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球最轰动的一场离婚，恰恰是中国的机会？

摘要：华盛顿最近向基辅发出一份最新的矿产协议草案，不仅恢复之前在谈判中已经取消的财政条款，还进一步加大美国控制权，且仍不包括基辅一直要求的任何安全保障承诺。乌方痛斥该草案为 “殖民条款”。

[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华盛顿最近向基辅发出一份最新的矿产协议草案，不仅恢复之前在谈判中已经取消的财政条款，还进一步加大美国控制权，且仍不包括基辅一直要求的任何安全保障承诺。乌方痛斥该草案为 “殖民条款”。

此举也让本就脆弱的跨大西洋关系雪上加霜。美国不仅在俄乌冲突中摒弃欧洲，在贸易与国防安全方面也对欧洲步步紧逼。

3月28日，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不顾抗议强行登上格陵兰岛视察美军基地，对格陵兰岛和丹麦威逼利诱，颇有推动格陵兰岛“脱丹入美”之意，更令欧洲政客寒心。美欧关系陷入二战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一个世人关心的问题：欧洲和美国会走向“离婚”吗？作者梳理欧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与当前困境，分析指出：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自二战后建立，虽宣称基于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但起初更多是出于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因利益与价值观的交织而得以延续下来，但分歧不断涌现——美国要求欧洲服从其全球战略，欧洲则拒绝为美国利益牺牲自己的优先事项。

不过作者认为，“离婚”隐喻虽反映了当前紧张关系，但真正“分手”将带来灾难，美欧在利益与价值观上仍有交集。欧洲若能清醒认识到综合国力竞争的现实，就仍有与美国协商调整关系的空间，也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美国若能改变一些固有思维，双方也可能构建基于务实合作的新型关系。为使国内各界深入了解欧美关系的复杂现状与未来走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翻译此文，供读者思考。本文原刊于Brussels Signal，仅代表作者本文观点。

欧洲和美国会走向“离婚”吗？

还是说这是愚蠢之举？

欧洲的丘吉尔和美国的罗斯福。（图源：Bettman）

如果把美国和欧洲比作一对夫妻，人们或许会认为他们正走向婚姻破裂。然而，如同所有长期的伴侣一样，这对跨大西洋盟友也可能化解分歧、重燃誓言。但这需要双方坦诚面对两个核心问题：当初为何会走到一起？这些年又缘何渐行渐远？然而，这一痛苦的反思过程，未必能保证关系存续。

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始于二战结束，这在地缘政治领域堪称是一个“永恒”——多数同盟仅维系数年，至多数十年。这种超长“婚姻”绝非偶然。如今，双方宣称这一关系建立在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但事实上，北约成立时，许多创始成员国——土耳其、葡萄牙、西德、意大利、希腊——要么并非自由民主国家，要么刚从长期威权统治中恢复民主制度。其他多数参与国曾被纳粹德国征服，同样处于民主重建阶段。因此，这段关系本质上是共同利益与价值理想的结合体。

彼时欧美的共同利益，是对抗苏联。美国和西欧国家都不愿看到苏联统治欧洲大陆：欧洲人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美国则不愿目睹大部分工业化世界落入苏联手中。这种利益与价值的双重契合，在随后数十年中巩固了双方关系。在英美（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变为纯美国）的庇护下，西欧获得了经济重建与构建稳固民主社会的空间。

欧洲当时别无选择。二战将欧洲炸成废墟，使其丧失了独自抵御苏联扩张的能力。法国、荷兰等曾经的殖民帝国也无力恢复往昔的全球主导地位。他们必须在两大战胜国之间做出选择：苏联还是美国。欧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这终究是一场“利益联姻”，而非纯粹的情投意合。

欧洲人往往忽视美国为扮演这一角色所经历的转变。美国自诞生起就刻意与“旧世界”划清界限。在腐败君主制主导的战争世界中，美国将自己看作是一座启蒙与自由的孤岛。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确立了“不卷入欧洲冲突”的国家信条，主张美国应避免“纠缠性同盟”（entangling alliances），专注于维护自身独立。

直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带领美国加入一战，这一传统才被打破。即便如此，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仍坚持其独特的美国理念——每个民族都应拥有独立国家。这一主张重塑了中东欧版图，奥匈帝国、德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催生了诸多新政权。然而，《凡尔赛条约》签署后，美国又回归孤立主义，裁军、推动他国裁军，甚至拒绝加入国联，更不愿缔结任何防止战争重演的同盟。

1945年后，苏联的行为加上军事技术进步（两大洋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使旧有的孤立主义无法保障美国安全，美国这才改变策略。此后的四十多年里，维系美欧关系的核心是共同利益，而非对抽象价值的共同追求。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这一粘合剂随之失效。此时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能否存续，本就充满疑问。而后来它之所以延续，主要是因为符合双方利益。美国人已习惯行使全球领导权，苏联解体更被解读为对美国领导模式及其所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肯定。没有了竞争对手，美国将冷战后的时代视为践行“天赋使命”的契机——向全球传播美国理念。

