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玉冰：你在《推理大无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一书中曾经专章讨论过中国悬疑推理文学到底有没有“出圈”的问题。正好我最近也出版了关于中国当代悬疑推理作者的访谈集《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

对谈人：

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卢冶（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悬疑”已然成为叙事创作的基本语法之一

战玉冰：你在《推理大无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一书中曾经专章讨论过中国悬疑推理文学到底有没有“出圈”的问题。正好我最近也出版了关于中国当代悬疑推理作者的访谈集《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当下中国悬疑推理文学的发展状况的？毕竟我们都属于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学的在场者，是与之同时代的消费者、阅读者、观察者与评论者。

先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讨论中国当代悬疑推理小说，首先要区分是广义的“悬疑”，还是狭义的“推理”。我在这里不是要进行严格的类型定义，而是为了言说的便利所做出的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分类。如果说广义的“悬疑”，那我觉得它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娱乐产品中可以说发展态势良好，前途大有可为。比如“新东北文学”、马伯庸的小说、陈思诚的电影、辛爽的剧集、《明星大侦探》综艺、线下剧本杀和密室类游戏、网络文学中的“盗墓”“无限流”“克苏鲁”诸多亚类型，等等，都可以视为“悬疑”文学或其延伸，其中有不少“现象级”“爆款”作品。从这几年国产类型电影的发展状况来看，悬疑片可能是仅次于喜剧片的、可以以小博大、具有票房天花板想象力的电影类型之一了。甚至在其他非悬疑类的小说、影视和游戏等叙事类文本中，悬疑元素也是无处不在。当然，我并不是故意在扩大所谓“悬疑推理”的边界。以日本为参照，在他们所谓『ミステリ』（即mystery，谜）的概念范畴之下，这些文艺作品确实都可以划入其中。比如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日文版就荣获宝岛社“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2024年海外榜第一名，而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两京十五日》好像很难算是一本推理小说。

从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悬疑”已然成为叙事创作的基本语法之一。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受众对文化作品沉浸感需求的不断提升，这也反过来推动了文化产品自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叙事节奏与悬念密度的增强。当代观众更倾向于高信息量、富有情感张力、强情节刺激的内容体验，而悬疑结构恰恰能以环环相扣的伏笔与反转满足这一需求。近几年短剧领域的爆发式发展，更是将这种高效叙事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二是类型融合的创作范式成为主流。比如严肃文学需要借助一个罪案框架来让自己的故事变得“好看”，宫斗剧借鉴谍战剧的智斗逻辑和身份之谜，甜宠爱情也要加上点法医推理的情节元素，甚至修真仙侠也可以和刑侦探案“捆绑销售”……一时间似乎一切皆可探案，万事无不悬疑。在这个讲求“一站式”消费的时代里，单一类型的叙事已经难以满足当代受众的多维审美期待，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把不同类型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糅合到一起，让读者和观众完成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强刺激”。在这一创作语境下，悬疑展现出了极强的叙事适配性——它如同一种万能催化剂，自然渗透进各类题材之中，赋予作品更丰富的情节吸引力与受众黏性。进一步来说，悬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类型范畴，而进化为一种普适性的叙事思维，为跨类型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悬疑/推理大无限”。

而如果说狭义的“推理”——这里主要指的是“本格”推理，即严格以谜团、诡计和逻辑推理作为核心审美趣味的一类作品。我很同意江户川乱步在《侦探小说是大众文艺吗？》一文中的说法，侦探推理文学难以简单归类于严肃文学或大众文学的二元框架，它更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既不完全遵循传统雅俗文学的划分标准，也超越了常规文学的研究范式。现如今流行的“本格派”和“新本格”推理作品，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拥有高度垂直的受众群体、兼具同人趣味与审美倾向的文学类型，呈现出鲜明的亚文化特征。甚至在更年轻一代读者的心目中，推理小说和轻小说、ACG等亚文化形式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亲近性。这些作品在创作理念和接受方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

