪儿，他去年听说东边要建小区，偷偷告诉村支书把碑往东边挪的。”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爹说，杨恩荣是为了大家好，不是为了李家好。与其让那地荒着，不如让更多人记住杨恩荣。”李国强搓着手，“可我…我骂他糊涂…我…”

我拍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我再去看老李，发现他每天都穿着那件大号中山装，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望着纪念馆的方向发呆。藤椅是新买的，晒得发白，和老李黑瘦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

老李的院子里种了几棵向日葵，花盘大得离谱，像一个个黄色的太阳。地上散落的葵花籽引来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

老李的喜鹊也回来了，在院墙的裂缝里又搭了窝。老李每天早上都会放一小碟水在墙根下，说是给喜鹊洗脸用的。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陪老李去看纪念馆的施工现场。太阳还很大，晒得人头晕。老李拿着把破旧的蒲扇，上面印着去年村里诊所发的药品广告。

“李叔，您真是…太厉害了。”我由衷地说。

老李挥挥手：“傻小子，别乱说。我这人啊，就是认死理。”

“那您怎么知道石碑被埋在东边？”

老李神秘地笑了：“我爹临终前告诉我的。他说，杨叔公的碑，是我爷爷亲手埋的，就在东边的大槐树下。那槐树早没了，但我记得位置。”

我们站在工地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工人和机器。老李突然说：“你看那个小伙子，像不像年轻时的杨叔公？”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看到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也分不清谁像谁。

“李叔，您见过杨恩荣？”

老李摇摇头：“没有，但我爹说，杨叔公个子不高，走路特别快，像风一样。”

夕阳西下，工地上的钢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片金色的麦浪。老李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那片即将变成纪念馆的土地上。

我想起村里人说老李糊涂的话，突然觉得很可笑。也许在某些事情上，倔强比聪明更重要。

纪念馆建好那天，老李穿着他那件大了一号的中山装，站在人群的最后面。我走过去，拉着他往前走：“李叔，您应该站在最前面。”

老李摆摆手：“不用，不用。我就看看就行。”

县领导念了一长串名单，表彰那些为纪念馆建设作出贡献的人。老李的名字被特意放在最前面，但当工作人员找他上台时，却发现人群里找不到他的身影。

仪式结束后，我在纪念馆后面的小树林里找到了老李。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手里握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窝头。

“李叔，您怎么跑这来了？领导要给您颁奖呢！”

老李咧嘴一笑：“啥奖不奖的，怪难为情的。”他顿了顿，“我就想，杨叔公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纪念他，该多高兴啊。”

他掰了半个窝头给我：“尝尝，昨天蒸的。”

这次的窝头松软多了，我咬了一口，味道出奇的好。

“李叔，您那地，最后卖了多少钱？”我忍不住问。

老李想了想：“忘了，好像是…反正够国强付首付了。”

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我知道对老李来说，那早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那天下午，我们就那样坐在小树林里，一边吃着窝头，一边听着纪念馆里传来的讲解声。夏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老李的脸上难得露出满足的笑容，那一刻，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固执的老头，反而像个完成了使命的孩子。

就在上个月，李国强的媳妇生了个男孩，取名李恩荣。老李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非要带孩子去纪念馆看看。他告诉所有人：“我孙子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一个好人。”

那天，我看见老李站在纪念碑前，怀里抱着小恩荣，轻声说着什么。风吹过玉米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仿佛是某种回应。

老李的三亩薄田，最终还是完成了它的使命。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