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举人陈昌齐摸了摸怀里的"火牌"——这东西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出差证明，能让他免费住驿站、过税关，但仔细一算账才发现，朝廷给的这点便利根本不够用。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乾隆四十九年的春天，广州码头边停着一艘准备北上的官船。

举人陈昌齐摸了摸怀里的"火牌"——这东西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出差证明，能让他免费住驿站、过税关，但仔细一算账才发现，朝廷给的这点便利根本不够用。

他这趟去京城赶考，得自掏腰包花掉家里三年的田租收入，就为了搏一个不到5%的考中机会。

要是放到现在，差不多相当于普通家庭把房子抵押了供孩子考公务员。

那时候进京的路可不像现在高铁八小时直达。从广州天字码头出发，先得沿着北江逆流而上。

船老大说这段水路三百六十里要走十天，陈昌齐一开始还不信，结果刚过清远就遇上险滩。

七八个皮肤黝黑的纤夫喊着号子拉船，每过一个滩头就要收二百文"过滩钱"，说是给河神的买路钱。

等到了韶关，船上的书箱都发霉了，衣服能拧出水来。

翻越大庾岭那段最要命。梅关古道上的石板被历代举人的箱笼磨出了深坑，六个挑夫扛着两箱书和四季衣物，走三步歇一步。

领头的挑夫老张说："去年有个惠州来的老爷，走到半道中暑，连人带书滚下山崖。"听得陈昌齐后背发凉，赶紧摸出八十文塞给挑夫当酒钱。

三天后站在赣江边的樟树镇，他脚底的水泡还没好全，又得换船继续北上。

等船进了鄱阳湖，同船的江西举子提醒他："过了湖口就是长江老爷的地盘。"

这话真不假，从九江到镇江两千里水路，光听船老大报的地名就够吓人：黄天荡、采石矶、燕子矶... ...每个险滩都要换船。

枯水期在安庆换船那次，船家张口就要五百文"转驳费"，说是给河工兄弟的辛苦钱。

陈昌齐后来在日记里写："舟车之费，十去其四。"意思是交通费吃掉总开销的40%，搁现在相当于坐高铁非要买三趟商务座。

要说最烧钱的，还得数那些看不见的支出。道光年间顺德举人梁廷枏的账本记得清楚：从广州到通州官船票价明面上十八两银子，实际花了三十二两。

多出来的钱里有七次风雨滞留给的"贴补银"，三次河道拥堵叫的"快艇加急费"。

最离谱的是在扬州，船老大说运河结冰要绕道，硬是多收二两"破冰钱"，结果到了地方发现运河压根没结冰。

住宿这事更让人窝火。江西吉安的上等客房每天二百文，到了扬州同样的房间敢要八百文。

有经验的举子会找"赶考驿站"，这种民办旅舍包月十两银子，管吃管住还管洗衣服。

但得提前半年预定，晚了就只能住大通铺。陈昌齐在淮安府遇过黑店，睡到半夜被老鼠啃了干粮，掌柜的反而要他赔五十文"惊扰费"。

真正的大头还在后头。进京后要给户部书吏送二两"文书费"，礼部收五两"试卷费"，这些在官方账目上查不到，但在举人圈子里是公开的秘密。

广东来的考生还得凑钱打点同乡京官，美其名曰"冰敬炭敬"。嘉庆年间有个番禺举人没给到位，礼部愣是把他试卷弄丢了，气得他当场吐血。

这笔账要是换算成现在的钱，绝对让人肉疼。按清朝中期的米价折算，一两银子差不多值六百块。陈昌齐这趟花了一百五十两，相当于现在的九万块。

别忘了这还没算三年备考的损失，当时私塾先生年薪四十两，折合两万四。现在年轻人考公务员报个培训班两三万，脱产备考半年损失工资五万，加起来也奔着十万去了。

中了进士回报确实诱人。哪怕是个三甲，外放当知县就有四十五两年俸，加上养廉银和各种灰色收入，实际年收入能到两千两，合现在一百二十万。

但这就像现在考进中央部委的公务员，看着光鲜，多数人一辈子也混不到实权岗位。

嘉庆年间的统计说，广东进士平均要等五年才能补上实缺，这期间在京城的开销又得砸进去三百两。

这么高的成本逼出了古代版的"考公产业链"。广州十三行附近的钱庄搞出"及第贷"，拿田契抵押借钱，考中了利息减半。

更绝的是"合股赶考"，五个穷书生凑钱供最聪明那个去考试，中了进士得提携其他人的子侄。

听说有家潮州商行发明了"科举保险"，考不中退一半报名费，结果三年就赔得底朝天。

站在今天的白云机场，准备进京考公务员的李明，手机里的账单和陈昌齐的账本神奇地重合了。

笔试培训班两万八，面试特训班四万五，往返机票三千二，加上三个月没上班的工资损失，总数轻松破十万。

他刷着某宝上的"考公贷"，年利率6.66%看着吉利，和当年钱庄的"及第贷"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考场外的酒店涨价套路，两百多年都没变过。国考期间北京西直门的如家从三百五涨到八百九，跟扬州盐商别院的宰客手法如出一辙。

备考群里流传的"押题密卷"卖到五千八，活脱脱就是清代琉璃厂兜售"状元秘籍"的翻版。

就连考生们的焦虑都一模一样：陈昌齐在长江船舱里熬夜背《四书集注》，李明在地铁上用手机刷行测题，两人隔空对望都能看见彼此的黑眼圈。

有趣的是，这种跨越时空的成本结构，像极了物理学里的能量守恒定律。

交通费从船钱变成高铁票，住宿费从客栈变成连锁酒店，辅导费从私塾变成网课，但总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出奇地稳定。

乾隆年间广东农家供个举人要花三年收成，现在普通家庭供孩子考公也得攒三五年。

就连备考时间都卡得准，古代赶考来回半年，现代人全职备考也要六个月。

最近我在北京孔庙看到组有趣的数据：清代举人平均年龄31岁，现在公务员考生平均25岁。

表面看是进步了，但细想发现，古代读书人二十岁中秀才，熬到举人还要十年；现在孩子六岁上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考公三年不上岸就焦虑。

时间成本其实一点没少，只是焦虑来得更早了。

这种奇特的"历史复现"背后，藏着社会流动通道的本质。不管是科举还是考公，本质上都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窄门。

当上升通道越收越紧，投入成本就会自动填满人们的承受极限。

就像珠江水和永定河，虽然流域不同，最终都按着地心引力的规矩走。

去年我在赣江坐船，看着两岸青山依旧，忽然明白为什么古人把赶考叫"跋涉"。

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翻山越岭，但挤在地铁里刷题的样子，和当年挑灯夜读的举人没什么不同。

那个在鄱阳湖风暴中护着考箱的书生，和在出租屋里泡面备考的毕业生，本质上都在对抗同样的东西——对命运的忐忑，对未来的期待，以及那种"再试一次就能上岸"的执念。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把同样的考题换了包装扔给每代人。当我们笑话古人花九万块赶考时，信用卡账单上的数字正在偷笑。

或许再过两百年，我们的子孙也会拿着全息投影的账本感叹："原来祖辈考公务员要花十万块啊！"那时长江水大概还在流，梅关古道上的凹痕或许更深了，但码头上永远会有准备出发的年轻人。

来源：杠精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