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德国与意大利一样，日本对自给自足的兴趣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研究了这场大战之后，日本的军事精英们确信，在未来的某一天，德国——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日本的国家典范——在协约国封锁之下的命运也会成为日本的遭遇。受总体战经验的影响，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军官希

与经济压力斗争的日本✪ (美) 尼古拉斯·穆德

康奈尔大学

本文节选自《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一书

和德国与意大利一样，日本对自给自足的兴趣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研究了这场大战之后，日本的军事精英们确信，在未来的某一天，德国——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日本的国家典范——在协约国封锁之下的命运也会成为日本的遭遇。受总体战经验的影响，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军官希望能获得足够的物质保障与领土保障，以确保日本能够在未来的“持久战”(长期的消耗性战争)中生存下来。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并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石原莞尔以及其他的“统制派”试图将伪满洲国打造为一个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基地。因此，东亚大陆有望为日本本土岛屿无法实现的“战略性自给自足”提供基础。

尽管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关注重点在伪满洲国，但日本仍然继续实行着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同时依旧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以及海外供应。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政策主要受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的影响，他主导下的通货再膨胀以及国家驱动的投资刺激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经济开放已经成为其重要的增长模式了：日本的工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纺织与丝绸业，这些行业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铁矿石、棉花、羊毛以及生丝。日本的私营船队是世界上规模第三大的商船队，其几乎垄断了亚洲内部的大部分贸易运输业务。此外，日本并非自然而然地成了德国或意大利的盟友。事实上，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很多日本人都同情受意大利帝国主义侵犯的埃塞俄比亚人。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标志着全球各大国之间的斗争日渐加速，日本可能需要在东亚建立一个以东京为中心的经济圈。

1936年2月，当欧洲人还在等待国联有关石油制裁的决定时，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军官暗杀了高桥。在他死后，年轻的改革派官僚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开始更加快速地重整军备。由此，一个紧张的局面浮现了出来，因为一方面，日本的经济日益国家化、军事化，另一方面，日本依旧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军事方面的扩张导致大量的原材料流向了军事领域，进而使得原先的贸易平衡被打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进口煤炭与铁矿石的价格上涨了许多，使得原先很多不存在资源匮乏问题的地方也都出现了资源短缺的情况。更危险的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原材料需求，日本不得不进一步依赖美国以及大英帝国的供应，而英美是最有可能反对日本在东亚扩张势力的国家。1936年，美国与大英帝国为日本供应了72%的铁矿石、92%的废铁、90%的锰、97%的铜、85%的锌、86%的原棉、70%的石油以及74%的橡胶。

一方面，从经济上看，日本与西方世界深度绑定；而另一方面，从政治上看，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日本极有可能成为制裁的对象。但日本的精英阶层尚未就当前日本面临的主要威胁达成共识。石原莞尔与其他统制派将目光聚焦于苏联，因为在这一时期，苏联仍然坚决反对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扩张行为。相比之下，日本的海军人士则更担心美国，因为美国在菲律宾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存在使得日本无法进一步向南扩张。苏联与美国都可能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前者可以借助其在国联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身份，利用国联的平台实施经济制裁，后者则可以与其在欧洲以及中国的盟友一道制裁日本。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制裁，日本方面认真研究了墨索里尼的反制裁运动。日本的商业与工业部派遣了一个秘密代表团前往意大利，以更好的研究意大利采取的反制裁措施；日本国内的技术官僚对瓜奈里节约外汇的手段尤其感兴趣。

对日本来说，学习意大利抵御制裁的防御措施不仅是在未雨绸缪，这些措施还有着更为直接的用途。正当日本经济的发展逐渐摸到天花板时，高桥是清的死，使得财政部没有办法再反对军方增加开支的要求了。1936年，日本在海外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购，使得日本进口激增，经济进一步过热，还迅速推高了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管理国内的工业生产，日本不得不对外贸进行管控。为了抑制大额的支出，日本政府于1937年1月实行了控制外汇的许可证制度。在军方的资助之下，日本也开始在帝国的边缘地带试验自给自足所需的技术。日本的工业家以及伪满洲国的官员希望能吸引德国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投资伪满洲国，他们希望借助德国的燃料氢化技术，进而充分利用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上丰富的煤炭资源。到1937年夏，统制派以及改革派的官僚们正在努力实现日本自给自足的目标，并希望相关自给自足的计划能得到国会批准。

