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风正硬，九二年的春末，夜里凉得像把磨了很久的刀背，贴在脖颈上不割人，只是渗着冷意。

我先是听见脚步声，又听见水气里那种轻轻的抽泣声。

江风正硬，九二年的春末，夜里凉得像把磨了很久的刀背，贴在脖颈上不割人，只是渗着冷意。

我把解放车停在驳岸边，卸完最后一筐瓷砖，手心还留着粉灰的涩。

那脚步忽远忽近，像有人踮着脚试探，又像风把人心思吹得犹疑。

我喊了句，别想不开，水凉。

她停住，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像冻得不行的小孩。

她说，我就站会儿。

我说，站也别靠太近，滑，掉下去就麻烦。

她又走近一步，脚尖碰到江沿那道青石的棱。

我下意识上前一把拽住她的胳膊。

她的袖子很薄，像学生的白衬衣，湿气一裹，冰凉。

她扭头看了我一眼，像是刚从别处走回来的那种发愣。

我说，走吧，来碗热的，豆腐脑，街口还有摊。

她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跟着我。

摊主是个熟人，见我带个姑娘来，递了俩瓷碗时多撒了点葱花。

他压低声音说，伢子，夜里风重，小心些。

我笑，说，晓得。

她把豆腐脑端在手里，手指被热气熏红了，呼了一口气，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慢慢缓了神。

她说，谢谢。

她看起来二十出头，眼尾有那种细细的倔，像写字时笔画收得很直。

我说，回去吧，晚了，江风伤人。

她点头，又摇头。

我不问她为什么，也不问她从哪来。

夜里，人说得多，天就冷得快。

她离开前，向我轻轻一鞠躬，像学校里受过规矩的人。

她说，我叫林芷。

我说，我叫周言。

这事我没跟谁讲，只把她留在心里，像把江边拣的那块圆滑的石子塞进衣兜，走几步摸一下，觉得踏实些。

我那年二十四，从木工厂的学徒转成了货运司机，跟着师傅跑近途，给建材市场送砖送瓷，挣的不多，够一家子接上气。

家住北城的筒子楼，四层，楼道里油烟味常年混着煤气味，冬天挂着潮，夏天晒着咸。

屋里有一台老收音机，咔嚓咔嚓地转，声音忽大忽小，像老人牙不齐。

桌上一个双喜牌暖水瓶，外壳红得发旧，开水冒泡时，会带着一点铁锈味。

父亲那年刚把老厂的工龄转完，临时在一家小五金铺看门，夜里打盹也不离开凳子。

母亲在菜市场摆摊，卖葱姜蒜，手上裂口子一到冬天就抹红药水。

妹妹等中专分配，说话尾音向上，眼睛亮得很，做什么都有股子劲。

我们家说话，讲究轻声，生怕把那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好一口气惊跑了。

邻居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对门老赵喜欢跟我讨论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明明隔天常变，他还当宝。

