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吴继金：抗战时期美术创作的历史回顾与经典作品解析

摘要：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伟大历史节点，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苦难与抗争的深切记忆，更呼唤着对民族精神的赓续与弘扬。作为历史记忆的视觉化载体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达方式，抗战题材美术创作始终在时代洪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

【编者按】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伟大历史节点，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苦难与抗争的深切记忆，更呼唤着对民族精神的赓续与弘扬。作为历史记忆的视觉化载体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达方式，抗战题材美术创作始终在时代洪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

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美术家以画笔为武器，深入前线、扎根人民，用速写、版画、油画、中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真实记录了山河破碎的悲怆、军民奋起的呐喊与胜利曙光的希望。这些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丰碑，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具震撼力与思想深度的篇章之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以艺术语言重新激活这段烽火岁月的历史记忆？如何通过当代视觉形式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彰显中国立场与文化自信？这是当前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者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

为此，《中国美术报》特别策划专题“回望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述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脉络、艺术成就、形式创新与时代价值，深入探讨其在当代语境下的文化意义与传播路径。期待通过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共同以艺术之笔重述历史、致敬英烈、启迪未来，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让抗战精神焕发新的光芒。

本报记者刘晶/策划

抗战时期美术创作的历史回顾与经典作品解析

吴继金

美术是抗战文艺中颇为活跃的一环。广大美术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吹响了抵御外敌、救亡图存的文艺号角，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大量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意志的经典作品，不仅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而且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回顾抗战时期美术创作的历史，解析其中的经典作品，对于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枝独秀的木刻创作

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的积极倡导和扶持下，新的木刻技术由国外介绍到中国，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新兴木刻自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具，具有现实的、大众的、革命的艺术特征。

李桦的代表作《怒吼吧！中国》，概括了中华民族受欺凌、已觉醒、要反抗的精神力量：被缚的巨人，铁骨铮铮，拿起尖刀，斩断捆绑的绳索，嘴里发出了怒吼。作品用象征的手法，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急时刻集体抗争、不甘心于受外来欺辱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富感染力。这幅作品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的代表作之一，而且最终成为民族觉醒的文化象征。

李桦《怒吼吧！中国》木刻 1935年

胡一川的《到前线去》成功地表现了“一·二八事变”后，全民族的愤怒情绪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念。画面采用定格式的特写镜头，刻画了一位愤怒的劳动者，他左手紧握战旗，右臂伸向后方，向亿万人民发出了紧急的呼唤：“到前线去！”他那怒不可遏的眼神、呼号的口形、粗壮有力的双手、迎风飘动的头发和衣衫，无不体现出民族魂之所在，无不体现出“力之美”，与身后倾斜震荡的烟囱、愤慨涌动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和谐一致的激昂画面。它示意我们“到前线去”，这既是号召，更是行动。

胡一川《到前线去》木刻 1932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木刻运动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民族斗争”上来，为抗战进行宣传成为主要任务。1938年6月12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选举力群、马达、少其、建庵、李桦等21人为理事，会员包括全国木刻家101人。武汉陷落后，聚集于武汉的木刻家分散至全国各地。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迁至重庆，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木刻运动中心。李桦的《旗手》、洪荒的《冲锋》、胡一川《敌机到处轰炸》、华山的《我保田地，你保家乡！》、刘建庵的木刻《反战运动》、蔚文的《西班牙抗战的两周年》等讴歌时代、针砭时弊、教育民众、振奋人心的木刻作品，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响亮号角，深深地烙在国统区民众的脑海中。

刘建庵《反战运动》木刻 1938年

早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一些青年木刻家来到延安。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创办之初，就设有美术系。其美术系，实际上成了木刻系，木刻几乎成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当时许多优秀和比较优秀的青年木刻家，如彦涵、罗工柳、邹雅、王琦、焦心河、古元、夏风、王流秋、苏光、张晓非、张映雪、刘蒙天、牛文、戚单、吕琳、刘旷、陈九等人，都出身于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延安木刻初期就带有浓厚的模仿外国的痕迹，在技术表现上也出现了西化的现象。这表现为作品以阴刻为主，人物脸上有黑影。因为老百姓不理解、不喜欢这种创作面貌，因此俗称为“阴阳脸，麻子脸”，影响了宣传效果。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延安木刻工作者开始向民间美术学习，在创作上吸收民间美术中的优秀成分，积极探求木刻的民族化和中国化道路。他们在造型方面吸取了传统年画的精髓，作者在创作中大多舍去了自己平常惯用的繁琐的背景和人物的阴影部分，采用阳线刻制、单线平涂的方法塑造形体，这样的作品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古元《运草》木刻 1940年

例如优秀木刻家彦涵，无论是他的《八路军来了》《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切断敌人的“血管”》，还是《彭总在抗日前线》，这些作品创作出来后就得到了百姓的喜爱。特别是《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这幅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敌后的军民团结起来，英勇机智手法灵活多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打游击的场景。这幅作品构图合理，刀法流畅且有力，人物安排精彩到位，具有强烈的动感和吸引力，极大地鼓舞了百姓和战士的士气。

彦涵《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木刻 1943年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曾高度赞扬中国新兴木刻艺术对抗战所作的积极贡献，他说：“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的。”

