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晓并承认梦的存在,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梦的样子——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但当我们睁开眼睛,总能清楚意识到:哦,昨晚又做梦了。
除了在梦里,我们大概没法想象一个没有梦的世界。
知晓并承认梦的存在,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梦的样子——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但当我们睁开眼睛,总能清楚意识到:哦,昨晚又做梦了。梦有很多,做梦的方式也很多。有人从噩梦中惊醒,有人在美梦里酣眠。有人用一年时间做一个长梦,有人把好几场冒险缝进一夜。有的梦只有一团模糊的声音,有的梦如假包换,纤毫毕现。有的梦像潮水般反复袭来,有的梦一碰就散,只留下一枕拼不成形的零碎。凡此种种,各有悲欢。弗洛伊德说:“梦是被压抑的意识,通过伪装的方式而呈现的内容。”没有平白无故的昨日重现,也没有从天而降的未来预演,一切梦境,皆是白日的残余,情绪的拓印,欲望的假面。
也正因此,梦境具有了比日常生活本身更丰富的观察意义。除了主人公的个人遭遇,也折射了他作为个体应对这些遭遇的态度与心绪。同一件事会在不同人的梦里生成截然不同的走向,反过来,许多毫不相关的事件也会被某个根深蒂固的念头囊括于梦的叙事。做梦是一种自由,无关身份、地位、学识。每个人都是自己梦境的执笔者。阿信今天要推荐的这本《100个中国人的梦境》,就是由100位这样的执笔者共同写就。其中既包括专业写手、学界大咖,也有许多藉藉无名的普通人:网约车司机、流水线工人、外卖骑手、待业青年、公司“社畜”、家庭主妇……他们是人海中的一个个momo,平凡又神秘,不知何往,亦不知来处。唯一能知道的是,他们在也许文笔平平的梦里,倾注了自己难以掩饰的,真实的情绪。透过100个梦境,我们得以看见这时代情绪的缩影。
本书是“天使望故乡+”Mook试刊号,由“天使望故乡”发起人、著名媒体人邱兵和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天使望故乡”联合发起人王帅共同主编,并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担任本期飞行主编。人间如梦。又或者,人间不如一梦。▼点击卡片,即可购买▼
梦与理想关于这本书,先从邱兵讲起吧。把梦变成文字,是邱兵一直想做的事。对于这个57岁的重庆男人,多数人的印象还是他创办《澎湃新闻》时那篇“离经叛道”的发刊辞,再就是近年出版的两本文集,《越过山丘》和《鲟鱼》。虽然念的是新闻系而不是心理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邱兵确实是个“懂梦”的人。除了他,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在一个严肃媒体的发刊辞里通篇回忆自己年少时做过的“梦”——如此闷热、潮湿,浪漫而澎湃。如邱兵在文章里所写的那样,九十年代是“一个嘈杂的年代”。
海子已经去世,再也不会复活,路上再找不到“以梦为马的诗人”。顾城跑去了新西兰,“拿把旧钥匙敲厚厚的墙”,最后在小岛上以悲剧收尾。北岛还活着,但“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诗人们想要的宁静世界,已经一去不返。
海子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尘世里,吵闹才是快活的空气。火车轰隆隆地从西开到东,车里南腔北调,此起彼伏。许多人当了半辈子农民,第一次来到沿海大城市,新鲜劲还没过,转身就钻进了工地、工厂和工棚。大地日夜轰鸣,到处都飘着年轻的,坚固的声音。九十年代,一个时代的梦结束了,另一个时代的梦才刚刚开始。一个属于草根的,打工者的梦。
已没有办法确切考证,是哪一位工人最先开始提笔写诗。仿佛是春风在一夜之间吹过,“打工诗人”一个接着一个,从异乡的土壤里冒了出来。珠三角,外来务工者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诞生了最多的“打工诗人”。惠州的罗德远,深圳的谢湘南,东莞的郑小琼,江门的李春仁……还有佛山,走出了第一位被中国作协吸收的打工文学作家,周春贤。彼时,先锋文学逐渐偃旗息鼓,乡土文学在《白鹿原》之后也开始迟滞不前,流行文学和网络文学,更是处于襁褓之中,打工文学以其真诚与生猛,成了中国文坛在世纪末的一抹异质的亮色。