他见我晚上回来晚，吼我一嗓子，伢子，晚饭要吃，别仿洋派。

我笑他说，赵叔，你这嗓门像广播里的提醒：前方注意，天气有变。

他摆摆手，说，莫挤兑我。

我跟林芷第二次见，是在街道文化站。

那天我去给人送桌子，看见她坐在窗边，给人写海报，字很端，横竖分明。

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眼角有点笑。

我说，豆腐脑摊搬家了。

她说，知道，我找了一圈才找着。

她说话轻，但不虚，像田里拔出来的青葱，挺立。

我把桌子放下，装作随口问，住哪一片。

她说，先住单位宿舍，等调动文件下来再定。

我没再问。

我们后来在街口的饺子馆碰见几回，我请她吃了一次，她说下回我请你喝酸梅汤。

事情就一点一点往前挪，像冬天晒被子，得翻几次，太阳才进去。

九二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们在江边走。

她说，谢你那天拉我。

她说得很坦白，没有绕。

我说，我就是随手。

她说，不，你不是。

我没接话，心里却软了一下。

她低头看江水，水面有细碎的光，像细沙扬在玻璃上。

她说，我怕水，却又走不过那天晚上那道坎。

我说，不怕，水往前流，人往前走。

这话像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我记不牢出处，但顺口就出。

后来我们领了证。

我没有讲求排场，领证那天正下小雨，民政局门口的柏油路泛着泥味。

她把伞偏向我，我把伞柄往她手里推，伞是她的，怕压坏了。

她笑，说，你这人，别扭。

她把江边拣来的石子塞到我手里，说，留着。

我说，这石头摸着温顺。

她说，嗯，顺手，顺心。

婚后，我才知道她父亲，是城南一家塑料厂的老板。

纸面上写的是“厂”，其实就是九十年代起势的民营企业，租了两排长房，雇了几十号工人，订单一好就轰轰作响，订单一淡就风声紧。

我一时讷住，心里那点自尊像被轻轻拨了一下。

她看出我不自在，没安慰，也没夸张解释。

她照常早起做饭，苦瓜用盐先揉了，去苦味，鸡蛋打散，快火翻几下，端上桌。

她夹一筷子到我碗里，说，吃，苦尽甘来，不是说给谁听，是给自己的舌头听。

我嗯了一声，胸口那点热气，慢慢落下来。

岳父来吃过一次饭。

他穿蓝灰色中山装，手上不戴表，鞋擦得亮，坐下时背很直。

他看着我们的屋子，没说不好，也没说要换。

倒茶时他说了一句，做事要规矩，规矩比钱硬。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

我没去他厂里上班，也婉拒了他介绍的机会。

我说，我还想自己跑车。

他点点头，没再提。

有些人的给，是把你往怀里拢；他则像在你面前摆张桌子，告诉你桌脚这样拼才稳，其余你看着办。

那几年，街上变化快。

寻呼机挂在腰上像块小牌牌，走一步震一下，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忙。

我买了个二手BB机，号码写在一张纸上，用透明胶贴在收音机旁边，像贴了个小护身。

林芷在文化站上班，白天做活动，晚上跟街道写简报，字迹依旧工整。

她同事带孩子来玩，屋里多了几声笑，家具旧但干净。

我们把床边的钢丝换了几根，睡起来不再吱嘎。

父母渐渐放心，母亲在早市找来一台别人不要的电风扇，擦得锃亮，风一开像个老朋友叹气。

邻里之间，有时吵吵，也多是你来我往的热乎。

老赵有一天拎了一包酸豆角过来，说，尝尝，脆得很。

我说，赵叔，你这豆角，像你说话，一根一根直。

他笑，说，你这小子嘴灵。

九六年，我攒下第一笔敢拿出来说的存款，加上岳父那句“规矩比钱硬”在心底敲，我跟老同学合伙摆了个小门面，做零担配送。

小打小闹，但干净利落。

我跑前跑后，林芷帮我把账本理顺，她抄得工工整整，错一笔都得涂白漆重来，像学生交作业。

我心疼她眼睛，劝她歇歇。

她笑，说，怕啥，年轻呢。

那会儿大家都这么说，怕就不往前了。

我的心里偶有不踏实，却常被她这种不响的劲鼓着。

转折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午后。

九八年，城西新开了个物流中心，我贪了个大的合同，想着这回把铺面撑大。

我没跟家里细说，只说忙。

忙是真的，早四点起，晚十一点回，吃饭像打仗，夹一口就得放下去扳箱子。

合同第二月，资金链绷得发响。

对方压款，说月底一并结，我的车队先垫。

我那点流动的小米加步枪，一时没了喘息。

同伙看我脸色不对，劝我找人帮衬。

我嘴硬，说，不用。

晚上回到家，收音机忽然沙沙死音，像嗓子哑。

我拍了几下，没用，灯泡亮着，里面的电阻像老头子想不起名字。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水瓶里水咕噜一声。

林芷拿起我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停了一下。

她没问，也没说。

她给我倒了杯水。

她说，喝。

我接过，水温正好，手心暖。

那晚江风大，窗外远处江面上雾像从蒸锅里腾出来。

汽笛拉了一声，长，一直拖到我心里去。

我想起那晚江边，想起她的袖子凉，想起岳父那句规矩比钱硬。

第二天，我去了岳父的厂里。

不是求他借钱，是想问他怎么处理账期。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点欣慰，也有点担心。