笔杆作枪，漫画为刃：抗战先锋的无声呐喊

漫画是针砭社会的武器，也是政治宣传的工具。抗战时期，漫画家利用漫画这一特殊的战斗武器，描写国难，揭露罪恶、呼吁抗战、振奋民心，漫画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世纪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及左翼美术运动开始兴起，随着“左联”的成立，漫画界创作了一大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漫画作品，反映了全国人民反对暴政和爱国的正义要求。例如，王敦庆的《无冕之王塞拉西来华访友》《活动的中国》和鲁少飞的《晏子乎？》等漫画，被反动当局认为犯了“污蔑政府”“妨碍邦交”“污蔑领袖”和“危害民国”之罪，遭到罚款并致使发表其作品的刊物被迫停刊。其中，鲁少飞的《晏子乎？》漫画借历史上著名的矮人晏子之矮，讽喻当时的外交部长许世英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低人一等，从而尖锐地讽刺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

鲁少飞《晏子乎？》漫画 1936年

穆一龙的《蜿蜒南下》漫画通过描绘一条细长的蛇拼命地穿过长城、张开的贪婪的嘴巴蜿蜒南下的形象，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画面中独特的形象与直白的语言，使广大民众认识了日本侵略者的真实面目，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影响。

穆一龙《蜿蜒南下》漫画 1936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漫画家立即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漫画家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救亡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任领队，张乐平、特伟、胡考等八人组成的第一队，从上海出发，奔赴各地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设有艺术处，处以下有美术科，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美术人才。1938年1月，《抗战漫画》在武汉创刊，是当时全国漫画运动的中心刊物。《抗战漫画》实际是上海《救亡漫画》的延续，广泛地报道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动态，歌颂了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当时经常在《抗战漫画》上发表漫画的作者有张乐平、陶今也、叶浅予、高龙生、胡考、江敉、陆志庠、梁白波、特伟、丰子恺、廖冰兄、刘元、陶谋基、邹雅、丁聪、许超然、鲁少飞、宣文杰、张仃、张谔、张文元、汪子美、宣相权、黄苗子、黄茅、王朝闻、周令钊、秦兆阳、陈执中、刘元、钟灵、黄伟强、江栋良等。

在抗战时期，被称为“三毛”之父的漫画家张乐平奔走呼号，积极宣传抗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辗转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各地，创作了大量的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罪行、歌颂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漫画作品。他创作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画面上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已经站起来，他们挺直腰板地站立着，或举钢枪，或举拳头，振臂高呼，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张乐平《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漫画 1937年

梁白波《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游击队》漫画 1938年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漫画创作把“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作为漫画暴露和讽刺的主要对象，把漫画艺术武器的锋芒直接指向民族的敌人和阶级的敌人，揭露其血腥暴行，讴歌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1945年5月，华君武创作的《榜样》漫画，描绘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吊死在木架上的场景，而站在一旁把他作为“榜样”效法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另一个光头身穿黑斗篷的人，指出日本侵略者如同墨索里尼一样，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华君武《榜样》漫画 1945年

抗战漫画担负了抗日宣传的神圣使命，是卓有成效的，它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漫画的社会功能，使之起到了“笔杆抗战先锋”。漫画家毕克官曾评价道：“抗战救国的神圣使命，组织了漫画家，也锻炼了漫画家。火与血的洗礼，造就了一支坚强的成熟的漫画战斗队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一座当之无愧的丰碑。”

讴歌民族精神的美术创作

抗战爆发后，“美术救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不论是西洋画、中国画、木刻还是漫画都以反映抗战、揭露现实为主题，讴歌民族精神。美术家们纷纷走向人民群众，创作十字街头抗战宣传画。抗战时期的美术作品，凝聚着人民群众崇高而无穷的民族精神，很好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意志。

1940年，油画家唐一禾创作的《“七七”的号角》，反映的仍然是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青年学生组织抗日宣传队走向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情景。这幅诞生于抗战烽火的作品，不仅凝固了青年学子走出象牙塔投身抗日救亡的瞬间，更以独特语言和深厚内涵，艺术化地再现全国抗战拉开序幕这一历史时刻。

唐一禾《“七七”的号角》油画 1940年

在中国历史上，每有异族侵入的黑暗时期，一般的士大夫阶级耻于仕途，隐于林泉，聊以翰墨自娱，对现实颇具憎恶之感，作品的表现，往往力追往古，抒发所谓的“隐逸之趣”，以风雅逃避现实。抗战时期，民族的危亡使绝大多数美术家铲除了这种逃避现实的观念。如徐悲鸿在抗战期间画了不少以雄狮、老虎、奔马为主题的中国画，从每一幅的艺术性来说，不仅千姿百态，气韵生动、用笔遒劲、墨象晕彰，而且整个画面富于节奏、对比、动律，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抗战时期，张善孖连续创作了《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文天祥像》《正气歌》等人物画像，举行“正气歌人物巡回展览”，起到了宣传与动员民众抗日救亡的作用。张善孖还绘制了一幅题为《怒吼吧，中国》的巨幅中国画，画面上正面是28只斑斓猛虎，奔腾跳跃，正扑向一丝落日；老虎象征着当时中国的28个省级行政单位，它们威武勇猛、生气勃勃，落日则代表日寇，已经奄奄一息。张善孖以刚劲的笔法，在画上写下了“怒吼吧，中国”几个大字，并在画的右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威震山岳，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我们民族在战斗中觉醒，誓将与敌寇决一死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悲壮豪情、振聋发聩。