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2024年，美国共产党（CPUSA）发生分裂，部分党员脱党另立门户，组建了美国共产党（ACP）。其执行主席阿尔丁在访谈中，系统阐述了美共（ACP）脱离原有政党的原因，阐明美共（ACP）在意识形态、组织策略、群众路线等方面的核心主张，表示坚持以马克思列

内容提要：2024年，美国共产党（CPUSA）发生分裂，部分党员脱党另立门户，组建了美国共产党（ACP）。其执行主席阿尔丁在访谈中，系统阐述了美共（ACP）脱离原有政党的原因，阐明美共（ACP）在意识形态、组织策略、群众路线等方面的核心主张，表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强调实践导向、扎根基层，反对美国左翼中盛行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现象；明确反对将美国左翼运动异化为资本主义政党体系的附庸，主张通过服务群众实现与美国劳工阶级的紧密联系；高度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道路不仅展现出强大的制度生命力，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现实参照和理论启发。

●［美］哈兹·阿尔丁▲冯嘉馨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帝国主义霸权加速衰落，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日益加深。社会主义思潮重新获得活力。在此背景下，美国共产党内部却出现分化与重建趋势。2024年，美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PUSA）[以下简称“美共（CPUSA）”]内部因路线分歧和组织理念差异出现裂痕，部分党员脱党另立门户，组建了美国共产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ACP）[以下简称“美共（ACP）”]。美共（ACP）主张回归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和组织原则，试图在新的社会基础上重建党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为分析和了解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情况，笔者对美共（ACP）首任执行主席哈兹·阿尔丁进行了专访。

一、美共（ACP）成立的背景及原因

▲近年来，美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政治极化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共（ACP）的成立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激发了对其政治意义及潜在影响的进一步探讨。请您介绍一下美共（ACP）成立的背景和原因。

●尽管美共（ACP）与美共（CPUSA）的领导层之间存在较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我通过直播向人们普及马克思主义时，我仍鼓励支持者加入美共（CPUSA）。这是因为，美国左翼长期存在宗派主义的恶性循环，许多组织的创立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细微差异。新成立的美共（ACP）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平台，还应是一个实践机构，它应该是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对不同的观点保持开放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力求维护党的组织的整体性。党的建设离不开纪律，如果某一种意识形态在党内成为多数，少数派就应服从集体意志，而非固守个人立场。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美国左翼内部长期分裂的根源之一。事实上，我从未设想要用破裂的方式重建一个政党。未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共（ACP）新成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不可避免地围绕路线和方向展开更激烈的讨论。

在政治上，我们始终认为美共（CPUSA）的立场不够坚定，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尤其体现在它对民主党的依附上。美共（CPUS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法治型政党，其运作逻辑更强调实质内容而非制度程序。但现实是，党内超过一半的成员对现行战略感到失望，期待寻找新的方向。尽管这种倾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党的领导层却始终回避这一问题，与基层严重脱节。经过三到四年的观察，我们认识到，当前领导层的运作方式已成为党发展的障碍。美共（CPUSA）领导层既未取得任何显著成就，也未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党的发展。他们对内部批评置若罔闻，不仅拒绝进行必要的调整，反而试图将党变为民主党的附属组织，这进一步削弱了其独立性和影响力。

与此相对，连同我在内的新一代党员对共产主义怀有更强烈的信念，我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面向未来的思想资源。我们认为，可以将最进步的思想和广大民众的支持相结合，组成新的全体委员会。2024年，民主党因其对加沙局势的处理方式而在左翼中失去支持。这种失望情绪也波及美共（CPUSA），我的支持者以及更多的党员对美共（CPUSA）的未来抱有深深的怀疑。于是，连同我在内的一些党员选择在第3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独立出去。我们认为，从制度章程来讲，由于美共（CPUSA）的第32次全国代表大会未能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并且违反了党章，该党实际上可以说已经解散。所以，我们正式宣布成立美共（ACP）。在我们的创始文件《宣言》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将实践置于核心地位。这一转向部分继承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即共产党的正当性来自其行动能力，而非某种纯粹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真正动员群众的政党，以应对新的时代的政治挑战。

