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 1517年，世界走向全球化的第一个路口

摘要：《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王双译，世纪文景，2025.1）是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的大家小书。151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70年前，是划时代的变革之年，又是波澜不惊的日常一年。转换政治、社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王双译，世纪文景，2025.1）是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的大家小书。151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70年前，是划时代的变革之年，又是波澜不惊的日常一年。转换政治、社会、宗教、思想文化等多重视角，我们可以从全球历史变革与延续的多重线索中理解世界现代史的破晓时刻。

原文：《1517，作为近代开端的奇迹之年？》

作者 | 海因茨·席林

图片 | 网络

1517年发生的事件距离我们已长达500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十分陌生的1517年，但不陌生的是500年前的世界也并不太平，充满暴力。回顾历史背景，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暴力冲突，更像是昨日重现。

政治的力量

设若从更长远的维度思考，就会发现1517年的内政外交政策直至今天影响仍存。

在16世纪初的几十年，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到达顶峰，其标志特征就是“主权”这一概念集合了迄今为止的一切统治权，并将这集合起来的统治权交由君主一人掌握。同时，这也意味着传统政权内部结构的剧变。教会、贵族、城市等各阶层分级参与执政的格局退居次要甚至被彻底推翻。这一发展态势始于15世纪，在西班牙查理的祖父母天主教双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尤甚。16世纪早期，这一进程面临两种去路，要么继续发展并不断整合更多力量，要么允许普通民众参与执政并将集权的势头打破。矛盾对冲的结果是社会结构严重动摇，这种局面最先出现在1517年之后的西班牙，新政府一经成立便立即侵损了惯行的地方法规。

国家间关系和欧洲政治格局也充满张力，近东和北非亦成为权力争夺的舞台。在欧洲大陆的东南部和地中海沿岸，查理五世力抗土耳其，形成了基督教的哈布斯堡和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二分天下的格局。这两大早期现代国家的双雄对峙影响的远不止欧洲，伴随着他们的力量角逐，来自东亚殖民地的货物贸易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此后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尽管势力范围的交界处间或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土耳其基本保持均势。当西班牙17世纪中期越来越脱离欧洲内部事务，转而将目光重心投向大西洋西岸时，奥地利主导的哈布斯堡王朝扛起大旗一步步将东方的土耳其击退。但是直到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才彻底瓦解，这一历史事件造成的地区局势失控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和北非乃至欧洲东南部都依然可见。

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宗教：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开罗，其苏丹宣布建立象征伊斯兰教最高统治权威的哈里发。这在世界史上的转折意义与宗教改革不相上下。要厘清1517年在近东的世界史意义，只需做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在奥斯曼土耳其包围开罗的同时，葡萄牙的一支舰队突袭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目的是将该市和周边区域纳入葡萄牙的控制。我们想象一下，倘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阿拉伯半岛这一重要贸易区位将落入欧洲人的手里，通向穆斯林圣城的钥匙就会掌握在欧洲的手中。那么阿拉伯半岛及圣地的庇护者将不是土耳其的穆斯林，而是欧洲的基督徒。这无疑会改写近代史的发展轨迹，今天近东和欧洲的权力和宗教格局也将大为不同。

与上述内政外交事件紧密相关，同样重要且预示未来的第三件大事是欧洲对外扩张主导权的更替。1517年，探索并占领新世界的光环还笼罩在葡萄牙王国头上，让我们回忆一下来到罗马的新公民——大象哈诺和犀牛奥德赛，它们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赠给罗马教皇的礼物。但在16世纪20年代结束时，葡萄牙里斯本贸易中心的地位已日渐式微。随着1517年秋王位继承的顺利完成，西班牙果断抓住葡萄牙发展停滞的机会，一跃成为欧洲海外殖民的龙头老大。对外扩张的心脏地带和早期现代世界贸易的中心进而从里斯本迅速转移到安达卢西亚的港口城市塞维利亚，这也具有世界史意义。因为这是欧洲将重心从亚洲转向美洲的开端，这一重心转移的趋势在余下的整个16世纪表现得越发明显，且葡萄牙居于更加不利的处境。在查理五世1556年退位后，儿子菲利普二世和弟弟斐迪南分别继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属地，海外扩张便不再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事业，而属于哈布斯堡西班牙支系。德国也只是间接地、很边缘化地参与了近代早期的殖民扩张。

