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戊戌以后的湖南而言，实际面临了两层紧迫的压力：一是不甘失败的维新人士视湖南为日本的萨摩、长州，据为基地意图再举，其主要联络对象为本地南学会及哥老会，后发生分裂，一部分人转向激进“革命”，有日本人卷入其中；二是围绕湖南内河航运、矿山开采等权益的国际争夺加剧，日
就戊戌以后的湖南而言，实际面临了两层紧迫的压力：一是不甘失败的维新人士视湖南为日本的萨摩、长州，据为基地意图再举，其主要联络对象为本地南学会及哥老会，后发生分裂，一部分人转向激进“革命”，有日本人卷入其中；二是围绕湖南内河航运、矿山开采等权益的国际争夺加剧，日本势力急欲深入此前一直遭排拒的号称“铁门之城”的湖南，为此必须调试与清朝大吏及地方士绅的关系。在这一历史节点，以平山周、白岩龙平、宗方小太郎为代表的旅华日本人不约而同进入湖南，然而背景、取向各异，他们对于以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维新派的看法也远非一致。考辨史事，厘清当时旅华日本人网络及其与湖南趋新士人交往实态，有助于深化对晚清政治史与中日关系史语境中“湖南”的理解。
一、从一通唐才常佚札及解读异说谈起
1980年代末，杨天石先生披露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唐才常佚札一通，主体段落录下：
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橘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收信人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札末署“华十月十九日”，沈愚溪（沈荩，1872—1903）、林述唐（林圭，1875—1900）二人皆湖南人，后参加庚子自立军之役。杨天石推知此札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899年11月21日），即唐才常“再次赴日，得见孙中山，商定孙、康两派合作，共同在湖南、湖北及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后、自立军起事上一年。
旧说多谓继戊戌（1898）赴日后，翌年（1899）夏秋间，唐才常又“再次东渡”，且将“因毕永年谒见孙中山”等情节系于此时。笔者前有考证，唐才常从日本回国后，从1899年春至次年初，一直在沪从事《亚东时报》编务，另据宗方小太郎、白岩龙平等人日记，本年夏秋间其人必在上海，不可能去过日本。近见西泠印社拍品“唐才常、林圭致梁启超等有关戊戌政变及筹备自立军的重要信札二通”，其一为唐才常致梁启超手札，内述戊戌政变后“湘省近来大不安静”各情事及其本人自日返国后“周历吴楚”经过，作于抵达上海当日，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四日（1899年4月4日），正值他一面“困窘无聊”、一面“与同志筹谋应变”的关键当口。他在《亚东时报》发表文章、参与编务同时，在沪广事联络，召集同志，如章太炎所见，“才常方广纠气类，期有大功，士人多和之者”。其二为林圭致重田友介手札，作于1899年12月8日，内称：
珪等此次开办学校、报馆之举，在东与田野兄会议之时，系假用田野之名，以为学、报二事之保护，因湖南旧党及官府非常横暴，恐为所阻，不能办成，故必用贵国人名，庶不惹彼攻击。不料同田野至汉口，晤宗方北平兄，彼言：“日清条约中，惟通商之地，可用日人名，否则不能假用，长沙系未通商者，何能假用日人名，以开办学校、报馆乎？”珪谨查日清条约中，虽日商只可行于通商之地，然无不准设学校、报馆之明文，而宗方决辞不行，实无助我之权力。
此处“珪等此次开办学校、报馆之举，在东与田野兄会议之时，系假用田野之名，以为学、报二事之保护”等语，恰与前揭唐才常致宗方札内“拟与田野橘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相合。林札之“宗方北平”，即宗方小太郎，所涉入湘举办“学、报二事”与唐才常在沪“广纠气类，期有大功”密切关联。
按1899年夏，林圭等一批原时务学堂学生赴日，入梁启超主办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但为时不久，即应唐才常之约，与多位同学一道“回国大举”，出发之日，“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红叶馆设筵祖饯，孙总理（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座，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章士钊记：“己亥冬，林圭乃返国，……欲着手于湖南之运动，携一日本人，拟建立学校以为机关，（李）炳寰、（田）邦璿回慈利集资，而（沈）荩与林圭并日本人至汉口以待。”与林圭同时由日返沪、并同往汉口之“日本人”，即田野橘次（1871—1904），其自述来华首要目的为“向湖南进发”——“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
唐才常在此时约林圭回国，确有计划借助日本人力量伸入湖南腹地，联合哥老会势力有所行动。他对“开办学堂、报馆”二事极为重视，其意义即为“以后举行诸事”铺路，故写信给在汉口的宗方小太郎，拜托接应入湘之林圭、沈荩等人。按唐才常设想，除了宗方小太郎，同时有白岩龙平、荒井甲子之助、宫坂九郎等人到汉口，计划中下一步进行湖南运动需要中、日两方面人士“公同会议，谋定后动”。然而原本寄托厚望的日本人合作并未实现，湖南计划意外遇阻，无果而终，田野橘次归咎为“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杨天石指出“日本愚物三人”，即唐札所称白岩、荒井、宫坂，进而推论“白岩等人的态度是宗方小太郎态度的反映”。日本学者中村义注意到白岩当时有开拓湖南航路计划，引述其“湖南开发乃日本人之义务”言论，以为“阻挠”一说尚难断定。
湖南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变法失败后，仍为维新派所瞩望，有如日本倒幕维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西南强藩萨摩、长州，被视作东山再起的基地。约与唐才常回国后策动“湖南起义计划”同时，平山周、宗方小太郎、白岩龙平等日本人也不约而同注目于湖南。那么，在他们眼中，“湖南”究竟有何意义？他们与以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士人之间有何交集与交际？将这一层特殊关系及其后果置于更广义的中日关系史语境，又作何理解？