▲美共（ACP）和美共（CPUSA）在意识形态、组织战略或政策方向方面存在哪些主要区别？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我们在党章和《宣言》中明确支持一种被称为“统一趋势”（the unified tendency）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衡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是历史性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其在实践当中是否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对我们而言，只要共产党人在历史上作出了积极而具体的贡献、推动了社会实践的进步，这些实践成果就应被视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例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体现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续与发展。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从目前的实践看，习近平的执政成就同样显著。与一些美国毛派不同，我们并不将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概视为“修正主义”。我们肯定中国、古巴、越南等国家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尤其是中国道路是目前最成功的，我们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我们的立场在美国左翼特别是部分共产主义者中引发了争议。这些人往往否定一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他们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意识和理论反思的表现。

美共（ACP）与美共（CPUSA）的区别之一在于：美共（CPUSA）缺乏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系统性认识，也未能建立起解释或回应这一历史进程的清晰框架，它认可接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组织。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共（CPUSA）未能保持清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相关理论刊物停刊，几乎完全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反而在政治上追随美国民主党。它的世界观与民主党并无根本差异，更像是自由主义者，而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美共（ACP）与美共（CPUSA）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美共（ACP）认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批评和抵制美国政府的诸多政策，但我们不支持焚烧国旗，也不鼓励仇恨国家，更不会向工人灌输仇视自己国家的情绪。相反，我们肯定美国历史的进步意义，例如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民权运动等，主张维护这一进步传统的连续性。在美国左翼内部，许多自由派人士受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影响，否认一切形式的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而我们则对这种倾向持批判态度。

在文化问题上，美共（ACP）的基本立场是保持政治中立，尤其是在性少数群体（以下简称“LGBT”）议题上，不主动介入。虽然党内部分同志确实对某些极端文化持怀疑态度，如近年来出现的几十种不同性别的划分。但我们认为性别政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关切。我们不会推行LGBT议程，也不会在政治活动中高举LGBT旗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LGBT，只是这一议题与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无直接关联，因此不予特别关注。

▲美共（ACP）如何看待美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分裂？

●美国左翼当前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许多左翼人士将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凌驾于组织发展的客观需求之上，过度强调个人情绪和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导致派系纷争、内讧频繁，进而形成长期的对立与冲突。这种主观主义倾向极为有害，使他们难以保持应有的客观立场和政治成熟度。二是与本国劳动群众的严重脱节。许多美国左翼无法真正深入基层，与普通民众建立联系。他们很少走进小城镇、乡村和工厂，几乎无法与工人阶级展开深入对话。这种脱节在文化层面尤为明显，一些极左组织中流行的观点是：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是非法移民，唯一“真正”的无产阶级是美洲原住民，最多加上非裔美国人。这种立场使他们的政治关注点过度偏向边缘议题，甚至否认美国多数劳动者在阶级斗争中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误判，也折射出一种理论上的傲慢——他们往往不愿反思自身的局限性，却将政治动员的失败归咎于群众的“落后”。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当代美国左翼的关键症结之一。

在美共（ACP）看来，美国左翼应当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当前，一些左翼人士在自己和群众之间人为地筑起了一道屏障，指责劳动群众过于无知、落后和不宽容。然而，真正需要进行自我批评的恰恰是这些左翼人士。对于美共（ACP）来说，核心目标是将马克思主义带回大众视野，与最广泛的劳动群众建立联系。我们主张主动与普通人交谈，哪怕他们深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哪怕他们对共产主义抱有偏见。我们的党员会深入美国的小城镇，参与社区服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打扫卫生、分发食品和衣物，或在自然灾害时提供适当援助。当群众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时，他们不会在意我们是否自称为共产党人，反而会逐渐对共产主义产生新的理解。这种实践工作能够有效打破主流媒体构建的意识形态壁垒。许多美国人长期以来都被灌输反共思想，但是行动胜于理论，真正深入群众的工作能够改变他们的看法，赢得他们的信任。

二、美共（ACP）的理论主张与具体实践

▲美共（ACP）如何看待选举政治？是否计划通过赢得总统选举成为执政党？

●如果你想让我直言不讳，那么我们的党并不期望通过赢得总统选举或以其他方式成为执政党。因为竞选总统耗资巨大，在我们看来，这一尝试本质上是一种资源浪费。此外，我们深知，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体系下，我们不可能通过选举赢得总统职位，因此我们的核心目标并不是总统选举，而是扎根基层，获取地方权威。

我们既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极端主义者，但我们预计，当美国内在矛盾达到顶峰并导致内部问题集中爆发时，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宪法危机。这并不是说崩溃会在一夜间发生，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我们并非唯一持此观点的组织。德国媒体报道称，德国政府曾派遣官员考察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美国政治环境，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宪法秩序正与当前的政治现实发生矛盾，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最能够在地方和基层组织动员人民的政党将拥有政治权威。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在系统性崩溃中生存并组织群众的政党。