他说，账期是水，水要走，就给它走的道，别用手去拦，拦不住还打湿自己。

他讲了一套办法：分票据，分批交货，把风险摊开，先把规则谈清楚。

我记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像学生背课文。

他没有掏出支票。

我也没等。

回家后，我把这些跟林芷说了。

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承认，我慌。

她笑，说，承认慌，就是不慌的开始。

我们决定缩，先把大单的尾部保护住，转向社区配送，把近的低风险先保住。

那段时间，我们起得更早，睡得更迟。

我把旧帆布袋又找出来，装每天出车的明细，晚上回来一条条对。

帆布袋角上磨出毛边，像人脸上岁月刻的小口子。

我们把这个帆布袋当成家里第二个宝，除了那块江石。

江石在电视机旁边，仿佛是不说话的老邻居，看着我们忙忙碌碌，偶尔沾点油花也不多嘴。

过了这一道关，日子稳了。

稳不是大富大贵，是心里知道明天有饭吃，后天也不会天塌。

两千年以后，街道上小灵通响起来，VCD在夜里放在白墙上，孩子们吵着看动画片。

我们换了个向阳的两居，楼下是早点铺，早晨豆浆和油条香味能往上窜到窗台边。

父亲渐渐老了，晚上端着小马扎坐门口，跟路过的人打招呼，话不多但笑意温和。

母亲说话慢了，菜洗得更干净，做饭喜欢先把米淘三遍。

妹妹考上了市里的事业编，穿衣打扮沉稳了，逢年过节塞给我一点钱，让我装着我的面子。

我和林芷有了孩子，一个男孩，眼睛圆，笑起来露两个小酒窝。

孩子爱抓那块江石，咬两口又放下，歪头看我。

我把石头擦干净放回去，说，娃，别咬，咬不动。

他咿咿呀呀回应我，像赞成又像反对。

我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不那么年轻，我开始学着在说话里留白，不把话说满。

人到中年，留白是个学问。

我以为我们的路会一直朝前，像江水，越走越宽。

直到二零零七年。

那一年没出大事，也没出小事，就是日子平平往前。

她在单位里带社区读书会，又参加了一家公益组织，去给江边的流动人口孩子做课后辅导。

她回家的时间仍旧准，饭菜仍旧有滋味。

只是眼睛里的光变了，像日头从云背后出来，不刺眼，却亮得稳。

她跟孩子们念书时的笑，是我从前不大见过的，那不是迎合谁，是出于心里的欢喜。

我不是小心眼的人，可心里有阵微微的酸。

人都有，坦诚一点。

酸不是不悦，是突然发现她在另一个角落有了更宽的世界，而我还守着小门面，算着账，拎着帆布袋。

有一晚，我们坐在阳台，两盏路灯打在玻璃上，光像薄薄一层糖。

我说，你喜欢去那边，就多去。

我说的时候语气平平，不像批准，也不像抱怨，像把关节轻轻揉开。

她点头，笑，很温柔。

她说，我想学心理咨询。

她说这话时眼睛稳稳的，好像自己是块沉下去的石头，真心想在水底看清水草。

