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法院接连判决其关税政策违法，特朗普正试图以政治手段“绑架”美国最高法院。下面是文章正文，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借鉴，立场不同，请注意甄别。
西方媒体今天报道， 面对法院接连判决其关税政策违法 ，特朗普正试图以政治手段“绑架”美国最高法院。 下面是文章正文，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借鉴，立场不同，请注意甄别。
特朗普试图“绑架 ”最高法院
面对法院接连判决其关税政策违法，特朗普政府正向最高法院发起最后冲刺。法律层面站不住脚，特朗普干脆诉诸情绪化的威胁言论：如果法院不同意，他口中的“美国将灭亡”“经济将崩溃”。在无法说服法官的情况下，他正试图以政治施压绑架司法系统，逼迫保守派大法官为其站台。
这种策略可以称作“绑架式辩护”。特朗普上周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其大部分关税违法后声称，如果法院否决关税，“将是对国家的彻底灾难”，“甚至会摧毁美利坚合众国”。他在本周二再次强调这一说法，并附带上一个明显荒谬的数字——称美国“因为关税获得了17万亿美元”。
白宫在周三晚向最高法院提交的请愿书中延续了这种腔调，宣称“关税正在促进和平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让美国从灾难边缘被拉回，恢复了其全球尊重与地位”。
这些言论等于变相承认：政府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最宽容的解读是，政府试图游说最高法院采取结果导向的司法能动主义——而这种做法恰恰是保守派长期口头上所反对的。更严厉的解读则是，这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讹诈，试图“绑架”最高法院，让它即便明知违法或违宪，也要为特朗普背书。
事实上，这种策略在下级法院已经屡试屡败。过去几个月，政府不断通过高官站台和司法部介入来撑场面，但结果反而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今年5月，就在国际贸易法院三名法官一致裁定特朗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的关税违法前夕，政府高官临时出面，试图阻止判决。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法庭文件中坚称，若裁定不利，将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造成“重大且不可逆转的损害”，并会助长“盟友与对手的嚣张”。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声称，不利裁决会制造“一场外交灾难”。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则警告，这将严重削弱特朗普“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能力”。
法院对这些危言耸听并不买账。但在案件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后，政府依旧不放手。特朗普上月扬言，如果败诉，美国将陷入“一场大萧条”。司法部长约翰·绍尔和司法部民事司负责人布雷特·舒梅特甚至在法庭上声称，“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就是一个死去的国家”，若败诉，“经济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而不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上周五，鲁比奥更是加码，宣称不利裁决将使政府更难结束俄乌战争。
如果你一直关注白宫在法庭上的表现，这些夸张言论多少还有迹可循。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自始至终就在IEEPA框架下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而政府的辩护论点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改善。至于这届最高法院——一个过去多次对特朗普格外宽容的机构——是否会真正被这些论调所打动，仍是未知数。
特朗普政府对IEEPA关税的辩护，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因为这违背了美国宪法中最基本的权力分立原则——即国会与总统之间在征税与关税制定方面的权力界限。
按照宪法，征税和征收关税的权力属于国会。虽然国会曾在一些贸易法中有限地将相关权力授权给行政部门，但这些授权都附带了严格的程序性和实质性限制，以确保总统不会滥用这类经济工具。
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本身主要是用来实施经济制裁的，在整部法律中甚至找不到“关税”一词。在过去近50年的时间里，从未有哪位总统试图用IEEPA来加征关税。事实上，国会当初制定IEEPA的目的正是为了限制总统在紧急状态下的经济权力，而不是为了赋予总统在无需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大幅加税，或随意扰乱全球金融体系的能力。
对于自由派法官来说，仅凭这一点就足以驳回特朗普政府的立场。然而，特朗普团队对IEEPA的解释也与最高法院近年来保守派法官发展出的“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相冲突。根据该原则，当行政行为涉及“重大经济或政治意义”时，必须有国会明确授予的授权。如果缺乏这种授权，则该行为就是非法的。