深圳说是亮色,细读起来,字里行间却饱浸着灰暗。揭阳人许立志生于1990年,21岁进入深圳富士康打工,每天从宿舍到流水线,再从流水线到宿舍,日复一日,度日如年。在一首题为《我就那样站着入睡》的诗里,他写道: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没有人能站着睡一个好觉,做一个好梦,许立志也不能。他的梦属于诗歌,罗德远曾邀请他参加《打工诗人》创刊十周年聚会,会上,他高兴得不得了,用蹩脚的潮汕普通话朗诵了顾城的名篇,《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城写这首诗时25岁,梦还没有破碎。许立志也还没有成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还在尝试用“任性”与工厂和解。但工厂拒绝与他和解。在他来到深圳的前一年,富士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十三连跳”事件,超额的工作时长、恶劣的劳动环境、高压的管理制度,碾碎了工人们卑微的尊严。2014年初,许立志写下一首短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八个月后,他也掉在了地上。像一张轻飘飘的稿纸,和易碎的诗歌梦一起,重重掉在了地上。
郑小琼曾经这样总结打工诗人的人生:“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像许立志这样极端的毕竟是极少数,更多打工者——无论他是不是诗人——所能做的,是擦一擦汗水和眼泪,咬咬牙,总能捱到新的一天。支撑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呢?大概,也就是一个梦吧。萍水相逢的爱人,嗷嗷待哺的孩子,白发苍苍的爹娘,还有那些不着边际的年少想象,总会在一个个疲劳的夜晚止不住地涌入梦中。多年过去,一代人换成了下一代人,珠三角的街头,依然人头攒动。他们也许告别了工厂,开始送快递、跑外卖、做家政,栉风沐雨,只争朝夕。间或,还不时冒出些热爱写作的“素人”,写自己的梦,也写其他打工者的梦,写梦的真切,写梦的荒诞,写梦的萎缩,写梦的泛滥。他们所写的,是自己一步一步,用尽全力的生活。
今年初夏,在飞往广东的航班上,邱兵读到了一篇东莞“素人”写的非虚构作品,一位50多岁的清洁女工的笔记:考验保洁员的,还有雨天。进入夏季,雨把高楼打湿,地面打湿,它是非要把谁拉进去和自己混淆起来。在这样的天空里,雨,一根根站立的蛇,扭曲了很多人喜欢的样子。它把马路淹没,把汽车淹没,做短暂的停留,最终离开小镇。……天气好的时候,玻璃上那块天空,白云聚散无常,对生活有很多遐想就此产生。飞机是从小镇飞出去的,飞往深圳的飞机冲出楼盘,玻璃把它们的影子收回在小镇的领地里。它们的飞翔透明清晰,人们来自四面八方,生活就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就有了未来的日子……这位清洁女工叫瑛子,四川内江人,已经在东莞待了17年。巧合的是,发表她这部作品的期刊《作品》,副总编刚好就是她的四川老乡,郑小琼。“素人写作”的梦想,已经顽强地在东莞生根发芽。
东莞横沥一角邱兵此行,正是为了去寻找这颗芽。2023年,他在发起成立“天使望故乡”写作计划之初就提出,这一计划的宗旨是“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有一回,有读者在后台留言说,“你们应该去东莞看看,那里坚持写作的普通人也许不下几万人,记住,是普通人,不是俯视红尘的人,是身在滚滚红尘中的人。”他去了,见了好多素人写作者,听他们说自己的人生故事,鲜活无比,忍不住把一个个故事都记下来。他被震撼了,被感动了。“东莞素人写作者的生活并不轻松,诸多不易,但是文学是他们艰难人生的一声大笑,这声大笑甚至传染给了我这个陌生的上海客。”就着岭南初夏淅淅沥沥的风雨,邱兵读完了清洁女工的笔记。不知道又有多少保洁员会因为这场雨而烦恼,他喃喃自语:“东莞的普通人重新发明了写作。”