我说，行。

不难，难在后来我们错开了很多话题。

她笑着讲孩子们怎么背课文，讲一个女孩拿着一本旧书说要当老师。

我笑着听，却想到第二天南城那辆车还没修好，轮胎得趁早换。

我没有跟她争辩，也没有去削她的热情。

我只是慢慢懂了，人的心像江水，总要往更宽更深的地方去。

我的性子，慢。

慢的人在江边长，喜欢看水面的纹一圈一圈散开，不爱跳下去游到对岸再回来评判。

她的性子，温，但不浅。

她往前走的时候，脚步轻，风不响，你回头时，她已走远了些。

孩子渐渐大了，父母渐渐老了，我们屋里的收音机终于彻底不响。

我把它拆开，想修，拧了两下螺丝刀，里面灰扑了我一脸。

我笑说，哎呀，这么多年的灰。

我擦干净它，放回原位，它不响了，却像个老朋友坐在那里，陪我们安静。

二零一二年，城里修了高架，河堤加固，江边的青石换成了防滑砖。

豆腐脑摊主的儿子接了摊，味道还是那味，葱花还是撒得大方。

我们有时带孩子去，孩子拿勺子敲碗，像敲鼓，一下一下一本正经。

我想起当年她在江边小心拎着碗吹气的样子，心里像被暖了一下。

那个冬天，一个清晨，我出车前，她从书包里摸出一张纸，递给我，是培训课程的安排。

她说，我想去外地进修三个月。

她说完看着我，像等一个确认，又像等一个退路。

我说，去吧。

她问，家里怎么办。

我说，有我。

她点点头，把那条旧围巾绕了两圈，出了门。

那条围巾是我早年在批发市场买的，墨绿，边上皱着，洗过很多回，摸上去柔软。

这些年她很多东西换了，唯独那条围巾常在。

帆布袋也常在。

帆布袋装着我的账本，装着日子碎屑，装着不言自明的重。

她走后的那三个月，并不难。

父母有时去小区广场慢步，孩子作业我盯，生意照常。

我是个能把事情做下去的人。

她回来时，眼睛更亮了，整个人像更轻，但更定。

她隔天就去单位调整工作，又去公益组织接着做事，脚步还是稳。

晚上我们坐在桌前，孩子在一边写作业，我看她的手指，她的手指骨节清楚，写字时笔尖稳稳，不拖泥带水。

人过四十，很多东西都显出本相。

你以为时间会把人磨成一个模样，其实不会，时间只是把表面的装饰磨掉，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

二零一五年春天，江水涨，堤边的柳条冒了芽，风吹一下，青就晃。

那天很清楚，我们送孩子去参加春游，归来路上，江堤那边船汽笛响，远处桥像一支拉开的弓。

我停下步，叫了她。

我说，我们谈谈。

她看我，眼睛里的光不慌不忙。

我说，咱们分开住一段。

我没说“离”，也不想说“散”。

我只是想把绷了多年的那根线，松一松。

她没有立刻回应，她看向江面，风把她鬓角吹得轻轻摆。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沿着青石走，脚尖碰到边缘，我一把拽住她的胳膊。