美国始终将自身视为普世人权的具象化体现，认为所有国家都应效仿美国模式。既然“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理论上所有国家都可以成为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因此，冷战后美国重建跨大西洋同盟的理由是，争取欧洲对其全球化使命的认同与参与。

这也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微妙变化。冷战期间，美国主导同盟，但欧洲通常无需在欧洲以外事务上追随美国。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公开反对越南战争，但这并未导致裂痕，因为美国在亚洲的行动主要被视为其自身事务。然而，当同盟目标扩展至全球范围后，美国越来越要求欧洲步调一致。未能做到这一点（且此类分歧日益增多）引发了美国的不满。

欧洲的考量有所不同。西欧自视为在构建比美国更优越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为公民提供了更舒适、更公平的生活。即使是最亲美的英国，也认为其混合经济模式比美国所谓“残酷竞争”的新霍布斯主义社会更稳定、更安全。留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使这些国家得以大幅裁军。苏联威胁消失后，他们可以将军费转而用于民生领域，进一步完善社会正义与福利体系。

刚摆脱苏联桎梏的东欧国家，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新安排。他们需要西方保护以防范俄罗斯东山再起、重寻地区霸权；同时需要西方投资实现富裕，而加入欧盟为他们提供了这一保障。在这些国家眼中，美国往往比西欧国家更可靠：1938年英法在慕尼黑背叛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仍历历在目；对于长期被德国（无论来自柏林还是维也纳）统治的国家而言，也很难轻易将现代德国视为可靠盟友。

冷战结束后，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逐渐显现。美国要求欧洲服从其全球战略，而欧洲则拒绝为美国利益牺牲自身优先事项。伊拉克战争、气候政策、贸易争端等分歧加剧了美国的不满，欧洲则对美国的多边主义承诺及其国内民主规范产生质疑。

“离婚”隐喻虽反映了当前紧张关系，但真正“分手”将带来灾难。尽管存在诸多不完美，共同价值观仍是双方关系的基础。经济相互依存、安全利益交汇，以及对规则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依然将美欧紧密相连。然而，要实现关系的“重启”，双方必须直面残酷现实：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起源于战略需要，而非意识形态纯粹性；而当下考验他们的，正是不断演变的国家利益。能否超越怀旧情绪，构建基于务实合作的新型关系，将决定未来数十年的全球稳定。

冷战后的早期秩序曾让双方满意。美国得以推行其全球计划，欧洲则专注于打造“后现代伊甸园”。只要没有全球性力量威胁到任何一方，这场“再婚”就可以继续维系。不过，21世纪终结了这种完美状态。“9·11”恐怖袭击激怒了美国，它认定了新的全球敌人，试图像20世纪对抗苏联那样，动员自己的同盟共同作战。

然而，欧洲并不认同这种全球性威胁。多数北约盟友乐于派兵协助美国征服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显然对袭击事件负责，且军事投入相对较小，威胁也被认为易于消除。但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发动“新十字军东征”缺乏吸引力。他们既未参与美国入侵伊拉克，也未积极派兵打击北非和中东地区涌现的小型恐怖组织。法国会在其前非洲殖民地镇压极端组织，但在其他多数国家，重担仍由美国承担。

对中国崛起与俄罗斯复兴的认知差异，进一步拉大了跨大西洋裂痕。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通过扩大对华贸易支撑其福利体系。相对而言，欧洲国家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在诸多领域开展着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美国一些政客却出于霸权思维，无端渲染中国威胁，妄图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日益的发展也触动了美国的价值观神经，并认为这是对冷战后美国缔造的“历史终结论”的挑战。

俄罗斯在普京治下的复兴（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也引发双方不同反应。美国受俄罗斯威胁程度低于东欧国家，因此对其入侵的反应远不及对中国崛起的关注。西欧国家虽厌恶俄罗斯行径，但自身安全未受直接威胁。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西欧领导人，甚至曾经将此视为证明欧洲文明优越性的契机：他们主张用“胡萝卜”而非“大棒”拉拢普京，认为欧洲的拥抱能给予俄罗斯所需的安全感。而美国则敦促欧洲采取相反策略——效仿冷战时期的成功经验：重整军备，与敌对势力进行经济脱钩。欧洲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自己比“头脑简单又好战”的美国更了解同为欧洲人的普京。

双方渐行渐远的本质在于：美国认为应延续赢得冷战的战略，要求欧洲积极参与全球斗争；欧洲却认为冷战胜利已改变一切——除了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欧洲人天真地以为，美国会像二战及战后时期那样，在危机时刻再次拯救自己。

