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
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并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吗?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堂皇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做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
周恩来这次批示:
“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
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都能证明这一点。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得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他略微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他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他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但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啰。”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
“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
结果,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被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的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的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
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一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被称做“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那个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
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
为使这个转变不至于过于突然,不至于使中国广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来通过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场毛毛雨。
尽管《人民日报》以精心安排的极有限的篇幅、极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美国乒乓选手的活动,但广大中国人仍以吃惊的眼光注视着。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很快就使人们适应了、接受了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但关于尼克松来访的吹风与转弯子,就要艰难得多。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啊。
为接待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而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毛泽东批准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开始工作了。
尼克松是总统,来北京当然得住钓鱼台国宾馆,当然是下榻于钓鱼台最高级的18号楼——平时接待国家元首的楼。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也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等。工作小组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前,小组成员住进钓鱼台后就不准回家。
对于会谈中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工作小组的同志们都作了讨论,搜集了资料,准备了多种方案。
周恩来经常亲自参加一些具体的讨论,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和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无一失的方针。
十分有戏剧性的是,钓鱼台也是“中央文革”的大本营,江青住在11号楼,张春桥、姚文元住在16楼。钓鱼台,这个往日十分寂静的乾隆皇帝的旧行宫忙碌起来了。有一次,毛泽东听完对美工作小组的汇报后,还饶有兴致地说:“你们住在这个行宫里,有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块石刻上刻的题钓鱼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他随即用湖南腔吟哦起来,“‘众乐康衢物滋阜,由来诸事在人为。’连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为。我们现在所为的事,我们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许会不理解,想不通;我看只有后人才能明了它的深远意义。”
3、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美国乒乓球队是4月10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就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与夫人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外加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尼克松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
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样度过。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
4月12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陪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
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他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他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4月13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齐格勒公开承认丘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
4月16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悦难捺,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他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中共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声称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被4月20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知道后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
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以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
基辛格劝告总统: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道:“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后,决定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时间很长了,是不是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了呢?
6、基辛格的使命发往巴黎的信还在途中。27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来到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难以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
基辛格推托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说:“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一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的正常审批手续,便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他在心里说。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事物总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国大陆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为此写了备忘录请总统批准。
尼克松为乒乓外交所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只是表了一个态:“今年7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7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
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漏子。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杂志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4月29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
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后有如听到晴天霹雳,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
有一段话简直是讲给北京听的:
“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分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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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