梦与现实在《100个中国人的梦境》里,普通人是真正的主角。他们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写作训练,也鲜少与主流写作圈子有交集,大抵是今天梦一点,明天写一点,断断续续,偶尔灵光乍现。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文字里找不到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直白而恳切,鲜活而青涩。
生活是梦的第一生产力。一位重庆的95后外卖员姑娘,这样讲述她的梦:总梦到自己会飞。从高空俯冲,找到别人不知道的捷径,轻松穿梭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一次从高楼窗户翻出,绕过一段危险的小路,跳入一个美丽的私家花园,然后从树梢上捡走闺蜜掉落的丝巾,从楼顶轻松飞走。每次飞行,下面总是站满人。他们仰着头为我尖叫鼓掌,还有不少人在拍照录像,眼神里充满羡慕。我想飞低一点,再低一点,在尖叫声中,从他们头顶掠过。醒了。有一天和同事聊天,发现一个秘密:他们也总梦到自己会飞。如果没有在重庆这座立体城市“上蹿下跳”般地送过外卖,是断然做不出这样的梦的。同样,上了年纪的男同事们,也不会在梦里安插一个“美丽的私家花园”,这是属于年轻女孩的小小浪漫。遗憾的是,现实生活里,可能真的没有时间留给外卖员,让他们慢下来,欣赏一朵路边的花。订单催着订单,饭点赶着饭点,没有翅膀的人们,只能靠电瓶车和脚力翻越一重重水泥大山。
重庆一角相比之下,下面这位网约车司机的梦则要朴实很多:2022年,老婆怀孕,总是请不到假陪她去医院,决定辞职跑网约车。在车后座贴了一张小纸条:“请给我五星好评,挑选一个小礼物。”礼物夹在副驾的枕靠上,都是写吉利文字的小挂坠,不值钱。网约车司机多了,车很难跑。想多赚钱,最好跑夜班,整夜整夜开,但有时分不清是梦是醒。实在太累,我会停在路边上睡会儿。梦里车突然冲出去,要撞上了,全身冒冷汗。这个梦反复做了几次。我决定不开夜车了,赚钱还是要慢慢来。现在孩子2岁多了,每天晚上不肯睡,要跟我视频,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对自己说,累了就休息一下,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吧。梦里没有幻想的要素,一切场景,都是现实的延伸。从潜意识来看,这位师傅恐怕时常在担忧汽车失控——毕竟他是半道辞职开始跑网约车的新手,老司机尚且会出事故,他有此顾虑,并不意外。可如果仅仅是这样,那这个故事也稍显乏味。真正让这个梦反复上演的,是他内心深处对妻子和孩子温柔的、坚韧的爱。因为肩负责任,所以选择披星戴月;因为心有牵挂,所以选择早点回家。他的梦不需要太多想象,一个温暖的家,本身就能带来无限希望。
亲人出现在梦境里,是许多人共同提及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白马”,讲述了他和爸爸在梦中相遇的故事。他走后,我似乎没有什么情绪。家里人忙着处理后事,我却像个木偶,呆呆的……然后那个梦就来了:一只非常非常大的巨嘴鸟,整个梦里的空间被它占得满满当当。它没有扑扇翅膀、没有飞翔的动态,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没有情绪、没有波澜。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但我就是叫它:“爸爸!爸爸!”它还是盯着我,没有情绪,没有波澜,缓缓探身过来,突然张开嘴,嘴里布满野兽一样尖锐的牙齿。它把喙张得很大很大,比它的身体还要大许多,像是要把整个我都吸进去。接着,是刺耳的、凄厉的、带着情绪的呐喊:“啊!!!”它没有再做什么,就那一声叫,然后转身飞走了,再也没有回头。梦里一惊,然后很清晰地想道:“爸爸,你真的走了啊。”我终于哭了,或者说,我终于真实一点地哭了。那是他去世之后,我第一次真实地哭出来。从此再没梦见巨嘴鸟,也没有梦到过爸爸。它仿佛只是为了让我哭出声的一个引子,仅此而已。