二、“振支那者惟湖南”？——晚清政治语境中的“湖南”
中国有“惟楚有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古语。及至近代，湖南一省骎骎乎崛起，史家孟森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湖南以多方面秀异表现而达至全国性影响，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清季梁启超言：“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民国黄濬则谓：“翻吾国史事者，皆知近百年间之兴衰治乱，与湖南人士相关咸极深切。”当代学人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这里可举出几个突出的例子，首先是湘军击败太平军，其次是戊戌时期的变法新政，更不必说在后来的立宪、自治乃至革命诸运动中，湖南人一直居于领导地位，由此而流衍于形而上者，被称为“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为解释这种现象，不同时期学者从湖南地理、交通、气候、湘人性格，自周敦颐、王船山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诸家以降各类思想传统、事功建树、向外影响等，均有所论列。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语境下，“近代湖湘文化”一度为讨论热点，有论者将以湖南为中心的“继承了中国‘正统的’文化传统的南方内陆地区”，与“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北方地区（其重心在北京）”“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南方沿海地区（有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并列为近代中国文化三大区域，指出：“与北方的落后相比，湖湘文化是先进的；与沿海的开放相比，湖湘文化又是保守的。这种又先进又保守的特征，正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点。”
如果说，在近代政治史、文化史上，“湖南人要么不说话，湖南人一说话，全中国都在听”，那么，戊戌（1898）前后，湖南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空前突出，湘人在全国的“话语权”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青年毛泽东回溯清季湖南思想界，评论道：“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彻衡云，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用史家范文澜的话，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成为变法运动一大基地，同时也是新、旧势力恶斗的战场，惟“革命”抑或“现代化”视角，其侧重实际都在“变”，故史家对主变的新派往往抱有更多同情。近有学者意识到以往研究“基本是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进而重新理解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新旧之争”，认为其所争关键不在新旧，而在于双方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不同。实际上，陈寅恪很早就指出张之洞、陈宝箴由实际经验得知须“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与康有为从“今文”“公羊”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为清季变法“不同之二源”。长久以来学界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已有历史学家对此质疑，不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如利用张之洞未刊档案而刻画戊戌变法的另面，或钩沉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行迹而追溯湘省改革本源，皆可谓对陈寅恪说的呼应。湖南“新旧之争”不可截然两分，新派内部也多存歧异，究诘其因，不仅起于观念嬗变，还包含学术、政见乃至个人与群体利益的复杂纠葛，所谓“康党”概念含混、游移性质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趋新士人将清朝政情与邻国日本的晚近历史相比照，利用他者经验为湖南新政定位，而且这一意识不仅为国人所有，也反映在日本人的即时观察和行动中。1897年，梁启超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言：“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稍后申论“湖南应办之事”，《南学会叙》明确指出：
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具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鉴于“大局之患，已如燎眉”的现状，梁启超从幕末日本找到灵感，劝勉湖南为“萨、长、土、肥四藩”，先求自立、自保，然后及于他省，“省与省接”，最后“强天下而保中国”。稍后入湘的宗方小太郎在调查报告中说“湖南较他省风俗醇朴，有勇悍之风，从来极不悦外人及外国事物”，但经甲午之役，国势顿为一变，省内新政事业次第举办，不仅“天下侧目”，而且“他省之志士往往驱而投之”。他特别欣赏南学会之主旨：“开发湖南之风气，大力鼓舞其元气，为天下势力之起点，从一省推及二省，而三省，而四省，终以湖南之动力刷新天下。”