全球化中的欧洲

站在全球历史的角度，我们能发现欧洲中心史观容易忽视的另一种变化。1517年10月 31日后，罗马几年之内丧失的势力范围不仅通过占领者在新世界的传教得到了弥补，而且新获得的基督教区域和信徒甚至比其在欧洲失去的还要多。针对马克斯·韦伯称新教是现代化主要推动力的评价，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相对的论点：（文艺复兴教皇）治下的罗马教廷通过十字军东征的经验、对蒙古的探察、向东的意大利贸易政策，以及向西的传教活动或伊比利亚势力的新航路探索等为建立世界性教会所作的布局，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可能比宗教改革更加大，尽管存在数不清的局限、损失和问题。

宗教改革前后的几十年同时也是欧洲知识觉醒的几十年，后者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不亚于宗教改革掀起的信仰革命。此外，1517年，欧洲人开始与中美洲和远东的国度打交道，赫伯斯坦出使“陌生的午夜之地”俄罗斯，再次密切了域外同欧洲的联系，进一步增加了欧洲人对世界的了解。所以这种将欧洲历史推向近现代的知识浪潮不单是欧洲的知识，而且是古典欧洲学问和新世界知识的结合，后者来自欧洲之外的四面八方，这些新的见闻纷纷涌向不久之后将被冠名为“旧世界”的欧洲。

15世纪，第一批海员一步步踏上探索新世界的征程。16世纪初，新的航海发现尽管没有在欧洲引发特别强烈的震动，但随着1517年西班牙占领者登上尤卡坦半岛，通向中南美洲文明的大门被撬开，欧洲人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在远离欧洲的陌生国土上还存在着与欧洲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和开化程度不相上下的高度文明，那里的奇珍异宝让欧洲人大开眼界。而宗教则迅速让欧洲人找回了优越感，印第安本土宗教的蒙昧和野蛮，尤其是血腥人祭仪式均是欧洲早在古代就已摆脱的文化糟粕。只有在遥远的东方，欧洲人遭到了屈辱的对待，神秘的中央之国认为这些外来人低自己一等，拒绝与他们建立定期的往来关系。

继人文主义的哲学、语文学突飞猛进后，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丈量世界成为欧洲人新的热情所在。那些陌生的人种、国家、山川、湖泊、动植物都是探索的对象。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研究在大学里蔚然成风，与之相关的独立学科逐渐形成。那些从域外传入的新世界知识和见闻立刻被用于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并逐渐被纳入欧洲原有的知识体系，既能为统治阶层治国理政所用，又能便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长远来看，它推动了“世界的祛魅”和与之相统一的欧洲社会世俗化进程。

在17世纪，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欧洲北部信仰新教的海洋大国成为对外拓殖的新力量，除开展海外经营和建设活动外，他们也在孜孜不倦地加深对世界的了解。为首的是荷兰人。当奥兰治亲王拿骚-锡根的约翰·莫里茨在1630年前后扬帆大西洋，作为著名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掌门人前去接管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时，驱动他的首先是对知识的渴望。“到达地球最远端”是他的座佑铭。与之相比，贸易公司的商业利益几乎都居于次要地位了。他专门雇用了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记录和描画当地的地理和动植物情况。当莫里茨奉诏回国时，他的团队带回了成卷的油画、素描、精确至分秒的记录以及一大批珍奇动植物标本。这些关于域外人种、动植物、地理风貌的宝贵材料为荷兰，尤其是荷兰莱顿大学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19世纪，乔治·福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将再度发扬欧洲人在近代早期对知识上下求索的文化传统，并将其推至新的高潮。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