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广义的“悬疑”类作品，适配性较强，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狭义的“推理”类作品，对读者有着相当的进入要求——它起码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相关类型作品阅读经验，否则一名“路人”读者，猛然间遭遇到一本新近出版的“新本格”作品，可能会完全不知所措。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推理类播客或“UP主”都喜欢讨论所谓“书单”的问题，每一次列出“书单”，都相当于在为“萌新”读者进入这个垂直领域提供一份索引和指南。而这种进入“门槛”，必然会限制大众读者的“入场”；加上中国推理小说还没有确立起自我的创作风格和成熟的产业模式，也没有完全摆脱日系推理的影响，这就进一步分散掉了一部分原本有可能成为核心受众群体的读者。

同时，我也很同意你在书中的说法，推理文学看似有着封闭的类型边界、狭窄的审美趣味和小众的阅读群体，但其同时在本质上沟通了更广阔的表达与思考空间。即推理小说在形式上和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等具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甚至同构性，关于这一点很期待你能展开说说。

卢冶：我很喜欢用三“yuan”的说法来看待侦探推理小说的意义，就是“元”（本体）、“原”（知识-空间）、“源”（历史-时间）。从“元”的角度来说，的确，推理小说看似封闭，但它的核心是一种“元叙事”要素，构成了所有文学的基础，这就是悬念，也就是你所说的广义的“悬疑”。我们为什么要读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想看故事中主体的困境、选择和选择的后果。故事与生活是相反的，人在生活中更想要安定感，在故事中却想要悬念。悬念总是包含了某种对常态的偏离，它可能是源于人对存在的根本恐惧，正因为这种恐惧，我们才发明了故事和文学。只要你的心向悬念倾斜，你就可能是一个侦探，所以悬疑文学才成为一种泛文化的主题和面貌，它可以涉及一切题材和职业，遍布人生各种“垂直细分领域”。但在一般文学中，悬念可以不用通过“解答”来接住，而侦探小说将悬念的种子发展成谜题，并以此构筑叙述的主干道和确定论意义上的终点。在此意义上，我特别喜欢你曾经的一个表达：“侦探小说就是一具尸体。”我想，不论是在象征、隐喻还是在情节结构的层面上，这都是对这个文类最好的表达，尸体是离我们最远又最近的东西，是终点和变化、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那道杠。正因为其他文学都有悬念，但并不致力于提供确定论意义上的解答，而侦探小说却“强作解人”，我才觉得它最有意思：它居然向无解的人生索要答案，它是所有类型文学中最荒谬的，却也可能是最有哲学性的；它比任何其他文学都更能呈现人类理性的高贵、陷阱和悖论；它也表明，人类是为了活下去，需要理由、需要妄想最多的一种动物。

在“元”这个层面，我觉得侦探小说与其他文学之间，是幕后和台前的关系，它不仅把其他类型中的潜叙事挪到了表层，也把所有语言意义上的“元叙述”规则转化成了谜题或诡计。我们知道，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讲话这件事本来就带有悬疑性，不管主观上是想说真话还是想说谎，叙述效果都可能相同。这就是推理小说为什么会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视，正因为它把语言本体、表述本体的问题当成了故事的道具。比如阿加莎某部名作被贴上了“叙述性诡计”的标签（因为推理圈的泄底禁令，就不说书名了），但其实她几乎所有的作品当中都含有同类的误导手法，只不过没有将其标识为诡计罢了。

从“原”——知识价值的角度，我想侦探推理和科幻这类同样具有强烈知识维度的文学类型共享着很多资源，因而知识价值并不是侦探推理文学最核心、最特别的价值，但侦探推理文学的知识也有它的独特性，比如它与现代新闻学、心理学、刑侦学和传播技术史的关系更密切。用网络俗语来调侃，阿加莎他们这一两代欧美“黄金时期”的推理作家的多数作品，都是在“蛐蛐”19到20世纪的现代恶性新闻事件的过程中诞生的。犯罪和谋杀古已有之，但正是现代新闻和传播手段让这些案件变成了大众所瞩目的新闻事件，使它们可以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话题。与此同时，他们对于犯罪心理的研究，也与精神分析学共同成长，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20到40年代的欧美推理小说和悬疑电影好像常常是为精神分析的阐释谱系量身定制的，作家和导演都有意让作品成为大众以精神分析视角来谈论的公共文化议题。同样对这一代推理小说家影响至深的还有战争，现代战争形态也是阿加莎式谜题的主要资源。因此可以说，西方侦探小说是新闻学、现代技术史、战争史和心理学的伴生品。