梁启超认定“此会（南学会）实为东南半壁自立之起点”，湖南学政江标自信“湘中必成一特立坚固之行省”。浙江士人汪大夑则谓“湘人气运总迥出十八省之上，一旦开化，竟得良师导之，其可羡也”。约同时，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湘报》，鼓吹湖南自立自新，也将本省与日本雄藩作比：“古所谓燕赵慷慨悲歌之地，今所谓日本萨摩坚忍悍劲之风，其庶几焉。”当省内矛盾爆发、新旧相攻之际，唐才常起而自辩，也引据日本历史为参照：“盖中国至此时始颇有日本明治初年气象，若再经鼓宕，则虽守旧如岛津久光等，亦必洗心涤面共赞新猷，似不得以畏难远祸之心，稍怀迁就。”后黄濬追溯湖南近代形象丕变之因，表示：“湖南之焕然濯新，实自陈右铭抚湘始。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长门诸籓，可见声势之舃奕。”罗志田注意到，庚子义和团役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感觉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不可靠，于是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救亡的曲折思路。实质上，此种思路的产生时代还可以前推，戊戌前梁启超、唐才常眼中的湖南已具此类“亡后之图”的性质。及至己亥、庚子之际，“藩镇”“分镇”之说一度盛行，义和团事变后《新湖南》《新广东》接踵问世，也是这一思路的传承。
日本方面的“变法”同情者听说湖南维新气象较他省为盛，故多主张以联湘省为联中国的起点——“支那受创后，能毅然举新政、设学堂、谋国是者，首湖南；其士民忠诚勇猛之气，甲于十八行省，足与策支那，足与谋亚东”，“于是湖南之名重五洲，泰西、泰东则莫不引领望之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引述“日本处士”之说论证中日合作理由，且甘以日人所谓“湖南党”自居，主张湘省志士应加入“兴亚义会”，进而提出具体之“长策”十项。无独有偶，当时志在进入湖南的白岩龙平，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分析“湖南人欢迎日人之原因”：（1）以异种、异教嫉视西人，与我同为黄种，同尊儒教；（2）湖南人品格真挚、质直，有我古武士之风，日本以尚武立国为其敬慕；（3）甲午战后，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厉行新政，张之洞向本邦派遣留学生，由此对日本情势略有闻知；（4）对外愤慨于欧洲列强之凶暴，对内无奈于北京政府之无能，因而痛感邻邦亲善之必要。
不过，判断这一阶段中日关系应避免据片面观察立言。甲午后，日本政府与民间展开一系列对华工作，培植亲日联日势力，并取得良好效果。外务省利用清朝对内改革之际，提供各种利益，积极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系，鼓励中方派员赴日留学。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专门负责对华事务。作为继承明治维新以来积极大陆政策论衣钵的民间组织，东亚同文会在成立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在华事业发展计划，重点放在长江流域一带，此处是日本经济利益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的辖区。该会主流意见一直视慈禧太后及其党羽把持的清廷为守旧派、亲俄派的总后台，把刘、张看作是“温和改革派”的代表，近卫本人也自觉区分“北京政府”和“南方有力者”两股势力，不仅是简单的地域概念，也包含一定政治意味的价值判断。1899年，近卫笃麿顺访中国，此行重头戏在拜访刘、张两总督，白岩龙平、宗方小太郎与之同行。此行目的即为东亚同文会事业铺路，这基于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考虑，用近卫自己的话说，“为经营事业的方便，要不时与支那官吏打交道”。
而就戊戌以后的湖南而言，实际面临了两层紧迫的压力：一是不甘失败的维新人士据湖南为基地，意图再举，其主要联络对象为本地“南学会”一派及哥老会力量，其内部因目标差异，后发生分裂，一部分人转向激进“革命”，有日本人卷入其中；二是围绕湖南内河航运、矿山开采等权益的国际争夺加剧，日本势力急欲深入此前一直遭排拒的号称“铁门之城”的湖南省，为此则必须调试与清朝大吏及地方士绅的关系。
三、三位日本人的湖南之行及其观察
（一）平山周
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死难，唐才常自湖南取道上海赴日本。此次东渡意为“复仇”积蓄力量，同时也响应了康有为的“勤王”号召。宗方小太郎时在东京，亲睹唐才常等人向日方“乞援”情事。1898年10月31日记：“与柏原文太郎同至加贺町访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之代表唐才常在焉。唐乃湘中之志士，欲举义兵，来日本借兵，兼求声援也。康有为频乞援助。”11月1日记：“湖南人毕永年、唐才常等来访。唐为湖南南学会之代表人，欲举义兵于湖南，来借我同志之助力。予恳谕之，暂时沉潜，以待时机。”
在宗方日记中，可见唐才常与毕永年（1869—1902）共同奔走的身影。唐避地日本时，毕已先期东渡，加入兴中会，“乃介绍之见总理（孙中山）于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画，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张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现存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
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则情形可想，如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而干预。
按康有为设想，湘中“义兵”主要借重包含“上流之士子”的南学会力量，唐才常、毕永年则均注意湖南哥老会，后者以此为孙中山所重视。不久毕永年即奉命回国，有入湘一行。冯自由谓：“总理以毕熟悉湘鄂会党情形，亦与深相接纳，且派平山随毕赴湘，联络哥老会各首领，出入湘省凡三次。”
平山，即同行之日本人平山周（1870—1940），列为“兴中会前半期之革命同志”，其记当时之行：
