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单来讲，清末的地方自治并不是简单“类似哪个国家”，而是“拼盘”——把日本町村制的壳、英国市政的投票形式、普鲁士行政监督的魂，硬套在中国绅商社会之上，结果搞出一种“官督绅办”的混血儿。

简单来讲，清末的地方自治并不是简单“类似哪个国家”，而是“拼盘”——把日本町村制的壳、英国市政的投票形式、普鲁士行政监督的魂，硬套在中国绅商社会之上，结果搞出一种“官督绅办”的混血儿。

1. 制度蓝本：日本《市制・町村制》（1888）

- 晚清《城镇乡自治章程》里的“议事会＋董事会”两级架构、定额选举、公益捐财政，几乎逐条抄自日本；连“自治事宜不得抵触国家法律”也是日文原句直译。

- 日本当年先颁宪法再开地方会，清廷却反着来：先让地方“试办”，权作立宪的垫脚石，因此时间顺序上更像“普鲁士式中央主导”。

2. 选举精神：英国市政（London Vestry）形式

- 纳税额、不动产、教育程度三合一的“复合选权”，与英国1860年代市政改革后的“等级投票权”同类，都是“谁多纳税谁多票”，而非普选。

- 但英国城市享有完整财政法人地位，可发债、征税、设警；而清末自治机关只能抽“公益捐”，且预算须报州县官“核准”，实质是“有限委托”而非“权力下放”。

3. 监督机制：普鲁士的“行政托管”色彩

- 普鲁士地方议会（Kreisordnung, 1872）规定：凡决议须经县长（Landrat）副署，上级可随时解散议会；清廷把这套“行政保留”原样搬来——“督抚得申请解散议事会”。

- 因此议员可以议，但“官”始终握有否决权和解散权，自治只是“官治的辅佐”。

4. 社会基础：中国独有的“绅商共同体”

- 日、英、普的选民主体是市民纳税人；晚清的合格选民70%以上是生员、举人、职商、地主，选举结果自然变成“绅治”。

- 上海、南通等地甚至由商会直接出面组建议事会，警察、道路、电灯公司全由商人包办，形成“租界式绅商政府”的放大版。

一句话概括：

“章程抄日本，投票学英国，监督学普鲁士，操作靠绅商。”

看上去很像立宪国家的“地方自治”，实际却是“官督绅办”的混血试验，既没拿到英日式的财政自主，也没得到普鲁士式的法治保障，最终随着中央与地方财政—军事矛盾的爆发而流产。

来源：历史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