然而，在日本领导层内部，就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意见分歧严重。聚焦于伪满洲国的统制派希望能通过较长的时间实现自给自足，为此，他们要求维持中日之间的和平。石原莞尔本人推动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到1937年，他反对在中国采取进一步扩张行为，他警告称，一旦如此，日本就会陷入“无尽的沼泽之中……就像西班牙之于拿破仑那样”。最终，强硬派与温和派达成了妥协：派遣三个师团到中国北部进行一次短暂的局部行动，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求和。

到8月时，尽管双方都没有正式宣战，但中日之间已经进入全面战争。中国方面动员了50万人来保卫上海，上海成为双方激战的战场。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西方就是否要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犹豫不决，这使得蒋介石确信他不应该指望从国联或华盛顿方面获得任何形式的援助。而这也进一步让他下定决心，不向日本妥协。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表示：“现在英美在道义上、在精神上，对我们可以有相当的帮助。物质上我们不能作一定始终靠得住的打算，意大利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已经不能指望来自国外的积极经济援助了，国民党的领导人可以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决定与日本进入全面战争，以免亡国灭种。尽管如此，蒋介石依旧希望能获得外国的支持。当月，日本海军开始对中国南部海岸实施和平封锁，日军方面称，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向国民党运输武器的中国船只“滥用他国国旗”,因此日方要实施报复。在执法的幌子之下，日本成为第一个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施加有组织经济压力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封锁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成为20世纪最漫长的封锁之一。

在华盛顿，罗斯福十分犹豫要不要宣布中日之间存在战争状态，因为一旦认定战争状态存在，就会触发《中立法案》中规定的武器禁运条款，当年4月，该法案的第三个版本获得通过。罗斯福本人更倾向于中国一方，不希望对双方都宣布实施武器禁运，因为一旦如此，依赖从海外进口德国以及捷克武器装备的国民政府就会受到极大打击，而依赖本国生产的武器的日本人则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法国方面则认为，只要还有机会靠谈判解决冲突，就不要轻易“适用第16条这一制裁的幽灵”。

罗斯福越来越同情中国。10月5日，他在芝加哥宣布：“在全球范围内，目无法纪的传染病正逐渐蔓延开来。”他隐晦地表示：“当某些传染病开始大流行时，全社会的人都会赞同把患者隔离起来，不光如此，他们还会用实际行动将那些病患隔离出去，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健康，防止传染病的蔓延。”这一“隔离演说”让全世界的观察家们都感到相当震惊。国会中的反干预主义者意识到，美国已经偏离了他们竭力捍卫的中立地位。一位支持新政的进步派人士写道：“日本总参谋部不是傻瓜，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囤积了足以维持几年的战略物资……如果罗斯福先生试图带领美国加入针对日本的国际制裁，那么他可能就会发现自己会和威尔逊一样，丧失自由派人士的支持，而受托利党人的摆布，他所推进的国内改革也会因此而名誉扫地，直到下一代人才能重新恢复这些改革措施。”就连《纽约时报》也认为，“从长远来看，经验表明，抵制与制裁，或威胁实施抵制与制裁，会让很多国家在自给自足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进而进一步削减国际贸易量。”

然而，在欧洲人看来，“隔离演说”表明美国正准备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英国战时贸易与封锁事务咨询委员会迅速分析了日本的战争经济模式。尽管日本极度依赖国际贸易，但在意大利的前车之鉴之后，英国人不再相信那些停留在纸面上的制裁措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了。殖民地部的公务员杰拉尔德·克劳森 (Gerald Clauson) 警告称，不要“试图……给出一个等式……即只要过多少个月，日本的国库就能被掏空了”——这是对财政部制裁理论的直接批评。但霍特里仍然支持利用财政消耗这一手段进行制裁。1937年年中，日本的外汇储备有12.2亿日元(合3.51亿美元)。霍特里解释道，禁止日本出口商品能够减缓其外汇储备积累的速度，而为了支持在中国的战争，日本的战争工业会全速运转，进而导致进口数量增加，进一步消耗其外汇储备。由于情报显示，日本已经囤积了足够消耗6到9个月的物资，因此从短期来看，对日本实施原材料禁运的效果有限。

