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于1932年6月充任伪满参议府秘书局秘书官。伪参议府的组织，是由正（张景惠）副（日人筑紫雄七）议长与参议为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办公计，下设秘书局。有局长（日人荒井静雄）、理事官、事务官各1人，均为日人。局内有秘书官8人，日人4名，中国人4名，我是其中之一。参议
袁庆清/文
我于1932年6月充任伪满参议府秘书局秘书官。伪参议府的组织，是由正（张景惠）副（日人筑紫雄七）议长与参议为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办公计，下设秘书局。有局长（日人荒井静雄）、理事官、事务官各1人，均为日人。局内有秘书官8人，日人4名，中国人4名，我是其中之一。参议府的职权是以备溥仪咨询的机关，是审议伪满政权的重要法令与人事安排的机关。
每周举行例会，由国务会议通过的一切重要政令由参议府会议通过后才算完成手续。
伪政权满洲国“国兵”
1934年，伪满实行新省制划分时，伪国务院人事处以为我有地方行政经验，派我出任新划省的厅长，于是我于1934年12月到伪间岛省公署任教育厅长。
间岛省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最难治理。我到任时，厅的机构是由日、中、朝族人组成，而朝族人尤其多，厅内共分两科：文教科和社会科。文教科分管文化教育，社会科分管宗教团体，义仓服给事宜。间岛省的教育情况是：只有中等学校5所，初高级小学200余所，一切设施都异常筒陋。1936年，随着日本对伪满治外法权的撤度，又收回朝族私立中小学计130余所，增设省立新式农科中学1所，扩充了省立师范和工科中学的内容。在任期间我曾到所有市县视察教育并积极推行奴化人民的教育政策。
1936年12 月我转任伪间岛省省公署民生厅长。除分管原教育厅事务外，又加入劳务、保健等事宜。其时在劳工问题上常有严重事故发生。保健设施也有诸多不周，尚无正式官立医院。1936年秋季，由伪文教部在长春召开了全国教育厅长会议。
列席后方知专为审议新学制实施要纲。我因对新学制持有反对意见，与当时的学务司长都富佃（后任伪安东市市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可是结果也无补于事实。1937年伪新学制也终于颁布施行，我认为这是伪满教育行政的一个最大转折点。在此以前，伪满的教科书尚未编制就绪，教育体制也多沿袭旧观；所以一般教育界的精神实质尚无大改变。及此令以后对教育发生极坏影响。教科书已根本改变，求学年限也缩短，不但教育水平日趟低下，即一般青年学生的体格、精神也无不显示出特别的衰弱与颓靡。
日军粉饰太平海报
我于1938年8月转任伪安东省省公署民生厅长。1940年9月离任，自1936年发生了东边道救国会大血案后，伪安东省整个教育界人士其不感到创巨病深。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我着任时，教育界的情景还是很黯淡萧条的，安东省的教育施设是胜于间岛的。民生厅内共分五科，文教、土木、劳务三科长为日人（土木科于1939年独立为土木厅），社会、保健两料长为中国人。安东全省共有中等学校10处，高、初级小学600余处，我在任期间又增设省立工科中学一处（在东坎子），及改旧林科中学为新式农科中学，从八道沟迁至五道沟新校。并将凤城师范移至安东市林科中学旧址.我照例曾以厅长兼任凤城师范所附设的教员训练所长。每月前往讲话一次。时往各县亲察所属教育共约10余次。
1939年—1940年曾在桓仁中学及庄河中学校内分别召开了全省教育总会会议。招集厅内外教育界主要人士参加，会期每次四天，就全省教育上一切事宜：如日“满”合作、筹划添校、改良教学方法、经营管理、改善待遇等问题进行分组讨论，专题报告。在形式与精神上（有教育研究会与教育联欢会两种性质）对全省教育可能起些推动作用。可是其唯一结果仍
