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位陈先生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诉说着父亲在某三甲医院的经历：原本只是咨询是否需要支架，却在第二次手术中直接被放置了支架。

“谁允许你们下的支架？”

近日，法治频道“晓辉在路上”视频号报道的一则医疗纠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发酵。

一场手术，两种说法

一位陈先生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诉说着父亲在某三甲医院的经历：原本只是咨询是否需要支架，却在第二次手术中直接被放置了支架。

7月25日上午，患者接受第二次手术。术前，陈先生及其母亲多次向科室主任确认手术方案，明确询问是否需要植入心脏支架。主任明确表示无需支架植入，并强调病情可控。陈先生向主任表示，若确需支架治疗，家属将考虑转院治疗。然而在手术过程中，医生直接给患者放置了支架。

术后，家属在影像室当场提出质疑：“谁允许你们下的支架？你给我父亲下的是什么类型的支架？我们需要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大概的费用需要多少？在术中，什么都没有和我们说。”

截至采访时，患者身体没有问题，但其精神状态存在明显波动，具体表现为不愿意做家务，并强调体内留有支架。

在后续媒体采访中，当事科室主任针对争议焦点作出正式回应。

记者首先求证：是否如陈先生所述，在术前曾明确表示其父亲拒绝接受支架植入？

主任郑重否认。

记者进一步追问：患者家属是否曾提出“若需植入支架则办理转院”的要求？

主任明确回应：“在患者住院期间，陈先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们没有违反各项操作规定，也没有影响到患方的知情权。下一步我们建议走正常的司法途径。”

一场手术，医患两种说法，到底孰真孰假，真相如何？8月25日上午，该医院业务管理办负责人李主任接受了采访，进行了回应。

1.术前告知不充分问题：在手术前，主管医生已向患者爱人详细告知了手术相关事宜，并按照规范流程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

2.耗材选择告知问题：支架植入术涉及耗材种类繁多，具体使用方案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在术中由手术医师进行选择。在这一环节，医方确实未就术中可能使用的多种耗材进行详细说明，但手术知情同意书中都有相应记载。

总的来说，医方承认在医患沟通环节中存在改进空间，但强调所有诊疗行为均符合医疗操作规范。

然而，患者家属陈先生对此解释表示不予认可，并明确将向卫健委部门继续反映此事。

三大医患沟通难题

从医学角度看，这只是一例可能再普通不过的手术决策过程；但从患者家属视角来看，却成了一次“被剥夺选择权”的经历。

医生关注的是病理指征和手术必要性，而患者和家属关注的则是选择权、费用和事后影响。当心肌梗死患者遇上急需的血运重建，时间压力下，这种医患沟通断层被急剧放大了。

这一幕对每个医生来说既熟悉又复杂，大家都深知：医患沟通在时间高压下的真实困境，远没有那么简单。

难题一：沟通内容与沟通对象的错位

在该事件中，医生向患者的爱人进行了告知并获得了同意，但儿子却表示完全不知情。这种沟通对象的选择在临床中十分常见——谁在场就向谁解释。

但当家庭内部沟通不畅时，这种选择很可能会成为日后医患纠纷的导火索。

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往往没有时间评估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情况和决策结构。谁能代表患者？谁又应该知情？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或许有答案，但在实践中却复杂得多。

难题二：临床决策与患者参与的矛盾

医院回应中提到的一个关键点值得深思：“支架植入术耗材很多，要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在术中由手术医师进行选择。”

从临床角度看，这完全合理。手术中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情况，需要医生根据实时情况做出最佳判断，但当医生在手术中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方案时，如何让家属理解这种专业决策的必要性？

术前谈话时，医生都会尽可能解释手术的必要性和主要风险，但确实很难将每一种可能用到的耗材、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都事无巨细地进行告知。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因为医学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预知手术中的所有变数。

难题三：知情同意书形式与实质的落差

从法律文书看，医院确实完成了“知情同意”的形式要求，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但问题在于：签署了同意书是否就等于真正实现了“知情”与“同意”？

临床上，医生们都知道，知情同意过程往往被压缩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中。门诊时排着长队的患者，病房里需要处理的急诊，手术台上等待的下一台手术……所有这些都在挤压医患沟通的时间，更不用说，心梗患者需要尽快进行血运重建的情况下。

于是，“知情同意”常常会变为“签字同意”。医生快速解释主要风险，家属在紧张和焦虑中签下名字，双方都默认了一个假设：医生会做出最专业的决定。然而，这种模式在择期手术中尚可接受，但在急诊情境下却可能埋下隐患。

如何实现真正的医患共识？

值得欣喜的是，如今公众的理性认知在不断提升。此次网友并没有被患方的一面之词所带偏，大家还是选择了力挺医生：

“患者家属就是无理取闹！”

“李主任解释非常到位！业务非常熟练！”

“即使不说救命之恩应涌泉相报，也不应该卸磨杀驴！”

然而，在情绪平复之后，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更为重要。这起事件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一例医患纠纷的处理，它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技术日益复杂、时间压力增大的现代医疗环境中，如何实现真正的医患共同决策？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知情同意”的本质。它不应只是一纸法律文书，而应是一个过程，即使是在急诊情况下，关键信息的选择性沟通仍然是有可能的，不是详细讨论所有可能，而是聚焦于最关键的选择和最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科室可以建立常见治疗的“决策辅助工具”，即使是简单的图文说明，也能帮助患者在紧张情况下理解基本选择。比如，心内科可以准备支架选择的简要说明，进口与国产的主要区别、大致费用区间、适用情况等，这些工具不是要取代医患对话，而是可以为对话提供基础。

最后，医院需要创建更能支持医患沟通的系统环境，比如适当的工作量分配、更合理的接诊时间、更好的沟通辅助工具等。当医生不再被超负荷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时，他们自然能有更多时间和耐心进行沟通。

回到本次医患纠纷，心脏支架作为现代医学的杰出技术成果，拯救了无数生命，但谁也没有想到，技术本身没有成为问题，医患沟通却成为了最大的障碍。

抛开患方的刁难与苛求，这也在提醒着所有医生：医学不仅是科学和技术，更是关系和话术。

对医生而言，每次手术不仅是技术操作，更是一次人际互动，患者和家属带走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治疗，还有对整个医疗过程的体验和感受。

那位躺在手术台上的老人，身体恢复良好，但精神受损，这个结果值得所有医生甚至更高的医院管理者深思：在急诊手术的紧张氛围中，在繁重的临床工作压力下，医生如何做到既能保住患者的生命，又能维护患者的尊严和选择？

这场纠纷最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解决，但它提出的问题却长期存在。每天，在全国各地的手术室里，类似的场景仍在不断上演。或许，我们可以从这起事件开始，重新审视医患的沟通方式，在技术与人文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毕竟，医学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治疗疾病，更是帮助患者。而这一目标，离不开真正的医患理解和共识。

责编｜米子 Atai

封面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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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