这一次，没有谁拉谁。

过了很久，她说，好。

她说，等孩子考完试，我们再说具体。

我们回家，照常做饭，孩子照常写作业。

晚饭桌上，我把那块江石擦了擦，放在她面前。

我说，这个，你拿着。

她说，你留着吧。

我说，这石头当年在你手心暖过，就该在你手心待着。

她没再推，拿起石头，放进她的帆布袋里。

那帆布袋，这些年她也有了一个，装书装资料，袋角磨得也起毛边。

两只帆布袋挂在门口并排，我看着它们，觉得像并肩站了很久的两个兄弟，要各自去走不同的道。

我们没有闹，也没有摆姿态。

她搬到单位附近的一间小公寓，离家不远，走路十二分钟，灯光暖。

孩子周末跟她，平日跟我，起居有序。

父母起先不懂，我慢慢解释，说这叫冷静，不是分崩。

邻居们嘴上抿着，眼神仍旧善。

老赵坐在楼道口，见我提着菜回来，说，伢子，饭要吃，别瘦了。

我笑，说，赵叔，你老不改口。

他摆摆手，说，俗话讲，家家有本经，不怕念，只怕丢。

我说，不丢。

分开住的日子，不苦。

我照常起早，接送孩子，店里看人来人往，点收货单，登记装车时间。

我开始把一些事交给年轻人做，店里两个小伙子手脚麻利，我不再样样亲力亲为。

我给自己多留一点空，夏天坐在江边吹风，秋天去老城墙下走一圈，冬天在门口晒晒背。

我也偶尔去听林芷他们的分享，坐在最后一排，像一个普通观众。

她讲话不煽情，用的词不多，不快不慢，好像每个字在她心里过了一遍再出来。

她讲一个男孩用旧本子写“谢谢”，字歪歪扭扭，却认真，我在下面听，心里静。

我想起她当年写海报的手，心里踏实。

后来，孩子考上了一个不错的高中。

那天回家，他把书包往沙发下一放，唤了一声，妈。

声音里带着少年人的亮。

她笑着给我们各倒一杯水，说，恭喜你，恭喜我们。

我把帆布袋里的几页账单收好，合上，像给这些年的奔波合上一本账。

我们坐下，桌上有一碟热花生米，一盘拌黄瓜，简单，脆。

她忽然说，记得吗，江边的豆腐脑。

我说，记得。

她说，我那晚其实不是要跳。

我看她，她笑，说，那晚我走到边上，想着如果风大一点，就往回走；风小一点，就再往前站一步。

她说，那晚江风大。

她说完，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却稳，不要落下来的那种。

我笑，说，风大，正好。

我忽然想起当年我说的那句，水往前流，人往前走。

日子也就这样，慢慢说回来，慢慢走向前。

她仍旧住在单位那边，我仍旧住在家里。

我们像两条河，走过一段并行的路，再各自拐向自己的地势，天气晴时水面发亮，阴时也不混。

逢年过节，她回来一起吃饭，父母笑，孩子笑，餐桌上热气翻腾。

她会把她的帆布袋放在门口，袋口朝外，像要随时出发，我把我的帆布袋靠着她的袋子放，袋口朝里，像随时欢迎。

我们很少讲“对不起”或者“谢谢”，我们更常做的是端一碗热饭给对方，或者在对方忙时把围巾递上。

九二年那个夜里，豆腐脑摊主多撒的那点葱花，我一直记着。

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就差那么点葱花，把一碗普通的热，变成香。

我不觉得我“推开”她是负的。

那不是扔，是让。

让一个人去做她更想做的事，让一段关系从攥紧改成松开，让两个成年人在时代的河岸上，盘腿坐一会儿，看对岸灯亮。

后来，我在店里挂了一个小牌，写着“规矩比钱硬”，下面用小字写了“先讲清，后动手”。

年轻人看了笑，说，周哥，你这话有点老派。

我笑，说，老派好，老派让人心里有底。

他们点头，说，晓得啦。

我把老收音机擦干净，放在牌下。

它不响了，但坐在那里，像一盏不点的灯。

有时候，我会在店里摆上热水，来人寒暄两句，倒杯水，天气冷时加两片姜。

人和人的交集，多半从一杯热水开始。

我偶尔会想起九八年那场险，想起我去岳父厂里问账期那天，他背仍旧直，语气平和。

他后来身体慢慢不如前，有时来我店里坐一会儿，看看年轻人把货分线装车，嘴角微微上扬。

他说，动静有序，就好。

我点头，心里安稳。

我也会想起林芷刚进文化站时的样子，窗边光落在她手背上，细小的汗毛立起。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日子像新磨的面，干干净净，等着下锅。