是时康（有为）欲煽动哥老会起兵谋恢复政权，授命唐（才常）使返。唐濒行，告日人平山周曰：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因接急电故归，初不言其实。平山氏则以为革命军欲起事，必四方同时起兵，令敌有应接不暇之势，今各处未准备，独湖南一隅举兵，必不利。因与同志议，谋欲缓其事，遂偕毕（永年）同来中国，既抵上海，始悉其实，惟仍不欲中止其行，径溯江向湖南。
唐才常自日本回国，先有所谓“粤桂之行”，后折回湖南浏阳，再至上海，他与毕、平山一行殊途，究其根由，当出于康有为强力指派。
毕永年、平山周奉孙中山之命，“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居湘、鄂逾月，始东渡复命”。平山周返日后即投书《九州日报》，以《清国通信》为题连载在华见闻，署“古研生”，附注曰：“余自去年（1898）十一月十五日由东京出发，至上海，溯长江而上，游历湖南岳州、长沙、浏阳、衡州，一月三十日返上海，凡所见所闻所感，随手录下。”平山周稍后在东亚同文会机关杂志《东亚时论》发表《湖南地方视察一斑》，不久节译为中文，改名《湖南现状》刊于澳门《知新报》。据平山周实地观察，湖南省内势力“为革命派有哥老会，为革新派有南学会”，政治情势与流亡日本者的乐观估计大相径庭。其记录与南学会人士接触情况：
抵达湖南长沙后，如稍有异动，便不乏危险之虞，故不能久留于一处。以至一夜之间，寓所三变，实不得已。……南学会一派因北京政变之故，群情大为激昂，非无兴起革命之决心，且谭嗣同死后，诸人之进退，皆由○○○（熊希龄）决之。余欲一见其人，遂由长沙溯湘江而上，航行五百十清里，至衡州，○○○（熊希龄）即在此地。然后，因该人尚处在监视之中，一举一动皆为官民所注意，故会面之时，极为秘密，同处船中而作会谈。○（熊）氏为和平之革新论者，绝非过激党。要之，湖南南学会一派将发起革命之说，与事实不符。○○○来到我国，与一清人相会，作为恢复清皇之位、再度掀起革新气运之手段，约以发动革命。其人离日之际，将自己一人之意思，作为南学会一派之意思吹嘘宣扬，必为无疑。故余告诫○（毕）氏，轻举妄动，大事难成。就此别过。
按在日本“吹嘘宣扬”之○○○，藤谷浩悦解读为唐才常，据笔者理解，更可能指康有为。康在日本乞援时表示：“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皆上流之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头，徐仁铸、黄公度副之，湖南之动力实在此会。”他视南学会为湖南革新动力，向日人夸口成员超过万人，不免大言欺人，而且他指望领导“义兵”之陈宝箴、黄遵宪早经政治整肃，无力再起。据平山周在长沙、衡阳等地所见，南学会一派遭受遏抑，毫无发动武装起义的先兆：
南学会以讲救济支那于平和的之方法为宗旨，依于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诸氏之首唱，其会员当时一千二百余名，虽为甚盛，但今已与陈、黄、谭三氏之废亡俱解体，今者不留其形影，且新巡抚俞氏到任以来，守旧党首领王先谦、叶德辉之辈再抬头地，暴横无不至，新党之士尽屏息，会员四散杳焉，无由知其消息。
同文列举时务学堂、《湘报》、公法学会等省内新政事业，较诸盛时“判与天渊”，或“唯存其名”，或“显解体之势”，经政变业已摧残殆尽。他总结说，“今也革新派触清廷之忌讳，不自能为何事”，“湖南之风气，今也寂寞无足观者”。
湖南维新运动骨干、在籍翰林熊希龄（1870—1937）在政变后遭“革职永不叙用”处分。鉴于其人在省内影响力，平山周专程前往衡阳与之会面，认定他是“和平之革新论者，绝非过激党”，遂更加确信革命无望。当时记：
此次曾会晤其新党，叹曰：“仆等一腔热血，欲为国家效绵力，而却招困败，且常受当路之侧目，虽已亦无所惧，而罪或恐及于父母，今只黾勉从命，无忤逆于当道而已。此身将为奴隶于何国之人，不暇虑也。”其言如此，其不可哂哉？其不可怜哉？
此处“新党”，即指熊希龄。本年底，唐才常回乡，路经衡阳“与秉三作竟日谈”，所见熊希龄在地方官“严加管束”中，流露劫后余生、惊魂甫定意态，故谓其“惧不敢动，且日忧祸至”，“忧谗畏讥，枯槁憔悴，终日如坐针毡，辗转诘之，惟以静观时变相约”。两相印证，政变后“南学株连似犹未已”，湘省革新派人士意志消沉是不避讳的事实。经此一行，平山周认为日本方面对康梁一派及其国内基础不必估计过高，并将此意向毕永年表露，《诡谋直纪》的文本形成与之大有关系。
平山周湖南行的另一重要成果，即第一次亲见哥老会头目，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撰成《支那秘密结社》。据其记录，与毕永年旅行途中，“过汉口时，遇林述唐（林圭），三人偕游长沙、浏阳、衡州各地，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诸人，即为言孙逸仙之为人，冀孙得与哥老会连络也”。他对湖南哥老会的组织、规模、特性有详细记述：
湖南夙为哥老会之巢窟，其会员约十二万，会员中多有士兵，又间有高等武员，以阴成其大势力。据闻支那十八省中，殆无地不有其会员，合之约有二百万云。彼等一意以仆朝廷为宗旨，惟彼中人其通达世界之大势者极少，然亦非无备高等智识者，其动为毁教堂、杀洋人等暴举，毕竟以苦其地方官，因以苦其朝廷耳，决非可与一派之顽固守旧党同视。
进而分析其可被利用的理由：
盖其秘密会党，星罗棋布，……彼等悉皆欲乘机起事。环顾各省总督，无足言者，唯在中央杨〔扬〕子江之域隐然为重者，有张（之洞）、刘（坤一）二氏。刘氏超轶于张，今年既老，张氏似有志，实无才，他日机会一到，谁能支之？目下才保平和之体面者，尚无大变可乘，故会党不奋起耳。然湖南之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
在平山周笔下，戊戌后的湖南“比诸各省，其足以自立，不至受欧人之践踩而有余，然今仅小变，已将大开之风气全焉闭息，然则湖南亦岂有人哉”？其对于所谓革命派/哥老会与革新党/南学会，已有明显抑扬倾向，且自认为“于是乎益见我同志之责任重且大也”。他返回日本后，即告宫崎寅藏：“因毕永年的介绍，得以和哥老会人员结交。他们都在翘首等待义军的兴起。其会中人材甚多，如果孙先生能揭竿而起，则天下必为之响应。”当时毕永年本人“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进而将哥老会力量引向兴中会方向。据冯自由记：“己亥（1899年）冬，领杨鸿钧、李云彪、辜天祐、辜鸿恩、张尧卿、师襄等数十人至港。鸿钧乃金龙山堂龙头，云彪乃腾龙山堂龙头，均为湘、鄂哥老会各山堂之势力最巨者。陈少白乃介绍港、粤各三点会各大佬（首领之称）与杨、李等相会。是为湘、鄂秘密会党与广东秘密会党结合之嚆矢。”此即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及三合会首领在香港聚会，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的直接背景。
