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成为荷兰历史上专为向亚洲发展而成立的特许公司。这一年，它在非洲海岸的圣海伦娜附近截获了一艘名为“圣·杰戈”号的葡萄牙商船。次年，荷兰武装船队又在马六甲海峡虏获了一艘大帆船“圣·凯瑟琳娜”号。这两艘船上的约十万件中国青花瓷在荷兰米
“克拉克瓷”与漳州窑系
漳州市博物馆内圣杯屿沉船水下场景复原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成为荷兰历史上专为向亚洲发展而成立的特许公司。这一年，它在非洲海岸的圣海伦娜附近截获了一艘名为“圣·杰戈”号的葡萄牙商船。次年，荷兰武装船队又在马六甲海峡虏获了一艘大帆船“圣·凯瑟琳娜”号。这两艘船上的约十万件中国青花瓷在荷兰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整个欧洲，引发贵族追捧，单件瓷器价格甚至超过一名熟练工匠全年收入。这批宽边开光、纹饰印章、融合中西元素的中国瓷器，因产地不明且在中国国内罕有收藏，被欧洲人以荷兰语“kraken”命名为“克拉克瓷”。
漳州市博物馆内的葡萄牙里斯本宫（场景复原）
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多头蛇纹章盾纹碗、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静物画，以及菲律宾“圣迭戈号”沉船、埃及福斯塔遗址等考古发掘实物，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器物——克拉克瓷跨越洲际的贸易轨迹。它曾被推测为景德镇出品，被大英百科全书记作“Swatow ware”（汕头器），载入世界陶瓷史，终被近年的考古发掘确认出自漳州窑系。1994-1998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发现100多处窑址，出土的青花瓷盘、瓷碗与海外馆藏克拉克瓷吻合，当地南胜、五寨窑群的最密集区域，每平方公里分布三座龙窑。2007年，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考古，发掘1.1万余件文物，青花瓷占大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水的开光大盘、带盖钵等典型克拉克瓷器与平和窑如出一辙。至此，人们恍然大悟，400年前，正是这里的窑烟熏染了时代的风。
平和南胜窑场遗址
漳州窑系，并非一座窑口，是一个以漳州为中心，沿九龙江脉络，涵盖华安、南靖、平和、诏安等地窑场的庞大窑业体系。它兴起于宋元时期，以生产青瓷、青白瓷为主，明清时期转向以青花瓷、彩瓷为大宗的外销生产，包括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克拉克瓷”，以及以红、绿、黑为主色调的五彩瓷（红绿彩）和以黄、绿、紫为基色的素三彩等釉上彩瓷。其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生产的外销青花瓷——克拉克瓷，奠定了漳州作为明代外销瓷核心产区的地位。平和县志记载，窑场周边的专业瓷土矿队、画坯作坊、匣钵工场和针对远洋运输的特殊包装业，形成了“原料开采—制坯—彩绘—包装”的完整产业链。
市民参观漳州市博物馆内展出的瓷器
瓷路竞辉，历史早有伏笔。漳州窑系在明末清初鼎盛，至清末民国衰落，与月港的兴衰紧密相连。1567年，明朝“隆庆开关”，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漳州月港成为明代唯一的开放“特区”，进一步带动当地海洋贸易导向产业模式。1573至1620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火烧御窑厂，明末清初政治动乱，当地外销瓷生产减产甚至停歇。而漳州的松木、毛竹和瓷土资源丰富，加之13位江西籍官员于1519至1633年先后主政漳州平和，赋予瓷业税收优惠。南胜、五寨等地民窑模仿景德镇技术，改进胎土配方、胎体白度、釉料制作、烧制技术等工艺，在图案装饰上融入西方元素，在定制器型上为外销大盘、大碗等设计款式，从粗放烧造转入精细化生产，质量达到相当水准。
明青花花卉瓷盘标本
漳州窑系逐渐替代了景德镇在外贸瓷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制品数量一度超过景德镇，克拉克瓷的年出口量达百万件。漳州窑系不仅在原料配方、器型分类、功能指向到贸易网络开创先河，更从技术工艺角度深远地影响周边国家：青花钴料配比技术传入泰国素可泰窑；越南会安工匠沿用闽南语术语称呼釉料配方；马来西亚华瓷后裔遵循“九火十八柴”的烧制口诀；日本美浓桃山陶在形态、纹样上受到了漳州窑系的重大影响。中国学者王裕巽分析认为，从1567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全球三分之二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渔民在九龙江打捞上来的瓷器精致的花纹清晰可见