我们并不是在预测革命，也不认为我们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这种想法太过荒谬。我们认为，美国的宪法秩序正在走向崩溃，国家治理将变得越来越混乱，社会冲突也会愈演愈烈。在芝加哥等地，帮派之间的冲突已经反映出国家治理能力的下滑，而我们希望在基层获得权威。也许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疯狂的预测，但无论如何，我们看不到美国宪法秩序的未来。我们预计，未来美国的政治斗争将不再仅限于选举，而是会持续扩展到选举之外的领域。这场斗争可能会持续数年，而我们的任务是在这场危机之前做好准备。

▲在地方选举中，美共（ACP）会支持特定的候选人竞选公职吗？

●美共（ACP）虽然并不特别关注总统选举，不过，在地方选举中，党组织确实受到关注，不少地区表现出积极推举本党候选人的意愿。我们的一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也主动投身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是党内最高决策机构。这位成员在佛蒙特州成功当选高级法警（High Bailiff）一职。尽管这一职位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相对边缘，但在其管辖范围内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未来，我们计划在这一方向上进一步推进。我们目前尚没有参与地方选举的合适人选，但如果出现合适人选，我们不排除在地方选举中继续拓展影响力的可能。但我们知道，真正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始终是阶级斗争。

▲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及其第二任期内的具体政策？

●特朗普现象本身充满了矛盾与模糊性。在2016年大选中，他成功吸引了大量蓝领工人的支持，这些人对民主党感到失望，同时也厌倦了共和党建制派。蓝领工人希望高薪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同时寻求对国家主权的重新确认。有趣的是，这种政治诉求直接挑战了美国传统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机构以及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通常被称为“第四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选民并不关心美国如何在全球扩张权力，而是更在意将美国自身的利益置于首位——这正是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的核心。2016年大选无疑成为美国政治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点。

特朗普现象揭示了美国的深层矛盾：特朗普一方面试图挽救美国的全球霸权，另一方面却无意间加速了其衰落。在执政过程中，特朗普攻击了许多维系帝国运作的核心机构，试图对联邦机构进行全面审查和重塑，但却受到了司法系统的强烈阻碍，引发了行政与司法部门的冲突，这正凸显了美国宪法体系的危机。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美国必须维持其全球经济核心地位，同时确保美元霸权的稳固。美元霸权的本质是通过全球军事存在、金融主导地位以及盟友的支持，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然而，特朗普的逻辑却偏离了这一传统模式。他认为，美国在全球驻军的成本过高，而盟国（如欧盟、韩国、日本）却从中受益，因此主张让盟国为美军驻扎“买单”。这种“账本式”的帝国主义在短期内看似符合“美国优先”原则，但长期来看，却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基础。传统上，美国通过军事保护换取盟友的经济支持，而特朗普要求盟国直接支付军费，反而可能导致它们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这种矛盾使特朗普在试图维护美国霸权的过程中，无意间推动了美国单极体系的解体。此外，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策略，如威胁吞并加拿大、在美加关系上制造裂痕等，也进一步破坏了美国的传统盟友体系。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但在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下却成为现实。无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他的政策客观上都加速了美国全球体系的衰落。

▲美共（ACP）对劳工运动、医疗改革和住房保障问题的立场是什么？

●在劳工运动方面，我们始终全力以赴，积极动员党员与工会及各类劳工组织展开合作。目前，新泽西州某港口的一些卡车司机正在酝酿组建工会，我们已经派遣人员前往当地，协助他们进行组织动员。我们也会主动介入重大罢工事件并积极参与纠察线。最近的一次是2025年1月31日的好市多（Costco）员工罢工，此前还有2024年12月19日的亚马逊（Amazon）员工罢工。劳工组织工作是美共（ACP）的核心任务之一，我们的目标是以政党的身份，为劳工运动提供切实的支持，并与其建立紧密而稳固的联系。

至于医疗保健和住房正义等议题，我们深知这些结构性问题无法单靠外部倡议解决，因此我们在党内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方案。例如，主张打击房地产投机，推进住房改革，推动建设新型城市，以保障基本居住权；在医疗体系方面，倡导建立全民医保制度。这些政策是我们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当然，从当前实际条件出发，我们最有能力直接介入并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劳工运动领域。

