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起【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国际政治中的老话题。这个问题不但和当今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反复争辩的重大理论问题。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论起【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国际政治中的老话题。这个问题不但和当今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反复争辩的重大理论问题。

为此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1位学者（分别来自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英国以及台湾和澳门地区），并以中国大陆两家顶尖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和人大)的院长(阎学通和杨光斌)打头炮，以期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引起关注,推动更深一步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分析。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阎学通 清华大学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

李汉松 美国美利坚大学

成汉平 南京大学

庞 琴 中山大学

周阳山 台北中流文教基金会

储昭根 浙江理工大学

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白智立 北京大学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钟 扬 上海交通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陈纳慧 中国政法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宋 伟 中国人民大学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由 冀 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

钟厚涛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朱俊玮 浩瀚智库

武心波 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邱奕铨 牛津大学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张 兵 日本山梨县立大学

王梓元 外交学院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庚 欣 深圳广电集团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结构与个性之间的领导人：从政治理论看国际关系

31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4篇

从居鲁士家训到夹谷会盟，从《往事书》“三德”、《政事论》“六策”到马基雅维利德性论，西方、印度和中国古典哲人分析国际关系规律时，从来是主体性与结构性双轨思考，甚至关心领导人素质还要更重一筹。但古人也告诉我们，当权者看似大相径庭的言行风格，即便不是隐蔽政治动机的移花接木、声东击西，也往往是政治语境中应运而生言行规范。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多数城邦内部都划分了两派，分别倾向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也各与雅典和斯巴达过从甚密。所以如果说韩国、菲律宾、马尔代夫和太平洋诸岛的领导人通过个人“风格”影响国际关系，不如说是他们为自己选取了相应的“风格”，呼应了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告诉我们，风气是社会化的产物。再以修昔底德为例：克里昂的民粹气焰和尼西阿斯的菁英气质无疑改变了希腊城邦之间战争与和平的演变，但与其说这是领导人的风格，不如说是雅典政治浮现出来的两个面向。当我们讨论领导人的气质时，我们往往也在不自觉地讨论城邦的气质，乃至人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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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时下，美、俄、印、土诸国首脑无疑颇具个人色彩，但他们的种种行为艺术也凝聚了各自国内一大批群众的集体气质。譬如，只要我们从东西海岸回到中部南部就不难发现，特朗普对内的反菁英建制主义、对外的交易主义和“懂罗主义”不乏民意基础。而看似偶然的行为，譬如特朗普与高校的斗争，多大程度上只是把酝酿已久的问题摆上了桌面？从全球范围撤回西半球，是否也是顺应长期趋势，乃至历史必然？当然，塑造领导人风格的不仅是国内压力，也有国际现实。例如，梅洛尼上任后的“右翼民粹”远不如竞选期间承诺得那样激进，而是一边坚持着不痛不痒的保守社会价值，一边协调意、欧、美、国际各方，稳固自己的政治势力。现任阿根廷总统的对华态度更富戏剧性：从一开始的“刺客说”到盛赞中国是“有趣的贸易伙伴”，急得美国智库们好像发现“刺客”是布鲁图斯的凯撒，绝望地问道：Et tu, Milei？傲慢与偏见之外，还有共同意识和集体行动。如果“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那么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则是连亘的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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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欲求预测性而不得的政治“科学”，国际关系从大理论时代到行为转向，一直游离在结构性和主体性思考的边缘上。二战后层级分明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0年代后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安全双重秩序，无疑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一个思想温室，流连于回归与建模之间，将多重多极、跨文化跨文明争鸣的复杂规范性问题束之高阁，专注提取国际行为的普遍规律。眼下正值世界变局，而塑造国际秩序的主观能动性已然向全球扩散，因此各国领导人的个人心态、认知、行为都可能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值此波诡云谲之际，国际关系亟需从先入为主的结构框架回归微观基础的人格分析。从神经学到行为学，各种方法层出不穷：领导人“操作码”和“特质分析”、面部表情分析和“代理人基模型”、文字分析和语音分析、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乃至人工智能模拟领导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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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使用这些数字工具时，我们也要保持知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审慎反思。首先，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何谓领导人“风格”？“风格”要微观到睾酮素、催产素和皮质醇对外交行为的影响，还是仍然漂浮在自然语言模型吞吐而出的影影绰绰的修辞模式？如果是“模式”，那么谈何领导人“特点”？如果“特点”植根于神经心理和生物化学，那么这种决定论又有何规范性意义？第二，我们如何区分“风格”（style）和“战略”（strategy）？当“风格”变化时，我们如何确定这是领导人的质变，还是施政者的策变？最后，分析领导人“风格”如果落在领导人的具象特质上，那么对国际政治有何普遍性的指导性意义？如果这些风格是普遍的，那么为了解释这种普遍性，我们是否又要回到结构分析，甚至是人性和政治本质的考察？我们恐怕要引入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才能解答这些问题。

来源：赵全胜谈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