英国的决策者在粮食封锁能发挥多大作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他们不清楚以大米为主要食品的日本是不是更能经受得住粮食封锁。1933年起，日本不再从海外借款，使得金融制裁没法发挥很大的作用；而如果要对日本规模庞大的商船队实施制裁，就会对英国海外的自治领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煤仓控制以及商业上的施压都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没有荷兰、法国、比利时、埃及、苏联以及阿根廷的参与，那么对日本的制裁也不会起作用。即使能够成功组建这样一个联盟，试图动用制裁来提高日本的失业率，那么这一制裁是否真正能发挥作用，最终还是要归结为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英国战时贸易与封锁事务咨询委员会的规划人员怀疑日本是否会以他们认为的从经济角度上看合理的方式做出反应，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东方国家，其国民的习惯、性格与英国大相径庭”,因此“不可能预测出制裁会对日本人造成哪些物质上与心理上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打击日本的侵略行动，特别是到了1937年12月，日军飞机在长江上击沉了美国帕奈号 (USS Panay) 炮艇，造成船上5名乘客死亡，48名乘客受伤。西方的公众舆论开始强烈谴责日本。罗斯福政府要求对肇事者施加惩罚，尽管此时，总统仍不准备派美国海军进入华东地区，但他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制裁这一选项。私下里，罗斯福与他的顾问们讨论了如何将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对法西斯国家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经济战争。如果意大利与日本能不宣而战，那么为什么美国不能?罗斯福告诉摩根索，他也想“不宣而战”。这意味着美国不会“称其所采取的措施为经济制裁，而是称其为隔离”。他坚持认为，“我们要和日本、意大利一样聪明。我们希望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财政部法律顾问赫尔曼·奥利芬特 (Herman Oliphant) 将这种新形式的动用武力的手段描述为“缔造和平”。

当摩根索与英国人约翰·西蒙谈及对日本采取的经济行动时，英国财政部官员研究了如何利用外汇管制降低日本的出口收入，这一措施与国联禁止从意大利进口商品一样。而这一措施很难付诸实践的原因在于，美国与大英帝国对日本都有着大量的贸易顺差。因此，财政部与战时贸易与封锁事务咨询委员会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一到两年之内，制裁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如果制裁的目标是速战速决，而不仅是“在经济上给日本人制造一些烦恼”,那么这一措施就没什么用。

尽管在日本人支付了赔偿金，也进行了道歉后，帕奈号事件得以解决，但侵华战争的烈度仍然有增无减。如何在不开战的前提下遏制日本一直是一个问题。1938年整个春天，中国前总理顾维钧都一直在恳求西方国家，无论是动用第16条第3款，还是采取直接援助的形式，来对中国进行财政援助。李维诺夫表示，苏联赞同英法苏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方案。但这一时期，欧洲各国都在重新武装起来，英法两国政府声称，他们没有如此庞大的工业实力来为中国军队生产足够的武器。因此，重点仍然是消极制裁，而非积极的经济援助。塞西尔从伦敦发出的信件中对日本能够继续在美国购买飞机这一事件表示很关切；难道罗斯福不了解“这一罪行的严重性”吗?

考虑到西方世界没有给中国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我们可以说中国方面的抵抗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从战略上来看，中国的抵抗使得日本没能建立起一个包括日本、伪满洲国、朝鲜、中国华北以及台湾地区在内的、以日元集团为基础的东亚经济自给自足区域。蒋介石放弃了上海，撤退至中国内地，然而日本也没能有效控制这些占领区，中国军民在这些地区长期进行游击战，使得日本军队陷入了泥潭之中。近卫文磨最初仅仅授权3个师团发动一场为期3个月的惩罚性远征，预算为1亿日元，但等到1938年春，这场战争已经牵扯了日军20个师团，同时占用了25亿日元的紧急预算，占政府日常开支的90%。为了优先保障这支部队的供给，日本严格限制了民用工业占用的资本以及进口商品，这使得日本几乎没有办法通过出口来获得外汇了。