不过是推行奴化教育的一系列措施。不但无益于东北人民，更加深了对东北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压迫与麻痹。
1939年秋，庄河、凤城两县发生了局部旱灾，我遍历灾区（如红旗屯一带）详询灾况，才知灾情是相当严重的。除即时电省令县即发仓谷以资急救外，又当场发放赈粮一百数十石，款5000余元，虽杯水车薪不能全纾民困，可也多少有稳定人心之用，作为为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伪官吏，我内心也稍得些安慰。再于1938年8月，我到任后在凤城曾发生劳工死亡事件。因在1937年秋，曾由该县派出劳工一百数十名至虎林县建筑军用道路，当年9月由该县慰问劳工时才发觉，由于劳作葡苦，待遇不良，竟死去劳工七八十名，后来经过与各方紧急联端，向该工组产重交涉，结果只给每人赔偿费一百八九斗元了事。
我在伪安东省公署民生厅长任内，正值日伪政府在东北实施新学制、推行奴化教育时期，一方面钱法已见毛荒，一般的教职员因待遇不良，薪俸不够生活费用，而不安其职，虽由民生厅利用每个年度改编覆算的机会，或单文呈请或漫次向都作口头的要求，以及由全省教育总会会议决定，请求改良对被育工作人员的待遇，可是无论如何设法，其结果仍是增薪不多，根本抵不住通货膨胀的损耗率，以致教师纷纷转业，救员缺乏。另一方面学生困于劳作，教育水平与体育水平也着遍降低。所以对于教育行政的维持补救，我个人是越发感到棘手了。
日军虚假宣传
我分掌伪安东省的教育行政，在日人的监督牵制下，根本谈不到什么教育改良与提高文教水平。反过来为执行日伪政府的奴化教育方针，又不能不向一些教职员及学生讲说一些“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要谨言慎行，避免无代价的牺牲”等种种违心之论。不但欺骗自己的良心，同时也欺骗一般普良的知识分子，以此来巩固我的官位。
在劳务方面，因伪民生厅只为伪安东省公署的一个组成部分，日人劳务科长杞田遇事即与日人次长塘内一雄，及总务科长田中直接联系办理.而劳务多有军用关系且带有保密性质，我虽核阅文件但只限于一般表面化。而却无法知道，安东全省每年供出劳工的实数和各工组的待遇详情与轮换得是否公平以及死亡伤残的确实人数。可是根据日侵略者奴役东北人民的普遍情形推断，由于劳作苛苦，待遇恶劣而致死人数不断增多，给安东省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祸。
伪安东省次长堀内一雄是由军人而转到政界。在他担任的总务厅弘报处长时已在统治伪满一切言论文化机关与宣传情报方面制造了许多事署，后转面主持伪安东省全省省政。缺乏行政常识，所以结果是举措皆非，乖张跋扈，招来安东省市两公署所有日满系官史的极度不满，如对宽甸水没地带土地的买收（即鸭绿江水力发电会社），与大东港的建设，柞登会社的成立，他都惯用暴压、欺骗、剥削的手段，以推行其露骨侵略的阴谋。结果与伪安东省长丁超、伪安东市长都富甸、伪实业厅长钱鲁民管极不相容，他还利用他与伪国务院及关东军部的联系，排斥异己，贯彻自己的罩恶企图，我个人由于不愿成为其忠实信徒，对其阳奉阴违，不能积极主动，完全彻底地推行其侵略、奴化政策，而招致了他的不满，因而受到排挤倾轧，把我暗荐为伪祭祀府奉祀官。
“康德皇帝”溥仪