▲对于美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社会不平等加剧、种族关系紧张、生态危机等，美共（ACP）是否提出了解决方案？

●在我们的规划中，债务减免被视为最基础且不可或缺的举措之一。我们的政策设想深受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的启发。他指出，国家权力的合法化往往伴随着债务的取消。历史上，新政权的建立通常伴随着大规模的债务废除。中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毛泽东在土地改革期间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债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不仅拒绝偿还沙皇政权积累的对外债务，也免除了俄国农民的私人债务。因此，我们主张取消现存债务体系，并推进银行系统的全面国有化，这意味着要废除当前的联邦储备体制，由国家垄断信贷，就像中国的金融模式一样。我们认为，确立国家对信贷的主导权，是实现经济民主化和社会再分配的根本前提，这一政策将极大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

社会不平等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垄断寡头，即所谓的“1%与99%”之间的鸿沟。这些亿万富翁阶层本质上是垄断资本的寡头阶层。如果美共（ACP）掌权，这一阶层将被彻底消灭，其所掌控的垄断性企业将被改组为由国家或民众所有的国有企业。二是区域性的发展失衡问题，即不同地区在基础设施、医疗服务、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严重差距，导致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相差悬殊。鉴于以上认识，我们主张，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办法并非依赖税收手段在高低收入群体之间进行简单的再分配，而是要把共同发展及其动力机构掌握在手，并将其纳入公共利益的框架之中。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垄断资本，只有将垄断行业公有化，社会不平等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基于这一逻辑，我们主张对美国主要企业进行全面国有化改革，使土地、矿产资源、自然能源等关键领域全部归国家所有。这一模式与中国现行的土地公有制和国有经济体系相似。要想真正克服不平等，唯有将国家的发展目标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并通过“五年计划”式的宏观调控，由党和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监督与管理。

美共（ACP）之所以强调发展，是因为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如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通常认为，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在于提高税收，但是这种政策在劳动人民中极不受欢迎。事实上，美国工人阶级的税收负担已经相当沉重，进一步提高税收只会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我们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推动经济国有化，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以确保国家的经济增长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非寄希望于资本家谋求私人利益的偶然结果。

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一项重要原则，即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与人类生活质量指数挂钩。例如，如果某些国有企业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质量，我们将在资源配置、资本投入、信贷支持等方面向其倾斜。这一政策思路体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构想，即通过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手段，确保经济增长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推动美国向现代社会主义经济体方向转型。

▲在信息化时代，美共（ACP）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党的建设？

●美共（ACP）构建了一种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政党模式，使这一模式与社交媒体带来的新型、分散的结社和认同形式相融合，这种模式使党在组织和动员方面更加灵活和自我适应。

我们或多或少建立了一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地分会的首要目标是学习如何开展集体性的联络与实践。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命令体系不同，我们并不会向每个分会下达具体指令，而是鼓励他们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适合的行动方式，而不是机械地执行统一指令。

当然，美共（ACP）仍然有基本的规则、程序以及明确的组织纪律，以确保整体方向的一致性。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我们给予地方组织极大的灵活性。假设某个分会有一个新想法，他们认为可以奏效，就可以去尝试。如果成功了，它就能在整个党内迅速传播，并被其他分会借鉴。如果失败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失败，而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实验数据，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哪些策略有效，哪些还需要调整。这种模式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融入社区，赢得工人和普通民众的支持。我们主要依靠社交媒体来传递信息，并利用其传播和互动特性来推动组织的发展。我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在现实中测试和实践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指令。正是这种实验性的、有机发展的方式，使美共（ACP）能够在信息化时代的政治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并不断扩大影响力。

▲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面临严重的污名化和误解，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共（ACP）如何回应媒体的挑战和公众的质疑？

●关于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思潮，我想说，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它让人们变得非常健忘，只关注眼前的事物。美国人忘记了自己曾犯下的不义之事，忘记了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甚至忘记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不过，他们同样忘记了许多传统，包括反共产主义的传统。只要我们通过社区服务向美国人展示我们的善举和美德，向他们展示共产主义的美好，他们就不会在意过去被灌输的对共产主义的负面印象。他们可能会说：“那是共产主义者，很好，我想我对共产主义者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引导美国人学习和接受教育并了解过去真相的方式。我们与教堂和当地社区组织合作，他们当中没有人被“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吓倒。在多数人看来，如果你想做好事，你是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外星人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关心结果——这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观点。所以，我们不会被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吓倒。事实上，最近我们并不担心，部分原因是我们意识到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巨大的危机，他们过于专注于内部的混乱，甚至没有资源去关注我们。

