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摘要：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阐述中国“传统”思维在中国理解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虽然这些努力在突破民族中心主义、拓宽国际关系理论适用范围与为非西方知识正名方面可圈可点，但文章认为，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西方/非西方”合作项目中性别维度的

女性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Eric Blanchard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

林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性别与发展专业硕士生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导读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阐述中国“传统”思维在中国理解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虽然这些努力在突破民族中心主义、拓宽国际关系理论适用范围与为非西方知识正名方面可圈可点，但文章认为，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西方/非西方”合作项目中性别维度的缺失，导致了理论建构上的偏狭与问题化倾向：其依赖未经反思的性别化概念，而未能真正回应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关切。本文基于对中国大陆学者的访谈，揭示了现有中国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主流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这种主流研究往往采取整体化的、儒家取向的国际社会观，而忽视了性别视角的融入。文章提出，引入性别敏感性可为中国国际关系的讨论提供新的启示，也能帮助西方学界更有效地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互动。

研究问题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对非西方理论的关注日益增加。这种学术动态既与西方中国问题学者试图通过梳理学术流派理解中国“想要什么”的兴趣相呼应，同时也契合了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构建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学界与政策界不断尝试提出并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探索建立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相称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这其中性别维度的缺席，使得该“西方/非西方”合作话语既显片面——未能回应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又存在问题，因为其在中国语境下依赖未经反思的、具有历史性别印记的概念框架。文章认为，学者们可以通过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吸纳中国女性主义学者的贡献，以回应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主义取向，这有助于强化这些前景性探索的理论效能。

儒家思想和中国国际关系

近几十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重新得到了认可和赞扬。儒家传统中强调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若干要素，为中国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治理原则。在国际层面，中国有选择地将儒家传统运用于世界秩序问题，尤其强调君臣、夫妇、父子等等级关系的核心地位，以及对社会秩序中“既定角色”的服从。另一关键要素是强调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和平主义”特质，进而主张中国的全球领导不会重演西方大国历史上的暴力与侵略模式。在这种“仁政式和平主义”的引导下，中国宣称以身作则，将弱小国家吸纳进和谐的世界秩序。儒家思想由此为“中国例外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立场强调和平与包容，将中国塑造为改革型大国和仁政式和平主义者。积极的解读认为，这种理想化的“儒家地缘政治”意味着在君子型国家道义感召下，以全球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多边主义与外交手段推动互利共赢与全球治理的进步。

因此，儒家传统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多元因素提供道德平衡，同时构成一种植根于本土文化、区别于西方及美国主导国际社会原则的替代性规范。同时，儒家思想的某些变体（如“和平崛起”的倡议）旨在安抚周边国家，以确保在既有国际秩序框架内共存的同时，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论辩的共同基础，并推动了中国学界构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理论发展。

性别化的中国国际关系

然而，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国家支持的儒家学说，并缺乏性别视角。至少在发表的2016年时，本文所呈现的中国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及政治学是男性化事业”的印象。

时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于2009年发表的“在借鉴与构建之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求索”和原外交学院院长、现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的秦亚青于2010年发表的“为什么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都简要提及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术著作曾经的缺乏。而从性别视角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以儒家为共同基准存在更深层的问题。许多女性主义者难以接受那种以儒家家庭中父子/夫妇关系为模型的“不平等但仁慈”的国内或国际秩序。同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倾向于质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因为这种建构往往建立在等级制、不平等与仁政承诺之上。儒家的意识形态将女性局限于家务与生育领域，并使其处于“父权—夫权—子权”的三重隶属之下。如果不引入性别或正视女性主义视角，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恐怕难以真正审视儒家传统中的这些要素，也无法厘清女性在其所建构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角色。

中国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在中国的演变

完整理解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需要将女性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深厚根基及持续不断的性别平等斗争纳入视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源头可追溯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晚清、民国及五四时期的男性改革者们曾将“妇女解放”视为社会改造与国家现代化的资源，妇女教育与解放被认为能够为国家增添力量，前提是其不动摇男性特权。在社会主义体制与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中国妇女运动因筹备两次关键国际事件而得到推动：1994年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此之后，全国妇联被定性为中国女性非政府组织，女性议题受到了政府、媒体、出版届和公众的关注，女性学术研究也得到了支持和蓬勃发展。

女性主义作为研究方法首次进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可追溯至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现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1998年出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该书系其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其中第九章“跨越旧藩篱的若干努力”系统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对后续中国女性主义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早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荣休研究员胡传荣，她于1994年发表了关于西方女性政治家的研究。

截止文章发表的2016年，中国已出版9部学术专著，发表150余篇相关期刊论文，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超越西方议题，转而对理论进行本土化，分析中国自身的性别历史与当代女性处境，研究范围也不断拓展。

当代挑战

然而，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仍面临若干挑战。已故的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在2008年认为，中国学界不如社会具有包容性，未受到女性主义深刻影响，也未能像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那样将女性主义价值融入学术原则。尽管学术出版机会有所增加，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仍然缺乏应有的认可。李小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英桃于2006年指出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女性保持沉默。他们要么将（女性问题）视为国家现代化必须作出的牺牲，要么轻视和平与合作等女性主义观念。作为结果之一，他们也轻视女性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此外，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也面临专业化发展的困境、学界兴趣的减弱乃至学生的忽视，以及资源匮乏等问题。

讨论

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或许尚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足以展开重大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讨论和构建，但其理论关切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倡导者之间存在明显契合。例如，李英桃于2011年与秦亚青于2010年分别指出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趋同：前者强调中国智慧与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后者则突出天下世界观及朝贡体系的历史经验。其他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如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苏云婷，则将研究置于传统文化语境之下，将和谐世界与女性主义对世界秩序的阐释相衔接。

尽管存在结构性限制，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仍可以发展。考虑到跨国与全球女性主义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际关系学者——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关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都可以通过会议邀请与研讨会等方式，认可并支持中国现有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女性主义学者而言，可以通过性别视角来批判性地审视和挑战男性化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也可以发掘并重释已有的女性主义传统，例如辛亥革命时期女性主义者何殷震于约1907年提出的女性主义反军国主义思想，以此推动关于中国式世界秩序的学术争论。另一种可能路径则是探讨儒家传统的多重潜能，以建构女性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尽管儒家与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存在差异，但两者之间亦存在相互契合之处。儒家教义并不必然规定一种性别歧视且显然不可实现的立场，相反，孔子关于冲突解决、贤能政治以及自我修养的论述，与女性主义目标存在内在兼容性。

译者：

朱子岸，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来源：

Eric Blanchard and Shuang Lin, “Gender and non-western “global” IR: where are the women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p. 48-61.

校对丨王嘉琪

审核丨李源

排版丨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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