1899年底，唐才常计划在湖南有所行动，从日本召回最重要一人即林圭。林圭被青睐的理由在于“与哥老会中人多所素习，易于结纳”，“居湘时素以结纳哥老会人物为职志，因得订交各头目”。前述1898年末，毕、平山入湘，与林圭在汉口汇合，三人同行，得晤湖南哥老会头目。秦力山《毕永年传》记：“湖南会党巨魁李云彪、杨金彪等之与革新派往来者，以毕为最早。而林氏锡圭之所谋，亦多起因于毕。”红叶馆之会，孙中山亲临饯别，“林于行前亲诣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于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1899年11月中旬，林圭一行自日本归国，唐才常在上海迎接。田野橘次记：
予与同志林述唐偕发于神户，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越日本海于一睡之中，到埠头时，唐君与张通典，相俟已久。由是始得识唐君。
（二）白岩龙平
白岩龙平（1870—1942），出身于有“东方先觉巨人”之称的荒尾精（1859—1896）主持之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长期经营中国内河航运业，东亚同文会骨干成员，为活跃于明治至昭和时代前期的知名实业家、中国问题专家。
据白岩日记，1899年11月20日，“唐才常带沈姓来见”。“沈姓”，即沈荩，当日接洽入湘事宜。11月21日，唐才常作手札一通，托沈荩、林圭到汉口面交宗方小太郎，函内言及湖南运动计划，并透露白岩龙平、荒井甲子之助、宫坂九郎诸人亦将“于日内来汉”，拜托宗方居间策应，“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
事实上，唐才常来访之际，白岩龙平已安排好入湘行程。11月20日记：“此日宫阪启程由苏州到镇江，十二月初四日与余会于汉口，同赴湖南。”11月27日记：
十一点钟，由寓动身，社友达送到舟，……此行约一月为期，荒井图南由苏来同行，宫阪子桓以二十日先发，取途由苏州，出镇江，查察淮安一带地方，与余等会于汉口，相携入湘也。
当日，白岩、荒井二人由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亚东时报》主笔山根立庵有诗赠别：“峭帆容易抵湘沅，说道此行探水源。壮矣乘槎追博望，迂哉注经笑道元。岳楼气象万千变，云梦平生八九吞。更溯龙门极河始，为吾拾石访昆仑。”12月1日，白岩一行抵达汉口，即赴《汉报》馆访问宗方小太郎，并与田野橘次晤面。当天聚首，各自吐露心声，也由此决定了各人行动走向。次日（12月2日），宗方小太郎、绪方二三、冈幸七郎由汉口出发，“雇船游湖南”，开始“潇湘泛槎”之旅，临行前知田野橘次将返归上海，“饯其十日元”。白岩与宫坂九郎约会失期，于12月4日与荒井甲子之助动身进入湖南。林圭诸人入湘计划宣告终止。
1899年底，白岩龙平湖南一行貌似与林圭等人同时而起，实则另有背景。1896年，白岩在上海创办大东新利洋行（后改组为大东汽船会社），相继开辟沪、苏、杭三角航线，从而“在中国内河航运界掀起万丈气焰”，下一步计划即向湖南洞庭湖流域进发。中村义注意到，“明治三二年、三三年的白岩龙平，经历了整个生涯中最忙碌的时期”。1899年8月1日，白岩归国，遍访政、军、财各界人士，为建立湖南汽船会社寻求援助。9月20日，返上海。10月10日，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访华，白岩为之导游苏、杭。10月25日，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抵沪，游历南京，随行翻译。送别近卫一行后不久，白岩即偕荒井甲子之助作有湖南之行。当年以《万朝报》记者身份来华的内藤湖南，在一篇名为《中国的内河航路》的报道中说：“听说已经在苏沪杭沪的航运业成功的白岩（龙平）氏，冒险到湖南的湘潭，视察洞庭湖以及湘水航路，确认那里有开航之利。……如果航运业者规划不误，坚忍从事，而且政府能给予适当的奖励，那么这个不可轻视的利源则必定落入我手。而其成功或许比外海、长江的大航路还要来的确实。深切希望政府以及两院的有识者们能够关注这个重要的问题。”
梁启超尝言：“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至戊戌后，在很多外人眼中，湖南省尚是“排外”思想盛行之地。白岩龙平的传记作者略带夸张地记述：“此次君抱着必死决意，于聚集码头之暴徒发出‘杀死洋鬼子’、‘杀死外国人’声浪中，着羽织袴正装，乘轿而进，至长沙城内巡抚衙门，劝说支那官吏，得到承诺，解决洞庭湖航路问题，奏凯而返，为当时我国朝野称颂的一大功绩。”事实上，白岩在入湘之前，对湘人“排外”确有顾虑：“最不清楚的是湖南民气如何，湖南人性质如何，据说湖南人非常排外，不知是否如此？”不过，抵省城长沙，尚未登陆，即有中国官兵前来保护。12月8日记：
四时半，达长沙省城，泊舟新码头。……初谓土人将聚徒来袭，余等亦未及详其情也。少顷，而王姓泊舟于一兵船之侧，告船长曰东来贵客，张制台〔张之洞〕派我送来者，土民亡状，乞今夕以兵船护之。船长洪闻而快诺之，直迎余等到兵船上，且曰另招二只兵船保今夕之安。余等亦为安心，托其明朝送护照巡抚衙门给阅。此夜终不能雇舟移住，短篷无烛，暗中交杯，一醉而眠。而兵船三只围住前后，鼓声彻夜不断，警戒綦严，亦此行一奇剧也。
次日（12月9日），白岩乘轿进入长沙，有武官前导，士兵拥护，从北门入城，参观市貌历一时。他记录下对长沙初次印象：“街上寻常无可记，无知小民儿女覗轿而走，亦不甚喧哗，不曾呼洋鬼子，无投瓦石者。”10日续记：“有客上舟，即文芸阁也。云出寓时天未晓，带仆整行李，以同湘潭之游。寒暄叙毕，笔谈湖南诸务，多所创闻。”12月11日，抵湘潭，“县令派委员二名来告余等，应以明朝预备轿子以便上岸”。12月12日记：
六时半，县令顾玉成来拜，武弁张汉、营官李洪斌续来拜会，顾不甚通情理，李颇通晓，湘潭一县官场惟此数人，别无文武员弁。十时，上坡，看城内外市街，轿子由县预备，水兵八名上岸扈从，上下坡各放三炮，一如待大官礼。观者如堵，而更不喧噪，又曾无嫌恶之色，比长沙更觉和平。而县官等却有惧色。盖外人与民人两愿相见而亲，而官反隔碍之也。盖湘中民俗，嫌恶外教极深，其余略不见，所以不与外人兼容者，故以通商相近，先打破地方官顽冥之习，风气之开，我不甚劳也。
当夜，白岩返长沙。翌日记：“北平（宗方小太郎）与南溟（绪方二三）未到，宫阪（九郎）亦未来，写书由王（一清）、文（廷式）托袖交。”因宗方一行未到长沙，白岩遂留书信，托文廷式代交。12月14日，离长沙，踏上返程。21日，至岳州，“此地民人颇惯外人，曾无惊怪之色，儿女亦见如平常”。22日，与道台张鸿顺会面，“为说中日联交之谊，并谢湖南官场遇我之厚”。25日，抵汉口，访濑川浅之进领事，汇报湖南事情。29日，返上海。翌年1月13日，即乘神户丸返回日本国内，周旋于东京各界要人之间，为推动创办湖南汽船会社奔走不遗余力。