到这里就涉及“源”，涉及历史语境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一文类与现代性的共生关系。对于侦探小说在西方和在亚洲的长势，为什么侦探推理小说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在哪里很火，什么时候、什么亚类会火，我在《推理大无限》里也想初步探讨这些话题。

当然，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当代中国的推理小说（后文中简称“国推”），虽然我在书里讨论日系推理的内容比较多，但“国推”仍然是绕不过去的初心。我想，明明中国社会文化、舆论环境已经有全民福尔摩斯的倾向了，大众文化正在全面走向悬疑化，侦探元素满街都是，但中国的侦探“文学”却并不被看好。这可能是我们和一些作家、学者一起讨论的时候，大家比较普遍的一种感受。你和魏艳老师对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早期历史过程都有很深的研究，使我了解到中国侦探小说也曾百花齐放过，但是当同期的日本不断拓宽侦探地盘，创建亚流派，持续发明推理、本格、变格、乱格、脱格等类型概念之际，晚清以来的中国侦探小说却似乎并未享受过与科幻、政治，甚至言情文学同等的精神礼遇。如今也是如此，以岁数来说，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类网络小说，但在今天网络小说成为容纳一切的“克苏鲁”巨兽时，“纯血”的网络侦探小说却是它最不起眼的一个分类。就类型文学的“江湖地位”来说，它可以是纯文学的素材库、其他类型的助推器、娱乐的添加剂——它浑身是宝，就是不那么像“文学”。

战玉冰：的确，在你的论述里，“推理”可以作为文学表达、哲学思考，乃至人类思维方式之元/原/源，具有本质论意义的高度，但它在当下的文学谱系、文化认知，乃至学院研究中却被边缘化了。甚至侦探推理小说进入中国都130年了，我们还是在为那个“老问题”而争论不休，即推理小说到底算不算是文学？

《唐人街探案》剧照

作为推理小说未来发展前景的“设定系”

卢冶：我这样去“抱怨”，并不是呼吁中国推理作家多来点“文学性”，而是想说，我们的确到了必须反思“文学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了。我觉得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目前的处境，或者说困境，恰恰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基本征候。但其中同时也充满了机遇和可能，而这种机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机遇，这就是AI时代的到来。随着AI创作的强势入场，我们固有的文学制度、文学观念等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传统文学中某些结构性的东西已经开始逐步坍塌，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文学”的十字路口，需要重新思考未来文学的形态会变成什么样？