时间并不站在日本这一边。在日本军方试图与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决战之时，日本的经济因其庞大的军事支出而步履维艰，日本越来越依赖(而非越来越不依赖)从大英帝国以及美国进口的产品。军方领导层中有一派人士敦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在1938年1月，近卫文磨打算彻底击垮中国，他宣布绝不会与国民政府打交道。与此同时，从莫斯科拿到了2.5亿美元援助金的蒋介石也不打算妥协。

在华盛顿，经过1937年12月的激烈讨论，摩根索脱颖而出，他极力支持利用经济力量打击侵略行为。1938年，他开始利用黄金购买政策对受侵略国进行财政援助，财政部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购买白银，从西班牙共和派手中购买黄金。从官方角度来看，这一行为的目的在于稳定美元汇率，但实际上，这一政策是为了资助中国与西班牙购买武器。摩根索还批准了复兴金融公司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的方案。在1938年9月苏台德危机期间，摩根索说服了罗斯福，一旦欧洲发生战争，就应当向法国提供财政支持，同时切断对德国的供应链，以对其施加压力。

由于日本没能通过一场决战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日本随即开始发动了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为了能在西方世界决定与日本摊牌之前彻底击垮中国，日本内阁于1939年1月通过了本国的四年计划。这一动员计划涵盖了从日本、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伪满洲国到华北的日元集团的所有原材料。前一年对民用工业的打压情况有所好转；通过“进出口连锁制”,出口商赚取的外汇比进口原材料所花费的外汇更多。由此，日本没有像瓜奈里在意大利那样走上通货紧缩的道路。

1939年夏天，英国与日本在天津的英国租界内爆发了一场冲突，两国逐渐走到了战争边缘。首相张伯伦命令皇家海军准备对日本(而非德国)采取行动。然而，英国的决策者仍然不确定能否通过施加和平的经济压力迫使日本回心转意。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实施这一措施，而在于他们如何估计这一措施能收获的效果。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这样的帝国自治领会抗议经济制裁，因为这样会使得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贸易被迫中断。事实证明，英国所掌控的帝国既可以成为实施制裁的保障，也可以成为实施制裁的阻碍。尽管见效慢，但战时贸易与封锁事务咨询委员会认为，针对日本出口的制裁是施加压力的最佳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没法指责(我们)滥用手中对原材料的掌控了”。

9月，欧战爆发，国际经济形势突变，因为在战争中，英国要首先考虑让大英帝国的原材料优先供应英伦三岛。英国的动员工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出口大幅下降，加拿大也削减了对日本的镍出口量。由于来自大英帝国自治领的供应大幅下降，日本的新经济战略陷入了混乱之中。要想维持生产，日本就必须更加依赖美国供应的镍、铜以及机械设备。但美国的供应也越来越不可靠。1938年7月，罗斯福首次以个人身份对美国制造商发出呼吁——即所谓的道德禁运，建议他们停止向日本交付飞机。1939年12月中旬，由于美国公司不再向日本供应铝、镁以及钼，并终止向日本转让制造高辛烷值航空燃料的相关技术，日本的进口压力进一步增大。霍恩贝克鼓动美国废除1911年签署的美日商贸条约，最终，该条约于次年1月失效。

所有这些措施对日本造成了哪些影响?日本的陆军与海军多年来一直在囤积库存，因此，在短期内，日本没有受到极大冲击。伪满洲国的官员幻想着即将实现的“东方自给自足”，这一时期，在日元集团内，煤炭、铁矿石、硫黄、铝、盐以及木材都实现了自给自足。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日本已经陷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中。伴随着对外的侵略扩张，日本国内的民主机制也遭到了破坏，而日本的经济则被无限制、无休止的侵华战争所拖累。这场冲突使得中国东部的经济与社会遭到了巨大破坏，以至于东亚地区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被进一步破坏了。同时，到1940年时，在石油、铜、镍以及橡胶等工业原材料方面，日本比1935年时更为依赖美国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供应。征服并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实现自给自足的手段。但一旦施加经济压力，则可能导致战争进一步升级。

