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活佛欲知周恩来在红军中身居何职，毛主席：好比求经的唐三藏

摘要：在电影《长征》中曾有这样一个经典片段：正在与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参禅论道”的教员，被警卫战士告知周恩来病情加重时动身准备离去，当格达活佛问及对方周恩来在红军中身居何职时，教员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在电影《长征》中曾有这样一个经典片段：正在与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参禅论道”的教员，被警卫战士告知周恩来病情加重时动身准备离去，当格达活佛问及对方周恩来在红军中身居何职时，教员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他就好像是佛教里的高僧唐三藏，是亲自到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德国去取经的一个中国人。”

影视作品中的毛泽东与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闻言，除了表达保佑期望，也多了一份对这位“周副主席”的由衷景仰，同时也开启了他与人民军队15年休戚与共的不解之缘。

当然，影片为了突出核心主题不免存在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唐三藏”的形容，又恰是青年周恩来在信仰和真理追求道路上最真实的诠释。1920年初，22岁的周恩来因积极领导天津南开大学学生爱国运动而被捕入狱，虽于几个月后获释，但面对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双重压力，学校显然已经保不住他了。

不过，对周恩来的才华和气魄，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却颇为赏识，严修甚至为此专门设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范孙奖学金”以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就这样，周恩来于当年11月乘“波尔多”号邮轮从上海启程，历时月余抵达法国马赛，而后转赴巴黎。

在法国巴黎的10几个月时间里，周恩来组织赴法留学生做了两件具有影响力的“大事件”，即抗议华法教育会取消留学生补助并妥协发放生活费的“反断供斗争”以及组织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反毁约斗争”。在组织反帝反压迫斗争的同时，周恩来于1921年3月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了我党早期海外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而此时的周恩来，不过才23岁，正是今天许多人本科毕业、奔波求职的年龄段。

赴法留学时的周恩来（前排左一）

一年之后，即1922年3月，周恩来与同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张申府一道迁居德国柏林，正式踏上了为中国革命的“求取真经”之路。一来柏林是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思想发源地，理论资源丰富；二来彼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对政治活动的管制相对宽松，外加生活成本低于巴黎，便于革命者长期开展活动。

在柏林凯撒大街45A号楼里，周恩来与一名通晓德、法双语的教师同住。此时的柏林聚集了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进步华工，他们常讨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新思潮，而周恩来则专注于组织旅欧共产主义各类活动。

旅居德国的时间仅有18个月，但却是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彻底定型的关键阶段。他通过理论研习、组织建设与国际合作，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国革命的时代洪流，如同自己在晚年回忆时的那句总结：

“‘脚踏中国大地，与人民同甘共苦’——这一信念的根基，正是在柏林的理论与实践交织中铸就。”

德国柏林的马克思雕像

之所以这样说，又是基于他在柏林的三次重要经历。首先是系统研读包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参与每周三次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会。他尤其关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彻底摒弃了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模糊认同。在同年寄给国内友人的信件中，他的这种明确态度得到了有力诠释：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完成了思想认识的深刻转变，标志着他已经从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意味着他距离中国革命“求取真经”的终点又接近了一步。

其次是在1922年6月参与创建旅欧党团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旅欧共青团”，同时创办机关刊物《少年》以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此后，该组织与国内机构联动，输送了陈毅、邓小平等大批勤工俭学骨干回国。

旅欧支部创办的《少年》杂志封面

最后是与张申府一道，介绍由国内远道而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滇军名将朱德加入党组织，由此成就了对方由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转型的典范。同样，彼时的周恩来不会想到，自己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将与面前这位年长自己一轮的老军人密不可分。

及至1924年7月回国后，周恩来的革命才华和个人理想信念及政工魅力成为他在同时代其他革命者中脱颖而出的“超能力”，如同大唐盛世赴西天求取真经的唐三藏一般，在德国求取马克思主义“真经”归来的周恩来，旋即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为革命输送了大批“革命火种”，哪怕几年后面对反动派的屠刀恫吓与杀戮，共产主义理想从未在他心中动摇丝毫。

值得一提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员曾多次以“唐三藏”来比喻周恩来独树一帜的协调能力，称赞他“既能团结同志，又能斗争妖魔”。这一评价在第五次反“围剿”后的长征期间尤为凸显——周恩来斡旋内部分歧、确保红军北上的努力，恰似唐三藏调和徒弟矛盾、坚定西行方向的意志。

亦或是被红军衣衫褴褛却纪律严明的革命意志所感染，亦或是为教员、周恩来、朱德等人为代表的“取经人”精神的由衷感动，格达活佛在红军长征以及西藏和平解放的时代大潮中亦孜孜不倦的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最后以身殉志，践行了他“彩云是红军的旗帜，山峰是红军的臂膀”的美好誓言。

时至今日，周恩来作为“取经人”的象征意义，早已超越其个人传奇经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生动注脚。他不仅从革命发祥地带回理论“真经”，更以智慧与毅力完成“翻译”与“弘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