历史中的模糊记忆在不断被找回。2006年，生产克拉克瓷的平和“南胜窑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漳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南胜窑红绿彩瓷烧制技艺”先后列入了福建省省级、漳州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四百年后的漳州窑群烟火依旧，继续其与生活、技术、交流的互动，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新史。
水脉孕窑火 千年共潮生
夕阳映照下的九龙江
九龙江水脉绵延千年，见证着流域内窑火的起落，而那跳动的窑火，是漳州窑千年历程的生动注脚。作为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独具特色的外销瓷窑体系，漳州窑的命运始终与闽南的自然禀赋、商贸格局变迁及技术交流深度交织。其中，九龙江浩荡的水运网络与丰饶的流域资源，更是它从区域性窑场迈向全球贸易舞台的关键支柱。
渔民在九龙江南门溪打捞上来的瓷器
九龙江南门溪的“船底人”，世代以渔猎为业，他们的生活日常里，藏着河流与漳州窑血脉相依的共生密码。年逾六旬的郑休山是土生土长的船底人，他回忆起孩提时随父捕鱼的经历：“那时我才十岁左右，跟着父亲到江心航道撒网。他说那儿水深鱼密，可一网下去，捞上来的尽是碗、盘、汤匙之类的瓷器。父亲告诉我，这都是早年载着内山货物去石码、海澄的商船遇险翻沉后留下的。”江水不仅滋养着世代繁衍的鱼群，也曾沉埋着窑火余温浸染的遗珍。船底人捕鱼行舟的水道，正是当年漳州窑瓷器从上游平和、南靖、华安的窑场顺流而下，直抵月港，再经厦门湾扬帆出海的黄金水路。
位于平和南胜的窑场遗址
回溯宋元，九龙江两岸窑火初燃，渐成星点，漳州窑由此肇始。真正的关键转折，发生在明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开关”之后：作为当时全国唯一合法对外贸易港口，月港迅速崛起。九龙江入海口商帆云集，激增的海外订单催生了对本地外销瓷器的巨大需求。
漳州窑紧抓机遇，实现了质的飞跃：平和县南胜、五寨等核心窑场紧邻九龙江支流。相较景德镇瓷器需长途跋涉方能抵港，平和窑瓷器顺水而下，运输成本大减，迅速跻身重要外销瓷生产基地。为满足规模化量产需求，窑场积极整合多方技艺：吸纳因战乱南迁至闽南的景德镇工匠，引进青花绘制技术；在纹饰上创新简化，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这些经月港远销的瓷器，被欧洲人统称为“克拉克瓷”（得名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输此类瓷器的“克拉克船”）。
漳州窑青花开光海船花卉纹瓷盘
与平和窑交相辉映的，是南靖、华安的东溪窑——它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最大的窑口，也是“漳窑”米色釉瓷器的主产地。
至万历年间，平和窑、南靖与华安东溪窑等窑口集群勃兴，以九龙江水系为骨架的“漳州窑”核心产区正式成型。江川流转，构筑起连接窑场与月港的生命线，支撑起宏大的外销网络。
青花花卉纹瓷盘
潮起潮落间，九龙江畔的窑火曾燃至鼎盛。即便在明末清初政权更迭、海禁政策反复的动荡岁月，凭借成熟的生产体系与便捷的水运优势，漳州窑仍维持着生机——河流始终是它最忠诚的伙伴。瓷器顺流漂洋，足迹遍布寰宇：在日本，它们被称作“吴须赤绘”；在东南亚，既是日常用具也是重要供器；远至西亚，甚至可见带几何纹饰与阿拉伯铭文的定制款，见证着文化的交融。
圣杯屿沉船水下场景在漳州市博物馆内完整复原
然而，进入19世纪，多重因素叠加，终让漳州窑步入晚景。国际贸易格局剧变：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取代月港的枢纽地位，外销瓷生产重心转向新兴港口腹地。资源枯竭接踵而至，使其在竞争中难敌景德镇、德化等老牌窑口。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同样明显：德国等欧洲本土瓷器工业崛起，大幅削减了对中国外销瓷的需求。加之太平天国运动与闽南小刀会起义的战火波及窑区，导致窑场损毁、工匠流散。至清末，主要窑口相继熄火，煅烧千年的漳州窑，最终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葡萄牙里斯本宫殿场景复原
如今，漫步九龙江畔，平和南胜窑等遗址静卧如初，诉说着河流与古老窑业间深刻而持久的共生联结。漳州窑的兴衰，本质上是“地理—技术—贸易”三者互动共振的经典范例：九龙江以优越的水运条件与资源基础，保障了生产规模化；月港开辟的通商窗口，为其打开广阔全球市场；其他地区先进技艺与闽南本地经验的深度融合，则奠定了坚实工艺根基。它的发展，恰在关键历史时期填补了明代景德镇外销能力的空白，既亲历又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内需驱动”向“全球贸易”模式的深刻转型。其覆盖亚、非、欧的庞大贸易网络，及瓷器上展现的文化融合印记，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珍贵实证。
来源：东南沿海消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