最为敏锐地注意到这种不稳定局势的人是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这位经济史学家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研究日本在亚洲的帝国。在她看来，“经济压力、制裁的威胁、自给自足政策以及领土侵略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这几个因素相互促进，共同导致了最终的结果。”到了这种地步，再多施加额外的压力也不会让他们改变方向了。熊彼特写道：“我们不能像许多人那样简单假设，禁运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压力会压垮日本军队，从而让他们打包行李，离开中国，这一制裁也不会让日本人突然不再支持其军队。除非到了最后一刻，否则从人性角度出发，他们绝不会做如此反应。”在国务院，斯坦利·霍恩贝克批判了熊彼特的主张，他认为熊彼特做出的是一个“政治结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确实建立在对维护国际和平这一问题的政治理解之上。在原则上，熊彼特并不反对制裁。但她确实批评了美国的制裁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种彻底消灭制裁所要制止的冲突根源的全球秩序的可能性：

如果想让制裁成为保障集体安全的有效手段，那么就必须打造一个随时准备用武力实施经济制裁的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绝不只是通过动用集体力量对抗个别国家的力量来维持现状。它还必须认识到，社会、经济安全与领土完整同样重要。如果其成员承诺不进行领土扩张，那么他们就必须被允许在工业与商业领域进行扩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集体安全。

熊彼特的分析触碰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核心议题。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社会与经济安全确实成了新一代国际主义的基石。但只有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这一积极的方案才得以诞生。此外，熊彼特曾严厉警告，称美国的经济制裁会进一步推动日本的侵略行为，很快，这一预言就成真了。

《经济制裁: 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01

ISBN：978-7-5236-0365-9

【内容简介】

经济制裁主导着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作为一种利用全球化的潮流来捍卫自由国际主义的方式，它们最初是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其吸引力在于它们可以替代战争。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其核心的黑暗悖论：旨在防止战争的经济制裁，是以毁灭性的战争技术为基础的。

尼古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对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历史进行了广泛的档案研究，揭示了强制性战时工具是如何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采用为维持和平的工具的。这项及时的研究揭示了为什么制裁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战争形式，以及为什么它们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此巨大。

【作者简介】［美］尼古拉斯·穆德 (Nicholas Mulder)，康奈尔大学现代欧洲史专业助理教授。他定期为《外交政策》和《国家》等供稿。经济制裁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是他的第一本书。

【目录】

导论：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

第一部分经济武器的缘起

第一章封锁机器（1914—1917）年

锰与全球化

建立封锁线

经济总体战

封锁与未来的强制执行措施

金融封锁

第二章从封锁中诞生的制裁，（1917—1919）年

同盟国被迫实现的自给自足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经济后果

民主与经济武器

战时制裁计划

《国联盟约》第16条的起草

第三章和平中的战争（Peacewar）（1919—1921年）

对匈牙利的封锁

封锁的国内政治面向

结束对苏俄的封锁

第二部分经济武器的合法性

第四章经济武器的标准化（1921—1924年）

国际封锁委员会

《凡尔赛条约》中的制裁措施

拯救阿尔巴尼亚

鲁尔与科孚

第五章作为世界警察的国联（1924—1927年）

《日内瓦议定书》

德国与国联的制裁

大战略与英国战时贸易与封锁事务咨询委员会

东方的封锁与制裁

言辞中的经济武器与实践中的经济武器

第六章制裁主义与中立主义（1927—1931年）

《财政援助公约》

《巴黎和平公约》与海洋自由

中立的衰落

第三部分战间期危机中的经济制裁

第七章对抗侵略的集体安全体系（1931—1935年）

“九·一八”事变与制裁的希望

螺旋上升的不安全感

禁运的模糊性

苏联与制裁

威慑的困难之处

第八章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实验（1935—1936年）

相互依存与大萧条

有关制裁的“海军部理论”与“财政部理论”

东非大地上的战争

能源与基础设施

第九章封锁恐惧症（1936—1939年）

从政治“自我统治”到经济“自给自足”

作为抵御制裁的意大利自给自足计划

纳粹的封锁防御政策

与经济压力斗争的日本

第十章积极经济武器（1939—1945）年

冬季战争与第16条

经济战再现

作为反侵略措施的租借法案

制裁与援助

新多边主义中的制裁

结论从解药到替代品

附录

来源：文化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