我接任伪祭祀府奉祀官命令时，已认识到做祭祀侵略者“祖宗”的官吏的奇耻大辱。当时本应坚决不就，可是又知道这是日本侵略者的重大国策，一有反抗必遭其毒手。而立场一失不能自拔，以至越陷越深。当我于1940年9月就职时，伪祭祀府日人总裁桥本虎之助曾对我说：“我知道你的学问不错，家中藏书很多，应当好好作一个中国祭法的书，去与日本惟神之道取得紧密的联系，这是极端期待你作的一情。”听了后，使我彻底明白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我为其奴化政策服务的本质，于是我答复说：“我旧有脑病，好失眠，医者嘱令我不适过于用脑。所以关于这种任务我是不可能担任的。”他表示不悦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当时我知道我已违反了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国，于是决定不作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以免彻底灭绝我的天良。事后他连续催促过我两次，我始终未肯着笔。以后他只得令另一个奉祀官陈曾杰代为编著，我才卸去了责任。伪祭祀府的内部组织，除伪总裁桥本外，尚有副总裁沈瑞麟.又分祭务、总务两处，处长均为日人。办公有理事官一名（日人），事务官一名（中人），祭务有简任奉祀官二名，刘恩格与我。荐任祭祀官四名，日人三名中人一名即陈曾杰，奉祀官佐六名（日五中一），至于务分掌则有大祭、中祭、月例祭、日供祭之分。两庙（即建国神庙与建国忠灵庙）各有值宿日動，轮委更迭以条有参拜者。这种优孟衣冠，神抵职务，在侵略者看来是光荣的，清高的，在我个人看来则是耻辱的，卑鄙的，伪祭祀府举行了多次大祭。纠集日满重要官吏、军人与社会团体代表等许多人参加。并举行了溥仪的亲拜式，以彻底麻醉了这一群伪满官吏，以间接麻痹东北人民的思想精神，这是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东北人民政策的具体表现。它的用心是很恶毒的，可是它的落后性与腐朽性也就很鲜明的，其唯一后果是徒招来东北3000万人民的憎恶、仇恨、蔑视、笑骂。这就是日本统治伪满政策中的一个最大失败。
我于1941年秋季曾奉伪祭祀府命令至奉天市南湖参加过部队长与处长的神道讲习会。有张焕相与军事部所派人员数名参加。根据惟神之道一书，我讲了一些话。不外宣扬日寇神道的重要性与日满的均被押麻等无耻调谰言。但因不能自圆其说，在座闻之者中竟有暗笑者。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至今思之独为汗颜。
伪满祭祀府的成立是由于溥仪(1940年10月)的访日迎神以及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的建筑落成而实现的，其主要原因是由日本侵略者的多年国策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竭力诱导而致，溥仪还就此颁布了伪国本奠定诏书，确立了日满的关系为亲邦关系，溥仪已下降为儿皇帝，明示伪满为其殖民地的地位。
由于1942年11月的伪满人事大异动，我转任伪林野局的副局长、总算脱离了伪祭祀府奉祀官的可厌职务。伪林野局是直属于伪兴农部的，专管森林采伐搬运以及林产物等事宜。外辖营林局、营业署十八处。专门采伐伊春、带岭、汪清、敦化等地森林。侵略者实行掠夺性的殖民地式的疯狂伐采，损害了我东北许多的森林资源，局内事务一概由日人局长伊藤庄之元助独断专行，历任“满”系副局长不能加以丝毫过问，由于伪林野局的升格为林野总局，在编制上取消了“满人”的副局长，只用日人局长一名。我于1943年4月又转任伪马政局副局长。该局也归兴农部直辖。正局长为日人和田（名已忘），该局内分总务、马敢、马场、防疫、殖马等5科，外辖种马场13处，种马育成牧场1处。在表面是改良马种、防治马疫。实质是掌握伪满马的整个资源，为补充军马作准备条件，以及为日本的开拓团供给马匹。