▲您怎么看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 of America，DSA)等左翼组织？美共（ACP）未来是否会与美国其他左翼政党或进步组织开展合作？

●在美国，谈到这些左翼组织，我很难直言其名。我们确实与一些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比如卡车司机工会、波多黎各独立运动、海地裔社区、爱尔兰裔社区和黑人组织等。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原则，愿意与任何感兴趣的团体合作，但是DSA对我们抱有极其敌对的态度。例如，DSA内部某成员创造了“纯洁迷信”（purity superstition）这个概念，认为如果和我们合作，就是不纯洁的，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支持LGBT，也独立于民主党及其下属的非政府组织。

对美共（ACP）来说，存在差异是合作的桥梁；但对DSA来说正好相反，他们也因此对我们非常敌视。他们极为保守，他们的领导人充满防备，不愿意接受任何新思想或新事物。讽刺的是，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又显得极端自由。当谈到社会主义的定义、组织形式以及应该组织谁时，他们认为只需要组织学者和性少数群体，最多再加上黑人。“白左”这一流行词，可以很好地形容他们。

他们拒绝接受一种务实的观点，即必须学会如何与劳动群众对话，即使群众在意识形态上与你并不一致，你也要设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道德上自命不凡，实际上却与普通人和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被这种倾向所束缚无疑是一种不幸。马克思主义本应和广大劳动群众紧密相连。然而，在美国，资产阶级非常巧妙地将马克思主义与精英主义相联系，这使得它变得低效且不受欢迎。这就像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和音乐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统治阶级主导下的文化霸权问题——脱离现实的精英阶层通过资产阶级机构把不受欢迎的观点强加给工人阶级。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好莱坞，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它所传递的声音也并非来自群众，而是出自统治阶层。

▲美共（ACP）是否已经与外国政党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在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往方面有什么考虑？

●我们的国际秘书克里斯·霍利在与共产主义和左翼政党建立国际联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是世界反帝国主义平台的一部分，与许多共产党有一定联系，并且最近在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联系上也取得了进展。我们与委内瑞拉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正在建立联系，并试图与古巴共产党建立联系。此外，我们也很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就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多的对话，开拓更多交流的机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入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未来五年，美共（ACP）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党在战略策略和优先事项方面的关键指导方针是什么？

●我们未来五年的目标是，成为美国广泛政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声音，达到与今日DSA相当的影响力。我们希望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入主流，成为人们认为可行、并值得认真对待的政治可能。遗憾的是，目前共产主义尚未被大多数美国人认真对待，仍被视为过时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努力证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立、可行的政治形式，理应摆上政治议程的桌面。

在未来五年内，我们的目标相对温和。首先，实现党的财政自给，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以保障各项工作的持续运作。其次，在小城镇和社区建立行动据点，从地方层面着手，逐步扎根并积累影响力。若能在五年内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将视为取得了显著成就。

我们并不幻想在短期内夺取国家权力，据我们所知，这可能是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过程。当前，我们面临的工作仍然繁重。同时，我们并不指望经济上迅速成功，而更重视加强地方分会的组织力。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颇具争议的尝试——在地区层面创建企业和经济合作社，作为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替代性实践。这些合作社不仅能够为党提供经费，还有助于在社区中建立影响力。这种模式带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子，后者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作为合作社的现代延续，它能让大众更直观地理解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这些经济合作社还可能成为一些小社区的就业来源。例如，在密歇根州的北部和西部，许多人失业，负债累累，依赖政府救济度日。我们希望通过经济合作社为他们提供另一种选择。

我们的党也希望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若我们仅关注政治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短期内迅速夺取政权，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若我们要成为这个国家长期存在的政治力量，我们必须具备经济自立的能力，能够自筹资金以维持长期运营。我们要做的就是生存下来。如果我们能够经受住风暴，就会取得胜利。当然，有人可能还有另一种心态，那就是希望我们主动摧毁和推翻这个系统。但我们认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我们非常弱小，而这个系统非常强大，但是这个系统本身存在很多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正在导致它自行崩溃。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些矛盾中生存下来，我们将成为这个国家人民政治权威的合法来源。在真正的危急时刻，他们会向我们寻求人民所需要的帮助、秩序和组织。