推理小说，特别是“设定系”推理小说，在这一点上就让我看到了类型文学未来可能的题材衍生和结构形态。比如阿津川辰海的《透明人潜入密室》的未来疾病设定，方丈贵惠《孤岛的来访者》中的拟态设定、短篇《食影之物》中的异形设定，青柳碧人《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个地方……》系列的童话设定，上远野浩平《紫骸城事件》的魔法设定，米泽穗信《折断的龙骨》的奇幻与欧洲史设定、《黑牢城》的日本战国史设定，青崎有吾《十一字的监牢》的全景敞式监狱设定，北山猛邦“少年检察官”系列中的反乌托邦设定，冈本好贵《电报预告杀人事件》的特种行业设定，科幻、奇幻、童话、政治、历史、现实……都不在话下，虽然表面上跨越到了其他类型，但它们的本质仍然是推理小说，因为“设定系”推理并不拘泥于题材，它的本质是设定条件，它把题材看作是条件，所感兴趣的是哪些特定的条件构成特定的情境，会发生哪些只有在这种情境中才能发生的心理、行为、后果和认知盲点，是这类文本最好看的地方。虽然“设定系”的题材已经随着技术飞速进化到令读者大开眼界的地步，但它的文学内核，仍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人性，仍然是人与物的关系（这让我想到传播学当中很热门的理论：可供性理论），与推理小说“黄金时期”的作家和读者们所关注的人性搭建方式仍然有着相当深厚的内在传承与内在关联。比如阿加莎特别喜欢舞台剧的元素，她把戏剧舞台的换装、换布景的机制特征用于犯罪心理学，这本质上其实就是设定。日本的“设定系”推理讲求无限想象，什么脑洞都可以用，但是它的阅读快感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来自读者对某个特定时代、特定情境下的生命必然或可能会出现的思想、行为及其后果的共鸣，来自主体身、口、意的表现和背后的规律。在这一原则之下，人机协作就成为了一种可行的，甚至值得鼓励的创作方式。核心的脑洞与创意交给人类，传统的、描述性的场景描写交给AI。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设定系”推理小说自身，就有点将AI式的思路内嵌到文本中的倾向性，但这并不能削减它的创造力。像日本网红作家雨穴的短篇，除了营销很成功的长篇（实际上本质还是短篇连作）《怪屋谜案2》，我还看了他的一些短篇豆瓣“民翻”，他从短视频到小说，真的做了很多尝试，那种干净利落的、以多媒介而非文学文字描述所引导的叙事载体和文风，其实恰恰能够为“文学AI化”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化解方式，也让我看到推理小说的跨媒介叙事对文学结构的新理解。我想，作家的主体性不可能被AI侵蚀，只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作家的归作家，AI的归AI。那天我们聊天，像陆秋槎这样有想法的、敏锐的写作者，已经在做这样的创作实验：用各种软件去尝试写推理小说，去构建诡计，看AI究竟能做到何种程度？这种实验其实就是新的文学标准的形塑过程，它帮助我们一点点理清，什么东西可以一键生成，什么不能，这是所有文学和人文领域的从业者下一步要探讨的命题。

除此之外，我一直对中国人写“设定系”推理这件事感兴趣。我想，设定系的潜能之所以很大，不仅是因为它完全对应这个AI形塑文学，甚至形塑现实的时代——它的“设定”，正是符号现实比现实更现实的写照，更是因为，我发现它可能帮助文学找到了另一种很有未来性的、再现历史的方式，换句话说，它对于我们重新塑造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对于未来文学如何讲述历史，是有启发的。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本格推理的作者独特性。举个例子，言情小说作家不见得要读同行的作品，因为没有必要一定去参考或了解别人是怎么写爱情的，对爱情的设定就是相似也没关系，但是推理作家，特别是本格推理作家，必须是推理小说最资深、最广泛的阅读者，因为你必须了解别人是怎么设置谜题和构建诡计的，如有“撞梗”必须进行调整，不然就会触发这个文类的“规则怪谈”。所以推理小说家是类型文学中最具有文学史自觉意识的。因为头上有一把“一切诡计是否终会被穷尽”的职业焦虑之刀，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将对同行的阅读过程也转化成新的诡计，他们的内部梗书写、推理史评论已经促发成叙事的架构或情节织体。特别是“新本格”的“设定系”，很多作品都在情节内部，对推理史进行了自发的梳理和总结，同时在这种总结和阐释的过程中，提出作品自身立基的点。也就是说，“新本格”的故事和诡计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历史化、文学自解读的过程。

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跟网文的架空历史、跟科幻题材的“设定”都有所不同。在文学可以一键生成的年代，“设定系”推理的“设定”反而不能轻易被取代，因为它的生长点可能在于历史化的整合方式。延伸来说，我们的历史常识本身也是被“设定”出来的，广义的设定和狭义的设定短路式的结合，是不是反而可以帮助我们“设定”出文学的样貌？

战玉冰：你所说的推理小说带有自我历史化的倾向，这一点我很有感触。比如自从卡尔在《三口棺材》中加入了“密室讲义”以来，我们就在许多密室类推理小说中见到各种“密室讲义”，甚至还有“雪地密室讲义”“不在场证明讲义”“童谣讲义”“暴风雪山庄讲义”等等。我曾经专门写文章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我的观点是：“密室讲义”这种列清单式的表达，是作者在以近乎穷举的方式，尝试列出一切密室可能性。而这种行为本身，正是推理小说游戏性的集中体现。相当于推理小说作者在和历史上所有的同类型写作者玩一场游戏比赛：我已经列出了你们所有密室的可能玩法，但我还能在此基础上想出新的点子。而从你刚才提到的角度来理解推理小说中各种“讲义”的话，这同时也正是一部推理小说自我历史化的过程，它通过“密室讲义”来呈现整个推理文学史，表明了对一种经典文学谱系的接纳和承认姿态；然后借助小说中设计出的全新密室来展现自己对于这个文学传统的延伸和突破。

