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场上，司马南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符号。他自诩为“人民斗士”，以批判资本、揭露“不公”的姿态示人，却在2025年3月因偷税被罚900多万元。这场风波撕开了他精心构建的“正义人设”，暴露出其本质——不过是一根被利益驱使的“棍子”，专为利益咬人，见

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场上，司马南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符号。他自诩为“人民斗士”，以批判资本、揭露“不公”的姿态示人，却在2025年3月因偷税被罚900多万元。这场风波撕开了他精心构建的“正义人设”，暴露出其本质——不过是一根被利益驱使的“棍子”，专为利益咬人，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底色一览无余。

胡锡进还评论了一番司马南偷税。其实，这时候，他最应该做的，是赶紧检查自己的个税缴纳历史是否有“漏洞”

司马南的偷税行为并非偶然。税务部门查实，2019年至2023年间，他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462.43万元，其名下企业亦通过虚列成本、违规享受优惠政策逃税75.32万元，合计追缴罚款近千万元。这一金额虽不及薇娅等顶流网红，但其讽刺性在于：司马南长期以“爱国大V”自居，曾高调炮轰联想、莫言等人企业和个人，如今自己却沦为“知法犯法”的典型。法律专家指出，税务部门将其行为定性为“偷税”而非“漏税”，已明确其主观故意性，司马南所说的“轻信MCN机构未代缴”的辩解不过是逃避责任的托词。

更值得玩味的是，司马南在回应中一面“低头认罪”，一面又暗示“委屈”，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合作方。这种既想保全人设、又难掩利益算计的姿态，与其攻击他人时的“铁面无私”形成鲜明反差。正如网友所言：“骂别人时义正词严，轮到自己时全是借口。

司马南当初“咬人”时有多狠，如今被别人“咬”时就有夺狼狈。如今看来，当初他“咬人”，其实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流量收割术。他的目标选择极具策略性： 比如，他选择攻击的对象，一般都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但不会反击他，如莫言、张文宏。他指责莫言作品“迎合境外势力”，批判张文宏防疫建议“背离国家方向”。这些言论既不基于严谨论证，也不寻求对话，而是以“阴谋论”煽动民粹情绪，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敌我对立”。

他对联想的“国有资产流失”指控、对民营经济的贬低，本质是借“反资本”之名收割底层情绪。这种批判看似是爱国，实则是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他说什么，底层民众就信什么。

如果分析司马南的炮轰对象，就会发现，他再炮轰对象的选择上，都是避重就轻——他从未触碰真正的权力结构，只选择民间舆论场中的“安全靶子”。

司马南的团队深谙“黑红也是红”的法则，将公共讨论异化为流量生意。这种策略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司马南名下关联的企业，通过直播、代言、争议话题年入数百万。与其说他是“斗士”，不如说是精通“愤怒经济学”的生意人。

司马南的“咬人”绝非出于爱国信念，而是彻底的投机： 他早年以“打假斗士”成名，后转型为“反美先锋”，近年又瞄准“民粹红利”，其言论始终随舆论风向调整。例如，他一面痛斥美国“霸权”，一面在美国购置房产；一面抨击资本，一面与MCN机构合作牟利。 他擅长用“扣帽子”取代论证，将反对者污名化为“境外势力代理人”“资本走狗”，以此消解理性讨论空间。这种“文革式批判”不仅撕裂社会共识，更助长网络暴力。 他虽然把自己的人设打造为“斗士”，但是从未挑战过真正的权力核心，反而通过攻击民间意见领袖（如张文宏）或文化符号（如莫言），既迎合了部分群体的情绪，又避免了触碰红线风险。正如老院士何祚庥所言，司马南的批判“本质是表演，而非变革”。

司马南现象的根源，在于三重土壤的叠加： 一是民粹情绪的温床。社会转型期的焦虑与不公，为“简单归因”提供了市场。司马南将复杂矛盾简化为“敌我斗争”，恰好满足了部分群体对“替罪羊”的需求。 二是流量至上的平台逻辑。算法推荐机制天然偏好争议性内容，平台对“大V”的纵容变相鼓励了极端言论。司马南的每一次“咬人”，都在平台的推波助澜下扩散为全民话题。 三是监管的滞后与选择性。尽管税务部门已用大数据精准打击偷税，但其他相关对司马南长期散布不实信息、煽动对立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直到其经济问题曝光，舆论才意识到“棍子”的危害。

司马南的崩塌，不仅是一个“网红”的人设破产，更是对舆论生态的警示。当公共话语被简化为“咬人与被咬”的暴力游戏，当理性讨论让位于情绪宣泄，社会的共识基础将日益脆弱。要遏制“司马南们”的滋生，既需强化法律监管（如税收大数据追踪、平台责任落实），更需公众提升媒介素养——唯有识破“棍子”的话术陷阱，才能让舆论场回归理性与建设性。

来源：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