很多人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丧失了情感能力之后的那种“痛苦”——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感知痛苦也是一种情感能力,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患者会连痛苦都感受不到,他们情绪的海洋里没有风暴,也没有细浪,甚至没有水,只剩下一腔空洞的麻木,抓不住,抹不掉。“我终于真实一点地哭了”,谁看完这句话不会心头一颤呢。可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又有多久未曾真实地哭过?麻木,并非患病者才有。
梦与时代在普通人梦境的基础上,《100个中国人的梦境》还收录了许多专业写作者关于梦的自述,既有罗翔这样的顶流教授,也有何袜皮这样的超级写手。成名多年的“矿工诗人”陈年喜,早已算是大半个专业作家了。可他的梦还停留在世纪初,他30多岁的光景,在秦岭深处一条山沟的矿洞里跋涉。矿灯昏暗,巷道逼仄,他和工友来回摸索,始终找不到出口。最后在一个陌生女人的带领下,陈年喜逃了出去,工友却不见了踪影。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原本睡在自己身旁的工友,真的不见了。这个梦缠绕了他20多年,绕着他从矿山走到案头,从壮年走到白首。消失的工友给那个时代贴了一张便签条,谨防稍有疏忽,矿山和矿山的记忆,在某一天一齐倒塌。
时代是一首二重唱。日历上的年份唱一句,你的年龄跟一句。有的时候,年龄跟得慢了,再想接上,已经一片混乱。在这本书里,从“50后”到“00后”的创作者各自分享了他们的梦境,但即使身处同一个时代,这些年龄跨度巨大的创作者也殊难归纳于同一幅画面里。时代不是一条线性推进的单薄的线。恰恰相反,它是多个年代的叠加,童年和老年,历史与未来,都以不同方式折叠入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里,而打开的方式,就是做梦。
本期的飞行主编毛尖,从事文化批评多年,她的梦是一柄小刀,专门打开时代的折叠。在电视机还没普及的年代,我们用自己和世界玩,那时候也根本无所谓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区分。旅馆里的客人讲起的事情,也大都是发生在他们当地的奇闻轶事,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那些被无数次添油加醋过的无名女尸案和一夜暴富事件。月光音乐帅哥美女这种小情小调的事情是平庸年代的物料,从五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怎么看得上靡靡之音?我们需要的故事开头必须是一听就有鲜血梅花的。所以打架是常有的事情。公交车上永远人满为患,穿喇叭裤的男男女女以合法的方式在公交车上挤成一团,互相动手动脚,那个时候的公交车女性主义比今天先进很多,女流氓肯定会在一整个车厢的激励声中拿下男流氓。……然后,新中国的荷尔蒙和我们的荷尔蒙一起,慢慢被规训。公园里的树开始有人修剪,打群架的场地也一并被修剪。治安大队在大街小巷游走,老师们火眼金睛地盯着校园里的早恋对象,准确地把粉笔头扔向思春少年。打牌,不舍昼夜地打牌是群架时代结束后的一种替补。其实,即便是打群架,也是为了身体和身体的摩擦生电。……而无论是打架还是打牌,“打”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主体动词,它表征了一种和低温今天很不同的世界观。如此,在寂寞的夜晚,当诗和远方登场,我就多少觉得,在需要肉身介入的动词“打”上面,可能会久久保留一个沸腾时代的体力和潜力,保留人类笑到最后的可能性。
八十年代末,当朦胧派诗人还在大城市里朦胧,当打工诗人还在为一片田野打工,作为城市普通家庭出身的毛尖,梦到的却是“打来打去”。这其实是从那以来的第三种叙事。不是坠落,不是涅槃,毛尖所写的,是人一生中迟早到来的重复:一定有一个记忆深处的节点,如船之锚,牵住我们生命的漂泊。我们管这种节点,叫做新愁里的旧梦。而梦也曾这般看我,就像看一个永恒命题底下,来去匆匆的过客。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天使望故乡+”MOOK试刊号在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提供严肃与温情点击卡片,即可购买-End-20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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