你刚刚说“推理小说家是类型文学中最具有文学史自觉意识的”，这也是因为推理小说在形式上是最接近文学评论和学术论文这些文体的。我第一本书《现代与正义》的“后记”题目叫“做学术，像侦探一样”，这当然是想要表达一名侦探小说研究者的态度。但反过来说，在小说中做侦探，有时候还真和做学术——查找资料、梳理逻辑、撰写论文——的过程差不多。侦探解答真相，和学者思考问题之间有着某种本质上的共通性。同时这也可以侧面说明为什么很多推理小说作家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炫学”，这可能也和推理小说的“论文属性”有关。甚至推理小说的本质结构完全可以被概括为一种“研究的过程”。

关于“设定系”推理小说，我觉得或许有几个可能的切入点。第一是今天整个文学潮流都在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某种广义上的泛幻想性文学，比如魔幻现实主义，比如科幻的兴起，甚至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珍妮特·温特森等传统严肃文学作家的作品中，都带有一点“软”科幻的意味。“设定系”推理其实也是这股文学“泛幻想”转型潮流的过程与结果之一。并且如你所说，它是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幻想类型之一。

第二是除了部分偏向纪实风格的作品——比如“社会派”和“纪实刑侦小说”——之外，推理小说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浪漫主义文学，更不用说“本格派”“变格派”和“新本格”了。而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推理小说与更庞大的幻想文学传统，以及现如今的“设定系”转向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或者说“浪漫”的推理文学体质为“设定”想象力的飞扬提供了某种前提和可能。

第三是推理小说所具有的游戏性，或者说今天我们正处在某种“游戏时代”，而“设定”本身就和游戏世界观的想象与搭建密切相关。《尸人庄谜案》《孤岛的来访者》这些“设定系”小说都可以理解为在某一特殊的“游戏世界”中展开的故事。在游戏里我们不会觉得丧尸、异世界物种这些“设定”太离谱，反而会觉得它们恰恰是游戏世界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于《献给名侦探的甜美死亡》，更是直接把VR游戏本身作为了小说中的“设定”之一。

最后就是前面说过的，现如今融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从推理小说的创作层面来看，就变成了“推理+”的模式，推理可以加丧尸（今村昌弘《尸人庄谜案》）、推理可以加VR游戏（方丈贵惠《献给名侦探的甜美死亡》）、推理可以加武侠（桃野杂派《老虎残梦》）……一切皆可推理，或者说推理成为很多复合型类型小说的类型要素之一，而相比于悬疑推理更多作为某种小说情节展开的方式，丧尸、科幻、游戏、武侠则体现在小说的世界观和故事背景之中。与此同时，如果想把这些不同类型结合得天衣无缝，就需要让这些特殊的世界观和推理的展开条件深度结合，由此就进一步促成了“设定系”推理这种新模式的产生，它也能够吸引推理小说之外的其他类型文学读者入场读推理。

卢冶：我们现在是站在推理文学本位的立场上去谈，可以说是“推理+”，但可能有人会质疑，所有类型都是平等的，大家可以自由融合，有推理+，也有言情+，穿越+，科幻+，端看以谁为主线。遇到这样的观点，我就想说，还是得回到前面提到的侦探推理文学的“元叙事”性。我推崇推理文学，正是因为文学本体论，一旦反身去想文学是什么，我就会想到推理文学。今天AI来了，文学观念需要重新塑造。我并不是站在推理本位去谈，而是站在文学本位——文学的本体论——去谈推理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去谈“设定系”推理。既然“设定系”的本质是设定条件，那如果我们用极简的思路去追寻文学的本质，它其实仍然是一种关系的建立，还是那句话：本质就是设定条件，通过条件产生情境。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