三、美共（ACP）对中国成就与经验的看法

▲美共（ACP）对像中国这样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看法？

●我们认为，中国是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道路具有高度前瞻性。在向美国人阐释社会主义的理念时，我们常常以中国为例，展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我们并不主张彻底摧毁自由市场或基于契约关系而自发形成的经济组织，而是强调将市场活力与分散化、动态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结合起来。市场可以提供必要的价格信号，但应与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相结合。我们也重视中国的土地公有制，认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管理同样至关重要。我们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最先进的，若能在美国实现类似的道路，必将是巨大的成就。

中国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义理念进入21世纪，还为美共（ACP）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我们始终将中国视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典范，并常常对民众说：“看看中国，他们做得比我们好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视中国道路为唯一可行方式。我们非常关注信息时代和控制论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曾因僵化和缺乏活力而遭遇困境，但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的兴起，大规模经济调控成为可能。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可以在后市场经济中探索出新的发展形式。同时，我们也清楚，美国与中国的国情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中国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并非如此。因此，考虑到美国的独特国情，我们认为可以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并非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强调不同国家可以依据各自情况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您怎样认识和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界定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意义，也在当前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回应了这一时代所提出的独特挑战。随着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霸权的动摇、单极秩序的衰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指引。我们认为，这一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适应全球竞争与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

但我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在精神、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曾一度陷入困惑与彷徨。尤其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外，中国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虽然为党的领导层所把握，但在大众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尚未完全清晰。在我们看来，习近平阐明了中国发展背后的意义，即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指导原则强调了如何将高度竞争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发展的整体目标和谐结合，以推动社会的共同进步。这种发展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利益导向，追求的是国家、社会与人民在物质、精神和道德层面的整体协调。

我们一直高度关注中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的转变。例如，在电影方面，《流浪地球》系列在美共（ACP）颇受欢迎，我们也是中国科幻文学的忠实读者，中国科幻作品在美国广为流传。我们之所以热衷于这类文化产品，是因为它使我们得以了解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和特征。这些作品展现的不仅是一种技术幻想，更是一种非常深远的精神价值。过去，人们常常将共产主义与教条主义、激进主义等粗暴联系在一起，认为共产主义是口号化的、脱离现实的。然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始，我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蕴含着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追求，我愿称之为“宁静”，它让我们能够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去思考，这种精神对于人类与整个地球的未来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您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您认为它与西方式的现代化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出发点是私人利益。资本家首先通过逐利积累财富，进而组织起来形成寡头统治，主导政治国家的建立及其后续的政治变革，但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单方面的利润最大化，这一逻辑最终破坏并瓦解了公共利益与传统价值，并以牺牲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为代价。与此同时，作为多数人的工人阶级也曾展开阶级斗争，试图制衡这种逻辑。他们组织工会，向资产阶级施压，从而推动了一系列改革。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处境并不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极端恶劣。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曾获得了一定影响力，并推动了持续变化的制度改革。

近年来，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罗斯福新政遗留下来的社会保障机制正逐步瓦解，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与公共安全等形势都在恶化。西方资本主义似乎正在退回到其原初状态。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辩证的，而是片面的、单向度的、围绕利润积累展开的。相较之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基于对“发展”本质的辩证洞察，发展不是围绕私人利益展开，而是通过规划进行，这种规划建立在对整体社会需要的前瞻性判断基础之上。

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辩证的。它不是单向度的直线发展，而是基于反馈循环和长期投入的辩证发展，如对科技、人力资本的战略性投资，即使这需要以牺牲短期利润为代价。在西方，人们只是单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或经济标准化。这造成的结果是：一开始，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速度更快。这有点像中国那个古老的寓言故事《龟兔赛跑》，兔子跑得快，乌龟跑得慢，但乌龟最终赢得了比赛。就中国而言，它专注于长期发展条件的培育——这需要智慧、耐心和远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现代化逐步显现出放缓甚至退化、自我蚕食的趋势，而中国则以稳定、可靠、持续的节奏稳步推进。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赶上，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原因。

简单来说，我们要重新思考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是一个“山峦起伏”的过程——西方现代化基于对当下的即时响应，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基于对当下和未来的长期智慧。要理解当下，就必须理解各种不同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并相互起作用的。这更有远见，但一开始总需要更长的时间。

（作者简介：哈兹·阿尔丁，美国共产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执行主席；冯嘉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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