现在，人到中年，油盐酱醋齐了，锅里有味儿，也有火候。

我们不是不近，只是把彼此的近，换了一种方式。

她的公益组织去了更多地方，城郊、码头、学校，走路多，鞋子常换。

她把旧鞋刷干净，捐给脚码差不多的女孩，女孩接过时眼睛亮。

她回来说起这事，我听着，心里平静，像江面铺开一层薄光。

孩子一年年长高，从小学的书包背到高中，背带一点点勒出痕。

他开始有自己的主意，跟我讨论专业和城市，拿着笔在纸上画出路线。

我告诉他，路多，走哪条都行，关键是脚下踏实。

他笑，说，懂。

我说，你妈走她的路，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走着走着还能在路口汇合。

他点头，眼睛里那点亮，像多年前他喊“妈”时的亮，只是更稳。

有一天傍晚，我去江边散步，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潮气的清。

一个小孩在踢罐子，罐子滚，叮当两声，停在青砖边。

我忽然盼起那碗豆腐脑，便拐去老摊。

摊主的儿子见我，笑，说，还是那样？

我说，还是那样，葱花多一点。

他笑，说，老规矩。

我端着碗坐下，舀了一口，心里踏实。

林芷打电话来，问孩子功课，说了两句又问我店里的换季安排。

我说，都好。

她说，江边风大，注意加衣。

我“嗯”了一声，望着水面，心里暖。

晚上回到家，窗外的风一阵一阵，江面上偶有船过，汽笛拉长，一声又一声。

我站在窗边，手指摸着窗台上一小块石灰掉皮的地方，粗糙，像时间的背面。

我想起她把那块江石放进帆布袋时的样子。

那一刻，我明白，石头不为镇，也不为压，它是把过去握在手里，告诉你，咱们走过这条路，风大，但不冷。

有时也会有人问起我们，说，你们这样算什么。

我笑，说，算日子。

日子是算出来的，不是断出来的。

他们点点头，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我没再解释，解释多了，味淡。

我把两只帆布袋拍了拍灰，挂好，它们并排，像两盏不一样的灯，照着同一段路。

后来我给店里加了个小角落，放两本书，放一壶茶，来取货的年轻人有时坐一下。

他们翻书，偶尔提一句生活的困惑，我听着，不下结论。

我说，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别急，急不得。

他们说，周哥，你说话慢，听着踏实。

我笑，说，急水冲不走重石，慢水磨得更圆。

他们笑，说，记住了。

晚上关了店门，我在灯下把一天的账目归拢，白纸黑字，清楚明白。

我不再追着某个大单跑，也不再盯着某个热潮看，我的脚步更像我自己。

有一回我在江边碰见一个年轻人，站在风里发呆，眼睛红红的。

我站在不远处，没上前。

风从我们中间穿过去，像一条看不见的路。

他回头看我，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

我们谁也没说话，却像说了很多话。

我回家的时候，摸了摸门口那两只帆布袋。

帆布的触感粗粝，却耐用，像我们这一路走下来的心思。

我给收音机的外壳擦了一遍，它的玻璃窗反出一小块光，像夜里远处的灯。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坐在窗边，听江风把窗帘吹起一点又落下，像呼吸。

汽笛又拉了一声，长，稳。

我把杯子放下，手掌心还留着热。

我在心里说了一句，走吧。

走，不是离开谁，是朝着更明亮的地方去。

第二天清晨，我醒得早，天刚蒙蒙亮，楼下早点铺的油锅开始嘶嘶响。

我推开窗，闻到热油和面香混在一起，心里忽然很踏实。

我把帆布袋挎上肩，像往常一样下楼，拐进巷子，跟老赵打一个招呼。

他坐在门口，端着一碗米粥，说，伢子，今天天气好。

我说，好，合适干活。

他笑，说，嗯，合适过日子。

我也笑，脚下的步子，不紧不慢。

街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推车的、背包的、赶早班的，一个个像在各自的轨道上走。

我看了看江那边，水面上起了一层薄薄的光。

我知道那光会一层一层地铺开，铺到那些还没醒的窗台上，铺到巷子口卖花人的肩上，铺到孩子们书包的带子上。

日子就是这样，慢慢铺开，慢慢有亮。

我在心里把所有的细节装好：一块江石，两只帆布袋，一台不响的收音机，一句“规矩比钱硬”。

还有九二年江边那碗豆腐脑，葱花多了一点。

这些东西都不贵，却耐久。

它们让人记得住热，记得住香，也记得住风大时的方向。

我把帆布袋往肩膀上挪了挪，感觉它贴着我，像一只稳妥的手。

我继续走，走到店门口，掀起卷帘门，金属摩擦发出长长的一声响，像有人在清晨里拉了一记汽笛。

我笑了一下，说，开门。

灯亮起来，屋里清清楚楚。

我把水烧上，把账本放好，把收音机轻轻擦一遍，然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风从门里吹进来，带着早晨的凉。

我伸手按了按牌子，牌子稳稳当当。

我听见远处又一声汽笛，从江那边传来，长，缓，像一只手，沿着这座城的背脊抚过去。

我深吸一口气，心里平。

我知道，今天，会是一个好日子。

我也知道，明天，还会是一个好日子。

不是大的好，是小的好，是人心里能握住的好。

我把门口的两只帆布袋理顺，靠得更近一点。

我看了看墙上那句字，转身进屋，开始做今天该做的事。

水在壶里渐渐开了，发出细密的声响。

阳光顺着玻璃照进来，在地上落下一块方方正正的亮。

我的影子在亮里一晃，又归于平常。

我心里忽然有一句话，像是这许多年的一个小结。

人只要心里有灯，风就吹不灭。

我没说出来，只低头笑了一下，开始忙活。

来源：在乡村感受炊烟的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