通观湖南游历全程，白岩始终注意与当地官府搞好关系，为将来合作铺垫。这一努力事实上也得到良好效果，湘省官场待“东来贵客”不薄，白岩颇感自得，以为“此次湖南所来往人，皆相亲善，见如故旧，是余等当初尤想不到处”。12月10日记：
余等此行洋装入湖南者是为第一，其余从来游历到此者，皆用华装故也。湘中官民见英、佛、米等诸国人，未见我邦人，今初知其同种人而同文同教，又近略闻知日本富国强兵而与中华有唇齿辅车之谊，是以无论无知贱民与官绅，一体喧传谓日人为可亲、为可敬，至其相见相语者，几曾倾心，或愿托其子就学日本，或请派教习、设学堂，即如冯、高二姓追随两日，且敬且亲，即知此行入湘之益，不在一时，不止一局也。
通过湖南一行，白岩对省内政情、城镇、航路、物产各方面情况深入调查。1900年1月，他向近卫笃麿呈递报告《湖南视察之鄙见》，说明“此行巡游长沙、湘潭、岳州等地，与当地文武缙绅往來会晤，到处皆受欢迎款待”，由此深感“开发湖南风气，实在为日本人之义务，今日为其大好时机，至于开辟轮船航路与开发湖南风气，则有莫大关系”。报告在分析“湖南人欢迎日人之原因”后，强调“本邦人因势利导开发湖南风气，较之西人必可达事半功倍之效”，在矿产、制造、贸易及“间接的政治层面”均可收取大量利益。
1900年4月，白岩与近卫笃麿、近藤廉平等人召集湖南汽船会社发起人会。1901年10月，日本邮船会社副社长加藤正义赴湖南考察，他为之全程引导，是为第二次湖南之旅。1902年3月，湖南航路补助预算案相继获得众议院、贵族院通过，同年9月湖南汽船会社正式成立。至1907年，大东汽船、大阪商船、湖南汽船、日本邮船四社合并，成立日清汽船会社，白岩任专务董事，实际掌握中国内河航运经营大权，一跃为日本实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传记作者称：
回顾而言，自明治二十九年君开辟上海三角航线，于兹十有二年矣。曾经在长江首先行驶蒸汽机船溯江而上、以此博取声名的英国人阿奇波德·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te,1838—1908〕之名早被遗忘，而作为支那内河航运之开拓者的白岩君，手创大业，名已不朽。君时年三十七岁。
1899年底，在唐才常、林圭的计划中，湖南原为起事的发动点，但后来不得不转移他处。田野橘次解释说：“彼（林圭——引者按）大慨湖南旅行之不成，殆断寝食，深恨在上海之日本三愚物，从中播弄，凡事不能如意也。盖此事之关键，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余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其危险不可言喻。”杨天石据此推论，由于白岩龙平诸人“不愿充当沈荩等人与张之洞之间的中介”，以至“围绕对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态度，日本大陆浪人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白岩实际诉求所在，他抱有“开发湖南，乃日本人之义务”之观念，落实在行动上，则坚持主张“日本对外经营事业，无论大小，必须取得官民一致”。1905年，他与安井正太郎合作之巨著《湖南》出版，友人永井禾原赠诗曰：“手把新编几度看，此情此景写尤难。知君夙有经纶志，游遍沅湘岳嶽间。”白岩龙平夙怀“经纶”大陆之志，而身为“实业家”的本色、扩充“国益”的内在动力以及倾向于“渐进型变法”的政治变革思路，都提示了他与那些大言“席卷四百州，创立空前勋业”的所谓“日本志士”的差异。
（三）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1864—1923）为日本著名的“支那通”，自明治十七年（1884）首度赴华，至大正十二年（1923）在上海病逝，在华活跃了将近40年。除了公开的报人职业，其另一隐蔽身份为日本海军军令部情报人员，死后被官方推崇为“日本兴隆期大陆经营最重要人物之一”。戊戌至庚子时期，他为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主办《汉报》，往返沪、汉之间，与清朝朝野不同背景各方人士均多交往。前述戊戌政变后，唐才常、毕永年为图再举，往日本“乞援”，被视作“同志”的宗方则劝告以“暂时沉潜，以待时机”。在东亚同文会内部，宗方正是主张“接纳保护康有为对日本不利”言论最力者之一，唐欲“借友邦之力”，无异缘木求鱼，自然无果而终。
1899年5月，湖南哥老会头目奉毕永年之派，往汉口约会起事，宗方记：“湖南长沙人张灿（张尧卿）来访，毕永年之友人也，诉湖南之急，曰将速举义事，与其同志谭祖培、李心荣一同来沪。三人少壮气锐，率真可爱，在江南地方属不可得之才也。予百方诫谕，说大事不可轻为，暂且沉潜，培蓄实力，以待时机。”
《汉报》馆所在的汉口，为当时入湘必经之地。林圭等到沪后不久，即携唐才常致宗方手札赴汉，田野橘次记：“予留唐君寓一周，即与同志沈君、林君，偕向汉口进发。因欲往湖南，必于汉口转船。且欲创立学校及新闻之事业，不能不知会于张之洞，以利用之也。”林圭、沈荩、田野一行于11月25日抵汉口。宗方记：
午前，沈克諴、林（圭）、田野橘治抵达。田野应湖南有志之士之聘，至此地任日本语教师者也。白岩龙平、唐才常……等信到。
次日（11月26日）记：
午前沈克諴、林锡珪、蔡钟浩来访。就湖南长沙设立学校之事乞予助力。
田野因有外国人身份，活动相对便利，计划在长沙开办之学堂、报馆，皆借用其名义，而“暗中盛为运动”则为当时之真正目的。前揭林圭致重田友介函专门解释：“因湖南旧党及官府非常横暴，恐为作阻，不能办成，故必用贵国人名，庶不惹彼攻击。”林圭拜托宗方提供助力。林札记录二人在汉口的一番对话，宗方执“日清条约”为据，认为以长沙非通商口岸，其事不可行。其所引据“日清条约”，即1896年7月21日签署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查第四款规定：“日本臣民准带家属、员役、仆婢等，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通商各口岸城镇来往居住，从事商业、工艺制作及别项合例事业。”按林圭理解，“日清条约中，虽日商只可行于通商之地，然无不准设学校、报馆之明文”，仍坚持在尚未开埠的长沙办学校、报馆，实际缺少官方支持，此事决无可行性。鉴于“宗方决辞不行，实无助我之权力”，林圭不得不向更有力量的日本人求助。