如今，我们看到双方长期以来对彼此的认知是何等扭曲。美国右翼对欧洲的傲慢态度日益厌倦，视其问题为咎由自取，解决方案也应自行承担。在他们眼中，欧洲如同忘恩负义的“啃老族”：地缘政治上的成年子女，一边免费寄居父母家中，一边公然藐视父母价值观。这种情绪在副总统万斯的慕尼黑演讲中表露无遗——连同美国撇开欧洲、直接与莫斯科谈判乌克兰和平协议的做法，都如同父母将啃老子女扫地出门，传递明确信息：若想再次获得帮助，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

用家庭关系类比，欧洲将此视为“父母不再爱子女”的残酷行为。他们或许理性上承认自己的所做所为让美国反感，但被抛弃的痛苦远甚于悔意。更现实的威胁在于：鉴于欧洲极其薄弱的军事实力，一旦俄罗斯发动攻击，英国无法仅凭自身力量履行对爱沙尼亚的北约义务，德国也无力保护立陶宛。

欧洲若将困境归咎于美国右翼，则大错特错。不应忘记，拜登总统即便付出阿富汗政权迅速崩溃的代价，仍坚持从该国撤军；即便常呼吁团结民主国家对抗专制，也会为维护美国利益，冷酷地终止对一个看似无力且不愿建立强大国家的政权的无意义投入。

“离婚”看似是当前最简便的选择。美国不愿在缺乏欧洲积极参与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全球斗争的经济与军事成本。若民主党重新掌权，这种情绪可能有所缓和，但总体趋势已不可逆转。未来几十年，美国将聚焦太平洋地区，因为只有这里会对美国造成实实在在的挑战。这种战略转向的速度可能因民主党执政而调整，但“重返亚洲”的倡议始于奥巴马而非特朗普，欧洲对此应有清醒认知。

欧洲既不想卷入全球斗争，也不愿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更不愿承受全面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所招致的报复。维系双方的利益纽带似乎已不复存在，仅凭价值观的共鸣，已无法说服任何一方为维持关系做出必要牺牲。

关键问题在于：即便利益交集不如冷战时期全面，是否仍有足够重叠的利益，支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第三次重建？深入分析表明：若双方领导人能及时识别并行动，实质性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美国必须意识到：在复杂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不能让欧洲经济过度依赖单一外部力量。欧洲经济的稳定发展符合西方整体利益。欧盟和英国的经济规模虽不及美国，但仍占全球GDP的20%。现代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生产能力，正如俄罗斯在乌克兰消耗战中展现的残酷现实。这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冷战期间，美欧占全球GDP的近80%。如今全球化削弱了西方优势：中国占全球的17%，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合计8%，未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富裕国家占比更高。若欧洲成为对手而非盟友，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结构将失去优势，甚至可能导致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急剧下降。

欧洲同样需要美国支持：失去美国，欧洲经济将更加孤立。美国关税威胁之所以令人胆寒，是因为失去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贸易顺差，叠加自身内需增长乏力，将动摇欧洲各国经济与政治稳定。

价值观的交集依然存在：尽管存在显著差异，欧美社会在保护个人政治权利、鼓励多元生活方式、通过选举而非暴力更迭政权等核心价值上仍高度一致。这种利益与价值的双重交集，有可能催生一种更接近“老欧洲”有限同盟的新型伙伴关系。

首先，欧洲若能清醒认识到综合国力竞争的客观现实，将发现自身既具备与美国协商调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战略空间，也有能力通过深化多边主义合作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在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开展务实合作时，欧洲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和国际规则体系，通过平等对话寻求互利共赢方案，而非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

其次，美国若能放弃“单极时刻是历史必然”的迷思，将不得不在全球权力斗争中采取更传统的欧洲式策略。但矛盾的是，这反而可能减少其负担——无需再强迫自己解决所有全球问题或冲突。最后，若美国将欧洲视为盟友而非一个叛逆省份，或将在全球事务中获得更切实的合作。正如二战时期强大的大英帝国所展现的，一个强大的欧洲能提供真正的力量支撑。当然，当欧洲在中东或拉美等地公开反对美国目标时，美国可能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后果，但这是换取关键盟友在共同目标上合作的必要代价。

对关系破裂的伙伴而言，既要忘却彼此造成的真实伤害，又要在现有基础上重建关系，谈何容易？欧美或许会发现这太过艰难，最终选择痛苦分手。但若如此，他们可能在数年后追悔莫及——篱笆另一边的草未必更绿，现实世界也不是好莱坞浪漫喜剧。一旦离婚，双方可能永远分离，并随着自身愚蠢行径的后果显现而抱憾终身。

*文章转自Brussels Signal，原文题为“Are Europe and the US headed for a divorce? Or would that be folly?”，文章内容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