保守派法官曾利用这一原则推翻了乔·拜登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而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在经济上的潜在影响远远超过拜登的政策。耶鲁大学的经济模型预测，仅2025年一年，特朗普的关税将导致美国通胀上升，使普通美国家庭增加约2400美元的支出，同时导致大约5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并使美国经济每年缩水约1250亿美元。该模型还估计，政府将通过这些关税征收约2.7万亿美元的收入，而这笔收入本质上是对美国人民征收的大规模、累退性质的税收。
面对这些质疑，特朗普政府的法律防线仅剩下一个薄弱的论点：IEEPA赋予总统“监管”进口的权力，因此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出于任何理由加征关税。这种说法乍听之下似乎有理，但如果真正了解相关法律体系，就会明白这一逻辑难以成立。正如联邦巡回法院上周所裁定的那样，“仅凭‘监管’的授权，并不能自动意味着拥有征税的权力”。毕竟，宪法本身就明确区分了“监管权”与“税收权”。
此外，最高法院的职责并不是为了挽救总统、内阁官员或其律师不当决策所带来的困境，也不是为了避免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尴尬。事实上，在涉及总统权力的重要案件中，法院本就可能会裁定不利于在任总统，这是司法审查制度和美国宪政体系的本质所在。
从法律实质而言，所有这些理由本应足以让保守派法官驳回特朗普的诉求。而对这些大法官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政治好处：在民众对法院信任度低迷的背景下，他们有机会站在公众一边。
盖洛普上个月发布的民调显示，最高法院的支持率再次创下历史新低。这一趋势很可能源于2022年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以及此后一系列明显偏袒特朗普的判决。
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及其关税政策的态度也并不友好。多项民调显示，大约60%的美国人反对这些关税。根据《纽约时报》的民调汇总，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仅为43%，不支持率则高达52%。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大法官可能不会在这起案件中集体支持特朗普。然而，考虑到他们在关键时刻反复违背自身公开宣称的司法原则并支持特朗普的过往表现，对案件结果仍需保持谨慎。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夏天法院裁定特朗普享有“刑事豁免权”的判决，为其竞选连任扫清了最大障碍。当时宣称自己是“文本主义者”和“原旨主义者”的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做出了一项既无宪法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建国先贤意图的裁决。
如果他们在本案中仍选择为特朗普辩护，另一条可能路径是接受政府的说法——即把IEEPA当作一个模糊且没有限制的总统外交工具，尽管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解读。鉴于最高法院长期以来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倾向于对总统给予宽容，如果保守派大法官执意支持特朗普，这也不难做到。
归根结底，没人能准确预测这些保守派大法官将在关税案中如何裁决。理论上，只要有两名保守派大法官站到自由派一边，就能否决特朗普的政策。但考虑到去年“总统豁免案”中法官们的选择，表明即使在极度争议性的案件中，保守派依旧可能选择站在特朗普一边。
围绕特朗普关税诉讼案的这场法律博弈，固然具有重要的实质意义，但在激烈的攻防中，也容易掩盖两个关键事实。
首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最终很可能被视为在政治、法律和外交层面上都堪称“历史性灾难”的失败典范。过去六个月里，特朗普政府在这一政策上不断反复，朝令夕改，严重扰乱了全球经济体系，不仅令美国的盟友深感沮丧与愤怒，更试图在未经民选代表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大幅提高对美国公众的税收负担。
事实上，即便在今年5月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关税政策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仍执意推进其混乱的关税体系，这一点本应引发更多舆论关注与批评。虽然该裁决被暂缓执行，但如果换作民主党总统在类似情况下无视法院判决，强行推进相关政策，保守派恐怕早已群起攻之。
因此，特朗普政府声称如果败诉将影响美国外交形象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颠倒黑白。的确，最高法院若裁定政府行为违法，可能会削弱其国际声誉，但这正是因为许多外国政府可能早已是这项全球性非法政策的受害者。如果最终特朗普政府颜面尽失，那也是咎由自取。
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如果特朗普所宣称的关税政策真的如此重要、美好，不仅能避免美国陷入“大萧条”，还能终结俄乌战争，那么他理应走正规立法程序，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正式法律予以确立。
如此一来，所有法律挑战也将不攻自破。但问题在于，直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始终未这么做——因为大多数民众根本不接受他们的说法，关税政策在民意中非常不受欢迎，连大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很可能也不愿为其投赞成票。
这不仅仅是一次关税政策的判决，更是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再次考验。是法律至上，还是政治干预主导司法？是保守派坚守原则，还是再次为特朗普开绿灯？答案即将揭晓。
来源：小夭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