至12月1日，白岩龙平自上海行抵汉口，在《汉报》馆与宗方小太郎、田野橘次见面。林圭等人入湘计划已告终止，田野随即返回上海。林圭则仍留汉口，他向容星桥告急：“湘中之学校、报馆、译局，是弟等之所筹，刻犹未能成，亦愧亦恨！此间局面，急候兄来，晤时尚有多陈也。”尤有意味的是，几乎同一时刻，宗方小太郎和白岩龙平各有湖南一行。12月2日，宗方记：
夜八时与绪方、冈二氏出《汉报馆》，从长清轮船公司码头上船，从汉口经湖南岳州、长沙至湘潭之往返船价为二十五吊五百文。
当晚宗方偕绪方二三、冈幸七郎在汉口登船，开始了为期三周的“潇湘泛槎”之旅。次日晨正式发船，宗方记：
午前十时开船，到龙王庙锚泊，正午扬帆出发。晨起头痛，卧床一睡，醒则船已过鹦鹉洲。……洲在汉阳府之西边，长江之左岸，江干人家栉比，连绵十余清里，居民多买卖木材为业，江滨堆积木竹甚夥。午后六时半，船达沌口，距汉口三十里。此地有武昌关，稽查往来船只，按其大小课税。人户百许，挟有小澳而居，遂泊焉。
此后日记对沿途所经之市镇、商户、驻兵、地理、形胜逐日记录。12月10日抵岳州城陵矶，记：
午前十时达城陵矶，此地去年应英国之要求，辟为各国商埠。人烟三百五十许，位于右岸。外国居留地自北红山头起，西南至保障华民之城墙，濒江，长约四千尺，税关长为英人马姓，领属员二名，督管开办事务。有岳阳关及工程局，道台为张某某〔张鸿顺〕。内外商民之来购地者尚不甚多。日本人方面，仅大阪商船会社及外务省有预约地。此外英商怡和洋行、俄商顺丰洋行、招商局三家会社亦来购地，余地仍颇多。
按上年（1898），英国驻汉口领事援引清政府颁布的《内港航行章程》，要求开岳阳为商埠。清政府经过筹商，定岳州为自开口岸，设立海关，并拨款在城陵矶营建海关关房。本年，总税务司赫德派遣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前往长沙，按通商口岸办法与地方官议定《会议开埠章程二十五条》，11月13日正式开关。城陵矶海关航政和税务管理大权仍然旁落外人之手，所谓“自开口岸”，只有自开之名，而无自主之实。11月13日宗方日记抄录《岳州城陵通商埠租界地章程十条（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并加评注：
回顾明治廿八年（1894），日清战事将酣之际，予上大本营当路者一篇意见书，论战争之终局，且就战后对清国之经纶方策有所条陈，其中建议：为立经营中原之根本，应开发岳州府，在支那十八省中，率先开发最有希望之湖南省之风气，努力收揽其人心，值他年有事之秋，可以为我所用。然终未用此策也已。而今过此地，目击其现状，无端回想当年，得无多少感慨乎？
以宗方小太郎进入湖南的情势而言，尽管与维新人士及地方会党尚互通声气，如与文廷式“谋办同文分会，先开同文学堂，继设报馆”，并推许皮锡瑞“学问博通，新党中之翘楚”，但工作重心已渐转向拉拢旧党，欲争取地方实力派作为自身事业援助。他在行前致函近卫笃麿称：“鄙生明日将赴湖南一行。目的为与长沙守旧党领袖王先谦会面，鼓吹同文提携之主旨，以我所持主义使其同化。开发湖南省，非首先说服守旧党，使其为我所用，则难奏功，故将尽全力为之。”宗方内地行的一大目的，就是笼络湖南旧党领袖、长沙巨绅王先谦。12月21日记：
是日致书当地绅士王先谦，附送《同文会规则》，求会见，外出不在。王氏乃翰林出身，前任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前年以来，执保守党之牛耳，所谓新党之士，悉为此人排斥驱逐，屏息闷气，而不能伸展手脚。将来若欲开湖南之风气，有所设施，必先游说此人，使其成我囊中之物，非此，则几乎无从下手。
甫抵长沙当天，宗方遣人致书王先谦，并送《同文会章程》及自撰《东方时局论序》，约请一见。书函尊称“王益吾大宗师阁下”，自称：“仆，日东之处士，少小读圣贤之书，窃慕贵国名教之隆，人物之盛，负笈泛海，转游于吴楚燕赵之间，十五年于兹矣。曾在江南之日，仄闻湘中有王益吾先生者，学术经济为一代之泰斗，私心仰慕，常恨无缘识荆。月初，遂决计，买舟于汉口，经巴陵，浮洞庭，顺风一路，安抵省垣，即拟登龙门，接风采，以抒十年之积愫。”关于此行目的，申明如下：
鄙人现在汉口总办东亚同文会事务，依《汉报》倡言宗旨，力图中东两国联络。顾阁下三湘重望，省之内外，事无大小，一呼可办。仆此行实有为东方时局所求于阁下也。窃观于方今之时势，俄、法、英、德环境而居，鹰瞵鹗视，要挟多端，祸心不测，是诚亚洲全局之危机，而兴废之所分，干系决非小也。当是之时，能支持此危局、转祸为福者，即中东两国志士仁人之责也。若高丽、越南、暹罗，不足言也。是故我两国须及早释嫌猜，去畛域，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制大势之机先，奠将来之局也。唇齿辅车之情，同文同种之谊，至此始可谓得其全矣。我同文会之兴，职此之由。
当日，王先谦外出未值。次日（12月22日），“往至北门内叩王先谦，旅行尚未归来云”，当晚接奉王先谦复信。信中嘉许“融畛域、联辅车，申同文之情，奠将来之局”之来意，赞赏日本明治维新的“富强”成就，以为：“改制之后，殚精工艺，并心一力，遂分西国利权之重，而开东方风气之先。积富成强，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步趋则效者，先谦遂身处田野，不能一日忘矣。”但也强调朝野有别、人臣分际，指出“邦交之固，权在朝廷，草莽之臣，心知其意，而未便身预其事，此则与贵国情形不无稍异也”。最末托词“精力衰耗”，有意趋避，表示“高轩之过，敬以疾辞，愿托神交，附于海外文字契好之末”。
《潇湘泛槎日记》详载长沙府之“建制沿革”“形势事情”“政况”诸项，宗方小太郎总结在湘见闻，并对新、旧势力之消长趋势作出判断：
目下湖南之情况静稳无事，新政时代之元气亦自然归于消沉。……现居省城长沙之绅士中之头面人物：王先谦、汤聘珍（前任代理山东巡抚）、孔宪教（书院山长）、张祖同、叶德辉五人也。巡抚以下，地方官皆与此诸人气脉相通，或竟有窥其鼻息之形迹。至于新党之情况，别无可记，其稍有气慨才识者多离散四方，仅剩皮锡瑞、钱维骥等数人。此外，不平党之中，有哥老会，其组织布于省城内外，分为四股，总数八千人，首领无人，只由二三少壮者统率之，会员多数为无赖之徒，不足一谈。
宗方作为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负责人，在华行动也自觉以“努力结交其绅士大夫，以收揽人心”为方针，除王先谦等巨绅而外，还与蔡乃煌（督粮道洋务局总办）、蒋恭锴（“在官民之间有势力”）等地方头面人物往还，他相应提出日本人进入湖南的步骤和策略：
就目下之情形观之，我若欲进一步着手湖南之事业，则眼中不论党派之新旧，只论日清提携或东方大局，以公平无私对待之，务必调和新旧党之矛盾，要使全省打作一团。而其第一步，先使王先谦等一派入我范围，不仅使之对我无所妨碍，进而使之协助我事业。若旧党为我囊中之物，至于新党及其他团体，默契已久，操纵之，决非难事。以上为湖南之情况及鄙见之大略。