由于马政局归并于伪兴农部畜产司内，机关撤废。我又转任伪哈尔滨市市长。于1944年12月到任。哈尔滨为普通市地位，系受滨江省省公署的直接指挥监督。时滨江省省长为王子衡。省次长为日人田村敏雄。哈尔滨为国际都市，拥有人口75万。我个人感觉市政责任相当重大。此间日本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彻底失败，为垂死挣扎计，对东北的物产资源更加紧地掠夺与搜刮。哈尔滨是毫无例外地遭受了这种劫运。我在这种情形下去接管市政，感到相当的艰巨与困苦。市公署的组织是；市长（中人）副市长（日人）各一人。下有官房及宾业、工务、卫生、行政等4处与17科。除行政处长、会计、清扫、禁烟3科长为中人外，余如经济统制、劳工供出、物资配给、市署财产，一切税收等实权，均操于日人之手。在这种日“满”权限绝对悬殊之下，去进行市政则更难着手。当时教育科长由白俄人担任，可见日本侵略者不顾东北人民利益和漠视教育程度之深。我在任9个月最感觉难办的事有三项：一是劳工供出。在头几个月内人数尚不大多，与各区区长随时紧急设法，尚可利用雇佣顶替办法，按邻组民户的贫富力量，摊派教项。虽也增加了市民的负担，可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尚可高价雇人顶替，在最后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倒行逆施，劳工供出人数甚多，再不能设法维持，只有抓捕手段，临行供出。二是经济统制。哈尔滨为著名国际都市，富商极多，所以即在伪满经济萧条初期，在物资上它尚有相当潜伏底力。可是由于哈尔滨对军用金属及工业器材的供出，又被搜刮去了几千万元的物资财富，再加上日伪对哈尔滨经济的层层加紧统制与种种掠夺，因此到伪满后期，偌大的哈尔滨市已成了一个民穷财尽、百业萧条的都市，对于管理与建设市政不能不感到处处困难，以致头年闹煤荒，二年闹菜荒。头年煤荒的主要原因是1944年秋季，对于市民应配给的煤炭难以预先充分运输储存，以免入冬后因配给不足，使市民遭受冻累，发生极大的困难。以火车运输，因军用正繁也缓不济急。所说的二年菜荒，即1945年6月哈市因受警察经济封锁网的影响，断绝外县菜蔬来源。市民生活莫不感到最大威胁。三是物资配给。最先规定每个成年人每月配给高粮米17公斤。尚可勉强糊口.其后逐次削减，降低到每月9公斤.简直不能果腹，不能不在半饱的情形下去挣扎求活，不仅面粉、油脂量数尤少，而且布匹每月不过一二尺，不够缝补之用。一般市民可以说是鹑衣百结、菜色脊瘦，凄凉景象难以形容。
“总理”张景惠
1945年4月市暑接到伪滨江省长命令转达伪经济部指示，令协助大同酒精公司的土地收买事宜（该公司的经理人为马廷喜。此系日本关东军部扩充酒精公司的一种计划.）。计应收买菜圈，民房数百家，市署原订价格条件严刻，市民受极大损失。经再三争执，始多增买价稍纾民困，6月又率到伪滨江省公署转行伪国务院决定，令限期拆除哈尔滨道里石头邀衡八杂市三带及道外桃花巷到三棵树车站一带商民房重共5000余间；作为防空避难场所，这就更危害到哈尔滨市民的切身利益。我以人心动播、影响治安以及人民的财产损失太大为理由；向副市长三浦靖斋陈利害：求其设法缓期进行。一方面观来其它善市（如沈阳、长春、安东等市）的措施、进度，知以分期进行、于是又设法延宕，直至“八·一五”日本投降总算一间未拆，使市民免于灾难。在8月9日苏军向日宣战后，哈市地方人心极度动接，关东军在哈的少壮军人派又主张誓死抵抗，凭借哈尔滨与苏军决一死战。并在哈市南岗一带已着手构筑炮兵阵地，当时哈尔滨道里道外的市民多纷纷搬家避难，车马拥塞，人心恐惶，竟至岌岌不可终日。我与伪省市两公署首脑人及地方有力人士，奔走号呼，求日军顾虑75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另划战线。结果移至哈尔滨南30里地带。幸到“八·一五”日军降服，才得安定。
回顾我任伪满官吏十四年间，为维护日伪的法西斯统治，推行奴化教育出了许多力，成为民族的叛逆，尽管有时不是从心所愿，但做起事来仍是不遗余力的，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悔难当。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