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治·米努瓦 (Georges Minois) ，法国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中世纪晚期历史研究领域专家，已出版历史专著十余部，如《百年战争》《中世纪史》《查理曼大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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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米努瓦 (Georges Minois) ，法国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中世纪晚期历史研究领域专家，已出版历史专著十余部，如《百年战争》《中世纪史》《查理曼大帝》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旧制度末期，当费加罗（费加罗为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角）发出他的著名惊呼时，这句话同时是一个事实，一种要求和一次挑衅。它对于启蒙运动培育出来的精英而言，是事实；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是要求；对于世俗和宗教权力而言，则是挑衅。这也是旧制度的三个世纪里对于书报审查制度这一举措讨论的结果。

臣民或公民觉得自由表达是一种需要，可它总是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危险。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中，知识被少数有文化的神职人员所垄断，权力以一种基于世界神学概念的专制原则加以实施，而批判思想的存在则被视为一种罪恶。

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中，绝对真理由教士阶层和神学家所掌握。所有不同见解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谎言，一种被魔鬼煽动的假话，它们将整个共同体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毁灭了信仰和价值观。在政治领域中，权力以上帝的名义由一个有神圣权力的统治者实施，他负责保障国家的良好运转，所有抗议都是一种背叛，是将社会凝聚力置于危险之中。以这些原则的名义，表达的自由不被容忍。

总的来说，在中世纪，确立起了一种共识，导致一个社会遵循自行审查。主流价值被全社会一致地分享、体验和内化；罕见的对现状不满的表达，被单一的社会压力毫不费力地遏制，甚至不需要官方干预。在大众层面上，许多节日扮演着人们表达对日常生活失望的出气筒的角色。在平时，异常的言行很快会被共同体镇压。知识精英被坚固地圈隔起来，沉浸在被正统观念筛选过的、数量有限的基要文本中，异端独立思想的表达属于奇迹。这种表达因为只能动用非常有限的物质传播手段，触及文化上理解力较弱的公众，因而更容易被遏制。怀疑从恶魔的鼓动开始，那些手工翻印的数量稀少、但后果严重的手稿，只能触及非常有限的、影响力不太强的知识分子，所以不满的思想很快就会被抵消，并不需要设立控制作品的专门机构。

当然，宗教裁判所保持着警惕，主教法庭可能实施严厉惩罚。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从11世纪思想的复兴直到15世纪的危机，权威思想在这四个世纪中只遭受到极少的严重攻击。

当对既存秩序不满的声音增多时，当文化的接受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时，对文化生活实施一种真正审查的要求出现了。在那一刻，权威感到他们对真理的垄断权受到威胁，因而进行抵制并加以镇压。这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发生的事，同时伴随着三种因素的结合：思想骚动的上升，受教育并因此接受力增强的社会阶层的扩展，以及一种极其高效的传播手段——印刷术——的发明。

思想骚动存在于教会内部。在那里，关于权威、贫穷及罗马教廷的争论，很快就超出教规框架并涉及信仰本身。有接受力的社会阶层，是重建城市社会的市民阶级，他们渴望独立。至于印刷术，人们不可能夸大它的重要性。它代表一种对文化权威的史无前例的挑战。直到20世纪，收音机、电视，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问世，才会再一次见到一场有如此规模的革命。

有了强大的传播手段，不满情绪高涨了，在价值观领域受到威胁的专制权力感到了不安。这是书报审查制度建立的基础。书报审查制度将会处于旧制度三个世纪文化活动的核心。表面上看，已知条件是简单的：一方面，是专制权力；另一方面，是要求表达自由的思想家。在表面上，这种演变总是清晰的：在许多次斗争和一场残暴的镇压之后，权威在其最后的防御手段中被排斥，并以让步而告终——费加罗的呼声宣告了《人权宣言》第十一条款，它确立了出版自由。自由胜利了，而道德，就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并未受损。

但是，事情显然不是如此简单。首先，因为表达自由的胜利从来不是彻底的和决定性的。在我们20世纪末的先进民主政治中，书报审查制度一直以或多或少迂回的方式被使用，更多是在幕后并且由法庭苛严的压制来实施，以“保留义务”、“知识秘密”、“国家机密”、“民族最高利益”，以及其他适当的标签为伪装。

其次，因为表达自由的概念本身是难以界定的。以这种自由的名义，我们也可能不能对任何人以及任何话题发表任何言论。这涉及太多的道德、社会、心理影响。人们能任由精神失常的人自由地发出对仇恨、凶杀、放荡和邪恶的异常呼声吗？我们都被社会生活所强迫，不能免去一定程度的约束。自从1789年以来，所有讨论都围绕着这个辩论而展开。

复杂性的第三个原因：围绕书报审查制度的争论主要依靠质疑它的文化环境和运用它的权力性质。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纯理论解决的抽象问题。人们刚刚表示赞成表达自由，这会与实际情况相冲突吗？例如，如果我认为某种生活是荒谬的，我有鼓励自杀的自由吗？表达自由的捍卫者已经被分化了。我们今天能够提供的回答并不是人们在旧制度下的回答，那时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在那时，上帝的权利与人的权利不相上下；在那时，社会隔阂更严重。

而且，问题因国家的传统不同而不同。我们之所以研究16至18世纪法兰西王国的情况，是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中间位置，使其成为一个特别有意味的十字路口。书报审查制度问题依据文化水平之差别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这导致历史学家也许过分强调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对抗，指控精英文化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导致大众文化的死亡。这种过程是旧制度书报审查制度相关方面之一。

但是，法国个案的有趣之处也在于书报审查制度的权力的多样性：索邦神学院、高等法院、国王御前会议、教士会议，它们相互矛盾，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不同的。教会书报审查和国家书报审查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促进了某种思想的多元化表达。这正如1620—1640年间博学的、不信教的无神论者，他们支持国家理性，可能正因为多样的支持者以及他们使宫廷和大人物受益的共谋关系，使得他们逃避了刑罚。同样，在18世纪，人们惊讶地发现，启蒙哲人占据了极其显要的地位，可当时他们公然地致力于摧毁保护他们的制度。

这是因为专制国家虽然具有神权，但此后所追求的是一个纯粹的尘世目标：肯定体现在国王身上的国家权力。对国王而言，禁忌，是妨碍这种权力的东西。与之相反，教会首先在教义的最高利益中产生影响，书报审查遵循和中世纪一样的标准。但是，当这一标准触及世俗权威的利益时，如果世俗权威不支持审查制度的裁决，其裁决便没有任何效力。审查制度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文化控制还有另一个维度：通过教育、讲道、阅读、宣传培养有才华的人。因为光有禁止是不够的，应该指明并促进好的东西。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同样发现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双重对立。一方面，是对精英培养事业的竞争，随着大学的衰落和王室机构的崛起，国家在世俗意义上吸引了教育。在1762年驱逐耶稣会之后，高等法院宣扬了一种国家教育制度，而教会想要将对中学的控制权留给自己。另一方面，国家只对精英的培养感兴趣，彻底忽略了大众文化。因此，唯有教会担当教育大众的责任，它试图在宗教会议的改革精神中涤除他们的“迷信”。在越来越归顺于国家的渎神的和世俗的精英阶层与由教会使其抱有末世说之希望的大众阶层之间，文化隔阂增大了。

旧制度在文化领域中，是介于中世纪宗教基础的顽固保守与当代多元化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转变中，书报审查制度并非仅仅发挥了一种消极的作用。通过激怒反对派，加剧权威之间的分裂，与其说它减慢了发展速度，不如说它激发了法国思想中对自由的渴望。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