12月24日，宗方由长沙起程回汉口，越年1月12日，返归《汉报》馆。旅次所作古风汉诗一首，颇可反映作者此行的真实心态：
世事茫茫天未定，迢迢去敲碧湘关。皇天若祐兴亚业，廓清中原讴歌还。
四、结语
戊戌变法之际，维新士人与日本“同志”将湖南类比于幕末西南萨摩、长州等雄藩，冀望它在维新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变法失败后，康、梁一派仍有在湘省再次举义之谋，而日本人也对湖南保持特别的兴趣。白岩龙平以亲身经历说明湖南人与“文明主义”深有渊源，表示“余以偶然机会而得到湖南人意外款待，相信今后湖南人将给予本邦人士更多厚待与同情”，指出：“湖南人品格真挚质直，实有我古武士之风，其排外无非出于攘夷思想，故而，若一朝觉醒，必一变为热心之改革论者。况且清国近时人才辈出，未有如湖南省者。承其流风余韵，子弟青年必有绍述。以此视之，湖南将来之希望，实大有可观。”宗方小太郎认为政变后的湖南在内地十八省当中的突出地位不可动摇——
要之，湖南方兴之气运虽受挫于戊戌之变，然尚未完全坠落于失望之渊。苟以其道培养之，教训之，若得其宜，提之以警醒天下，决非难事。衡顾支那内部十八省中，风俗人心之醇朴坚固，无出湖南之右者。总而言之，此地实为清国元气之根本，原动力之潜在地。故早及之，将我之势力移植此内地，努力结交其绅士大夫，以收揽人心，待他年时局有变，乐而可为我所用矣。
约同时，唐才常在上海《亚东时报》发表文章，主张在湖南“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并表彰“大日本志士”，高唱“日人实心保华论”，宣扬“日人热心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将来二国可成“合邦之局”而杜“欧势东渐”。
不过，返回历史现场来看，当时不同日本人眼中各有一个“湖南”，连带如何在湖南行动的方案也不尽一致，至少绝不止于主流革命史叙事的激进路线一途。在戊戌、己亥这一历史节点，以平山周、白岩龙平、宗方小太郎为代表的三类在华日本人不约而同进入湖南，各有目的与方法，对以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维新派也抱有不同态度。
平山周赴华，约与唐才常自日回国同时，他与毕永年深入湘、鄂，视察各地哥老会，意为“举义兵于湖南”打前站，目睹“新党之士尽屏息，（南学）会员四散杳焉”的现状，也亲历暗伏的康有为、孙中山两派矛盾激化，运动重心转向会党联合，并与唐关系日渐疏离。田野橘次是唐才常最坚决的支持者，于“支那革命运动”卷入最深，1899年底他与林圭来华，欲在湖南开办“学、报二事”，“暗中盛为运动”，建设基地、联络会党，正是为“革命之运动”预备的步骤之一。
白岩龙平湖南内地一行，目的在为开辟洞庭湖航路做实地调查，体现出实业家的本色。关于白岩对于戊戌后中国政治问题的观察，有学者注意到，相较于康梁派，他明显更加重视张之洞、刘坤一一类地方有力督抚，尤其对张之洞幕僚汪康年青眼有加，这是因为“两人的中国政治观或者说变法观中重合的部分较多的缘故”，“在倾向渐进型变法的白岩看来，比起出于下级官僚地位而主张疾风暴雨式变法的康有为，一直以稳健姿态作用于社会变革的汪的政治立场更易接受”。同理，对于具有事业野心的白岩龙平来说，欲深入中国内地、开发船运实业，清朝官方的支持乃为必需，出于这一现实主义态度，必然与支持唐才常起义的田野橘次拉开了距离。从渊源上，白岩龙平与宗方小太郎与同出身于荒尾精主持的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系统，甲午战后，这批人成立乙未同志会，后改组为同文会，至1898年并入东亚同文会。他们大多从事航运、经贸、新闻等实际业务，又以大陆为主要活动空间，在组织特征与行为取向上很不同于在华活动的日本“志士”一类人物，宗方小太郎其人最为特殊，交游触角广泛，对湖南本地新、旧两派均不陌生。但戊戌之后，唐才常急于“向湖南进发”，而新、旧不两立之势显然，宗方了解新党势力的孱弱以及“执保守党之牛耳”的王先谦一派权势熏人，经一番量时度力，权衡之下必有取舍。当踌躇满志的林圭、沈荩、田野橘次等人赶到汉口，得到的却是“宗方决辞不行，实无助我之权力”的反应，因为在后者计划中，那种激进性质的行动方略已经退居次要了，哪怕同样以开办学堂、报馆为入手，他们各自倚赖的本地力量及结果预期已大相径庭。宗方为了事业便利，在介入中国国内政治时取极端现实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白岩龙平如出一辙，而为人处世兼容新旧，随时周旋两派之间，更显出经验老到、手腕非凡，他对新党事业投以关注，更多出于一种工具性的利用。
至于唐才常，因“湖南计划之运动”不得施行，不得不转变方向，用田野橘次的说法，新计划面向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在汉口，林圭在容星桥的帮助下创设义群公司，聚集会党力量；在上海，唐才常则加快了正气会的组建工作。1900年初，正气会成立于上海，会址初设于上海英租界东文译社，由田野橘次挂名为社主。正气会可以说是唐才常广泛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力量而成立的“南部联合机关”，参与者包括湖南维新派、江浙革新士绅，与盟兴中会的哥老会首领及容星桥等人，还有一部分日本人，“隐伺时变，以图大举”，他在政治上“寻求新出路”的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附 本 文 题 录
1. 戴海斌：《戊戌—庚子之际的湖南与晚清政治——以三种日本人湘游行纪为线索》，《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1期。
2. 戴海斌.戊戌—庚子之际的湖南与晚清政治——以三种日本人湘游行纪为线索[J].社会科学辑刊,2025(01):209-224.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1期，第209-224页。
［作者简介］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晚清史、近代政治外交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项。著有《晚清人物丛考》初编、二编（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流水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新史学》（台北）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